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狄百瑞就中心宋明理学的传统讨论中心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质。书中论及新儒学「学以为己」的个人自发色彩，其强调自得，相互激励等价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识分子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认为黄宗羲正代表了这种自由主义特质的新综合。在最后一章中，狄百瑞并讨论这种自由思想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逊讲座教授，专研新儒学、东亚思想与宗教，1969年荣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他不但是一流的学人，且是一流的教育行政长才。其着述不辍，质量皆富，在50–60年代倾力投入到新儒学之前，编写了一系列有关东方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着作，有关出版成为英语世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思想研究的分水岭。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逊讲座教授，专研新儒学、东亚思想与宗教，1969年荣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他不但是一流的学人，且是一流的教育行政长才。其着述不辍，质量皆富，在50–60年代倾力投入到新儒学之前，编写了一系列有关东方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着作，有关出版成为英语世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思想研究的分水岭。
图书目录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系列总序（金耀基） vii
迎狄百瑞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金耀基） xiii
译后赘语（李弘祺） xxv
引言 1
第一讲 人之更新与道统 13
第二讲 朱熹与自由教育 27
第三讲 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57
第四讲 明代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 91
第五讲 自由主义的局限 123
迎狄百瑞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金耀基） xiii
译后赘语（李弘祺） xxv
引言 1
第一讲 人之更新与道统 13
第二讲 朱熹与自由教育 27
第三讲 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57
第四讲 明代理学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 91
第五讲 自由主义的局限 123
图书序言
第一讲 人之更新与道统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学」，是在北宋（960－1127）的伟大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在政治上，这些改革运动在王安石（1021－1086）决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达到了高潮。但是，此处的关键是「新」这个字，因为「新」似乎与宋代那种显着的复古主义理想所表现的传统相扞格，也就是説与那种认为应恢复古周制，于十一世纪的宋代实行的想法相冲突。但是事实上，这里所表现的是因袭与革新齐头并进，而非背道而驰。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经典，特别是《周官》来作为他激进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因为这种形态的传统提供了他攻击现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为他的新制与《周官》书中相传的典范有任何近似之处。
王安石感到必须替《周官》写一本新的注解，并称之为《周官新义》。这个书名颇有启示性，正证明了当时人是努力于将传统拿来作创新的运用。对经典的再诠释援引了新的批评方法，以新的经学主张来为改革的目标效劳。因此，「复古」的主张恢复了，而三代的「圣王之道」也在实践中变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虽因其所採用的权威式的做法与独断的态度而为人诟病，但是王安石深信从古制中可以寻获新制的基础，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大儒中则并非特例。例如哲学家程颐便曾用近似詹森总统（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词汇，説在他们那个时代，需要大改革以兴「大制」或「大利」，1其语气之坚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颐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权威性这一点上，他与王安石一样地独断。这种情形对王安石和程颐而言，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都认为「道」并非僵死于过去，反而对人类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与适应性。
宋代儒学中鼓舞这种想法的一个支派，就是对《易经》的研究。《易经》的繋辞传特别强调「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与创造性。对道学早期的大师程颐而言，这个观念正好与佛教以「变」为无常、以「道」为了脱生死轮回的看法构成对比。《易经》书中所呈现的儒家形上学对于道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看法，认为「道」永远可为人类所理解，也永远能适应一般人的需要。
一般的新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学」，是在北宋（960－1127）的伟大改革运动中兴起的。在政治上，这些改革运动在王安石（1021－1086）决心推行「新法」（或新制、新政）的努力中达到了高潮。但是，此处的关键是「新」这个字，因为「新」似乎与宋代那种显着的复古主义理想所表现的传统相扞格，也就是説与那种认为应恢复古周制，于十一世纪的宋代实行的想法相冲突。但是事实上，这里所表现的是因袭与革新齐头并进，而非背道而驰。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家经典，特别是《周官》来作为他激进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因为这种形态的传统提供了他攻击现存制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为他的新制与《周官》书中相传的典范有任何近似之处。
王安石感到必须替《周官》写一本新的注解，并称之为《周官新义》。这个书名颇有启示性，正证明了当时人是努力于将传统拿来作创新的运用。对经典的再诠释援引了新的批评方法，以新的经学主张来为改革的目标效劳。因此，「复古」的主张恢复了，而三代的「圣王之道」也在实践中变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虽因其所採用的权威式的做法与独断的态度而为人诟病，但是王安石深信从古制中可以寻获新制的基础，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大儒中则并非特例。例如哲学家程颐便曾用近似詹森总统（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词汇，説在他们那个时代，需要大改革以兴「大制」或「大利」，1其语气之坚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颐在政治上舆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权威性这一点上，他与王安石一样地独断。这种情形对王安石和程颐而言，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都认为「道」并非僵死于过去，反而对人类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与适应性。
宋代儒学中鼓舞这种想法的一个支派，就是对《易经》的研究。《易经》的繋辞传特别强调「道」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与创造性。对道学早期的大师程颐而言，这个观念正好与佛教以「变」为无常、以「道」为了脱生死轮回的看法构成对比。《易经》书中所呈现的儒家形上学对于道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看法，认为「道」永远可为人类所理解，也永远能适应一般人的需要。
图书试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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