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在共产党史观、国民党史观与台独史观外，
重新解读历史符号──「1949」
重新解读历史符号──「1949」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新中国建立。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移台湾，新台湾从此诞生。
台湾海崃两岸人民各有他们的1949，1949年之于新中国，主要是政治的意义；
1949年之于新台弯，则是文化的意义。
1949年是台湾的年分，它赋予台湾一种历史定位的架构。
就汉人的观点看，1661、1895与1949是台湾史上三个最关键性的年分。
1661年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汉人移民作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主轴就此奠定。
1895年日人据台，台湾很快的沦为新兴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迅速卷进了「文明化」的现代性行程，进入现代的世界体系。
1949年的历史地标则是国民政府败退入台，结果是前所未见的大量移民涌入台湾。
《1949礼赞》是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杨儒宾先生最新着作，在共产党史观、国民党史观与台独史观外，对「1949」此一历史符号的重新解读。全书重点论述为：1949渡海南迁，是国史上足以抗衡东晋永嘉渡江与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迁事件。1949是台湾史上三大移民潮中文化意义最丰富的移民事件。1949创造了「两岸三地」的新知识范畴，新中国、新台湾与新香港同时成立。1949后的台湾学术是民国学术的继承者，是另一种五四精神的发扬者。1949两岸的曲折发展指向了中国现代性与西洋现代性的衔接。跨文化性格的台湾经验，提供了形构中的新中华文化很重要的理论资源。
本书的缘起虽始于作者杨儒宾的自我叩问，但摸索方向明确，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公共论述。
作者杨儒宾认为，我们这群在后1949大分裂时代生长的人别无选择地，被命运狠甩在东西冲突与古今交会的衔接点上。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与框住我们生命的世界一起演变，时代的浪潮推着我们穿越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以至即将被穿越的马英九的时代。 然后少年子弟江湖老，愤青被流光带入哀乐交集的中老年。
名人推荐
在太阳花运动后有了大翻转。在反中成爲时尚的此刻，本土的爱台的杨儒宾无疑干冒大不韪，「礼赞」1949，推崇台湾作爲「南渡」文化的终点，俨然将台湾置于大中国历史的脉络里。──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
说到1949，通常我们想到的是「撤退」、「迁台」、「毋忘在莒」这样带着创伤的字眼，杨儒宾却别出心裁、隆重地用了「礼赞」。杨儒宾聚焦1949年，却如鲲鱼化大鹏，翱翔于历史的纵长与云空的广袤之间，将我们带向不一样的视角，看见不一样的1949。── 陈怡蓁（趋势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暨执行长）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杨儒宾
1956年生于台湾台中。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爲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东亚儒学等。着作有《儒家身体观》、《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从《五经》到《新五经》》；编着有《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东亚的静坐传统》、《自然概念史论》等书；译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孔子的乐论》、《冥契主义与哲学》、《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书。
杨儒宾
1956年生于台湾台中。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爲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东亚儒学等。着作有《儒家身体观》、《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从《五经》到《新五经》》；编着有《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东亚的静坐传统》、《自然概念史论》等书；译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孔子的乐论》、《冥契主义与哲学》、《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书。
图书目录
序一 纳中华入台湾（王德威）
序二 黄土地与蓝海洋（陈怡蓁）
自序
1949论
1949的礼赞
历史灾难与文化传播
历史灾难与历史机会
1949与新儒家
中华民国与后1949
不只是苦难的故事
1949与民国学术
1949大分裂与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成
东亚视座下的台台湾人文科学
尚未谢幕的谢幕语
在台湾谈中华文化
台湾的创造力与中华文化梦
在民国思考「民国学术」
儒家的现代性？
1949与两岸儒学
在台儒家与渡台儒家
两岸三地：新中国与新台湾
瀛岛百年一任公
二二八百年祭
辛志平、郑成功与能久亲王
赵老！赵老！
1949与清华大学
为什么是清华
清华与民国热
留待后人补
清华门的番茉莉
序二 黄土地与蓝海洋（陈怡蓁）
自序
1949论
1949的礼赞
历史灾难与文化传播
历史灾难与历史机会
1949与新儒家
中华民国与后1949
不只是苦难的故事
1949与民国学术
1949大分裂与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成
东亚视座下的台台湾人文科学
尚未谢幕的谢幕语
在台湾谈中华文化
台湾的创造力与中华文化梦
在民国思考「民国学术」
儒家的现代性？
1949与两岸儒学
在台儒家与渡台儒家
两岸三地：新中国与新台湾
瀛岛百年一任公
二二八百年祭
辛志平、郑成功与能久亲王
赵老！赵老！
1949与清华大学
为什么是清华
清华与民国热
留待后人补
清华门的番茉莉
图书序言
序一（节录）
纳中华入台湾
杨儒宾教授是台湾思想与文化史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新儒学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在甲午战争一百二十週年他推出《1949礼赞》，作为回顾台湾历史、纵观中华文化的反省。这是一本奇书，选在此刻岛上如此躁郁不安的时机出版，尤其意味深长。
一九四九是个危机四伏的年分。这一年共产党席卷大陆，成立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延续了民国命脉。两岸自此对峙，时至今日，仍然无解。一九四九也是充满创伤的年分。六十万国军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近百万大陆难民仓皇奔逃海外。而岛上人民在二二八的剧烈考验后，短短时间又被抛入另一波戒严戡乱的狂潮中。恰与人民共和国的论述相反，一九四九带给我们的联想是失败、离散、耻辱与忧患。
杨儒宾教授理解这些关于一九四九的记忆，却另辟蹊径，提出不同看法。他要为一九四九贯注正能量。他认为，一九四九年所带来的迁徙与暴虐固然血迹斑斑，但从大历史角度看，台湾因缘际会，却成为华族文化最近一次「南渡」的终点。永嘉、靖康、南明，无不是分崩离析的时代，但北方氏族庶民大举南迁，带来族群交汇，文化重整，终使得南方文明精采纷呈，以致凌驾北方。
台湾在非常时期，承担了不可能的任务：不但接纳了北方的军民，也吸收了各种知识、文化资源。自由主义的民主思考，儒家的礼乐憧憬，还有殖民地时期的摩登文化在此相互激盪。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有识之士不分本土外来，持续他们的理念与坚持，多少年后，才有了今天众声喧譁的局面。杨儒宾因此反问，如果没有了一九四九，没有了台湾，今天以共产党统领的「中国」文化，还剩下了什么？
台湾政治在太阳花运动后有了大翻转。在反中成为时尚的此刻，本土的爱台的杨儒宾无疑干冒大不韪，写出统独两面都不讨好的文字。他至少触犯了三项禁忌。他「礼赞」一九四九，推崇台湾作为「南渡」文化的终点，俨然将台湾置于大中国历史的脉络里。这令死守台湾「主体性」的忠臣义士们情何以堪？其次，杨儒宾认为中华民国政权纵有千般不是，但为台湾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观念、主权意识、文化传承带来基础，即使以反面教材视之，依然有其贡献。这样的论点中共政权必然侧目以对，独派人士更要兴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怒。同样引起争议的是，杨儒宾强调儒家所蕴涵的人文愿景及「东亚民主」模式，因为一九四九以后的台湾，有了绽放的可能。对此奉行种种时新主义的同僚要斥为保守，而在「孔子学院」氾滥全球的今天，他的立场也似乎左支右绌。
但细读《1949礼赞》，读者会发觉杨儒宾的论述远较上述复杂。我们可以挑战他的论点，但无从忽视他的用心。越俎代庖，我对上述论点有如下三点理解以及辩难。
杨儒宾谈一九四九与「南渡」，批判者可以视为对他大中国文化的效忠，殊不知这些批判者自己才是最效忠「中国」的一群人。他们眼中只看到一以贯之的中国，并且无限放大，因此也无从摆脱爱恨交加的情结。杨儒宾提供的视野，与其说强调「中国」传统的赓续性，不如说是提醒「中国」传统的断裂性。作为国家政治实体，「中国」是现代的发明，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作为一种文明衍生的过程，「中国」的驳杂与裂变千百年来未曾停止。
我认为「南渡」作为事件，本身已经带来历史、文化、政治的质变。如果「南渡」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就隐含了中华文化内部衍异、断裂，寄生，再生，甚或灭绝的可能。杨教授批评者，不论红蓝绿，困于古典的一统史观，不愿也不能耐心看待这一论述的颠覆意义。许倬云、葛兆光等学者近年一再提出华夏文明内，华与夷、汉与胡的此消彼长，自古已然。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有四百年由胡人统治，华夷混杂自不待言，而南下汉人对南方种族文明的吸收或融入，不断产生奇花异果。靖康之难以后，南北人口大迁徙，南方气象一新，北方燕云十六州等地则有八百年不属华夏「正朔」。更不提蒙元和满清「外来政权」对整个大陆的统治。
当彼岸大一统论述铺天盖地而来时，杨儒宾思考大一统的对立面。这一对立面里有多少朝代、「国家」、种族和文化兴衰起灭，懒人包版统独论哪里愿意正视？在一九四九这样的时间点，历史陷落，政权递嬗，杨儒宾看到中华文明──或他所谓汉华文明──又一次转型。血腥苦难的代价已经付出，后之来者除了铭记、检讨创伤与不义，也更要化危机为契机。这是杨的愿景，也是他解释，与解构，大中国史观的方法。
与此同时，杨教授一片菩萨心肠，遮蔽了「南渡」的阴暗面：历史上南朝的命运多半不堪。远的不说，一六四五年，当清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南明弘光帝小朝廷还在酣畅淋漓的党争内斗。郑成功独力开台不过三代，就被自己的子孙送交「清领」。历史的诡谲恰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愿景和政治现实之间的龃龉从来如此。
这就带到杨儒宾面对中华民国与一九四九的态度。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的肇始者。如识者所论，这一政权一方面推翻封建皇权，却也继承其领土主权与政治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延续这一矛盾。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迫迁台湾，风雨飘摇中对政权的保卫不遗余力。七十年代后，共和国进入国际舞台，民国的正统性愈益受到挑战，何况岛上自决意识的兴起。过去二十年来历经统独攻防，「台湾」必也正名乎的口号甚嚣尘上，「中华民国」已经被幽灵化。
王德威
序二（节录）
黄土地与蓝海洋
杨儒宾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这一班至今仍然时相往还，亲爱精诚。同学们嬉笑怒骂，挖苦打闹，从不避嫌。然而对外人，我们都羞于承认是儒宾的同班同学，不是为怕他满头白发洩露了共同的年龄机密，而是唯恐别人误以为我们的学问都跟他一样好。
儒宾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早有青云之志，数十年教书研究从不改其乐。从楚辞、老庄、易经，到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容格，他研究的范围何其深广，旁征博引，总能以独到的创见启迪人心。我虽然老爱打趣他、捉弄他、跟他抬槓，其实偷偷认真拜读他的论文，当真是「我腹无才，得三分之教，茅塞顿开」。
近日他忽然传来一叠论文，说即将出书，嘱我作序。这次的议题更具争议性，竟是才不过一甲子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虽常为人作序，却多是吴侬软语，随兴而作。为「一九四九论」这样掷地有声的论述作序，深知自不量力。但是舍不得放弃沾光的机会，再说既然另有重量级学者王德威作序，我的序自然不足为观，也就不必羞惭，因此大胆承应，同时决定保持软语本色，也好让人知道同学不一定同才。
说到一九四九，通常我们想到的是「撤退」、「迁台」、「毋忘在莒」这样带着创伤的字眼，儒宾却别出心裁、隆重地用了「礼赞」。
他聚焦一九四九年，却如鲲鱼化大鹏，翱翔于历史的纵长与云空的广袤之间，将我们带向不一样的视角，看见不一样的一九四九。
先看那片黄土地。千年的历史是千年的流徙，自从永嘉、靖康、南明以来，汉民族早就不断南迁，台湾或许可以说是迁徙的最后一站。
再看这片蓝海洋、海洋上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岛。四百年的历史是四百年的海纳百川。不断接纳着四海而来的移民，最关键的是一六六一年郑成功驱荷入驻，一八九五年日人据台，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入台。
黄土地与蓝海岛屿的接榫原来竟是既定的走向，也是必然的命运。
对岛屿来说，每一次的移民潮，都可视为一种入侵，带着不可避免的威吓，甚至改朝换代的伤痛。一九四九从政治面来看苦难从未间断，高压统治、二二八、白色恐怖，谁言容易忘怀？但是如果抽离政治，换个角度从文化面来看，岛屿的收获却是无与伦比的璀璨辉煌：大批的文官、学者、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带着深厚的文化根柢以及败战后的省思而来。为了维持法统而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等等，意外地使台湾从偏安一屿的闽南文化、殖民文化，跃升而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进而扩张影响到南亚，立足世界而无愧。
此所以儒宾要「礼赞一九四九」！
作为同学的我，却不免要担心，出身中台湾农家，任教于清华大学，又曾投身反对运动，儒宾的「礼赞」难道不怕背负「卖台」的耻笑吗？所幸书中蕴藏在礼赞背后的，是一片显见的苦心孤诣，他细述灾难带来的历史机会，更肯定台湾本土的创造力。一介书生耿耿直言，但求有益民主社会，无愧历史长流，虽千万人吾往矣！
移民固然带来丰厚的文化资产，然而如果不是台湾人民本性的坚忍宽厚；如果不是暗自茁壮在日本侵略之下的台湾汉文化；如果不是长期的接纳所养成的胸襟与胃口，怎么可能承载得起这样突然而至的大量、重量又多省多样的移民？怎么可能消化得下这样满汉全席的文化飨宴？
陈怡蓁
自序（节录）
这本书本来是为作者个人而写的，没有成书的预期，它只是个人寻找自我定位的纪录。身处八方风雨交会的岛屿，不管是个人的或是社会整体的方向，都不是那么容易摸索出来的。我先是心虚地反思诘责，独白式地自我与自我对话；接着或正经或不正经地将个人的反思化为群议的话题，有人赞成，自然也有人反对；然后因缘聚会，遂有文字。
有了短文，对自己已有交代。这些短文如果能静躺于期刊或电脑中，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本无不可。书内的文字多是常识之言，常识到日常空气的程度，没有什么好张皇的。但我们这个岛屿有些特别，常识通常特别缺乏。有些朋友看了书中的一两篇短文，颇有感，认为我的常识不见得那么「常」，「识」至少是见仁见智，但岛屿上应当有此一论，借以中和空气中一种过度炙热的有识之见。
作者生在冷战形成不久的年代，距离一九四九大撤退不过七年，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人是唿吸冷战时期「不沉的航空母舰」上的空气以建构主体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是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想像，也是台湾当局时常用以自我安慰的咒语。在一次聊天中，一位政大哲学系的朋友说道：「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生命是有共性的，大家阅读广文书局的一些新儒家文字、商务印书馆的一些钱穆着作、慧日讲堂的一些印顺佛学、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译、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义文本。接着是进入大学后的戒严法松懈时期，我们从党外杂志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我们从台大、师大附近的书摊，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另一批左派的知识。于是平静的知识基盘开始摇动，接着世界观动摇，然后是怀着各种不彻底而聊可自赎的心情进行反叛。」
这位朋友说得很实在，我与周遭不少朋友都依循这样的轨道长出了自我。我们这群在后一九四九大分裂时代生长的人别无选择地，被命运狠甩在东西冲突与古今交会的衔接点上。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与框住我们生命的世界一起演变，时代的浪潮推着我们穿越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以至即将被穿越的马英九的时代。然后少年子弟江湖老，愤青被流光带入哀乐交集的中老年。
我们成长的共性是我们行动的原点，它框住了我们的视野，框住既表示具体化，也表示限制。不知从何时起，或许从国会全面改选后，我觉得自己已不需要耗神在伟大的政治议题，人生大有事在。但反而在政治热退烧后，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对台湾了解多少？悬疑逼出通路，我的撤退反而导向了另一种方式的进入，我逐渐相信内藤湖南的「文明迁移说」有相当的解释力道，台湾可能是汉文化南移在地理上的终点站，而一九四九则是汉人南迁在历史上最后的一波。很凑巧地，我的结论在姚嘉文律师于狱中撰写的《台湾七色记》里找到了印证──虽然姚律师可能不赞成这本书的论点。
本书原来以「1994论」命名。刘勰说：文体的「论」字意指「述经叙理」，高头讲章，庄严得很。本书如何能论？思考再三，乃易今名。笔者当初所以想加「论」字，只是表示此书确实代表一种史观，一种与个人存在的价值观息息相扣的视野。书中论：一九四九是中国史上第三波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移民潮；是台湾史上最关键的年分；民国学术是台湾学术的骨干；台湾的存在对整体华人文化有独特的意义，若此总总，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历史解释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什么不可以论的，也很难说服别人自己的拙见到底有何卓见。但窃以为台湾舆论舆图上若少掉此段议论，总是遗憾。
纳中华入台湾
杨儒宾教授是台湾思想与文化史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新儒学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在甲午战争一百二十週年他推出《1949礼赞》，作为回顾台湾历史、纵观中华文化的反省。这是一本奇书，选在此刻岛上如此躁郁不安的时机出版，尤其意味深长。
一九四九是个危机四伏的年分。这一年共产党席卷大陆，成立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延续了民国命脉。两岸自此对峙，时至今日，仍然无解。一九四九也是充满创伤的年分。六十万国军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近百万大陆难民仓皇奔逃海外。而岛上人民在二二八的剧烈考验后，短短时间又被抛入另一波戒严戡乱的狂潮中。恰与人民共和国的论述相反，一九四九带给我们的联想是失败、离散、耻辱与忧患。
杨儒宾教授理解这些关于一九四九的记忆，却另辟蹊径，提出不同看法。他要为一九四九贯注正能量。他认为，一九四九年所带来的迁徙与暴虐固然血迹斑斑，但从大历史角度看，台湾因缘际会，却成为华族文化最近一次「南渡」的终点。永嘉、靖康、南明，无不是分崩离析的时代，但北方氏族庶民大举南迁，带来族群交汇，文化重整，终使得南方文明精采纷呈，以致凌驾北方。
台湾在非常时期，承担了不可能的任务：不但接纳了北方的军民，也吸收了各种知识、文化资源。自由主义的民主思考，儒家的礼乐憧憬，还有殖民地时期的摩登文化在此相互激盪。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有识之士不分本土外来，持续他们的理念与坚持，多少年后，才有了今天众声喧譁的局面。杨儒宾因此反问，如果没有了一九四九，没有了台湾，今天以共产党统领的「中国」文化，还剩下了什么？
台湾政治在太阳花运动后有了大翻转。在反中成为时尚的此刻，本土的爱台的杨儒宾无疑干冒大不韪，写出统独两面都不讨好的文字。他至少触犯了三项禁忌。他「礼赞」一九四九，推崇台湾作为「南渡」文化的终点，俨然将台湾置于大中国历史的脉络里。这令死守台湾「主体性」的忠臣义士们情何以堪？其次，杨儒宾认为中华民国政权纵有千般不是，但为台湾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观念、主权意识、文化传承带来基础，即使以反面教材视之，依然有其贡献。这样的论点中共政权必然侧目以对，独派人士更要兴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怒。同样引起争议的是，杨儒宾强调儒家所蕴涵的人文愿景及「东亚民主」模式，因为一九四九以后的台湾，有了绽放的可能。对此奉行种种时新主义的同僚要斥为保守，而在「孔子学院」氾滥全球的今天，他的立场也似乎左支右绌。
但细读《1949礼赞》，读者会发觉杨儒宾的论述远较上述复杂。我们可以挑战他的论点，但无从忽视他的用心。越俎代庖，我对上述论点有如下三点理解以及辩难。
杨儒宾谈一九四九与「南渡」，批判者可以视为对他大中国文化的效忠，殊不知这些批判者自己才是最效忠「中国」的一群人。他们眼中只看到一以贯之的中国，并且无限放大，因此也无从摆脱爱恨交加的情结。杨儒宾提供的视野，与其说强调「中国」传统的赓续性，不如说是提醒「中国」传统的断裂性。作为国家政治实体，「中国」是现代的发明，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作为一种文明衍生的过程，「中国」的驳杂与裂变千百年来未曾停止。
我认为「南渡」作为事件，本身已经带来历史、文化、政治的质变。如果「南渡」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就隐含了中华文化内部衍异、断裂，寄生，再生，甚或灭绝的可能。杨教授批评者，不论红蓝绿，困于古典的一统史观，不愿也不能耐心看待这一论述的颠覆意义。许倬云、葛兆光等学者近年一再提出华夏文明内，华与夷、汉与胡的此消彼长，自古已然。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有四百年由胡人统治，华夷混杂自不待言，而南下汉人对南方种族文明的吸收或融入，不断产生奇花异果。靖康之难以后，南北人口大迁徙，南方气象一新，北方燕云十六州等地则有八百年不属华夏「正朔」。更不提蒙元和满清「外来政权」对整个大陆的统治。
当彼岸大一统论述铺天盖地而来时，杨儒宾思考大一统的对立面。这一对立面里有多少朝代、「国家」、种族和文化兴衰起灭，懒人包版统独论哪里愿意正视？在一九四九这样的时间点，历史陷落，政权递嬗，杨儒宾看到中华文明──或他所谓汉华文明──又一次转型。血腥苦难的代价已经付出，后之来者除了铭记、检讨创伤与不义，也更要化危机为契机。这是杨的愿景，也是他解释，与解构，大中国史观的方法。
与此同时，杨教授一片菩萨心肠，遮蔽了「南渡」的阴暗面：历史上南朝的命运多半不堪。远的不说，一六四五年，当清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南明弘光帝小朝廷还在酣畅淋漓的党争内斗。郑成功独力开台不过三代，就被自己的子孙送交「清领」。历史的诡谲恰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愿景和政治现实之间的龃龉从来如此。
这就带到杨儒宾面对中华民国与一九四九的态度。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的肇始者。如识者所论，这一政权一方面推翻封建皇权，却也继承其领土主权与政治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延续这一矛盾。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迫迁台湾，风雨飘摇中对政权的保卫不遗余力。七十年代后，共和国进入国际舞台，民国的正统性愈益受到挑战，何况岛上自决意识的兴起。过去二十年来历经统独攻防，「台湾」必也正名乎的口号甚嚣尘上，「中华民国」已经被幽灵化。
王德威
序二（节录）
黄土地与蓝海洋
杨儒宾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这一班至今仍然时相往还，亲爱精诚。同学们嬉笑怒骂，挖苦打闹，从不避嫌。然而对外人，我们都羞于承认是儒宾的同班同学，不是为怕他满头白发洩露了共同的年龄机密，而是唯恐别人误以为我们的学问都跟他一样好。
儒宾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早有青云之志，数十年教书研究从不改其乐。从楚辞、老庄、易经，到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容格，他研究的范围何其深广，旁征博引，总能以独到的创见启迪人心。我虽然老爱打趣他、捉弄他、跟他抬槓，其实偷偷认真拜读他的论文，当真是「我腹无才，得三分之教，茅塞顿开」。
近日他忽然传来一叠论文，说即将出书，嘱我作序。这次的议题更具争议性，竟是才不过一甲子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虽常为人作序，却多是吴侬软语，随兴而作。为「一九四九论」这样掷地有声的论述作序，深知自不量力。但是舍不得放弃沾光的机会，再说既然另有重量级学者王德威作序，我的序自然不足为观，也就不必羞惭，因此大胆承应，同时决定保持软语本色，也好让人知道同学不一定同才。
说到一九四九，通常我们想到的是「撤退」、「迁台」、「毋忘在莒」这样带着创伤的字眼，儒宾却别出心裁、隆重地用了「礼赞」。
他聚焦一九四九年，却如鲲鱼化大鹏，翱翔于历史的纵长与云空的广袤之间，将我们带向不一样的视角，看见不一样的一九四九。
先看那片黄土地。千年的历史是千年的流徙，自从永嘉、靖康、南明以来，汉民族早就不断南迁，台湾或许可以说是迁徙的最后一站。
再看这片蓝海洋、海洋上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岛。四百年的历史是四百年的海纳百川。不断接纳着四海而来的移民，最关键的是一六六一年郑成功驱荷入驻，一八九五年日人据台，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入台。
黄土地与蓝海岛屿的接榫原来竟是既定的走向，也是必然的命运。
对岛屿来说，每一次的移民潮，都可视为一种入侵，带着不可避免的威吓，甚至改朝换代的伤痛。一九四九从政治面来看苦难从未间断，高压统治、二二八、白色恐怖，谁言容易忘怀？但是如果抽离政治，换个角度从文化面来看，岛屿的收获却是无与伦比的璀璨辉煌：大批的文官、学者、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带着深厚的文化根柢以及败战后的省思而来。为了维持法统而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等等，意外地使台湾从偏安一屿的闽南文化、殖民文化，跃升而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进而扩张影响到南亚，立足世界而无愧。
此所以儒宾要「礼赞一九四九」！
作为同学的我，却不免要担心，出身中台湾农家，任教于清华大学，又曾投身反对运动，儒宾的「礼赞」难道不怕背负「卖台」的耻笑吗？所幸书中蕴藏在礼赞背后的，是一片显见的苦心孤诣，他细述灾难带来的历史机会，更肯定台湾本土的创造力。一介书生耿耿直言，但求有益民主社会，无愧历史长流，虽千万人吾往矣！
移民固然带来丰厚的文化资产，然而如果不是台湾人民本性的坚忍宽厚；如果不是暗自茁壮在日本侵略之下的台湾汉文化；如果不是长期的接纳所养成的胸襟与胃口，怎么可能承载得起这样突然而至的大量、重量又多省多样的移民？怎么可能消化得下这样满汉全席的文化飨宴？
陈怡蓁
自序（节录）
这本书本来是为作者个人而写的，没有成书的预期，它只是个人寻找自我定位的纪录。身处八方风雨交会的岛屿，不管是个人的或是社会整体的方向，都不是那么容易摸索出来的。我先是心虚地反思诘责，独白式地自我与自我对话；接着或正经或不正经地将个人的反思化为群议的话题，有人赞成，自然也有人反对；然后因缘聚会，遂有文字。
有了短文，对自己已有交代。这些短文如果能静躺于期刊或电脑中，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本无不可。书内的文字多是常识之言，常识到日常空气的程度，没有什么好张皇的。但我们这个岛屿有些特别，常识通常特别缺乏。有些朋友看了书中的一两篇短文，颇有感，认为我的常识不见得那么「常」，「识」至少是见仁见智，但岛屿上应当有此一论，借以中和空气中一种过度炙热的有识之见。
作者生在冷战形成不久的年代，距离一九四九大撤退不过七年，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人是唿吸冷战时期「不沉的航空母舰」上的空气以建构主体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是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想像，也是台湾当局时常用以自我安慰的咒语。在一次聊天中，一位政大哲学系的朋友说道：「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生命是有共性的，大家阅读广文书局的一些新儒家文字、商务印书馆的一些钱穆着作、慧日讲堂的一些印顺佛学、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译、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义文本。接着是进入大学后的戒严法松懈时期，我们从党外杂志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我们从台大、师大附近的书摊，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另一批左派的知识。于是平静的知识基盘开始摇动，接着世界观动摇，然后是怀着各种不彻底而聊可自赎的心情进行反叛。」
这位朋友说得很实在，我与周遭不少朋友都依循这样的轨道长出了自我。我们这群在后一九四九大分裂时代生长的人别无选择地，被命运狠甩在东西冲突与古今交会的衔接点上。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与框住我们生命的世界一起演变，时代的浪潮推着我们穿越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以至即将被穿越的马英九的时代。然后少年子弟江湖老，愤青被流光带入哀乐交集的中老年。
我们成长的共性是我们行动的原点，它框住了我们的视野，框住既表示具体化，也表示限制。不知从何时起，或许从国会全面改选后，我觉得自己已不需要耗神在伟大的政治议题，人生大有事在。但反而在政治热退烧后，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对台湾了解多少？悬疑逼出通路，我的撤退反而导向了另一种方式的进入，我逐渐相信内藤湖南的「文明迁移说」有相当的解释力道，台湾可能是汉文化南移在地理上的终点站，而一九四九则是汉人南迁在历史上最后的一波。很凑巧地，我的结论在姚嘉文律师于狱中撰写的《台湾七色记》里找到了印证──虽然姚律师可能不赞成这本书的论点。
本书原来以「1994论」命名。刘勰说：文体的「论」字意指「述经叙理」，高头讲章，庄严得很。本书如何能论？思考再三，乃易今名。笔者当初所以想加「论」字，只是表示此书确实代表一种史观，一种与个人存在的价值观息息相扣的视野。书中论：一九四九是中国史上第三波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移民潮；是台湾史上最关键的年分；民国学术是台湾学术的骨干；台湾的存在对整体华人文化有独特的意义，若此总总，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历史解释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什么不可以论的，也很难说服别人自己的拙见到底有何卓见。但窃以为台湾舆论舆图上若少掉此段议论，总是遗憾。
图书试读
1949的礼赞
一九四九年，一个不太受世人注目的历史年分，此年欧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除了这个事件较受注目外，美、亚、非洲个别地区都有些骚动，但都不成气候，相对而言，世界局势可谓大体平静无波。此年上距一次大战善后会议的巴黎和会，恰好三十年，距离引发中日十四年战争的满洲事变十八年，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已四年；此年下距古巴危机十三年，离越战结束二十七年，离象征冷战体制崩溃的柏林围墙倒塌四十年。比起上述的年分，一九四九此年在欧美史上或第三世界史上，都没有太重要的地位，它似乎是个可以被忽略的数字。但一九四九此年在两岸关系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此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新中国建立，尔后的世界政治版图就此全面改写。此年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迁移台湾，在一种更深层也更悠远的意义上，新台湾从此诞生。台湾海崃两岸人民各有他们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于新中国，主要是政治的意义；一九四九年之于新台湾，则是文化的意义。
一九四九年是台湾的年分，它赋予台湾一种历史定位的架构，台湾则充实了一九四九年在东方历史上的意义。纵观台湾四百年史，历史断层特多，文化意义的累积常无法连贯。大断层的断裂点通常是政权的递换所致，而随着政权的递换往往会带来移民潮的涌入。就汉人的观点看，一六六一、一八九五与一九四九当是台湾史上三个最关键性的年分。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欧洲海权在台湾的扩充行动戛然中止，汉人移民作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主轴就此奠定。一八九五年日人据台，台湾很快的沦为新兴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这个岛屿迅速的卷进了「文明化」的现代性行程，它领先它的大陆兄弟，进入现代的世界体系。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标则是国民政府败退入台，撤退虽是内战所致，但也是尖锐的意识型态斗争的结局，其结果则是前所未见的大量移民涌入台湾。在这三个转折期中，一九四九年的移民潮数量最大，改变的社会结构最深，牵动的国际因素最复杂，但也最有机会搭上历史的列车，让台湾走出灰白黯淡的默片时代。
一九四九年，一个不太受世人注目的历史年分，此年欧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除了这个事件较受注目外，美、亚、非洲个别地区都有些骚动，但都不成气候，相对而言，世界局势可谓大体平静无波。此年上距一次大战善后会议的巴黎和会，恰好三十年，距离引发中日十四年战争的满洲事变十八年，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已四年；此年下距古巴危机十三年，离越战结束二十七年，离象征冷战体制崩溃的柏林围墙倒塌四十年。比起上述的年分，一九四九此年在欧美史上或第三世界史上，都没有太重要的地位，它似乎是个可以被忽略的数字。但一九四九此年在两岸关系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此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国，新中国建立，尔后的世界政治版图就此全面改写。此年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迁移台湾，在一种更深层也更悠远的意义上，新台湾从此诞生。台湾海崃两岸人民各有他们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于新中国，主要是政治的意义；一九四九年之于新台湾，则是文化的意义。
一九四九年是台湾的年分，它赋予台湾一种历史定位的架构，台湾则充实了一九四九年在东方历史上的意义。纵观台湾四百年史，历史断层特多，文化意义的累积常无法连贯。大断层的断裂点通常是政权的递换所致，而随着政权的递换往往会带来移民潮的涌入。就汉人的观点看，一六六一、一八九五与一九四九当是台湾史上三个最关键性的年分。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欧洲海权在台湾的扩充行动戛然中止，汉人移民作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主轴就此奠定。一八九五年日人据台，台湾很快的沦为新兴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这个岛屿迅速的卷进了「文明化」的现代性行程，它领先它的大陆兄弟，进入现代的世界体系。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标则是国民政府败退入台，撤退虽是内战所致，但也是尖锐的意识型态斗争的结局，其结果则是前所未见的大量移民涌入台湾。在这三个转折期中，一九四九年的移民潮数量最大，改变的社会结构最深，牵动的国际因素最复杂，但也最有机会搭上历史的列车，让台湾走出灰白黯淡的默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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