具体描述
1949年前后，大批学者自中国南移至香港和台湾，两地学术文化为之大变！
通史大家钱穆如何建构出具有国家民族文化的新史学理论并实践于着述？
唐君毅对儒家思想的弘大发扬源于其文化遗民不屈的信念与执守？
生命与学问融为一体的牟宗三，重新奠定了内圣通外王的现代儒学精神？
徐国利 陈 勇 卢雪崑 韩晓华 何 一 岑咏芳 杨祖汉
蔡家和 周国良 赖柯助 周栢乔 吕铭崴 杨俊强 何仁富──深刻析论
1949年前后，许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也随学人南下，与传统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这些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北学南移」遂为一时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通史大家钱穆如何建构出具有国家民族文化的新史学理论并实践于着述？唐君毅对儒家思想的弘大发扬源于其文化遗民不屈的信念与执守？生命与学问融为一体的牟宗三，重新奠定了内圣通外王的现代儒学精神？──本卷收录学者徐国利、陈勇、卢雪崑、韩晓华、何一、岑咏芳、杨祖汉、蔡家和、周国良、赖柯助、周栢乔、吕铭崴、杨俊强、何仁富的深刻析论。
本书特色
1949年前后，大批学者自中国南移至香港和台湾，两地学术文化为之大变。
本系列书分三卷，透过两岸三地学人研究，重探「北学南移」的时代学风。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主编／鲍绍霖】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及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西关系研究计划」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关系、回归后的香港、当代中国问题的教研工作。着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等，合编着作包括《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向》、《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主编／黄兆强】
现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穆故居执行长，曾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学术史、史学史。近年则从事现代新儒家（尤其唐君毅先生之历史哲学）之研究。着作包括《学术与经世：唐君毅的历史哲学及其终极关怀》、《廿二史札记研究》、《清人元史学探研》等。主编着作包括《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二十世纪人文大师的风范与思想》、《钱穆先生思想行谊研究论文集》等。
【主编／区志坚】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册导游协会学术顾问等职。主要从事新文化史、香港社会文化史及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合编着作包括《马鞍山风物志》、《香港海关百年史》（中英文版）、《改变香港历史的六十篇文献》、《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关当代中国、今日香港及中国历史课题的教科书。
【主编／鲍绍霖】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及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西关系研究计划」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关系、回归后的香港、当代中国问题的教研工作。着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等，合编着作包括《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向》、《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主编／黄兆强】
现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穆故居执行长，曾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学术史、史学史。近年则从事现代新儒家（尤其唐君毅先生之历史哲学）之研究。着作包括《学术与经世：唐君毅的历史哲学及其终极关怀》、《廿二史札记研究》、《清人元史学探研》等。主编着作包括《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二十世纪人文大师的风范与思想》、《钱穆先生思想行谊研究论文集》等。
【主编／区志坚】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册导游协会学术顾问等职。主要从事新文化史、香港社会文化史及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合编着作包括《马鞍山风物志》、《香港海关百年史》（中英文版）、《改变香港历史的六十篇文献》、《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关当代中国、今日香港及中国历史课题的教科书。
图书目录
序 「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之缘起及规划／廖伯源
序／杨祖汉
编者序／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第一章 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徐国利
第二章 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陈勇
第三章 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卢雪崑
第四章 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韩晓华
第五章 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何一
第六章 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岑咏芳
第七章 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杨祖汉
第八章 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蔡家和
第九章 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周国良
第十章 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赖柯助
第十一章 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周栢乔
第十二章 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吕铭崴
第十三章 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杨俊强
第十四章 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何仁富
序／杨祖汉
编者序／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第一章 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徐国利
第二章 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陈勇
第三章 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卢雪崑
第四章 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韩晓华
第五章 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何一
第六章 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岑咏芳
第七章 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杨祖汉
第八章 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蔡家和
第九章 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周国良
第十章 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赖柯助
第十一章 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周栢乔
第十二章 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吕铭崴
第十三章 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杨俊强
第十四章 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何仁富
图书序言
【编者序】⓪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香港学术文化的特色既传承自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渐渐形成一种东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从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学塾，已见香港蕴藏的中国文化乃传承自中国内地，随很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广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及后也随学人南下，更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南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与香港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把学术灵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学者，「北学南移」成为一时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时，随早前南下的当代学人，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牟润孙、全汉昇、严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时等学者的着述，相继在中国内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观点，得以传返内地，故有学者提倡「南学北移」之论。谈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学南移」对香港、台等地的影响，不可不注意新亚研究所及整个新亚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更是当代新儒家发展的基地，新儒家学人首先在新亚相聚，结合成量，其后更成为影响海外的鹅湖学派，新儒家学脉得以广传海外，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极具贡献！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相信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为学界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总结上世纪「北学南移」的学风，正值二○一三年为新亚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计划举办「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作为六十周年所庆系列活动之一，因感新亚学人不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教育贡献甚大，毕业生日后均任教海内外的高等院校，也于国内外延续新亚办学精神，居功至伟！香港树仁大学历史也是以推动历史文化教育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亚办学精神对启导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义不容辞地与新亚研究所，及台湾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于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办「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内地、港、台及海外学者参加盛会，惠赐鸿文，在此谨代表大会先向各位与会者致以衷心感谢，更代表大会向新亚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感谢给予合办是次研讨会的机会，因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讨会得以顺利举行。在是次研讨会之后，各位与会者均赞成出版论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关是次论文集内各位学者的观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通论及宏观北学南移发展的论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学者及学风自北方迁往香港及台湾的流播情况。吕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在〈「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战胜日本，随着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民国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台湾，许寿裳受命创办台湾编译馆，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广播，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与蒋介石迁台，台湾成为民国政府托命所寄，中国文化也以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命运而延续，傅斯年也于此时主持台大，傅氏办学既上承日人办学的传统，也具有五四以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现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联下，重塑台湾社会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贤从中国大陆撤走至港、台时，正值四十的壮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学界早具名声，他们视港、台为暂避战乱之地，牟先生曾慨叹是否要远走新加坡，存中国学脉于海外，然而他们对发扬中国文化，归宗儒家，树立心怀宇宙的典范，均具贡献！廖伯源（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一文，宏观地研究过去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发展，突出五十年代南来学人如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学者，任教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情况，并研究钱先生带领下，新亚学人的凝聚、南来学人治学方法、新亚的课程设计、学人培养，与学风形成的关系。陈学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发表〈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从域外殖民者、南来香港的文化人与作家，本土论述中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等，观察香港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身份塑造问题，及自我认同趋向问题，展示一个从早期「失养于祖国」的「压抑」到回归前后「被逼回归」的「反抗压抑」思想发展脉络，进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与走向。刘建平（西南大学文学院）在〈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西迁」和「南移」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事情，「西迁」的新儒家「价值阐发」也为「南移」后新儒家的「价值重构」，确立理论及思想基础。
其二，也有论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学人及作品对地域学风的影响。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发表〈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鲁迅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因鲁迅严厉批评北京腐败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之举，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内多篇论文，以见南北地缘与新旧学问的观念分歧，和近代中国在转折期内微妙的学术变化。许振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研究二次大战后香港为不少学人避地南来的驻足点，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与东方文化研究院成为战后其中一批南来学者的汇聚地，他们的贡献为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确立发展基础。姚继斌（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师会创办于一九三四年，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师组织，此会于一九五○年前后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两份刊物为南来学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发表历史教育论文的园地，他们的言论对国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响。郑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学历史系）在〈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内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及经济困难，不少来自内地高等院校，相继在香港复校，有些学者更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间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台湾教育部立案，又扩建发展研究所，自过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为培养港、台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发表〈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一文，指出新亚创校精神及办学宗旨，既指示新亚办学团体的发展方向，而且师生在校园生活也实践新亚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亚知识群体出版《新亚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记载新亚师生的生活，引证新亚师生不独过着「吃苦奋斗」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实践了「新亚精神」及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活动，还有，在《新亚校刊》发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为影响港、台等地的重要学人。
当然也有学者发表一九四九年后，随北学南移之风，对台湾历史文化教育的影响。李元皓（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一文，表述了《朱砂痣》首见于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剧剧本集《庶几堂今乐》，《朱砂痣》后为京剧后三杰的常演剧目，并为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孙派风格仅保留在台湾，成为仅存的孙派完整全剧录音的资料之一。侯励英（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的〈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读东南大学及任教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郭廷以，其后随国府迁台，任教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郭氏致力培育台湾史学的发展，尤注意为研究近代史学人才的培训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学研究的学术制度，确立下中研院近史所为台湾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谈及学术自北南移，要注意学风传承与创新的研究课题，这样便要研究个别学人的治学观点。新亚知识群体在香港办学，日后也使香港成为宏扬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历史文化在国际学术上，扮演了一个把传统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这样必要谈及学人治学观点和其研究方法，与塑造一代学风的关系。研究新亚学人的文章，有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一文，研究钱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等四篇文章，其后也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历史的本质及特性，钱氏倡导的新史学既有传统史学的因素，也唿应民国新史学界提出的观点。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在〈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等学人的交往，和他们对文化关怀，考察一九四五年钱氏拒签〈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并分析钱氏与当代新儒家治学理念及思想相异之处。宋叙五（新亚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北学南移潮流中的张丕介先生与杨汝梅先生〉以两人合传的方式，把张丕介先生及杨汝梅先生合传，并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时，也谈及二氏来港后对香港社会及发扬新亚文化的贡献。李学铭（新亚研究所）在〈牟润孙先生与「南来」之学〉一文，研究牟润孙先生治史的观点与陈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渊源，并述及牟先生秉承师教，以北方所学，南下香江教导学生，使北学南下，又略述牟先生为香港培育史学人才的贡献。梁耀强（新亚研究所）在〈罗梦册教授―站在二十世纪中途 论析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青年时的罗梦册先生，已致力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罗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罗氏更成为「主流社」的领导者，并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后的罗先生筹办《主流》杂志，致力推动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亚研究所）发表的〈我印象中的严耕望教授〉一文，记述了作者受学严耕望先生的情况，也阐述严先生研究中国史的精义，此文对了解严先生治学风貌及精神，甚有帮助。
还有，研究新儒家学者的文章，有卢雪崑（新亚研究所）的〈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阐述朱子提出「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观点，并从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伸。韩晓华（新亚研究所）在〈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评论黄宗羲对王塘南诠释「良知」是「最为谛当」的说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定位，从而得见牟先生判语的真知灼见。何一（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现在清理传统文化，继续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实践，保持了华人世界东西文化生态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识份子的存在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岑咏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一文，表述作者以个人受学于唐、牟二先生的经历，又引用二位先生的着作，得见二氏诠释《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相异处。杨祖汉（中央大学文学院）发表〈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一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调，作者更认为从康德与朱子，孟子与陆王二种学术系统，既可以会通，也是儒学发展的两个不可少的义理型态。蔡家和（东海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于《原教篇》阐述船山学的理、气、心、性、才、太极等概念，又认为先生的船山学，是准确而能合于船山的本意。周国良（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发表〈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着述中用过一对概念：「实现之理」、「形构之理」，二氏均显示中国与西方对形上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了解及诠释，在性格及形态上的区别。赖柯助（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表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觉」作为「心具众理」的先决条件之诠释进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广泛诠释朱子的文献。周栢乔（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须要调适，而且不满足于达己，也在达人的观点，最后述及牟先生一生坚决反对的事情。吕铭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朱子言心的意义，均有不同。杨俊强（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先研究先秦名家代表惠施倡「历物之意」，又比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论惠施学说的异同。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在〈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指出钱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阐释新亚书院校训「诚明」观点的相异处，从而可知「诚明」虽为新亚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标，由是以此解释当新亚教育理想面临挑战时，钱先生可以「理性」地离开，唐先生则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证「真理」的行为。黄兆强（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发表〈徐复观与毛泽东之接触及对话〉一文，指出徐复观先生治史，多述研究历史要宏扬道德心的观点，而徐先生批判毛泽东的观点，是具有史学、史德、史心及史才的治史特色。杨自平（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徐复观论《易》析论〉一文，探讨徐复观先生阐述《易》学的要义，并确立《易》学在现代的地位，作者也指出徐氏治《易》是回应了同时代古史辨派的观点。容启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在〈民主社会主义、儒学传统与现代化：张君劢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张君劢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及着作，以见张氏晚年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及其对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观点。
也有学者从追源溯流的观点，研究新儒家的论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家学者提出的观点，对后世的启发。吴明（新亚研究所）在〈论贺麟新心学及对辩证法唯物论之批判―〈唯心论与现代中国哲学〉节录〉分析贺麟〈近代唯心简释〉的要，并述及贺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窜改的问题。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在〈独步古今，自证体用，平章华梵，对话中西―熊十力先生「欲为」之作中的学术旨趣与文化理念〉表述熊十力先生对中西哲学、道德文化的关注，更以心性体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出的观点，对日后新儒家治学影响甚大。区永超（复旦大学）在〈马一浮诗学：从徐复观先生所藏「马一浮遗墨《诗人四德》」论「北学南移」〉研究马一浮先生倡导「诗人四德」的观点，及此观点被香港学界的接受情形，从而探讨一九四九年政治转变、人物迁徙与香港学术发展的互动因缘。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除了新亚学人及新儒家以外，其他南来学人的治学特色。萧国健（珠海书院中国文学系）在〈罗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出先后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及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的罗香林先生，对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贡献甚多！文中更阐述罗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学（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论叶嘉莹阅读李商隐诗的三次视野改变―审美、感觉的阅读〉一文，论及叶嘉莹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尤注意叶嘉莹钟爱李商隐诗，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隐诗的三个阶段，及分析在不同阶段视野转变的原因、内涵，及其体现诗学意义。胡春惠（珠海学院文学院）发表〈南流台湾的邹文海景苏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台湾的学者邹文海先生，表述了邹先生的治学思想、心志及行事，更述及邹先生开拓台湾学风的贡献。张文伟（圣公会邓肇坚中学）发表〈融贯耶儒，交汇中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文化教育事工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工作，并指出何氏对教会中的牧养及教导，融贯神学的探讨，致力于建立国学化神学，及对香港圣公会发展的贡献。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倓虚法师与北学南移―以《影尘回忆录》和《香港佛教‧倓虚大师追思录》为中心〉中，倓虚大师为近代中国着名三虚之一，于一九四九年法师应香港佛教界的邀请，与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虚法师口述，弟子大光记述的《影尘回忆录》及其他相关文献，以见佛学自北学南移进程中，法师的心路历程。
诚然，本论文集主要从纵、横两方面，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后，学风自北方南下粤港及台湾的情况，更关注一代学风的形成与学人生活和治学观点，及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同时，为求深入了解各学者处于世变时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发表专题论文，研究各位学者及先贤的治学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个时代学风的贡献。本论文集的各位编辑，深信学术研究成果得以推陈出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成效，并寄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带动学界多注意「北学南移」的课题，借阐发前贤学人的治学及行事特色，以为后学所效法。又是次研讨会得以举辨成功及本论文集可以顺利出版，除了有赖新亚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及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员的协助外，特别感谢李学铭教授、李启文博士给予宝贵意见，郭泳希先生、禤骏生先生协助校正文稿，更感谢秀威出版社编辑蔡登山先生及秀威出版社的出版团队，答允及协助出版本论文集，也要感谢两位评审人评论本论文集各篇论文，当然，尤为重要者，是感谢参加「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及在研讨会后，惠赐修改文稿，并予以出版的各位学友，没有以上学术机构，各位行政人员及各位学者的支持及鼓励，本论文集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编辑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谨识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香港学术文化的特色既传承自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渐渐形成一种东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从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学塾，已见香港蕴藏的中国文化乃传承自中国内地，随很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广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及后也随学人南下，更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南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与香港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把学术灵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学者，「北学南移」成为一时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时，随早前南下的当代学人，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牟润孙、全汉昇、严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时等学者的着述，相继在中国内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观点，得以传返内地，故有学者提倡「南学北移」之论。谈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学南移」对香港、台等地的影响，不可不注意新亚研究所及整个新亚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更是当代新儒家发展的基地，新儒家学人首先在新亚相聚，结合成量，其后更成为影响海外的鹅湖学派，新儒家学脉得以广传海外，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极具贡献！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相信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为学界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总结上世纪「北学南移」的学风，正值二○一三年为新亚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计划举办「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作为六十周年所庆系列活动之一，因感新亚学人不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教育贡献甚大，毕业生日后均任教海内外的高等院校，也于国内外延续新亚办学精神，居功至伟！香港树仁大学历史也是以推动历史文化教育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亚办学精神对启导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义不容辞地与新亚研究所，及台湾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于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办「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内地、港、台及海外学者参加盛会，惠赐鸿文，在此谨代表大会先向各位与会者致以衷心感谢，更代表大会向新亚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感谢给予合办是次研讨会的机会，因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讨会得以顺利举行。在是次研讨会之后，各位与会者均赞成出版论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关是次论文集内各位学者的观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通论及宏观北学南移发展的论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学者及学风自北方迁往香港及台湾的流播情况。吕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在〈「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战胜日本，随着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民国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台湾，许寿裳受命创办台湾编译馆，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广播，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与蒋介石迁台，台湾成为民国政府托命所寄，中国文化也以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命运而延续，傅斯年也于此时主持台大，傅氏办学既上承日人办学的传统，也具有五四以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现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联下，重塑台湾社会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贤从中国大陆撤走至港、台时，正值四十的壮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学界早具名声，他们视港、台为暂避战乱之地，牟先生曾慨叹是否要远走新加坡，存中国学脉于海外，然而他们对发扬中国文化，归宗儒家，树立心怀宇宙的典范，均具贡献！廖伯源（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一文，宏观地研究过去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发展，突出五十年代南来学人如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学者，任教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情况，并研究钱先生带领下，新亚学人的凝聚、南来学人治学方法、新亚的课程设计、学人培养，与学风形成的关系。陈学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发表〈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从域外殖民者、南来香港的文化人与作家，本土论述中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等，观察香港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身份塑造问题，及自我认同趋向问题，展示一个从早期「失养于祖国」的「压抑」到回归前后「被逼回归」的「反抗压抑」思想发展脉络，进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与走向。刘建平（西南大学文学院）在〈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西迁」和「南移」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事情，「西迁」的新儒家「价值阐发」也为「南移」后新儒家的「价值重构」，确立理论及思想基础。
其二，也有论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学人及作品对地域学风的影响。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发表〈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鲁迅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因鲁迅严厉批评北京腐败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之举，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内多篇论文，以见南北地缘与新旧学问的观念分歧，和近代中国在转折期内微妙的学术变化。许振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研究二次大战后香港为不少学人避地南来的驻足点，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与东方文化研究院成为战后其中一批南来学者的汇聚地，他们的贡献为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确立发展基础。姚继斌（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师会创办于一九三四年，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师组织，此会于一九五○年前后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两份刊物为南来学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发表历史教育论文的园地，他们的言论对国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响。郑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学历史系）在〈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内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及经济困难，不少来自内地高等院校，相继在香港复校，有些学者更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间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台湾教育部立案，又扩建发展研究所，自过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为培养港、台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发表〈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一文，指出新亚创校精神及办学宗旨，既指示新亚办学团体的发展方向，而且师生在校园生活也实践新亚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亚知识群体出版《新亚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记载新亚师生的生活，引证新亚师生不独过着「吃苦奋斗」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实践了「新亚精神」及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活动，还有，在《新亚校刊》发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为影响港、台等地的重要学人。
当然也有学者发表一九四九年后，随北学南移之风，对台湾历史文化教育的影响。李元皓（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一文，表述了《朱砂痣》首见于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剧剧本集《庶几堂今乐》，《朱砂痣》后为京剧后三杰的常演剧目，并为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孙派风格仅保留在台湾，成为仅存的孙派完整全剧录音的资料之一。侯励英（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的〈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读东南大学及任教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郭廷以，其后随国府迁台，任教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郭氏致力培育台湾史学的发展，尤注意为研究近代史学人才的培训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学研究的学术制度，确立下中研院近史所为台湾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谈及学术自北南移，要注意学风传承与创新的研究课题，这样便要研究个别学人的治学观点。新亚知识群体在香港办学，日后也使香港成为宏扬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历史文化在国际学术上，扮演了一个把传统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这样必要谈及学人治学观点和其研究方法，与塑造一代学风的关系。研究新亚学人的文章，有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一文，研究钱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等四篇文章，其后也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历史的本质及特性，钱氏倡导的新史学既有传统史学的因素，也唿应民国新史学界提出的观点。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在〈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等学人的交往，和他们对文化关怀，考察一九四五年钱氏拒签〈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并分析钱氏与当代新儒家治学理念及思想相异之处。宋叙五（新亚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北学南移潮流中的张丕介先生与杨汝梅先生〉以两人合传的方式，把张丕介先生及杨汝梅先生合传，并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时，也谈及二氏来港后对香港社会及发扬新亚文化的贡献。李学铭（新亚研究所）在〈牟润孙先生与「南来」之学〉一文，研究牟润孙先生治史的观点与陈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渊源，并述及牟先生秉承师教，以北方所学，南下香江教导学生，使北学南下，又略述牟先生为香港培育史学人才的贡献。梁耀强（新亚研究所）在〈罗梦册教授―站在二十世纪中途 论析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青年时的罗梦册先生，已致力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罗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罗氏更成为「主流社」的领导者，并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后的罗先生筹办《主流》杂志，致力推动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亚研究所）发表的〈我印象中的严耕望教授〉一文，记述了作者受学严耕望先生的情况，也阐述严先生研究中国史的精义，此文对了解严先生治学风貌及精神，甚有帮助。
还有，研究新儒家学者的文章，有卢雪崑（新亚研究所）的〈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阐述朱子提出「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观点，并从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伸。韩晓华（新亚研究所）在〈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评论黄宗羲对王塘南诠释「良知」是「最为谛当」的说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定位，从而得见牟先生判语的真知灼见。何一（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现在清理传统文化，继续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实践，保持了华人世界东西文化生态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识份子的存在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岑咏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一文，表述作者以个人受学于唐、牟二先生的经历，又引用二位先生的着作，得见二氏诠释《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相异处。杨祖汉（中央大学文学院）发表〈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一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调，作者更认为从康德与朱子，孟子与陆王二种学术系统，既可以会通，也是儒学发展的两个不可少的义理型态。蔡家和（东海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于《原教篇》阐述船山学的理、气、心、性、才、太极等概念，又认为先生的船山学，是准确而能合于船山的本意。周国良（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发表〈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着述中用过一对概念：「实现之理」、「形构之理」，二氏均显示中国与西方对形上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了解及诠释，在性格及形态上的区别。赖柯助（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表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觉」作为「心具众理」的先决条件之诠释进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广泛诠释朱子的文献。周栢乔（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须要调适，而且不满足于达己，也在达人的观点，最后述及牟先生一生坚决反对的事情。吕铭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朱子言心的意义，均有不同。杨俊强（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先研究先秦名家代表惠施倡「历物之意」，又比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论惠施学说的异同。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在〈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指出钱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阐释新亚书院校训「诚明」观点的相异处，从而可知「诚明」虽为新亚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标，由是以此解释当新亚教育理想面临挑战时，钱先生可以「理性」地离开，唐先生则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证「真理」的行为。黄兆强（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发表〈徐复观与毛泽东之接触及对话〉一文，指出徐复观先生治史，多述研究历史要宏扬道德心的观点，而徐先生批判毛泽东的观点，是具有史学、史德、史心及史才的治史特色。杨自平（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徐复观论《易》析论〉一文，探讨徐复观先生阐述《易》学的要义，并确立《易》学在现代的地位，作者也指出徐氏治《易》是回应了同时代古史辨派的观点。容启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在〈民主社会主义、儒学传统与现代化：张君劢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张君劢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及着作，以见张氏晚年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及其对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观点。
也有学者从追源溯流的观点，研究新儒家的论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家学者提出的观点，对后世的启发。吴明（新亚研究所）在〈论贺麟新心学及对辩证法唯物论之批判―〈唯心论与现代中国哲学〉节录〉分析贺麟〈近代唯心简释〉的要，并述及贺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窜改的问题。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在〈独步古今，自证体用，平章华梵，对话中西―熊十力先生「欲为」之作中的学术旨趣与文化理念〉表述熊十力先生对中西哲学、道德文化的关注，更以心性体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出的观点，对日后新儒家治学影响甚大。区永超（复旦大学）在〈马一浮诗学：从徐复观先生所藏「马一浮遗墨《诗人四德》」论「北学南移」〉研究马一浮先生倡导「诗人四德」的观点，及此观点被香港学界的接受情形，从而探讨一九四九年政治转变、人物迁徙与香港学术发展的互动因缘。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除了新亚学人及新儒家以外，其他南来学人的治学特色。萧国健（珠海书院中国文学系）在〈罗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出先后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及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的罗香林先生，对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贡献甚多！文中更阐述罗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学（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论叶嘉莹阅读李商隐诗的三次视野改变―审美、感觉的阅读〉一文，论及叶嘉莹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尤注意叶嘉莹钟爱李商隐诗，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隐诗的三个阶段，及分析在不同阶段视野转变的原因、内涵，及其体现诗学意义。胡春惠（珠海学院文学院）发表〈南流台湾的邹文海景苏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台湾的学者邹文海先生，表述了邹先生的治学思想、心志及行事，更述及邹先生开拓台湾学风的贡献。张文伟（圣公会邓肇坚中学）发表〈融贯耶儒，交汇中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文化教育事工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工作，并指出何氏对教会中的牧养及教导，融贯神学的探讨，致力于建立国学化神学，及对香港圣公会发展的贡献。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倓虚法师与北学南移―以《影尘回忆录》和《香港佛教‧倓虚大师追思录》为中心〉中，倓虚大师为近代中国着名三虚之一，于一九四九年法师应香港佛教界的邀请，与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虚法师口述，弟子大光记述的《影尘回忆录》及其他相关文献，以见佛学自北学南移进程中，法师的心路历程。
诚然，本论文集主要从纵、横两方面，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后，学风自北方南下粤港及台湾的情况，更关注一代学风的形成与学人生活和治学观点，及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同时，为求深入了解各学者处于世变时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发表专题论文，研究各位学者及先贤的治学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个时代学风的贡献。本论文集的各位编辑，深信学术研究成果得以推陈出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成效，并寄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带动学界多注意「北学南移」的课题，借阐发前贤学人的治学及行事特色，以为后学所效法。又是次研讨会得以举辨成功及本论文集可以顺利出版，除了有赖新亚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及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员的协助外，特别感谢李学铭教授、李启文博士给予宝贵意见，郭泳希先生、禤骏生先生协助校正文稿，更感谢秀威出版社编辑蔡登山先生及秀威出版社的出版团队，答允及协助出版本论文集，也要感谢两位评审人评论本论文集各篇论文，当然，尤为重要者，是感谢参加「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及在研讨会后，惠赐修改文稿，并予以出版的各位学友，没有以上学术机构，各位行政人员及各位学者的支持及鼓励，本论文集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编辑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谨识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图书试读
【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新亚书院的创办】（本段节录自本书第二章〈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陈勇着）
1949年，对于每一个知识份子而言，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中，绝大部分知识份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而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没有认同感，对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在情感上有留恋之心的钱穆、唐君毅等人则怀着「花落而春意亡矣」的心情，选择了南走之路。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邀请赴广州讲学，6月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入港后，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于是便有了新亚书院的出现。
新亚书院的前身为亚洲文商学院，1949年10月10日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存在了约半年时间。1950年3月，学校得到上海商人王岳峰的资助，在九龙桂林街建立新校舍，正式改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任首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长。
余英时在一篇谈新亚书院创办的文章中说：「一九四九年新亚书院的创建是历史的偶然，但同时也涵蕴了一种潜在的必然。所谓历史的偶然是指当时创校人物志同道合，而恰好在乱离流浪之中同时凑泊在香港，再加上种种人事因缘的巧合，因此才有亚洲文商学院―新亚前身―的成立。」唐君毅也多次讲道新亚书院的创办是一个「偶然的无中生有」，这一批来自天南地北、最初并不彼此相识的学人，「只因中国政治上之一大变局，偶然同聚在香港，遂有此新亚书院的创办。」所谓偶然中蕴含着潜在的必然，是指这一批南来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他们原本在大陆从事教育工作，素有承传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宏愿，他们来到了这块「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以香港作为保存、传播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基地，希望能把中国文化在这块殖民地上灵根自植。这诚如钱穆在给他的老师吕思勉的信中所言，他要效仿明末朱舜水流遇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之举，「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1949年，对于每一个知识份子而言，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中，绝大部分知识份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而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没有认同感，对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在情感上有留恋之心的钱穆、唐君毅等人则怀着「花落而春意亡矣」的心情，选择了南走之路。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邀请赴广州讲学，6月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入港后，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于是便有了新亚书院的出现。
新亚书院的前身为亚洲文商学院，1949年10月10日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存在了约半年时间。1950年3月，学校得到上海商人王岳峰的资助，在九龙桂林街建立新校舍，正式改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任首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长。
余英时在一篇谈新亚书院创办的文章中说：「一九四九年新亚书院的创建是历史的偶然，但同时也涵蕴了一种潜在的必然。所谓历史的偶然是指当时创校人物志同道合，而恰好在乱离流浪之中同时凑泊在香港，再加上种种人事因缘的巧合，因此才有亚洲文商学院―新亚前身―的成立。」唐君毅也多次讲道新亚书院的创办是一个「偶然的无中生有」，这一批来自天南地北、最初并不彼此相识的学人，「只因中国政治上之一大变局，偶然同聚在香港，遂有此新亚书院的创办。」所谓偶然中蕴含着潜在的必然，是指这一批南来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他们原本在大陆从事教育工作，素有承传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宏愿，他们来到了这块「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以香港作为保存、传播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基地，希望能把中国文化在这块殖民地上灵根自植。这诚如钱穆在给他的老师吕思勉的信中所言，他要效仿明末朱舜水流遇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之举，「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用户评价
评分
《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学人卷I）》这个书名，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同时又充满了动态的张力。我一直认为，任何一项文化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无数个体默默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这本书的“学人卷”，无疑是聚焦于这些“幕后英雄”，将他们的经历和贡献置于聚光灯下。我非常好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北方的学术精华是如何通过一代代学人的脚步，跨越地域的阻隔，在港台地区播撒并生根发芽的。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那些在文史哲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身影，了解他们的治学之道，体会他们的学术风骨。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异域他乡，传承和发展中华学术的？他们又如何与港台当地的文化土壤相互作用，最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学术成果？这本书，对我而言，将是一次深入了解这些学术先驱的绝佳机会，我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故事，窥见那段波澜壮阔的学术史。
评分初翻开这本书，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便扑面而来。扉页上印着“港台文史哲溯源（学人卷I）”的字样，瞬间勾起了我对海峡两岸学术渊源的好奇心。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的发展轨迹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因政治、文化因素而发生的区域性转移，对我而言，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和吸引力。这本书的名字，恰好点明了这种“转移”的核心，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期待。我尤其想了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北方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在港台地区扎根、生长，并最终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面貌的。这其中必然涉及无数学人的迁徙、交流、碰撞，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贡献。这本书的“学人卷”似乎就是要深入挖掘这些个体生命与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的联系，通过人物的故事来折射整个学术流变的脉络。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为我揭示那些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学术薪火，让我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学人的智慧与坚韧，以及他们为中华学术传承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评分翻开《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学人卷I）》，我的思绪仿佛被带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书名本身就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文化迁徙图景，而“学人卷”则将目光聚焦于这场迁徙的核心人物——那些承载着学术薪火的知识分子。我一直对那些在历史转折点上，坚守学术阵地、传承文化精髓的学者们充满敬意。因此，我非常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深入了解那些将北方学术思想带往港台地区的先行者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清晰的学术 lineage，了解他们在港台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建立学术机构，培养新的学术力量。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读到关于他们学术思想的演变，以及他们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学术传统与新的时代语境相结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这本书，对我来说，将是一次探寻学术源头、理解文化传承的宝贵旅程。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学人卷I）》给我一种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交织的预感。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由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通过他们的思考、实践、甚至挣扎，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这本书的“学人卷”无疑触及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热切地想知道，那些曾经在中国北方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将他们的学识、思想、治学精神带到港台地区，并在那里寻找新的土壤，播撒新的种子。这其中，一定充满了故事。比如，他们是如何克服语言、文化、政治上的隔阂？他们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中构建学术体系，培养后继人才？他们与当地原有文化又是如何融合，甚至是发生冲突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这些学者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学术追求，体会他们的个人际遇，感受他们所处的时代氛围。我相信，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学人形象，我能更深刻地理解“北学南移”的内涵，以及港台地区在中华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评分拿到这本书，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知欲。《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学人卷I）》这个书名，本身就仿佛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开启了探寻学术根源的旅程。我一直对中国近代史和文化转型期的知识传播深感着迷，尤其是当一种学术思想跨越地理界限，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时，其背后的原因和过程总是引人深思。这本书的“学人卷”让我尤为期待，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些在动荡年代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生命是如何在港台地区得以延续，甚至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详细地描绘出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们在港台地区所开展的具体学术活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调整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并最终形成具有港台特色的文史哲研究范式。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关于学术流变的书，更是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理想与坚守的书，而我，渴望成为这故事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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