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放胆两岸波涛路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图书标签:

• 回忆录
• 陈逸松
• 两岸关系
• 历史
• 自传
• 政治
• 文化
• 台湾
• 大陆
• 战后
• 人物传记

   
　　陈逸松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第二代台湾人，这一代人并未见证由清入日的改朝换代大震动，而是在殖民统治进入稳定期后才出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养。而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求学、成长时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响，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视统治，一方面怀抱左翼理想，而且在他们最有活力的青年时期迎来了日本殖民终结、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时代巨变。

　　这群「新台湾人」从193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治、文化、经济的舞台，此后至1950年代为止的大变局中，有人入狱，有人冤死，有人逃亡，或者沉默噤声。陈逸松身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一生经历足以见证台湾从殖民到战后的历程，本书所述即为其战后时期的回忆。

　　陈逸松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一贯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而且是个厌恶理论空谈、一无所惧的亲身实践者。他在日本殖民时期被视为反日知识分子的代表；在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迎接新政权，独资创办《政经报》，隔年当选台湾省参政员；1947年加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1948年出任第一届考试院考试委员，赴南京就职；1949年兼任撤退来台的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56年与张深切合作拍摄台湾第一部电影《邱罔舍》，1967年环游世界时初次接触海外台独运动，1971被「羊羹事件（花旗银行爆炸案）」牵连，开始受到警备总部严密监视，1972年前往日本、美国；1973年受中华人民共和昨总理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随后留下担任人大代表，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订工作；1983年离开中国赴美定居。

　　陈逸松为中共政权服务，使其成为海外黑名单，长期不能回到台湾，直到解严后的1997年才再度踏上故土，三年后辞世于美国休斯顿。

　　评论这样的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适切的解答就是「人道主义」。

　　陈逸松关心的是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他坦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无论是协助修订宪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等法令，其出发点均在于「保障人权」，无论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施行的状况有多大的落差，陈逸松只是尽一己之力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而非站在中国之外空言批评。

　　在过去数十年里，像陈逸松这样勇于追求个人理想的生命史，并不容易被台湾社会知晓，更不用说是理解。《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放胆两岸波涛路》是第一部详细呈现他后半生抉择与行动的回忆录，这样一本书，确实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战后台海两岸史中许多陌生的面向。

作者简介

曾健民

　　高雄医学大学毕业，日本九州齿科大学研究，现为执业医师。曾任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人间思想丛刊编辑，现任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专研台湾近现代社会史，尤其着力于光复前后台湾史。着有《台湾意识型态批判》、《台湾光复史春秋》、《1949‧国共内战和台湾：台湾战后体制的起源》、《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八月十五日后激动的一百天》、《新二二八史像》等书，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及学术论文。

序　打开新的历史视野　曾健民
家属序
 
序　章
第一章　做新的历史主人──台湾光复和三青团
第二章　做思想言论的前锋
第三章　惨痛的三月──二二八前后
第四章　走上参政之路
第五章　据理力争的六年仕途（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四年）
第六章　投身实业界
第七章　在白色风暴中受难的朋友──「光明报」事件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痛失三位文化英才
第九章　参选台北市长‧环游世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
第十章　「羊羹事件」被逼上梁山，藏书遭趁火打劫（一九七二年）
第十一章　冲破惊涛和骇浪（一九七三年）
第十二章　诀别与抉择──代表台湾人民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七四年）
第十三章　参加第四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
第十四章　在北京与老友重逢
第十五章　历史情缘
第十六章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最激动的一年
第十七章　四人帮后再访日美一年（一九七七年）
第十八章　亲历一九七九年后中国的大转变
第十九章　参与了中国三部宪法的修订
第二十章　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律制定
第二十一章　八十回顾
第二十二章　转任政协‧告别和希望
 
附录　访问陈逸松甘苦谈　吴君莹
附录　陈逸松年表

序（节录）

打开新的历史空间和想像

　　这本书不只是有关陈逸松先生的个人生命史，它更是一本有关台湾战后的时代史；它突破了两岸分隔的历史界限，打开了新的历史空间和想像。
 
　　一、写作的机缘

　　写作这本书的机缘是这样的。

　　大约二年前，陈逸松先生的长女陈文惠女士和陈逸松先生生前忘年之交陈正德先生，通过联经出版社来找我，希望我替其先父整理战后部分的回忆录。因为他们读过我十年前在联经出版的《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书中写了不少陈逸松在那历史时刻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认为十分忠实客观，希望我接下整理和出版陈逸松回忆录的工作。

　　其实，我早已读过林忠胜先生撰述的《陈逸松回忆录：日据时代篇》（前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且曾引用过书中的一部分资料。又因为我二十年来专注于台湾光复前后十年期的史料蒐集和写作，早就熟知陈先生在那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深感其思想和行动的进步性，本来就心怀敬意。同时，我也大略知道，后来他冲破反共和冷战防线回到中国大陆，被国民党反共派列为「投匪」黑名单，又被台独派视为「不爱台湾」「卖台」任谁都知道在台湾只要被贴上这两重标签，大多会打入历史冷宫，学界、文化界、媒体都不会有兴趣，谁都不敢碰。也许因为如此，陈逸松先生的后半生在回忆录一直都没人整理，未见出版，这实在是台湾现代史的一大撼事，对此，我早就感到不平。现在连知识人都遗忘了他，不知道这个人，台湾战后历史，深受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也受到岛内多重政治经济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岖而复杂。这使得一般人生活中，或者一般知道份子的观念中，充满了片面和迷思的历史形象。我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和评论，主要致力于拨开这些历史迷思，揭露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也知道，陈逸松先生后人曾把陈先生的一些资料交给中研院台史所，寄望台史所的专业，进行整理出版，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理由是说没有经费。我想起了陈逸松先生一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卖了几栋房子办《台湾文学》、《政经报》，抛弃家产名位毅然离开台湾，卖一生藏书攒旅费到北京（结果被人趁火打劫）等等，完全超越了个人名利，这种大我精神，早为时代所遗忘，因此，我以个人的力量，不计酬劳答应接下这项重大的付託；不只为了整理陈逸松个人的生命史，还为了彰显其个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时代史意义，后者，触动了我不计名利不计毁誉投入这项工作。为此，我花费了两年时间，自掏腰包整理蒐料资料，特别在最近半年，我推辞一切杂务和活动，终日与陈逸松先生对话，闭关写作下才完成了这本书稿。
 
　　二、本书所使用的陈逸松资料

　　本书所使用的陈逸松资料，有下面几种：

　　一、林忠胜先生和吴君莹女士，分别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九四年对陈逸松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录音访问，林忠胜先生提问陈逸松先生回答的方式进行，总共录下了七十三卷录音带（其中有几卷遗失或没录好、跳号），本书主要使用了第十七卷以后的战后部分。林忠胜先生居于爱乡土的感情，在陈先生晚年尽心力完成了这批录音访问居功厥伟，令人感佩。这批录音带和一份由吴君莹女士从录音带腾写出来的手稿，由陈文惠女士交给了我。这批录音带包括了陈逸松先生对其一生各时期的回忆，内容丰富多彩，可说是第一手资料。只可惜，当时陈先生已八十三高龄，讲述内容驳杂，叙事跳跃逻辑不完整，一件事没说完又跳到另一件事，几乎没有一件事有完整的叙述，许多事情都交杂在一起，很难掌握完整内容。既便如此，它还是保留了陈先生经历的多彩多姿的人生和独特的感情思想。许多历史的细节在他的口述中活生生的出现。许多台湾现代史人物他都有交往，在他口述中鲜活生动。因此，整体串连出一部台湾战后史的史诗，但这部史诗只是着稿，每一个部分都要再参的他历史材料，比对梳屯，去芜存菁，理清脉络，最后才再现它的原貌。

　　二、陈逸松先生一生中最独特，也是最受争议且大家最想要了解的部分，就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回北京后的十年经历。关于这部分访问录音内容同样不清晰，也不完全，脉络跳跃，很难掌据全貌。另外，採访时陈先生已离开北京十年，两岸政治经济情势有巨大的变化，天安门事件刚过，在叙述上难免受大局势的影响。幸好，陈先生二女儿陈绮红女士适时提供了陈先生在北京十年的日记（一九七　年后的　年日记）。陈先生有写日记习惯，每天大小事、心情起伏、论人评事，都有详细记录，日记的白纸黑字与隔数十年后的口述不同，是一部最完整的坚实的不容改变的史料。由于这批日记的帮助，使本书能比较客观地完整呈现陈先生在北京十年的经历和思想。

　　三、陈先生家属先后提供了陈先生的书信、札记和文章，使我增加了参考对照的面向。

　　四、自从接手大批访问录音带，着手整理后，经常陷入无法清楚掌握事实脉络的烦恼。因此开始四方蒐集陈先生在报刊杂志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前前后后记者採访他，发表在日本、香港、美国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或者是他自己写下来的手稿。这些都保留了他在各时期的思想和看法，是了解他或评论他的最重要的材料，有了这些资料，对陈先生的思想才有公开讨论的坚实基础，不会再落入口水的争论，或仅凭口述历史的缺憾。

　　这些文章将编辑成《陈逸松文集》出版，让大家有个本本，以免陷入无止境的争议。
 
　　三、浪淘尽的世代

　　陈逸松先生属于台湾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养，同时，殖民统治的民族歧视造就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同时，他们又逢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大多受到左翼运动和思想的洗礼。因此，汉民族意识、祖国情怀和左翼思想成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特征。他们身负殖民地之子的重担，一生都是站在台湾人民立场的祖国派，且兼具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左翼思想。虽然各人表现程度不一强弱不同，有些人有较浓厚的汉民族意识，有些人倾向左翼思想，当然也有人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去，这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

　　这一世代的知识分子活跃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舞台，从日据后期经光复期到国府撤退台湾。他们经历了日本战争总动员、皇民化、台湾光复、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他们投入社会运动、抗拒皇民化、迎接光复、参与二二八和国共被斗争，一波波惊涛骇浪淘尽。有人入狱、有人冤死、有人逃亡。在台湾倖存者不是沉默噤声，就是在狭窄的政治空间中求生存发展，更有一大批人先后逃命祖国大陆，如苏子蘅、苏新、陈文彬等，无数后来被称作大陆的「台胞」。
 
　　四、超越统独的世代

　　陈逸松可说是这一世代知识人的代表。他兼具前述的三种思想和感情特质，在各时期的动盪中走在风口浪尖上。举一个例子，日据期的台大教授，战后成为日本法政大学总长（校长）的中村哲，在一篇〈忆台湾人作家〉（张良泽译）中，描述了陈逸松的形象，他说：

　　「陈逸松是继清廷以来的豪族林献堂之后年轻一代受总督府敌视的一方之雄……成为台湾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总督府视他为异端的原因，是因为不得晋身官场而想投奔大陆就职于中国政府。战时中，台湾人的闻名者不管是谁，都编入『翼赞体制』，但只有陈氏被排挤……」。

　　从这一段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一窥陈逸松在那时期的时代角色，与其突出的汉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这种时代角色和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力争民族平等与尊严、追求民主法治以及社会平等，这从他年轻时参加左翼活动，组三青团、参与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参政员到七十年代出走北京担任人大常委的生命实践就可知，可是这些都根基于追求台湾人的幸福。这不是用今天的「统独理念」可解释的。

　　从这样的大时代的角度去理解陈逸松的一生及其时代角色和理念，才不致于陷入今天的统独框视中，换言之，陈逸松的一生超越了今天的统独观念。
 
家属序

　　化作春泥更护花──陈绮红

　　看着墙上挂的爸爸喜欢的龚自珍的诗句「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想到一晃眼，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但感觉上他似乎从未离开过我们，他平日的言行教诲，时时萦绕在我们脑海中。

　　爸爸十三岁就去日本留学，在异乡努力吸收新知识。在东京大学毕业后，由于不想担任必须听命于曰本政府的职务，选择当能独立思考的律师。在东京开业三年后，决定回台，为被压迫的同胞辩䕶。多年的奋斗与律师辩护经验，使他以「䆺慎安详」为座佑铭。他认为做任何事都要事先谨愼地审思，但是在做了以后，不论后果如何，皆须安详処之，不要患得患失。所以爸爸在签署任何文件前，都要详细阅读过才慎重地签名，即使生病时签英文的医疗文件，也要我们仔细翻译才签，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但是爸爸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这点，他从来不给我们读书的压力，甚至开玩笑说，「读书不必争第一，只要吊在车尾就好」。虽然我们不致于吊车尾，但因没有压力，可以自由地涉猎于各种学术领域，并且有余暇体验生活中的乐趣。我们小时候及中学时期，爸爸常要我们为他按摩肩膀，同时天南地北地聊天。爸爸大学时修的外国语言是德文，常谈及歌德及其「少年维特的烦恼，后来还特地去歌徳故居凭弔。他也对英国文学有兴趣，喜欢英国诗人雪莱及莎士比亚的戏剧。这对我后来唸外文系有很大影响。他有一套古老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我研究很有助益。我台大外文系英诗的苏维熊教授是爸爸东京帝大的学长。爸爸也常教我下象棋，说如能赢他就有奖金，我一直努力研究，縂算后来有一次蠃了他，拿到奖金受到很大的鼓励，觉得只要锲而不舍，终能达到目标。从小，爸爸就常跟我们说「你们每天早上醒来，不论是天睛或下雨，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个好日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心情平静愉快，记住「日曰是好日」」，年轻时还不太能体会，后来才领悟到这是修行的好方法。爸爸是「日日是好日」的奉行者。每天都会制造些生活上的乐趣，对生命充满了好奇，関怀与希望。虽然年纪大了，仍爱动手做书架，桌子及小工艺品。常常幽默风趣地与家人，朋友谈古论今，所以他有很多「忘年之交」。他常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他不执着于当年的辉煌，能在老年时坐拥书城，乐在其中。后来我们帮他装了电脑，让他能看世界时事，他虽然不太会操作，但叹了口气说，「縂算没被高科技落在后面！」

　　爸爸热爱旅行，为了解各地风俗民情，并探索台湾的方向与出路，曾独自环游世界两次。当他九十岁时，我报名参加张家界及九寨沟的旅游团，但后来爸爸身体不适，我想取消，爸爸了解我多年来响往旅行，一再鼓励我去，并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广角镜头，要我多拍些照片给他看。即使后来我在旅途中打电话问候他时，他也一再说他很好，不必担心。爸爸就是这样很少抱怨他身体的病痛。即使在最后两年进出医院抽肺部积水及打针，他都很平静地说「我不痛，我很好」，医院的医师及护士都称赞他是「最好，最合作的病人」

　　有次我与妈妈及从台湾赶来帮忙的妹妹云端陪爸爸在诊所等候医师，等了很久，爸爸用手招唿妹妹过去，一本正经地说，「我用的药名与我这医师同名，因为是他发明的。」看到妹妹信以为真，爸爸顽皮地笑起来。想到这时爸爸还有心情开玩笑，妈妈与我也不禁笑了。

　　爸爸认为做人处事要有原则，不能随周遭的环境而改变原则。所以他一生不附会权势，保持超然的立场。美国德州佛教会的「佛光法苑」的编辑曽访问过他。问他「回顾过去，如果可以从头做起，你是否会有不同的做法？」他思惟良久后说「我看仍是这样做而已。虽然客观的环境不能如我们意」。他的一生，因为坚守原则而「无怨无悔」。

　　爸爸最后住院时，朋友来探病，他从不谈自身病痛，而是関心地与他们讨论台湾政情与世界局势，尤其之前他関心台湾选情，为看到选举结果彻夜未眠才加重病情。他固然当时为陈水扁当选而希望台湾前途光明，但也担心他太年轻，经验不足。朋友忍不住劝他好好养病。有一次病重昏迷不醒，刚好宏意法师与一些朋友来探病，就为他唸佛，不久他就清醒了。后来在「法苑」访谈中，他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从鬼门关回来，但是已悟到生死一如的道理。他常研究「自然法」，认为一切行为要遵循自然的法则，而杀人偷盗等就违反了自然法则。他认为人的身体只是一种物质，人老了好像马匹老了，就再换匹马骑。但他认为还有一种精神（神䛊）状态存在，不断地相续下去。

　　爸爸最后在九十三岁病重时，向照顾他的亲友，尤其一生相知相随的妈妈致谢，「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健康地与你们多相处些日子，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请你们多保重」，并要我们好好照顾他最放不下心的妈妈。他决定出院回家休养。当晚好友们听到他出院了，都赶来看他。他仍与他们谈笑风生，他们都走后，他对云端说「今晚共有十批朋友来！」她一算果然是十批！
爸㐧二天早上就平静地往生了！许多师父，师兄姐为他助念时，他宁静安详的面容，使一位来探望的朋友以为他正在睡觉。的确！爸爸并未离开我们，他只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家父──陈雪梨

　　文惠姐提到，家父每天晚餐时要和家母聊天，将一日之事和她叙说一番。作为家中的老么，小时候跟着爸妈来来去去，在父亲的朋友圈里，被取了个「秤锤」的绰号，好像总是挂在爸妈的手臂上。也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就听了许多似懂非懂的情事。父母聊天的时候，时不时就要提醒：家中听说的事，外面千万不能去说，如有陌生人搭讪，不要说什么，可能是特务向小孩子探听消息！「特务」这个名词，记忆中好像比什么叫「电影」还要早知道。确实，当时我们住在北投的泉源路上，是蒋介石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家中不定期就有陌生人闯进来「查户口」，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像罩顶的乌霾一样，在小小心灵中留下了印象。

　　不知始至何时，就知道有二二八这样的事。家父每次隐晦的谈起，就有一种肃杀沉重的语气。他会谈起某某某，二二八失踪了，某某某，他被枪杀了。他说台北律师公会二二八前有多少人，二二八后剩不到一半。到上小学时，才知道有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共产党是万恶的这些话，但没有多久，就已习惯性地把校长朝会的训话，国歌里的「吾党所忠」当做是耳边风的反面教材，学校里、同学们的世界和家里、大人们的世界，有着不同的肌理和色彩。

　　另一件和别人家不同的地方是，家父喜欢把「男女平等」挂在嘴边。可能因为是寡母带大，家中四个女儿，他又和妈妈特别谈得来，他确实由心底认为男女应该平等。文惠大姊考大学时原来是想读理科，他天天希望她读法律，继承他的志业，终于如愿以偿！回想起来，我的潜意识中还真没有所谓「第二性」（Second Sex）的影子，从小不喜欢玩洋娃娃，也从来也不会以为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就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国甘乃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詹森无缝对接继任总统。爸爸每天盯着报纸，听收音机，在餐桌上对妈妈和十一岁的我述说着美国民主宪政的稳定是多么难得。
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国戴高乐总统宣佈中法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爸爸又是每天盯着报纸，听收音机。有一天，他面色沉重，在餐桌上宣佈他决定要竞选台北市长，他说一个变化的时代又将来临，他希望台湾人能多一些行政人材，不要一碰到变局，就很无助地束手无策。他说高玉树告诉他这次不准备参选，那只好自己来了。（当时他没想到高后来还是宣佈参选，那时他已无法退选。）

　　选举时，我小学五年级，休了几个月的课，跟着大人当「秤锤」。爸妈对我没去上课，好像也不在意，大概是相信我不会留级。对于那次选举，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演讲时用沙哑的嗓门，声嘶力竭地讲述着没太多人在意的党外政见：废除戒严法、民主宪政、都市计划…。

　　家中，尤其从北投搬到台北后，始终有许多人来来往往。每天下课回来，总不知晚餐桌上会有多少人共餐，每天听着各式各样的言论。家中有一个当时算罕见的冰箱，里面随时都有吃寿喜烧的冻肉、洗好的大白菜。每来一位客人，妈妈就添一付碗筷，发一个鸡蛋，调料自己来，冻肉、白菜不够了再拿一盘出来。客人中除了爸爸的酒友、棋友、「文化仙仔」，姐姐的同学、朋友，还有日本客人，美国客人。大家高谈阔论，什么都谈，那时的监听技术大概还没有太发达。

　　犹记有一次，爸爸与美国使馆一位常来的朋友谈论台湾的前途。爸爸提到波兹坦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人权、民主宪政等等，对着以国际力量来对应国民党政府的苛政抱着期待。柯先生操着熟练的国台语，说：「陈先生，您要知道，美国人不会为台湾人出什么力的，美国人是现实主义的，台湾人只有靠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实主义」这个名词。

　　从小，爸爸要我们不要迷信、不要怕黑怕鬼。他不让人向我们（至少是我）讲鬼故事。北投家中周遭是一圈院子，到晚上除了月光，几近伸手不见五指。他和妈妈坐着聊天，小孩子们只要绕屋子走一圈，就给一角。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他常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大学时和同学打赌，到乱葬岗去过夜。他说他喝了点酒，就去了。当时也不能说没有点毛毛的。但他壮下胆，演说起来：「请各位知道，我是东大学法律的，各位朋友如有什么冤屈，可以来告诉我，我会尽力替你们伸冤！」结果，一夜无事，他就此认为没有鬼神这类的事。

　　爸爸确实也有着丘罔舍的爱玩闹、幽默、有点创造力的一面。他喜欢钓鱼、看鱼。由北投搬到台北后，住在楼房里，没有养鱼的条件。他就异想天开，将楼顶的天台涂了层防水漆，放了浅浅的水，养起耐命的泥鳅起来！当时我还在初中，住在顶楼，霸佔着家中唯一的唱机，一面听华格纳的歌剧，一面听由屋顶漏到接水的几个脸盆里叮咚叮咚一下的声音。这个实验大概持续了不到半年。

　　高中时，日本友人介绍了一位日本「救世教」的教主和他的几位教友来找爸爸。救世教认为可以用心力帮人治百病，基本上，就是集中精神，对着病人举着手掌相向，病人就有所感！他们在家里做了几次示范性的治病聚会，好像对某些人还真有点效果。每日家中，各式各样的病人居然就多了起来。接着，日本教主就让爸妈也参加治病的行列。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煞有介事，举着手掌，像个观音娘娘，在帮人治病。从小的理性主义训练，让我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噗滋噗滋地笑。问爸爸到底在干什么，他很严肃地说：「这样特务才不会怀疑我们家为什么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人出入！」哦，原来如此！结果，有一天回家，居然看到我们一女中的教务主任也在病人行列。从此，我多了一个black mail的对象。在学校里迟到早退、逃课，就更有恃无恐了！

　　一九七一年，几位日本年青人来访，送了一盒羊羔，没多久，特务就到家里来把父亲和羊羔带走了。那时我大一，住在台大对面新生南路的一条小巷子里，家里的禁书、自己从牯岭街搜来的各种书刊都跟着我搬出来，堆在小房间的床下，地上，也是万幸，这些东西当时不在家里。妈妈特地叫人捎信给我：爸爸被抓了，你暂时不要回家，也别打电话。那时两个姊姊都已出国了，我的户口好像还挂在北投，故特务们一时还搞不清家中还有我这个女儿。犹记那时在黑夜里的台大校园，我芒茫然一个人走着，不久前，朋友们还为了保钓在这里挂长布条标语，我的一位法国朋友还带着那时罕有的一部专业级照相机在校园里到处拍照。大家激情万丈，但我还能自由多久？会不会牵连到大家？如果被酷刑，我能挺住吗？走到校园尽头一个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我打了个电话给柯先生，「爸爸被带走了」，后来知道他马上将消息传了出去，纽约时报上登了陈逸松被捕的消息。打完电话，已是将近深夜，我搭了最后一班公车回家，在家对面隔着宽阔的松江路看附近好像暂时没人盯梢，我就已最快的动作过了街开了门锁熘进家里。妈妈还没睡，我和她说已给柯先生打了电话，她说她已到处奔走，在探听爸爸到底被哪个特务机关带走，带到哪里。天未亮，我又由家中熘出去。

　　那盒羊羔，幸好爸爸先放在祖母灵前，没有打开过。警总的人拿走看了也知道确实是羊羔，不是炸弹，家里有个坏掉的闹钟，爸爸手痒拆过，没装回去，特务们原以为是制作定时炸弹的道具，后来大概经专家鉴定过确认不是。也可能是纽约时报的小段新闻发挥了一点制约作用，没多久，爸爸终于回家了。我们见到他，彷如隔世！

　　如今他下半生的回忆录终于即将出版，有幸得以借此缅怀他日常家居的二，三事以识怀念之情。

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于一九○七年出生于宜兰县罗东东南门外九份陈家。
 
父亲陈振业早殁，所以自从有记忆起，我只有母亲。母亲在陈家守寡抚养我，十分艰辛；她在传统大家族中的各种不平等生活从不屈从，不断地抵抗和争取，这无形中让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强的道理。她对我很严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这反而激发我长志气，决心要做「豪人」（台语：有成就的人），虽然那时我不懂得「豪人」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负且会帮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贫困的人受到压迫，我总爱出来替他们打抱不平，我想这是受到母亲教养的影响。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转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学老师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儿子陈进东想跟他去日本读书。那时去台北读书都很稀奇，何况去日本读书，那简直像爬上天国。我去问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说去问你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回答我的一句话：「借钱也要给你去！」因此，连同我在内共五人，就以十三岁之龄随佐藤老师到日本冈山进二中就读。母亲每月寄三十元让我们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学校教书，一下课他就回来教我们，高原家族对待我们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冈山六高以后，就如出笼鸟，我的思想开始展翅飞翔。高等学校并不大管你的成绩，听说这是仿德国高等学校的制度，学校老师十分博学，大多是可当大学教授的人。高等学校三年，我经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学会下棋的习惯。我选德语为第一外语，无形中受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很深，马克思思想自然进入我的世界。在学校的学生社团，我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部」，再加上学校老师几乎都有左翼思想，当时也有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学生来学校当学生导师（tuter），都是讲读社会科学的书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论殿堂中高谈阔论。那时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义或左翼都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