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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天启年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掀起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热潮，时至今日，景教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冷僻陌生的课题，近二十年的研究屡出，甚至在韩、日皆有景教研究会的成立。

　　本书站在过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试题再添新说与诠释。

　　在历史上梳理景教的神学源流与脉络，以及景教做为基督教的一支「叙利亚东方教会」其底蕴与发展为何；此外，本书特别看重「内证」的思想脉络，在不脱离其叙利亚东方教会的特征下，做为现存文本的解读框架。

　　如此，重新看待作为第一次入华的基督教派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原有宗教及其他外来宗教产生互动，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借用、融合、竞争乃至对抗。本书不以景教宣教事业的成败与否来立论，而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剖析景教在中国政治主权下，如何产生一套相应的神学及信仰的实践。

　　第一章简述历史上最早入华的基督教派叙利亚东方教会，其教派源流上可上溯耶稣时代的一世纪，及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之间分庭抗礼时期的五世纪。此一教派于七世纪初入中国，唐人先后以「波斯教」、「大秦教」称之，「景教」则仅见于叙利亚东方教会在中国所遗留的碑刻及经典。如何以最新的历史观点，重新盱衡与诠释叙利亚东方教会在唐朝中国所遗之经典，并重建他们在基督教三一论及相关神学思想的内容与汉语的掌握，为研究唐朝景教的重要课题。

　　第二章描绘景教前身的叙利亚东方教会在进入中国之前，历史地理等相关背景，以及其在中亚地区的主要活动，包括在当时波斯和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阿拉伯帝国崛起等政治势力对抗中，如何生存与传播。

　　第三章可再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景教碑若是从唐朝的碑石形制及造型的角度来看，呈现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并可使人了解景碑拥有者在唐代社会的地位和身分。2.景碑中「景」字的涵意，分析叙利亚东方教会入华后，在官方颁订的法定宗教名称「波斯教」、「大秦教」之外，又自订宗教名称「景教」的缘由。3.由景教研究考察唐政府的宗教管理。4.景教僧在唐的相关事蹟。

　　第四章认为唐代统治者的宗教态度以及华夷的文化认同问题，是不能不留意的。本文认为景教的衰亡不仅是与佛教、道教、儒教的发展有关或在中国文化的适应问题上面，值得注意的是，三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做为分析景教存亡的参照值，并且要注意宗教发展背后的社会思潮。

　　第五章透过聂斯多留的遗着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探讨其「二性论」的神学思想，辨析安提阿学派与亚历山大学派之间基督论的争论，以除去异端的偏见，给予客观的评价，并追溯景教神学的源流，重新评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第六章研究文本《序听迷诗所经》大概是景教文献中最早期的作品之一，最早是由日籍汉学家羽田亨在1926年刊佈，后世有许多相关研究，亦有学者提出恐非真蹟，笔者认为必须从外证的角度甄别文书是否原抄或作伪，也应谨慎考释内文有无乖违基督教之神学与教义。若研究结果证明非伪作，更应思考此经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性。

　　第七章探讨做为景教经典之一的《志玄安乐经》除了拥有极富修身与提升灵性的内容之外，也针对熟悉佛化道教经典者的言论，借着佛教字眼与佛化概念，将道家的智慧、冥想加以转化为景教的教义与实践。

　　第八章主要分析「花府君公墓志铭」及「安氏夫人墓志铭」，墓主花献家族为汉人景教徒的可能性。这两方墓志在文化上提供了一个汉人景教徒家庭生活史的有关讯息，从花献夫妇所葬之处又结合景教经幢来看，大概可以推估洛阳感德乡栢仁村于九世纪时是一个拥有不少景教徒的村落，也是他们迁葬的一个主要地区。

　　第九章对陜西省周至县塔峪村大秦塔的考察分为两部分，首先对现今中国仅存唐朝景教的建筑遗迹做最新的考察记录；其次对所做的记录资料与近代学者的研究加以分析和研究。

自序
许序
第一章　历史、文本、语言、诠释：景教研究综述
第二章　景教东渐中国前的活动
第三章　景碑与景教
第四章　从夷到夏：文化的对话与碰撞
第五章　景教神学思想源流考：聂斯多留的基督二性论
附录一　 《天主教与叙利亚东方教会共同基督论之宣言》
第六章　论景教《序听迷诗所经》之救世思想与经名再议
附录一　《序听迷诗所经》（敦煌秘笈版）
第七章　论景教《志玄安乐经》的安乐之道
附录一　《志玄安乐经》（敦煌秘笈版）
附录二　《志玄安乐经》敦煌秘笈图版
第八章　洛阳汉人景教徒的新发现─花献、安氏夫妇神道墓志考
附录一　唐故左武卫兵曹参军上骑都尉灵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铭
附录二　唐故安氏夫人墓志铭
附录三　拓片图版
第九章　景教大秦塔的踏勘与评析
附录一　大秦塔考察照片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历史、文本、语言、诠释： 景教研究综述
 
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关于它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教会史家已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所得成果丰硕。然而古代基督教在亚洲之中亚、东亚传播的研究情况，由于资料的贫乏、来源的渠道有限与解释的不足，并且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西亚一隅，对于基督教在中亚和东亚的传播情况，在过去有很长的时间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
 
直到十七世纪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出土，中国中古基督教才开始真正引起中西学者的广泛讨论。在明朝天启五年 (1625)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使当时的在华耶稣会士如阳玛诺 (Emmanuel Diaz, 1574–1659)、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等大为震惊，也吸引当时奉教的士大夫如李之藻 (1565–1630)、杨廷筠 (1562–1627) 等注意，纷纷发表文章引证或作介绍，而耶稣会士更将之介绍到欧洲，引起广泛回响，因为若能证明基督教早在唐朝已传入中国，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将是很大的鼓舞。
 
以叙利亚语为教会主要语言的叙利亚东方教会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众所周知是最早入华的基督教派， 在历史上曾披上异端的污名，其教派源流上可上溯耶稣时代的一世纪，及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之间分庭抗礼时期的五世纪。此一教派于七世纪初入中国，唐人先后以「波斯教」、「大秦教」称之，「景教」则仅见于叙利亚东方教会在中国所遗留的碑刻及经典。学界惯以「聂斯多留派」（Nestorians，有译聂斯脱里派）称此教派，因该教派承袭聂斯多留 (Nestorius, 380–451) 之基督二性论 (Dyophysite) 观点，聂斯多留在431年举行的「以弗所会议」(Council of Ephesus) 被判为异端。这也导致对其在中国所遗经典的研读与诠释，有时难免视之为基督教异端作品的偏见。
 
事实上，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John Paul II) 与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主教长玛定哈四世 (Mar Dinkha IV) 签署了《天主教与叙利亚东方教会共同基督论声明》(Common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重新对基督论的认信展开对话与互认，并结为姊妹教会；更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承认过去在基督论位格与信条上的争论导致咒诅（聂斯多留）及分裂， 重新承认叙利亚东方教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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