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新儒家经典大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如何在海外弘扬儒学精神？
钱穆及香港新亚书院如何在香港缔造中国史研究的重镇？
历经英国殖民、回归中国及本土化浪潮，时局如何影响香港的学风？
吕芳上 李瑞全 廖伯源 陈学然 刘建平 赵雨乐 许振兴
姚继斌 郑永常 范棋崴 区志坚 李元皓 侯励英 等学者──深刻析论
1949年前后，许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也随学人南下，与传统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这些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北学南移」遂为一时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新儒家经典大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如何在海外弘扬儒学精神？钱穆及香港新亚书院如何在香港缔造中国史研究的重镇？历经英国殖民、回归中国及本土化浪潮，时局如何影响香港的学风？本系列书分三卷，本卷为「文化卷」，收录学者吕芳上、李瑞全、廖伯源、陈学然、刘建平、赵雨乐、许振兴、姚继斌、郑永常、范棋崴、区志坚、李元皓、侯励英的深刻析论。
本书特色
1949年前后，大批学者自中国南移至香港和台湾，两地学术文化为之大变。
本系列书分三卷，透过两岸三地学人研究，重探「北学南移」的时代学风。
钱穆及香港新亚书院如何在香港缔造中国史研究的重镇？
历经英国殖民、回归中国及本土化浪潮，时局如何影响香港的学风？
吕芳上 李瑞全 廖伯源 陈学然 刘建平 赵雨乐 许振兴
姚继斌 郑永常 范棋崴 区志坚 李元皓 侯励英 等学者──深刻析论
1949年前后，许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也随学人南下，与传统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这些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北学南移」遂为一时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新儒家经典大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如何在海外弘扬儒学精神？钱穆及香港新亚书院如何在香港缔造中国史研究的重镇？历经英国殖民、回归中国及本土化浪潮，时局如何影响香港的学风？本系列书分三卷，本卷为「文化卷」，收录学者吕芳上、李瑞全、廖伯源、陈学然、刘建平、赵雨乐、许振兴、姚继斌、郑永常、范棋崴、区志坚、李元皓、侯励英的深刻析论。
本书特色
1949年前后，大批学者自中国南移至香港和台湾，两地学术文化为之大变。
本系列书分三卷，透过两岸三地学人研究，重探「北学南移」的时代学风。
《跨越藩篱：二十世纪华人知识群体的文化迁徙与认同重塑》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二十世纪以来，华人知识群体在特定历史脉络下所经历的地理位移、思想碰撞及其最终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不同于以往着重于政治或经济史视角的叙述，《跨越藩篱》将聚光灯聚焦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细微张力、学术理念的流变，以及他们如何在新旧文化交汇的地带，努力锚定自身的知识谱系与精神家园。全书以知识流动的“场域”为分析单元，力求呈现出一种复杂、多维且充满内在矛盾的“在场”与“离散”的历史图景。 本书并非对任何特定区域性文化现象的全面梳理，而是以一种“现象学”的切入点，观察知识主体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三角张力。它关注的焦点在于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机制变革，而非对具体著作的文献学考辨。 --- 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冲击与知识的断裂 本部分探讨了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思潮涌入对传统儒家知识体系造成的剧烈冲击。我们着重分析了精英阶层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对知识的功用性与价值取向进行的根本性反思。 1. 学术机构的重塑与知识的“去中心化”： 考察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机构在引进西方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时所采取的路径依赖与本土适应性改造。重点讨论了学科设置、教研方法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早期知识分子在“引进”与“创新”之间的两难境地。内容将涉及对专业化、科学化这一核心诉求的社会反应，以及传统私学、书院等知识载体衰落后的知识权力真空如何被填补。 2. 意识形态对学术自由的渗透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规训： 分析了宏大叙事和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无形规训。研究对象是知识分子如何在高压或高期望的社会环境中，调整其研究选题、理论框架乃至表达方式，以确保自身知识活动的“正当性”。这包括对“实用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继承，以及对纯粹理论探索空间被压缩的现象的审视。 3. 早期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再诠释： 本书细致考察了早期留学生群体在海外接触到的学术思想，如何经过其个人经验的滤镜，在回国后被重新解释和本地化。这些思想在“翻译”和“转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意义的漂移。重点讨论了某些哲学流派、社会学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其核心命题被边缘化或被夸大的现象。 --- 第二部分：知识群体的空间迁移与“在场”的焦虑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迫使大批知识精英进行空间重置。本部分不再关注他们“去往何处”，而是关注他们“如何携带其知识体系”并“如何在新的场域中重建影响力”。 1. “漂泊者”的知识资本重估： 分析了知识分子在迁徙过程中，其原有的学术权威和知识积累如何在新环境中遭遇“折旧”或“增值”。探讨了在资源匮乏或文化隔阂明显的地区，知识分子如何依靠其学术声誉而非机构支持，维持其知识生产的连续性。这涉及对“学术孤岛”的形成机制及其内部知识规范的探讨。 2. 跨代际的知识传承与断裂： 考察了在迁徙背景下，师承关系和学术谱系的维系难题。老年一代的学者试图将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和成熟的研究范式传授给年轻一代时，常常面临新的教育环境和青年人对旧范式的疏离甚至抵触。重点关注了在不同教育体制下，特定学科（如古典学、区域史研究等）如何艰难地维系其内部的专业标准。 3. 地方性知识的“去地方化”尝试： 研究了知识分子在新的环境中所进行的区域研究的理论建构。当一位学者试图研究其“故土”的文化现象时，他必须克服“局内人”的情感倾向与“局外人”的客观分析之间的矛盾。本书探讨了他们如何试图构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 第三部分：知识的后殖民语境与身份的协商 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二十世纪后期，聚焦于在新的国际学术格局和本土文化复兴的交织中，知识群体如何重新界定其研究对象与自身立场。 1. 批判性反思与自我批判： 详细分析了知识界内部对过往知识路径的集体性反思浪潮。这种反思不仅针对外部压力，更针对自身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妥协、盲从或路径依赖。探讨了“反思”本身如何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和知识生产动力。 2. 文化研究中的“主体性”重塑： 考察了在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如何重新审视自身在知识体系中的“主体”位置。这包括对“精英”身份的祛魅，以及对更底层、边缘化声音的关注。关注的重点是研究者如何处理自身经验与研究对象的复杂关系，避免陷入简单的“观察者/被观察者”的二元对立。 3. 学术规范的国际接轨与本土智慧的再发现： 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学术规范的统一性趋势对本土特有研究范式的冲击。同时，本书也探讨了如何在采纳国际主流学术语言的同时，有效地发掘和阐释本土历史文化中的独特智慧，实现一种“双向的对话”，而非单向的接纳或固守。 结语：知识的“持续性”与“生成性” 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描绘出二十世纪华人知识群体在剧烈变动中展现出的惊人韧性与创造力。它不是一部关于特定文化圈的“源流考”，而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破碎与重组中，持续生成其思想价值的编年史。我们致力于揭示，真正的知识传统，往往不在于物质载体的固定，而在于思想的持续性追问和跨越藩篱的艰难对话。全书力求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展现知识分子面对历史巨变时，在思想上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自我校准与精神远征。
著者信息
主编者简介
鲍绍霖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及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西关系研究计划」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关系、回归后的香港、当代中国问题的教研工作。着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等，合编着作包括《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向》、《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黄兆强
现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穆故居执行长，曾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学术史、史学史。近年则从事现代新儒家（尤其唐君毅先生之历史哲学）之研究。着作包括《学术与经世：唐君毅的历史哲学及其终极关怀》、《廿二史札记研究》、《清人元史学探研》等。主编着作包括《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二十世纪人文大师的风范与思想》、《钱穆先生思想行谊研究论文集》等。
区志坚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册导游协会学术顾问等职。主要从事新文化史、香港社会文化史及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合编着作包括《马鞍山风物志》、《香港海关百年史》（中英文版）、《改变香港历史的六十篇文献》、《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关当代中国、今日香港及中国历史课题的教科书。
鲍绍霖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及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西关系研究计划」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关系、回归后的香港、当代中国问题的教研工作。着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台独幕后﹕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等，合编着作包括《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向》、《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黄兆强
现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穆故居执行长，曾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学术史、史学史。近年则从事现代新儒家（尤其唐君毅先生之历史哲学）之研究。着作包括《学术与经世：唐君毅的历史哲学及其终极关怀》、《廿二史札记研究》、《清人元史学探研》等。主编着作包括《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二十世纪人文大师的风范与思想》、《钱穆先生思想行谊研究论文集》等。
区志坚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册导游协会学术顾问等职。主要从事新文化史、香港社会文化史及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合编着作包括《马鞍山风物志》、《香港海关百年史》（中英文版）、《改变香港历史的六十篇文献》、《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关当代中国、今日香港及中国历史课题的教科书。
图书目录
序 「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之缘起及规划／廖伯源
序／杨祖汉
编者序／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第一章 「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吕芳上
第二章 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李瑞全
第三章 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廖伯源
第四章 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陈学然
第五章 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刘建平
第六章 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赵雨乐
第七章 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许振兴
第八章 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姚继斌第九章 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郑永常、范棋崴
第十章 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区志坚
第十一章 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李元皓
第十二章 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侯励英
序／杨祖汉
编者序／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第一章 「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吕芳上
第二章 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李瑞全
第三章 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廖伯源
第四章 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陈学然
第五章 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刘建平
第六章 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赵雨乐
第七章 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许振兴
第八章 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姚继斌第九章 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郑永常、范棋崴
第十章 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区志坚
第十一章 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李元皓
第十二章 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侯励英
图书序言
编者序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香港学术文化的特色既传承自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渐渐形成一种东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从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学塾，已见香港蕴藏的中国文化乃传承自中国内地，随很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广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及后也随学人南下，更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南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与香港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把学术灵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学者，「北学南移」成为一时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时，随早前南下的当代学人，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牟润孙、全汉昇、严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时等学者的着述，相继在中国内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观点，得以传返内地，故有学者提倡「南学北移」之论。谈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学南移」对香港、台等地的影响，不可不注意新亚研究所及整个新亚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更是当代新儒家发展的基地，新儒家学人首先在新亚相聚，结合成量，其后更成为影响海外的鹅湖学派，新儒家学脉得以广传海外，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极具贡献！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相信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为学界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总结上世纪「北学南移」的学风，正值二○一三年为新亚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计划举办「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作为六十周年所庆系列活动之一，因感新亚学人不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教育贡献甚大，毕业生日后均任教海内外的高等院校，也于国内外延续新亚办学精神，居功至伟！香港树仁大学历史也是以推动历史文化教育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亚办学精神对启导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义不容辞地与新亚研究所，及台湾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于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办「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内地、港、台及海外学者参加盛会，惠赐鸿文，在此谨代表大会先向各位与会者致以衷心感谢，更代表大会向新亚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感谢给予合办是次研讨会的机会，因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讨会得以顺利举行。在是次研讨会之后，各位与会者均赞成出版论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关是次论文集内各位学者的观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通论及宏观北学南移发展的论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学者及学风自北方迁往香港及台湾的流播情况。吕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在〈「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战胜日本，随着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民国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台湾，许寿裳受命创办台湾编译馆，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广播，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与蒋介石迁台，台湾成为民国政府托命所寄，中国文化也以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命运而延续，傅斯年也于此时主持台大，傅氏办学既上承日人办学的传统，也具有五四以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现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联下，重塑台湾社会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贤从中国大陆撤走至港、台时，正值四十的壮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学界早具名声，他们视港、台为暂避战乱之地，牟先生曾慨叹是否要远走新加坡，存中国学脉于海外，然而他们对发扬中国文化，归宗儒家，树立心怀宇宙的典范，均具贡献！廖伯源（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一文，宏观地研究过去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发展，突出五十年代南来学人如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学者，任教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情况，并研究钱先生带领下，新亚学人的凝聚、南来学人治学方法、新亚的课程设计、学人培养，与学风形成的关系。陈学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发表〈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从域外殖民者、南来香港的文化人与作家，本土论述中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等，观察香港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身份塑造问题，及自我认同趋向问题，展示一个从早期「失养于祖国」的「压抑」到回归前后「被逼回归」的「反抗压抑」思想发展脉络，进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与走向。刘建平（西南大学文学院）在〈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西迁」和「南移」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事情，「西迁」的新儒家「价值阐发」也为「南移」后新儒家的「价值重构」，确立理论及思想基础。
其二，也有论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学人及作品对地域学风的影响。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发表〈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鲁迅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因鲁迅严厉批评北京腐败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之举，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内多篇论文，以见南北地缘与新旧学问的观念分歧，和近代中国在转折期内微妙的学术变化。许振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研究二次大战后香港为不少学人避地南来的驻足点，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与东方文化研究院成为战后其中一批南来学者的汇聚地，他们的贡献为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确立发展基础。姚继斌（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师会创办于一九三四年，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师组织，此会于一九五○年前后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两份刊物为南来学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发表历史教育论文的园地，他们的言论对国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响。郑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学历史系）在〈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内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及经济困难，不少来自内地高等院校，相继在香港复校，有些学者更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间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台湾教育部立案，又扩建发展研究所，自过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为培养港、台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发表〈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一文，指出新亚创校精神及办学宗旨，既指示新亚办学团体的发展方向，而且师生在校园生活也实践新亚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亚知识群体出版《新亚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记载新亚师生的生活，引证新亚师生不独过着「吃苦奋斗」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实践了「新亚精神」及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活动，还有，在《新亚校刊》发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为影响港、台等地的重要学人。
当然也有学者发表一九四九年后，随北学南移之风，对台湾历史文化教育的影响。李元皓（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一文，表述了《朱砂痣》首见于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剧剧本集《庶几堂今乐》，《朱砂痣》后为京剧后三杰的常演剧目，并为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孙派风格仅保留在台湾，成为仅存的孙派完整全剧录音的资料之一。侯励英（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的〈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读东南大学及任教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郭廷以，其后随国府迁台，任教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郭氏致力培育台湾史学的发展，尤注意为研究近代史学人才的培训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学研究的学术制度，确立下中研院近史所为台湾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谈及学术自北南移，要注意学风传承与创新的研究课题，这样便要研究个别学人的治学观点。新亚知识群体在香港办学，日后也使香港成为宏扬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历史文化在国际学术上，扮演了一个把传统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这样必要谈及学人治学观点和其研究方法，与塑造一代学风的关系。研究新亚学人的文章，有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一文，研究钱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等四篇文章，其后也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历史的本质及特性，钱氏倡导的新史学既有传统史学的因素，也唿应民国新史学界提出的观点。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在〈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等学人的交往，和他们对文化关怀，考察一九四五年钱氏拒签〈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并分析钱氏与当代新儒家治学理念及思想相异之处。宋叙五（新亚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北学南移潮流中的张丕介先生与杨汝梅先生〉以两人合传的方式，把张丕介先生及杨汝梅先生合传，并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时，也谈及二氏来港后对香港社会及发扬新亚文化的贡献。李学铭（新亚研究所）在〈牟润孙先生与「南来」之学〉一文，研究牟润孙先生治史的观点与陈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渊源，并述及牟先生秉承师教，以北方所学，南下香江教导学生，使北学南下，又略述牟先生为香港培育史学人才的贡献。梁耀强（新亚研究所）在〈罗梦册教授─站在二十世纪中途 论析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青年时的罗梦册先生，已致力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罗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罗氏更成为「主流社」的领导者，并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后的罗先生筹办《主流》杂志，致力推动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亚研究所）发表的〈我印象中的严耕望教授〉一文，记述了作者受学严耕望先生的情况，也阐述严先生研究中国史的精义，此文对了解严先生治学风貌及精神，甚有帮助。
还有，研究新儒家学者的文章，有卢雪崑（新亚研究所）的〈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阐述朱子提出「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观点，并从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伸。韩晓华（新亚研究所）在〈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评论黄宗羲对王塘南诠释「良知」是「最为谛当」的说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定位，从而得见牟先生判语的真知灼见。何一（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现在清理传统文化，继续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实践，保持了华人世界东西文化生态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识份子的存在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岑咏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e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一文，表述作者以个人受学于唐、牟二先生的经历，又引用二位先生的着作，得见二氏诠释《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相异处。杨祖汉（中央大学文学院）发表〈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一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调，作者更认为从康德与朱子，孟子与陆王二种学术系统，既可以会通，也是儒学发展的两个不可少的义理型态。蔡家和（东海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于《原教篇》阐述船山学的理、气、心、性、才、太极等概念，又认为先生的船山学，是准确而能合于船山的本意。周国良（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发表〈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着述中用过一对概念：「实现之理」、「形构之理」，二氏均显示中国与西方对形上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了解及诠释，在性格及形态上的区别。赖柯助（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表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觉」作为「心具众理」的先决条件之诠释进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广泛诠释朱子的文献。周?乔（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须要调适，而且不满足于达己，也在达人的观点，最后述及牟先生一生坚决反对的事情。吕铭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朱子言心的意义，均有不同。杨俊强（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先研究先秦名家代表惠施倡「历物之意」，又比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论惠施学说的异同。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在〈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指出钱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阐释新亚书院校训「诚明」观点的相异处，从而可知「诚明」虽为新亚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标，由是以此解释当新亚教育理想面临挑战时，钱先生可以「理性」地离开，唐先生则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证「真理」的行为。黄兆强（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发表〈徐复观与毛泽东之接触及对话〉一文，指出徐复观先生治史，多述研究历史要宏扬道德心的观点，而徐先生批判毛泽东的观点，是具有史学、史德、史心及史才的治史特色。杨自平（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徐复观论《易》析论〉一文，探讨徐复观先生阐述《易》学的要义，并确立《易》学在现代的地位，作者也指出徐氏治《易》是回应了同时代古史辨派的观点。容启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在〈民主社会主义、儒学传统与现代化：张君劢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张君劢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及着作，以见张氏晚年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及其对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观点。
也有学者从追源溯流的观点，研究新儒家的论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家学者提出的观点，对后世的启发。吴明（新亚研究所）在〈论贺麟新心学及对辩证法唯物论之批判─〈唯心论与现代中国哲学〉节录〉分析贺麟〈近代唯心简释〉的要，并述及贺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窜改的问题。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在〈独步古今，自证体用，平章华梵，对话中西─熊十力先生「欲为」之作中的学术旨趣与文化理念〉表述熊十力先生对中西哲学、道德文化的关注，更以心性体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出的观点，对日后新儒家治学影响甚大。区永超（复旦大学）在〈马一浮诗学：从徐复观先生所藏「马一浮遗墨《诗人四德》」论「北学南移」〉研究马一浮先生倡导「诗人四德」的观点，及此观点被香港学界的接受情形，从而探讨一九四九年政治转变、人物迁徙与香港学术发展的互动因缘。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除了新亚学人及新儒家以外，其他南来学人的治学特色。萧国健（珠海书院中国文学系）在〈罗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出先后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及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的罗香林先生，对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贡献甚多！文中更阐述罗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学（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论叶嘉莹阅读李商隐诗的三次视野改变─审美、感觉的阅读〉一文，论及叶嘉莹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尤注意叶嘉莹钟爱李商隐诗，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隐诗的三个阶段，及分析在不同阶段视野转变的原因、内涵，及其体现诗学意义。胡春惠（珠海学院文学院）发表〈南流台湾的邹文海景苏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台湾的学者邹文海先生，表述了邹先生的治学思想、心志及行事，更述及邹先生开拓台湾学风的贡献。张文伟（圣公会邓肇坚中学）发表〈融贯耶儒，交汇中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文化教育事工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工作，并指出何氏对教会中的牧养及教导，融贯神学的探讨，致力于建立国学化神学，及对香港圣公会发展的贡献。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倓虚法师与北学南移─以《影尘回忆录》和《香港佛教‧倓虚大师追思录》为中心〉中，倓虚大师为近代中国着名三虚之一，于一九四九年法师应香港佛教界的邀请，与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虚法师口述，弟子大光记述的《影尘回忆录》及其他相关文献，以见佛学自北学南移进程中，法师的心路历程。
诚然，本论文集主要从纵、横两方面，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后，学风自北方南下粤港及台湾的情况，更关注一代学风的形成与学人生活和治学观点，及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同时，为求深入了解各学者处于世变时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发表专题论文，研究各位学者及先贤的治学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个时代学风的贡献。本论文集的各位编辑，深信学术研究成果得以推陈出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成效，并寄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带动学界多注意「北学南移」的课题，借阐发前贤学人的治学及行事特色，以为后学所效法。又是次研讨会得以举辨成功及本论文集可以顺利出版，除了有赖新亚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及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员的协助外，特别感谢李学铭教授、李启文博士给予宝贵意见，郭泳希先生、禤骏生先生协助校正文稿，更感谢秀威出版社编辑蔡登山先生及秀威出版社的出版团队，答允及协助出版本论文集，也要感谢两位评审人评论本论文集各篇论文，当然，尤为重要者，是感谢参加「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及在研讨会后，惠赐修改文稿，并予以出版的各位学友，没有以上学术机构，各位行政人员及各位学者的支持及鼓励，本论文集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香港学术文化的特色既传承自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渐渐形成一种东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从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学塾，已见香港蕴藏的中国文化乃传承自中国内地，随很多学者相继自内地迁往香港，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广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学术、新史学和新思潮，及后也随学人南下，更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流播香港、澳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南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与香港的历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学人执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把学术灵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学者，「北学南移」成为一时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时，随早前南下的当代学人，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牟润孙、全汉昇、严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时等学者的着述，相继在中国内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观点，得以传返内地，故有学者提倡「南学北移」之论。谈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学南移」对香港、台等地的影响，不可不注意新亚研究所及整个新亚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更是当代新儒家发展的基地，新儒家学人首先在新亚相聚，结合成量，其后更成为影响海外的鹅湖学派，新儒家学脉得以广传海外，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书院，极具贡献！今天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相信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为学界提供一个讨论平台，总结上世纪「北学南移」的学风，正值二○一三年为新亚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计划举办「北学南移」学术研讨会，作为六十周年所庆系列活动之一，因感新亚学人不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教育贡献甚大，毕业生日后均任教海内外的高等院校，也于国内外延续新亚办学精神，居功至伟！香港树仁大学历史也是以推动历史文化教育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亚办学精神对启导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义不容辞地与新亚研究所，及台湾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于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办「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内地、港、台及海外学者参加盛会，惠赐鸿文，在此谨代表大会先向各位与会者致以衷心感谢，更代表大会向新亚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感谢给予合办是次研讨会的机会，因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讨会得以顺利举行。在是次研讨会之后，各位与会者均赞成出版论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关是次论文集内各位学者的观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通论及宏观北学南移发展的论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学者及学风自北方迁往香港及台湾的流播情况。吕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在〈「文化跨海」：战后初期台湾学术与文化走向─以许寿裳、傅斯年领导的机构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战胜日本，随着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民国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台湾，许寿裳受命创办台湾编译馆，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广播，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与蒋介石迁台，台湾成为民国政府托命所寄，中国文化也以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命运而延续，傅斯年也于此时主持台大，傅氏办学既上承日人办学的传统，也具有五四以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现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联下，重塑台湾社会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在〈当代新儒家之课题与发展：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先生之学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贤从中国大陆撤走至港、台时，正值四十的壮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学界早具名声，他们视港、台为暂避战乱之地，牟先生曾慨叹是否要远走新加坡，存中国学脉于海外，然而他们对发扬中国文化，归宗儒家，树立心怀宇宙的典范，均具贡献！廖伯源（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先生与新亚研究所〉一文，宏观地研究过去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发展，突出五十年代南来学人如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学者，任教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的情况，并研究钱先生带领下，新亚学人的凝聚、南来学人治学方法、新亚的课程设计、学人培养，与学风形成的关系。陈学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发表〈从「失养于祖国」到「被逼回归」：南来与本土论述中的香港变貌〉，从域外殖民者、南来香港的文化人与作家，本土论述中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等，观察香港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身份塑造问题，及自我认同趋向问题，展示一个从早期「失养于祖国」的「压抑」到回归前后「被逼回归」的「反抗压抑」思想发展脉络，进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与走向。刘建平（西南大学文学院）在〈当代新儒学的「西迁」与「南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西迁」和「南移」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事情，「西迁」的新儒家「价值阐发」也为「南移」后新儒家的「价值重构」，确立理论及思想基础。
其二，也有论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学人及作品对地域学风的影响。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发表〈北学南来的地域文化反思─谈1927年的《鲁迅在广东》〉一文，指出一九二○年代中期，鲁迅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因鲁迅严厉批评北京腐败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之举，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内多篇论文，以见南北地缘与新旧学问的观念分歧，和近代中国在转折期内微妙的学术变化。许振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在〈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研究二次大战后香港为不少学人避地南来的驻足点，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与东方文化研究院成为战后其中一批南来学者的汇聚地，他们的贡献为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确立发展基础。姚继斌（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南来学者与国史教育：以1950年前后香港教师会出版刊物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师会创办于一九三四年，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师组织，此会于一九五○年前后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两份刊物为南来学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发表历史教育论文的园地，他们的言论对国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响。郑永常、范棋崴（成功大学历史系）在〈战后（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对学术人才培育之贡献〉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内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及经济困难，不少来自内地高等院校，相继在香港复校，有些学者更认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间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台湾教育部立案，又扩建发展研究所，自过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为培养港、台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发表〈非仅指的是吃苦奋斗─从《新亚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亚精神」的实践〉一文，指出新亚创校精神及办学宗旨，既指示新亚办学团体的发展方向，而且师生在校园生活也实践新亚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亚知识群体出版《新亚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记载新亚师生的生活，引证新亚师生不独过着「吃苦奋斗」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实践了「新亚精神」及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活动，还有，在《新亚校刊》发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为影响港、台等地的重要学人。
当然也有学者发表一九四九年后，随北学南移之风，对台湾历史文化教育的影响。李元皓（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从北京到台北─京剧《朱砂痣》演出变迁考略〉一文，表述了《朱砂痣》首见于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剧剧本集《庶几堂今乐》，《朱砂痣》后为京剧后三杰的常演剧目，并为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孙派风格仅保留在台湾，成为仅存的孙派完整全剧录音的资料之一。侯励英（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的〈陶铸后进：郭廷以与学生的学术承传〉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读东南大学及任教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郭廷以，其后随国府迁台，任教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郭氏致力培育台湾史学的发展，尤注意为研究近代史学人才的培训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学研究的学术制度，确立下中研院近史所为台湾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谈及学术自北南移，要注意学风传承与创新的研究课题，这样便要研究个别学人的治学观点。新亚知识群体在香港办学，日后也使香港成为宏扬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历史文化在国际学术上，扮演了一个把传统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这样必要谈及学人治学观点和其研究方法，与塑造一代学风的关系。研究新亚学人的文章，有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钱穆新史学理论的创建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一文，研究钱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等四篇文章，其后也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历史的本质及特性，钱氏倡导的新史学既有传统史学的因素，也唿应民国新史学界提出的观点。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在〈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等学人的交往，和他们对文化关怀，考察一九四五年钱氏拒签〈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并分析钱氏与当代新儒家治学理念及思想相异之处。宋叙五（新亚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北学南移潮流中的张丕介先生与杨汝梅先生〉以两人合传的方式，把张丕介先生及杨汝梅先生合传，并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时，也谈及二氏来港后对香港社会及发扬新亚文化的贡献。李学铭（新亚研究所）在〈牟润孙先生与「南来」之学〉一文，研究牟润孙先生治史的观点与陈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渊源，并述及牟先生秉承师教，以北方所学，南下香江教导学生，使北学南下，又略述牟先生为香港培育史学人才的贡献。梁耀强（新亚研究所）在〈罗梦册教授─站在二十世纪中途 论析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青年时的罗梦册先生，已致力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罗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罗氏更成为「主流社」的领导者，并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后的罗先生筹办《主流》杂志，致力推动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亚研究所）发表的〈我印象中的严耕望教授〉一文，记述了作者受学严耕望先生的情况，也阐述严先生研究中国史的精义，此文对了解严先生治学风貌及精神，甚有帮助。
还有，研究新儒家学者的文章，有卢雪崑（新亚研究所）的〈关于「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的哲学解释〉阐述朱子提出「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观点，并从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伸。韩晓华（新亚研究所）在〈论牟宗三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诠释〉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评论黄宗羲对王塘南诠释「良知」是「最为谛当」的说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对王塘南「透性研几」的定位，从而得见牟先生判语的真知灼见。何一（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北学南移：现代新儒家的遗民情结及其价值─以唐君毅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现在清理传统文化，继续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实践，保持了华人世界东西文化生态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识份子的存在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岑咏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e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两位先生对《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诠释〉一文，表述作者以个人受学于唐、牟二先生的经历，又引用二位先生的着作，得见二氏诠释《楞伽经》中如来藏思想的相异处。杨祖汉（中央大学文学院）发表〈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一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调，作者更认为从康德与朱子，孟子与陆王二种学术系统，既可以会通，也是儒学发展的两个不可少的义理型态。蔡家和（东海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对船山「心性理气」概念之阐发─以《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于《原教篇》阐述船山学的理、气、心、性、才、太极等概念，又认为先生的船山学，是准确而能合于船山的本意。周国良（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发表〈从「实现之理」及「形构之理」论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对中西形上学之了解与会通〉，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着述中用过一对概念：「实现之理」、「形构之理」，二氏均显示中国与西方对形上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了解及诠释，在性格及形态上的区别。赖柯助（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的〈以「心具众理」作为诠释「心」之意涵的起点：不同于牟宗三的「诠释进路转向」探究〉表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觉」作为「心具众理」的先决条件之诠释进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广泛诠释朱子的文献。周?乔（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须要调适，而且不满足于达己，也在达人的观点，最后述及牟先生一生坚决反对的事情。吕铭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朱子读书法的工夫进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学诠释为考察〉认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朱子言心的意义，均有不同。杨俊强（新亚研究所）在〈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对惠施历物学说析论之比较〉先研究先秦名家代表惠施倡「历物之意」，又比较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论惠施学说的异同。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在〈从钱穆、唐君毅释「诚明」看新亚的教育理想〉指出钱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阐释新亚书院校训「诚明」观点的相异处，从而可知「诚明」虽为新亚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标，由是以此解释当新亚教育理想面临挑战时，钱先生可以「理性」地离开，唐先生则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证「真理」的行为。黄兆强（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发表〈徐复观与毛泽东之接触及对话〉一文，指出徐复观先生治史，多述研究历史要宏扬道德心的观点，而徐先生批判毛泽东的观点，是具有史学、史德、史心及史才的治史特色。杨自平（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徐复观论《易》析论〉一文，探讨徐复观先生阐述《易》学的要义，并确立《易》学在现代的地位，作者也指出徐氏治《易》是回应了同时代古史辨派的观点。容启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在〈民主社会主义、儒学传统与现代化：张君劢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张君劢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及着作，以见张氏晚年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及其对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观点。
也有学者从追源溯流的观点，研究新儒家的论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家学者提出的观点，对后世的启发。吴明（新亚研究所）在〈论贺麟新心学及对辩证法唯物论之批判─〈唯心论与现代中国哲学〉节录〉分析贺麟〈近代唯心简释〉的要，并述及贺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窜改的问题。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在〈独步古今，自证体用，平章华梵，对话中西─熊十力先生「欲为」之作中的学术旨趣与文化理念〉表述熊十力先生对中西哲学、道德文化的关注，更以心性体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出的观点，对日后新儒家治学影响甚大。区永超（复旦大学）在〈马一浮诗学：从徐复观先生所藏「马一浮遗墨《诗人四德》」论「北学南移」〉研究马一浮先生倡导「诗人四德」的观点，及此观点被香港学界的接受情形，从而探讨一九四九年政治转变、人物迁徙与香港学术发展的互动因缘。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除了新亚学人及新儒家以外，其他南来学人的治学特色。萧国健（珠海书院中国文学系）在〈罗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出先后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及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的罗香林先生，对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贡献甚多！文中更阐述罗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学（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论叶嘉莹阅读李商隐诗的三次视野改变─审美、感觉的阅读〉一文，论及叶嘉莹先生一生的学术事业，尤注意叶嘉莹钟爱李商隐诗，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隐诗的三个阶段，及分析在不同阶段视野转变的原因、内涵，及其体现诗学意义。胡春惠（珠海学院文学院）发表〈南流台湾的邹文海景苏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台湾的学者邹文海先生，表述了邹先生的治学思想、心志及行事，更述及邹先生开拓台湾学风的贡献。张文伟（圣公会邓肇坚中学）发表〈融贯耶儒，交汇中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文化教育事工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师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工作，并指出何氏对教会中的牧养及教导，融贯神学的探讨，致力于建立国学化神学，及对香港圣公会发展的贡献。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倓虚法师与北学南移─以《影尘回忆录》和《香港佛教‧倓虚大师追思录》为中心〉中，倓虚大师为近代中国着名三虚之一，于一九四九年法师应香港佛教界的邀请，与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虚法师口述，弟子大光记述的《影尘回忆录》及其他相关文献，以见佛学自北学南移进程中，法师的心路历程。
诚然，本论文集主要从纵、横两方面，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后，学风自北方南下粤港及台湾的情况，更关注一代学风的形成与学人生活和治学观点，及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动关系，同时，为求深入了解各学者处于世变时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发表专题论文，研究各位学者及先贤的治学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个时代学风的贡献。本论文集的各位编辑，深信学术研究成果得以推陈出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成效，并寄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带动学界多注意「北学南移」的课题，借阐发前贤学人的治学及行事特色，以为后学所效法。又是次研讨会得以举辨成功及本论文集可以顺利出版，除了有赖新亚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及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员的协助外，特别感谢李学铭教授、李启文博士给予宝贵意见，郭泳希先生、禤骏生先生协助校正文稿，更感谢秀威出版社编辑蔡登山先生及秀威出版社的出版团队，答允及协助出版本论文集，也要感谢两位评审人评论本论文集各篇论文，当然，尤为重要者，是感谢参加「北学南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学者，及在研讨会后，惠赐修改文稿，并予以出版的各位学友，没有以上学术机构，各位行政人员及各位学者的支持及鼓励，本论文集不能顺利出版，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编辑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 谨识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图书试读
【林仰山汇聚的南来学者】（本段节录自本书第七章〈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许振兴着）
建校三十年的香港大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日本侵华军队攻佔香港岛而被迫全面停课。不少师生或在抵御日军侵略时捐躯，或在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间丧命。倖存的教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愿意重返香港执教者实在为数不多。这使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间逐步复课的香港大学在入学人数迅速回复战前水平的压力下，除了急需寻求经费修复惨遭日本侵略军大肆破坏的校内建筑物外，还得设法新建教学大楼与大量招聘教职员，以解决师资严重短缺的难题。香港大学自创校以来一直以英语为法定的教学语言，而「《香港大学条例》第十三则，规定文科须注重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一项，却使中文系得以成为当时唯一获校方批准以汉语、汉文授课的学系。这便为南来学者提供了难得的驻足契机。
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实可溯源于清遗老赖际熙（1865-1937）在一九二七年致力筹款创立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当时开设的课程，包括「经学」（Classics）、史学（History）、文词学（Literature）与「翻译学」（Translation）四大类，并有「特设正音班（Mandarin Class），以便学生不娴粤语者听受，功课与正班同。」许地山（1893-1941）在一九三五年出任中文学院教授（Reader）后，除正式确定沿用至今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中国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与「翻译」（Translation）四科并立的课程体制外，还将学院的名称改为「中国文史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他履新后迅速举荐原任教燕京大学的同事马鑑（1883-1959）来港担任中国文学讲师（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马鑑获聘后乘坐「格兰总统」号轮船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抵达香港履任。由于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逝世，他便被校方委任接掌学系的行政工作。日本侵华军队攻佔香港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举家迁赴成都，任教于成都的燕京大学。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重返香港大学履行尚未完成的僱用合约，领导学系面对战后的新挑战。当时系内教师尚有战时一直守护冯平山图书馆藏书的原翻译讲师兼导师（Lecturer and Tutor in Translation）陈君葆（1898-1982）。
建校三十年的香港大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日本侵华军队攻佔香港岛而被迫全面停课。不少师生或在抵御日军侵略时捐躯，或在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间丧命。倖存的教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愿意重返香港执教者实在为数不多。这使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间逐步复课的香港大学在入学人数迅速回复战前水平的压力下，除了急需寻求经费修复惨遭日本侵略军大肆破坏的校内建筑物外，还得设法新建教学大楼与大量招聘教职员，以解决师资严重短缺的难题。香港大学自创校以来一直以英语为法定的教学语言，而「《香港大学条例》第十三则，规定文科须注重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一项，却使中文系得以成为当时唯一获校方批准以汉语、汉文授课的学系。这便为南来学者提供了难得的驻足契机。
战后复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实可溯源于清遗老赖际熙（1865-1937）在一九二七年致力筹款创立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当时开设的课程，包括「经学」（Classics）、史学（History）、文词学（Literature）与「翻译学」（Translation）四大类，并有「特设正音班（Mandarin Class），以便学生不娴粤语者听受，功课与正班同。」许地山（1893-1941）在一九三五年出任中文学院教授（Reader）后，除正式确定沿用至今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中国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与「翻译」（Translation）四科并立的课程体制外，还将学院的名称改为「中国文史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他履新后迅速举荐原任教燕京大学的同事马鑑（1883-1959）来港担任中国文学讲师（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马鑑获聘后乘坐「格兰总统」号轮船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抵达香港履任。由于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逝世，他便被校方委任接掌学系的行政工作。日本侵华军队攻佔香港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举家迁赴成都，任教于成都的燕京大学。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重返香港大学履行尚未完成的僱用合约，领导学系面对战后的新挑战。当时系内教师尚有战时一直守护冯平山图书馆藏书的原翻译讲师兼导师（Lecturer and Tutor in Translation）陈君葆（1898-1982）。
用户评价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题材让我眼前一亮。我一直对“文化迁徙”和“在地化”这两个概念颇感兴趣，而《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这个书名，恰好触及了我的好奇心。《北学南移》本身就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港台文史哲溯源”则将这个叙事聚焦于具体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好奇，书中是如何界定“北学”的？它包含了哪些核心的学术思想、哲学流派，甚至是价值观念？而当这些“北学”元素南移至港台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在地化”过程？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还是经过了港台独特的文化土壤的改造与重塑？书中是否会分析港台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如何影响了这些学术思想的接收、转化与发展的？例如，在殖民时期、解严之后，这些思想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期待书中能有详实的案例分析，能够具体展现出这种学术上的“移民”与“落地生根”的过程，而不是流于抽象的理论阐述。
评分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细读，只是随意翻阅了几页，但那寥寥数语，已足以让我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底蕴。它似乎是一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将那些曾经散落在港台地区的宝贵文史哲思想，如同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重新串联起来，折射出北方文化南移的独特轨迹。我尤其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梳理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被模糊或遗忘的联系的？那些来自大陆的学人，在异域的土壤中，又如何孕育出新的思想火花？书中是否会探讨到具体的人物、学派，抑或是某个时代背景下的思潮变迁？想象一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知识的传承与演变，如同河流改道，在新的地理环境中汇聚，激荡出新的浪潮。我期待书中能有对这些细节的深入挖掘，不仅仅是宏观的叙述，更希望能触碰到那些鲜活的生命故事，理解他们在文化迁徙中的挣扎、坚持与创造。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对过往的回溯，更可能是一次对文化基因的探寻，一次对身份认同的追问，而我，迫不及待地想在这场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评分拿到这本书，我并没有立刻投入阅读，而是反复品味着书名：《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这四个字，“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每一个都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我最想知道的是，作者是如何构建“北学”这一概念的？它是否仅仅是指明清以来的学术传统，还是更早的先秦诸子，乃至魏晋玄学？而“南移”的过程，又是如何被细致地描绘出来的？我猜测，书中会涉及许多重要的学者群体，比如那些在抗战时期或国共内战时期迁徙到香港、台湾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起学术社群，传承和发展学术的？书中是否会探讨不同学科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文学，在“北学南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例如，哲学可能更侧重于概念的辨析与理论的建构，而历史学则可能更加关注史料的发掘与叙述方式的变革。我期待书中能有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作品，来展现这场文化迁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许多历史画面。我一直对文化如何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碰撞、融合的过程感到着迷，而《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这个书名，则精准地描绘了这样一个主题。我特别好奇的是，书中是如何定义和界定“北学”的？它是否包含了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历代经学传统，还是也包含了近代的启蒙思潮和学术范式？而“南移”到港台的过程，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我设想，书中可能会详细阐述许多重要的文化节点和人物，例如，那些在港台地区创办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出版的学术刊物，是如何成为“北学”落地生根的土壤的？同时，我更期待书中能深入探讨“南移”后的“在地化”过程，即“北学”在港台独特的文化语境下，是如何被解读、吸收、改造，并最终形成具有港台特色的文史哲研究的？书中是否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学术争议，或者是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与较量，从而展现出学术思想的活力与生命力？
评分我最近被这本书的标题深深吸引，《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光是这个名字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学术的严谨性。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将“北学”与“南移”这两个宏大的概念，具体落实到港台地区的文史哲领域？我猜测，书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人物研究，比如那些在大陆学术界享有盛誉，后又辗转迁徙至港台的学者，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是如何延续或创新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又或者，那些在港台本地孕育出的独特文史哲思潮，其根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追溯到北方的传统？书中是否会分析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术生态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思想的表达与发展？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不仅仅是简单的罗列，而是能够展现出知识在地理迁移中的动态过程，以及不同文化基因碰撞融合后的产物。这让我联想到，每一个学术思想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群人的努力，而这本书，或许正是解开这些缩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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