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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逸松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第二代台湾人，这一代人并未见证由清入日的改朝换代大震动，而是在殖民统治进入稳定期后才出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养。而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求学、成长时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响，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视统治，一方面怀抱左翼理想，而且在他们最有活力的青年时期迎来了日本殖民终结、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时代巨变。

　　这群「新台湾人」从193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治、文化、经济的舞台，此后至1950年代为止的大变局中，有人入狱，有人冤死，有人逃亡，或者沉默噤声。陈逸松身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一生经历足以见证台湾从殖民到战后的历程，本书所述即为其战后时期的回忆。

　　陈逸松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一贯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而且是个厌恶理论空谈、一无所惧的亲身实践者。他在日本殖民时期被视为反日知识分子的代表；在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迎接新政权，独资创办《政经报》，隔年当选台湾省参政员；1947年加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1948年出任第一届考试院考试委员，赴南京就职；1949年兼任撤退来台的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56年与张深切合作拍摄台湾第一部电影《邱罔舍》，1967年环游世界时初次接触海外台独运动，1971被「羊羹事件（花旗银行爆炸案）」牵连，开始受到警备总部严密监视，1972年前往日本、美国；1973年受中华人民共和昨总理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随后留下担任人大代表，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订工作；1983年离开中国赴美定居。

　　陈逸松为中共政权服务，使其成为海外黑名单，长期不能回到台湾，直到解严后的1997年才再度踏上故土，三年后辞世于美国休斯顿。

　　评论这样的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适切的解答就是「人道主义」。

　　陈逸松关心的是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他坦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无论是协助修订宪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等法令，其出发点均在于「保障人权」，无论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施行的状况有多大的落差，陈逸松只是尽一己之力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而非站在中国之外空言批评。

　　在过去数十年里，像陈逸松这样勇于追求个人理想的生命史，并不容易被台湾社会知晓，更不用说是理解。《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放胆两岸波涛路》是第一部详细呈现他后半生抉择与行动的回忆录，这样一本书，确实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战后台海两岸史中许多陌生的面向。

作者简介

曾健民

　　高雄医学大学毕业，日本九州齿科大学研究，现为执业医师。曾任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人间思想丛刊编辑，现任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专研台湾近现代社会史，尤其着力于光复前后台湾史。着有《台湾意识型态批判》、《台湾光复史春秋》、《1949‧国共内战和台湾：台湾战后体制的起源》、《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八月十五日后激动的一百天》、《新二二八史像》等书，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及学术论文。

序　打开新的历史视野　曾健民
家属序
 
序　章
第一章　做新的历史主人──台湾光复和三青团
第二章　做思想言论的前锋
第三章　惨痛的三月──二二八前后
第四章　走上参政之路
第五章　据理力争的六年仕途（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四年）
第六章　投身实业界
第七章　在白色风暴中受难的朋友──「光明报」事件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痛失三位文化英才
第九章　参选台北市长‧环游世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
第十章　「羊羹事件」被逼上梁山，藏书遭趁火打劫（一九七二年）
第十一章　冲破惊涛和骇浪（一九七三年）
第十二章　诀别与抉择──代表台湾人民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七四年）
第十三章　参加第四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
第十四章　在北京与老友重逢
第十五章　历史情缘
第十六章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最激动的一年
第十七章　四人帮后再访日美一年（一九七七年）
第十八章　亲历一九七九年后中国的大转变
第十九章　参与了中国三部宪法的修订
第二十章　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律制定
第二十一章　八十回顾
第二十二章　转任政协‧告别和希望
 
附录　访问陈逸松甘苦谈　吴君莹
附录　陈逸松年表

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于一九○七年出生于宜兰县罗东东南门外九份陈家。
 
父亲陈振业早殁，所以自从有记忆起，我只有母亲。母亲在陈家守寡抚养我，十分艰辛；她在传统大家族中的各种不平等生活从不屈从，不断地抵抗和争取，这无形中让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强的道理。她对我很严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这反而激发我长志气，决心要做「豪人」（台语：有成就的人），虽然那时我不懂得「豪人」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负且会帮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贫困的人受到压迫，我总爱出来替他们打抱不平，我想这是受到母亲教养的影响。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转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学老师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儿子陈进东想跟他去日本读书。那时去台北读书都很稀奇，何况去日本读书，那简直像爬上天国。我去问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说去问你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回答我的一句话：「借钱也要给你去！」因此，连同我在内共五人，就以十三岁之龄随佐藤老师到日本冈山进二中就读。母亲每月寄三十元让我们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学校教书，一下课他就回来教我们，高原家族对待我们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冈山六高以后，就如出笼鸟，我的思想开始展翅飞翔。高等学校并不大管你的成绩，听说这是仿德国高等学校的制度，学校老师十分博学，大多是可当大学教授的人。高等学校三年，我经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学会下棋的习惯。我选德语为第一外语，无形中受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很深，马克思思想自然进入我的世界。在学校的学生社团，我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部」，再加上学校老师几乎都有左翼思想，当时也有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学生来学校当学生导师（tuter），都是讲读社会科学的书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论殿堂中高谈阔论。那时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义或左翼都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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