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景气不再急升暴跌,英国利率是四十年来最低的。经济不再冷热交替,英国正享受两百年来最长的持续成长期。
—布朗(Gordon Brown),2004年(当时为英国财政部长)
我认为货币政策的进步很可能是促成「大稳定」的重要因素,虽然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有些人认为近二十年来总体经济波动性降低,主要是运气好,恕我不能完全苟同,虽然我相信运气是原因之一。
—柏南克,2004年(当时为联邦准备理事会长)
过去彷若另一个世界。即使是不久之前的事,放在今天仍往往显得奇特。政经决策者的观点无疑是这样。2007年8月开始的危机导致高所得国家经济普遍萎靡,并引发欧元区的巨大动盪;这场危机令这些国家以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境,连聪明又消息灵通的政经决策者也无法预见。
布朗毕竟是政治人物,而非专业的经济学家,口出狂语并不令人意外。但柏南克是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的错误,唉,颇能代表经济学界。在2004年2月谈论经济学家所称的「大稳定时代」的着名演讲中,柏南克先生所讲的情况如今看来完全是另一个星球的事。他说的那个世界,经济非常稳定,货币政策是历来最好的,完全不必担心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期萎靡。柏南克先生当时还说:「经过改善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产生了重大作用,不仅促成通膨波动性降低(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连经济产出也因此变得比较稳定。」
这些话如今显得荒诞。主流经济学界错了。它不懂经济的总体层面如何运作,因为它未能认识金融风险的作用;它未能认识金融风险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不懂经济的总体层面如何运作。少数经济学家确实了解经济之所以脆弱的根本原因,但他们的观点遭到忽视,因为这些观点与天真乐观的教授想像出来的理性行为者、效率市场和全面均衡世界格格不入。
危机引发的经济动盪不仅淘汰了仅只数年前的经济论点,也已经(或理应)改变了世界。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不打算具体叙述这场危机的经过,而是尝试分析这场危机对经济和经济学的启示。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这件事,才能讨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然后对照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事。我们是否已经走上永续发展之路?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本书大纲 本书第一部谈「冲击」,检视2007年之后冲击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如何将世界带到2014年初的状态。没错,全球化趋势并未停歇;但是,二战后最新、最险的金融危机已经让世界经济变得脆弱,并且使高所得国家的经济变得虚弱。
第一章检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焦点放在高所得经济体的现状。正统经济观念认为这种巨大的金融危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危机还是发生了。一波波的金融危机以及因应危机的措施(拯救银行体系、空前的货币扩张,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均非比寻常。这些英勇的措施虽然阻止世界陷入另一场大萧条,却未能使高所得国家回复健康。这些国家的政府穷于应付危机的后果: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力成长缓慢,民间部门致力减债,政府财政的偿付能力日益堪忧。这些经济体似乎会步上日本后尘,陷入长期萎靡。
第二章关注欧元区的危机。2008年信贷资金流动一停止,欧元区的结构弱点便暴露在世人眼前。当局随后一连串的政策干预虽有不足之处,却也勉强阻止了体制崩溃。虽然危机处理工作有若干进展,战后欧洲融合大计仍陷于险境,因为相关国家既不可能大幅强化结盟关系,也不可能回到各自货币独立的状态。
第三章检视这场危机在新兴经济体造成的后果。尽管高所得国家经济疲弱,新兴市场大致保持快速的经济成长。但是,在包括中国和印度的新兴经济体,民间或公共部门过度负债和资产泡沫问题,也已引发更多关注。此外,先进国家的异常货币政策,以及大量民间资金流出这些国家寻求较高的收益,也造成新兴经济体政策制定者的严重难题:是否应该接受本国货币升值、对外竞争力降低?还是要设法抗拒(可能要靠干预汇市,风险是货币失控,信贷过度成长,通膨高涨,金融失序)?最后,新兴市场也已出现经济成长放缓的迹象。这些国家需要进一步的结构改革。
第二部谈「转变」,检视世界经济如何走到当前的状态。体制的脆弱最终引发如此巨大的金融和经济冲击,这些弱点是怎么出现的?如果我们期待未来能更美好,就必须认清问题的根源。
第四章集中探讨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为什么会崩解?这是金融体系固有的弱点所致吗?还是因为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的重大政策错误?有些人认为当局处理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比危机之前的错误更重大,这是真的吗?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几分真实。这一章将分析金融体系的固有脆弱性从何而来。我将仔细检视,在2007年之前,是什么造成金融体系特别脆弱。本章将阐述「影子银行体系」的成长,金融复杂性和互联程度的升高,「道德风险」的作用,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责任。我也将指出,以通膨目标法管理经济有其局限,而人们严重误解此一局限。
但第五章也将指出,经济容易爆发危机的这种脆弱性,不完全是金融体系的问题所致。问题背后还有一些全球经济事件,尤其是「全球储蓄过剩」和与此相关的信贷泡沫,而这些问题又与一些互有关联的经济变化有关。当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经济失衡,导致新兴经济体向先进国家输出资本,而先进国家却未能有效运用这些资本。1990年代的亚洲危机过后,全球实质利率跌至异常的低水准,引发资产价格膨胀,最终演变成资产泡沫。但是,全球储蓄过剩问题之所以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所得分配,以及劳工之间的所得分配改变了。本章将指出,一些以总体经济因素解释这场危机的流行说法(尤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倒果为因。世界经济失衡和储蓄过剩的问题背后,是自由化政策、科技演变和人口老化促成的世界经济根本转变;这些变化展现在全球化、不平等加剧,以及高所得经济体投资疲弱等现象上。
第五章将说明信贷泡沫、储蓄过剩,加上根本的设计缺陷,如何导致欧元区陷入危机深渊。我将指出,我们必须了解五项要素的互动:设计上的错误;危机之前债权国与债务国的政策错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银行体系;货币政策的错误;以及危机爆发时,当局在拟定因应方案上的失败。因为这些因素,欧元区仍面临显着的崩溃风险,严重威胁欧洲的经济稳定。
第三部谈「出路」,探讨我们应如何走出困境。当局因应危机的做法有个显着特征:只求以最低限度的措施恢复系统的运转。总体经济政策是这样,金融体系改革是这样,欧元区的改革也是这样。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做法不够好:因为如此一来,经济复甦几乎注定疲软与失衡,未来几乎势必引爆更大的危机。
第六章将寻找适切的经济理论。这场危机显示,人们严重误在财政政策上)。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从近年种种事件看来,近数十年来的正统经济学还有多少站得住脚?相对于管理央行、担任财政部门顾问的正统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或后凯因斯学派是否更接近真理?我的答案是:非正统经济学家确实比正统经济学家正确。经济学界面临巨大挑战,极需要试验。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回归金本位制度,本章将证明这不过是幻想。不过,货币与金融的关联确实是必须处理的核心议题。
第七章将探讨如何达致更稳健的金融体系。我将先检视当局目前正在推动的改革,然后讨论它们是否足以带给我们安全的未来。接着将讨论进一步改革的可能,包括大幅提高资本要求,并建议完全取消「部分准备银行制」。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推动更多根本改革,因为当前的金融体系在本质上需要仰赖政府。这个本质衍生危险的动机,最终很可能导致政府破产。金融操作对房地产泡沫的促进作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特别重要的一面。利用土地存量提高财务槓桿,向来是破坏稳定的现象。
第八章将讨论如何改善本国以至全球的经济。我们必须从如何达致更有力而平衡的经济复甦说起。经济复甦应获得远更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支援。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前景将蒙上深重的阴影。决策当局2010年太早奉行紧缩政策,是犯了错。但是,如果不再次诉诸破坏稳定的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要恢复危机前的成长速度,要追求供需平衡,都会面临重大限制。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大幅扩大投资和净出口,但两者都有障碍要克服。世界经济必须调整到可持续的状态,让资本从已开发国家大幅流向开发中国家。
本章将说明如何做到这点,又为何如此困难。这件事需要全球货币体制的改革,别的不谈,我们极需创造一种新的准备资产,使新兴经济体不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看来是这样),而高所得国家又无法创造投资热潮,则高所得国家可能必须考虑激烈的货币体制改革,包括直接以货币为预算赤字融资。
第九章将讨论欧元区可以如何改革。欧元区眼下正面临生存挑战,必须决定完全或部分解散,又或者创造出大幅改善自身运作所需的制度和政策。解散欧元区是可以想像的事,但此举至少将在短中期内造成巨大的金融、经济和政治混乱。如果解散欧元区破坏了欧洲整合大计,则乱局持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如果不解散欧元区,则改革必须包括更有效地支援遇到短期困难的国家,某程度的财政联邦制,更大程度的金融整合,提供更有力支援的央行,以及确保竞争力对称调整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欧元区将永远无法有效运转;而即使有这些改革,欧元区也未必能够长期存在。
最后的结论将回到这场危机对世界的启示。本书会指出,这是一个转捩点。我们必须推动根本的改革才能达致较稳定的状态。全球化需要适当的增减—要增加的是全球监理与合作,而个别国家也需要更多自由,以拟定自身因应全球化压力的方案。随着世界的整合与发展,维持全球公共财的供给将是艰鉅的长期挑战;这些公共财包括稳定的全球经济,和平,以及极其重要的全球环保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克服近年这场危机遗留的问题,就无法完成这些任务。此外,这一切将必须在新旧势力交替中完成:新势力已经崛起,国际权力和责任将从以西方强国为主的状态逐渐改变。
冲击的重要
本书的分析为何重要?因为西方近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改变了世界。危机改变了时势,改变了我们对时势应有的想法,改变了我们应有的因应行动。从最明显的说起。世界经济后来与2007年时多数人所想的截然不同。当时我们以为强健的经济体,原来浑身是病。在所有主要的高所得国家,经济产出仍然远低于以前的趋势水准,而经济成长率也多数远低于先前以为的潜力水准。一些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国、义大利、日本和英国)2013年的经济活动水准仍低于危机前的高峰。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人担心一些高所得经济体将陷入像日本般的长期萎靡,这种情况看来大有可能发生,甚至可能比日本更糟:整体而言,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本文未完,更多精采内容,请参阅本书。)
自序 「这种事」—又一场大萧条,可能再度发生吗?如果可能,为什么二战以来不曾发生?在检视历史记录,以及过去35年相对成功的经济运作时,自然而然会心生这些疑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一套经济理论;而根据这套理论,在我们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里,大萧条是种种可能出现的状态之一。
—明斯基(Hyman Minsky),1982年
本书要谈的是,2007年8月之后冲击高所得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本书的分析基础,是这些冲击如何源自先前的转变;所谓先前的转变,是指全球经济的变化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互动。本书将探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学观念(这种改变是应该的);这些事件又如何改变受到影响的国家,及其他国家奉行的政策(这种改变也是应该的)。
本书探索已经改换的世界面貌。我必须先对自己和读者坦白:虽然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经济,多年来也见过多场金融危机,但我未能预见高所得国家出现如此规模的危机。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危机之前无以为继的趋势无知无觉。我2008年的着作《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 )以2006年发表的演讲为基础,讨论金融体制的脆弱,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现象。它也检视1997至1999年新兴市场危机之后令人担心的现象:主要经济体出现巨额的经常帐盈余或赤字,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趋严重。它聚焦于三个互有关联的现象,探究其中的意义:美国经常帐赤字愈来愈大,新兴经济体累积愈来愈多外汇准备,欧元区出现内部失衡问题。2这些讨论自然是源自我更早在2004年出版的《新世界蓝图:全球化为什么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中对金融体系的思考。3那本书虽然强烈支持全球化,但也强调金融危机代价沉重。尽管如此,我没有预料到,这些趋势最终造成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如此全面的救援行动,以及欧元区如此严重的动盪。
我之所以失准,不是因为我未察觉在经济学家所称的「大稳定时代」(great moderation,美国经济产出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资产价格和债务水准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动盪的种子。我的失准是因为我缺乏预见西方金融体系崩溃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错在我受限自己对经济的心智模型,认为世界最先进的经济体不可能再发生大萧条,甚至不可能出现「大衰退」。我当时认为,这种事如果真的发生,只可能是因为银行业者和监理当局犯下不可思议的大错。我个人的经济观念未能通过明斯基设定的检验标准;这位已故的经济学家几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书希望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本书的目标之一,是讨论明斯基对经济理论的要求(必须纳入大萧条发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回应。我认为明斯基对经济理论的要求相当合理。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回应,是表示危机不可能预测:如果可以预测,危机不是已经过去,就是会因为理性行为者的预防措施而化解于无形。这种说法无疑能满足许多人,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见2007年开始的这场危机;他们甚至没想到可能发生这种危机。对居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来说,萧条是某种外部(经济学家会用「外生」〔exogenous〕一词)冲击所造成,而非系统内部产生的力量。
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部分在于主流经济学模型使得危机在理论上看似极不可能发生,结果反而令危机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大为提高;我认为这个观点看来合理得多。理性预期和效率市场假说,促成了监理当局和投资人漫不经心的态度。如明斯基指出,稳定的状态会埋下不稳定的种子。这正是索罗斯(George Soros)所称的「反身性」(refl exivity)的一面。索罗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机客,也是创新的经济思想家;根据他的「反身性」概念,人类的思考方式决定人类面对怎样的现实。幼稚的经济学是促成经济动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时,比较不传统的分析师会表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危机是无可避免的。后凯因斯学派(怀疑自由市场)与奥地利学派(强烈信仰自由市场)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他们会同意危机在现行体制下无可避免,只是两派人士对于危机的起因和如何处理危机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认为经济学必须能够设想经济可能因为系统内部出现的事件、而非外部冲击而爆发严重的危机,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稳当的。危机毕竟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已证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恆常特质。如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萧条并不是「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的罕见事件),而是「白天鹅」事件(相对罕见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规律可循)。萧条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可能状态。不纳入这种可能的经济学理论有严重缺陷,就像生物学理论不考虑物种灭绝的可能,人体健康理论不考虑心脏病发作的可能,造桥理论不考虑桥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认为萧条发生时,政府必须有因应措施。我认同这一点,后凯因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对此有不同意见: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凯因斯的均衡失业理论,后者则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场观点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财政赤字为民间部门提供财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体系失灵时支持放贷)。事实上,处理重大风险正是现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职能。除了在危机爆发时着手处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须考虑如何增强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当然,这些有关市场经济弱点和政府责任的观点,全都极具争议性。
这些事件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于牛津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因为各种事件而改变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入学牛津之后的45年间,我的知识大有增长,想法当然也会不时改变。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时认为,无论是在高所得或开发中国家,市场有必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总体经济政策必须致力维护货币稳定。我因此加入拥护市场导向经济观的行列。相对于新古典学派对均衡状态的执着,我特别钦佩奥地利学派的创见:市场经济是鼓励寻找营利机会的体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着作当时极具影响力(至今仍是)。近年这场危机印证了我对均衡理论的怀疑,但也唤回了我在牛津求学时对凯因斯学说产生的强烈仰慕。
八十年之后,凯因斯对1930年代的忧虑再度成为我们的忧虑。已经有人提醒我们,未能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近年这场危机因此改变了我对金融、总体经济和两者关系的看法,因此也难免改变了我对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看法。我发现,从某个角度来看,本书的观点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态度。在此似乎应该区分一下我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价值观,前者确实有改变,后者则至今未变。我的价值观传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亲爱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从奥地利逃到英国的犹太难民,热烈支持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反对左派和右派的乌托邦与狂热思想。他信仰启蒙价值观,但对人性的弱点也有认识,后者是源自他的剧本创作和新闻工作才华(与事业)。他接受人们的本来模样,反对那些试图违逆人性、改造人类的人。这些价值观使他在冷战期间成为坚定的反共者,而我后来也是这样。
我一生信奉这些价值观,但我对经济的看法却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西方国家1970年代受经济动盪冲击时,我担心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此受损。1975年8月,英国零售物价年增率高达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国家会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乐见畲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尝试驯服通膨,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约束如脱缰野马的工会势力,以及推动市场自由化。我认为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总统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国需要的。在冷战持续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重新振作看来有其必,而且正确。我认为若要恢复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适当平衡,政府从权力过度扩张、不负责任的状态转向权力较为节制和负责任的状态,无疑是正确的方向。我的结论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为过度涉入各种事务而变得虚弱,尤其是在英国:每週供电三天,物价飞涨,企业盈利崩跌,劳工焦躁不安,显示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愈来愈弱。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均需要职能较有限但效能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较高、更加强健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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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马丁‧沃夫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2004年与2008年相继出版《新世界蓝图:全球化为什么有效》与《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等畅销财经书籍。过去阅读他的文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针对国际金融情势的动态发展,提供精辟的分析与评论。此次,相当荣幸能够抢先阅读他的新作并为其写序。坊间对于分析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相关出版品可说是汗牛充栋,但本书作者以其深厚的经济金融素养,就这场危机带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之冲击与改变,为读者提供兼具理论基础与实务经验的分析与洞见,可以说是近几年讨论国际金融议题的最佳着作。
作者将此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冲击」(前三章)具体描述这场危机带给高所得国家、欧元区及新兴经济体之经济与金融影响。第二部「转变」:第四章检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其根本原因;第五章则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完全是金融体系的问题,还有总体经济出现失衡现象,包括全球储蓄过剩以及信贷泡沫的问题。
本书最后一部「出路」,我个人推荐读者值得一看再看,相信能从中寻找问题与启示。第六章是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的激辩。正统经济学的总体经济模型是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将危机的产生视为外生性,而忽略经济体系内部如何替资产价格定价的金融市场问题,以致于发生资产价格大幅度变化对总体经济造成冲击,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必须正视总体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说以及金融理论的市场效率假说在实际经济运作上的侷限性;第七章则透过金融体系改革的论证,具体提出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以及有效执行总体审慎监理为两项最根本的改革措施;第八章则是讨论未来经济复甦的可行策略,扩张或是紧缩的政策辩证;最后一章则讲述欧元区带来的危机,以目前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为例,这不单纯只是单一国家退出而已,而是货币联盟本身在建立时便有其缺陷,若要维持欧元区的存在,势必要做出根本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债务重整以及财政政策改革。
回顾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国内也有少数银行发生紧急流动性的问题,所幸政府快速採取存款保险全额保障及相关措施,恢复民众信心,避免少数银行影响金融安定。而在危机发生后,美国、英国及欧洲各国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体认到金融产业影响民生经济甚巨,因此纷纷开始强调审慎监理的重要性,并进行一连串金融改革。
对于书中具体提出两项最关键的金融改革措施,即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以及执行总体审慎监理,我深表同意。特别是在金融海啸后,促使「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发布「巴塞尔资本协定三(Basel III):强化银行体系稳健性之全球监理架构」,将总体审慎监理纳入架构规范内。我国早已针对Basel III,修正相关法规,提高本国银行的自有资本,并加强流动性管理,截至2015年第1季,本国银行普通股权益比率、第一类资本比率及资本适足率平均为9.71%、9.95%及12.65%,各银行均符合法定标准。这对于强化金融机构承担风险能力,以及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形成了有利的条件与坚实的基础。
为了持续改善金融体质、提升竞争力,并因应数位发展的趋势,我在2015年5月提出金融基础工程计画,其中第一项便是提高资本,我认为资本一向是金融稳定的核心议题,尤其是本国金融机构须有更充足的资本,方能支应在亚洲区域发展,扩大业务规模。在近年政府与金融业的共同努力下,金融业的获利能力已获得长足的进步。以本国银行为例,全年税前盈余由2012年新台币2,402亿元成长至2014年的3,201亿元,创历史新高。而截至2015年第1季为止,我国银行整体平均的资本适足率为12.65%,其中国内前五大银行平均资本适足率为12.85%,虽符合资本适足的要求,但与国际比较,以全球排名76至100名的区域性银行为例,其平均资本适足率为14.43%,显示国内金融机构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实应借此获利能力提升的时机强化充实资本。
金融海啸发生以来已近七年,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比金融海啸发生前更好,而台湾是一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深受国际经济局势影响,厚植金融实力固然可以为增加自身抵御危机能力,但倘稍有不慎,金融也可能成为危机传递的管道。做为金融主管机关,所念兹在兹、殚精竭虑的就是要随时辨识风险,防微杜渐,期能在稳定的环境中推动金融业的健全发展,最终能促进产业与民众的福祉。于此,我不禁想引用明朝大儒吕坤所言,「为政之上焉者:宽厚深沉,远识兼照,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而天下阴受其赐」,实可为金融监理工作的写照。
深入阅读这本书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大师级的作者针对目前的全球的经济困境、当局採行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各国间政治关系所提出的精彩分析与深入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原本艰涩的经济理论与金融实务,在作者的笔触下都显得清楚易读,确实是一本具备深度与广度的好书。我们或许无法从此书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衷心期盼读者,尤其是政府官员或经济学者能细读本书,用冷静与理性的头脑,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做出抉择。
曾铭宗
(本文作者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