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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湾最伟大的世代，为这一世代整体立传，是身为一个台湾新闻工作者的卑微心愿。——卢世祥

名人推荐

　　李筱峰  谢森展   郑弘仪    感动推荐

　　全书以六个人物为取样，来书写他们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独立运动先知彭明敏、获颁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带领台湾度过金融危机的金融银行家许远东、把一家糕饼店经营成台湾食品业巨擘的高腾蛟、当过「台湾人日本兵」的资深媒体人游礼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谢氷治。六个人所处领域互异，但他们都是历经两个时代的人物。透过这六位不同领域人物的「微观」（micro）历史，交织组合，可以让我们看到「宏观」（macro）的台湾近现代史。——李筱峰

　　我在日本时代出生，这是我这一世代台湾人读来百感交集的一本书。书中所写的许多人与事，让我特别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优秀的为人，而当年被迫提早辞职离开公共部门，对台湾真是太可惜了。本书的重点因此是︰台湾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的终止，所有社会的桎梏解体，今后对于「台湾史实」的研究，可说是方兴未艾，诚盼本书带动台湾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谢森展

　　这一本书的写作出版，是个人迟来的觉悟之后的书写报告。我尝试把自己观察、读书、思辨的结果写下来。当然，在台湾的日本时代历史仍未受应有重视，「多桑」世代没被珍惜却已明显凋零的今天，这本书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说这是抛砖引玉，绝非客套话；说不自量力，也不是谦虚之语。个人的心意，不仅表达对自己觉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湾人从身旁这块生养我们土地之上的人、事、物着手，挖掘更多被湮没的台湾历史。特别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岁、硕果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湾史的国宝级见证人，如果大家多与他们对话，留下记录，「自己的家史自己记」，进而汇聚成台湾人「自己的历史自己写」，谁还敢轻蔑我们先人在台湾所创造的历史？谁还能灌输我们子弟扭曲的史观？——卢世祥

作者简介

卢世祥

　　台湾台南安平人，1949年生，高雄中学毕业，台湾大学学士、政治大学硕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硕士。历任新闻机构记者、编译、採访主任、编译主任、特约撰述、主笔、总编辑、总主笔、副社长、常务董事、常驻监察人、董事长、顾问，并先后兼任教职于文化学院、台湾大学。

李筱峰先生序
郑弘仪先生序
谢森展先生序
自序——迟来的觉悟
 
第一章 多桑——台湾最伟大的世代
第二章 谢氷治——永远的卡桑
第三章 高腾蛟——经营食品业的老实人
第四章 彭明敏——打破政治神话的巨人
第五章 游礼毅——台湾人日本兵
第六章 许远东——台湾绅士
第七章 李远哲——说台湾母语的诺贝尔奖科学家
 
参考书目

自序

迟来的觉悟

　　从年轻的时候，就常自问︰我是谁？为什么在宇宙这么浩瀚的时间与空间，我会来这一趟？我从何而来？会去到哪里？这一切是偶然吗，还是必然？

　　许多宗教家和哲学家都尝试回答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坦白说，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特别是近年在从天文学及动植物学吸收越多科学知识，自己就越相信生命的偶然，也认为在地球之外的宇宙，必有其他生命。

　　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当「迷途羔羊」，至少要把自己所生长的时间和空间尽力搞清楚。罗马时代哲学家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说得好：「一个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辈子是童稚。」

　　（To be ignorant of what occurr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remain always a child）个人的基本「寻根」，可由近而远，从身旁人事物扩及其他。于是，近年自己从整理已过世的父母年表做起，尝试探讨他们的一生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要努力学习，了解自身已住了几十年的这块土地。

　　我的父母是台南安平人，父亲因工作搬迁高雄之后，在原来六个儿女之外，又增添我和两个弟弟。从小，安平对我来说，是父母的家乡，一个充满温情、美食、古蹟、传统巷弄与美好回忆的地方。

　　我还记得，与母亲坐火车、公路局车到台南，转往安平曾搭过三轮车、汽船及汽车。一到安平，美食家的外公就会立即差表姊买来安平最有名的蚵爹、（天从伯）鱼丸汤。母亲也会带我们孩子到台南的沙卡里巴（盛り场），那里的鳝鱼面和鼎边趖，美味至今仍难忘怀。

　　安平虽行政区隶属台南市，但因系属海口之乡，有如台湾一般海口的鹿港、澎湖，腔调较重，安平人讲话口音与台南人也有显着差异。我在高雄长大，在不忘父母乡音的同时，也听得出群聚当地的「出外人」，如台南、屏东、澎湖等各种口音。服预备军官役时，甚至只要阿兵哥一开口，我就能说出他是台湾哪一个地方人，他们都认为我事先看过个人资料，其实不然，我只是耳朵比较灵光，加上好奇心而已。

　　不过，对于安平，自己实在所知有限；即使所知的部分，也很不深刻。从这个意义说，虽然我的「籍贯」从父母，早年身分记载的是「台南市」，勉强算是「安平人」；但这个「安平人」，其实当得并不踏实。

　　相较于对安平的懵懂，于父母所长期经历的日本时代，自己就更几近无知。我的日文程度不足、战后有关日本时代的资讯受限制，都是原因；更主要的，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几乎完全抹煞那段台湾迈向现代化重要时期的历史。

　　事实上，跟我一样终战前后出生的台湾人，从国民学校起，包括历史、地理、语言教育，每个学生的脑袋，都彷彿被植入中国晶片。在这种「重中国、轻台湾」的框框之下，台湾的人、事、时、地、物尽遭轻蔑，陷入边缘化。其结果是，台湾人被形塑以中国为尊的外来价值观及时尚，却不知珍惜自己身边丰富而多元的文化。

　　以地理来说，由于考试一考再考，长年记忆背诵，我年轻时对中国地理如数家珍，却难以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山脉、河流及族群人文分佈。初中阶段，我们许多同学就对从北平（当时不能称「北京」，因为那是「共匪」用语）经上海到广州要搭什么线的铁路，知之甚稔。同样地，中国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经过哪些省份与大城市，我们也可倒背如流。谢志伟教授说得好︰有些台湾人「只顾得痛惜远在天边的神州沉沦，从不知欣赏眼前的淡水落日」。我们都是那样的台湾人，一群从小受「中国化」教育灌输长大的受害者。

　　即使时至今日，这种外来政权的绪余仍到处可见。战后台湾各地市街道路名称全盘中国化，中山、中正、四维八德之外，以台北为例，迪化、西藏、塔城、济南、南京、杭州、广州、厦门︙，「置身台湾，如在中国」，台湾人反而对自己生长之地的感情连结淡漠。

　　历史教育同样以洗脑的手法，强加外来政权的史观于学子。以中国史为例，从国小起，就是我的必修课（上课加月考、期考）。后来虽因保送初中不必为准备升学考试而苦读，上了初中仍需再上一次中国史课程，考高中时又从头详读加背诵一次。高中三年，中国史又来了，且因大专联考我选丁组（社会科学及财经科系），中国史再大大折腾一番。考上大学，中国通史是我们大一的共同科目，如此又读了一年。总计从小学到大学，上课加考试，一再重复的中国史，花了我好几年的青春岁月。

　　历史的洗脑教育不只强制于于教育，也具体表现在窜改历史的社会现象。在台北，台大医院旁的常德人行地下道，市政府在手扶梯两侧挂了历史景物照片，让行人从浮光掠影中，可看到昔日台北风采。然而，照片旁白一律把日本时代的纪年改成「民国」，既未附註公元，且把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年份，强指为「民前」。

　　按此旁白，台北重要的现代化建设及建筑物，如台北火车站、帝国大学（台湾大学）、明治桥（中山桥）、总督府（总统府）、台北测候所（中央气象局），乃至于第一高等女学校（北一女）、第一中学（建中），彷彿都建立于民国时代。从而，照片说明不但没有忠实描绘景物的时空背景，无助市民了解台北的发展，甚至还恶意窜改、错乱了台湾历史。

　　台湾银行也是显例。它的官方网站宣称：「本行系台湾光复后政府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成立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然而，人们只要从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台银总行厅舍的文艺复兴式典雅建筑，不必是历史学者，也可以看出台银这一「成立沿革」只说出部分事实，误导公众。事实上，成立于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的台湾银行，日本时代除了发行官方通货台湾银行券，远在一九二四（大正十三）年台湾与中国「一边一国」的年代，它就已经于上海建造台银大楼。台银现今如此叙述行史，背离史实，自我阉割将近五十年历史，让真正的「百年老店」蒙羞；理应讲求信誉及传统的银行业，如此自我作践，令人匪夷所思。

　　把日本时代的历史一律改成「民国」或「民前」，容或如拿破崙所说：「历史就是一整套的谎言互相圆谎。」（ History is a set of lies agreed upon.）然而，圆谎之间，不免左支右绌，破绽百出：台湾的存在，远早于中华民国；而日本时代的人事时地物，实与「民国」毫不相干。

　　窜改台湾历史时间纪年，所凸显的是战后当权者的心态：台湾曾被日本「佔据」，当时的历史不应承认，必须奉中华民国为正朔，从纪年开始，加以模煳、掩饰或竟窜改。这一歪曲历史的做法，至今未见转型正义。相较于中国史，我考试屡获好成绩，却对台湾史极其无知。我算是好学生，从小所受中国史观罩顶的影响更大。所幸在语言方面，我们全家大小以母语交谈，南台湾的高雄寻常百姓也以台语交通，我的母语虽未流利到演说时可全程使用而不夹杂「国语」，也没有被摧残殆尽，大致还能维持一定水准。透过母语，加上在寻常人家长大，自己是台湾庶民文化的一部分，对社会人情世故不致脱节。相对地，「国语」对我而言，是一种在学校、职场使用的工具语言；我幸亏没有被洗脑到不自觉地陷入「讲国语盖高尚」、「阿公阿嬷对儿孙讲蹩脚国语」的可悲地步。

　　对台湾史所知有限，要探讨包括日本时代的台湾史，在近年随台湾民主化所陆续出现的越来越多着作之前，最方便的方法是请教自己的父母及长辈。说来惭愧，我觉悟太晚，等到自己有心从父母及其同时代的「多桑」（とうさん）、「卡桑」（かあさん）探究日本时代的种种，已经太迟，他（她）们大都年迈、失智或甚至在天上。

　　这种因外来史观导致台湾人对父祖辈的历史记忆及连结出现显着落差，觉悟既迟又晚的我，自是因此懊悔不已。闪灵乐团主唱林昶佐（Freddy）有一段告白，最足以反映被清除「台湾记忆体」的受害人，比比皆是的现实。林昶佐对比阿嬷的历史回忆与自己的认知差异，指阿嬷回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躲防空警报，他心中出现的却是「四行仓库、南京大屠杀，可恶的日本鬼子」，自己与阿嬷完全没有连结，「甚至有一份疏离感。」最终，当林昶佐理解阿嬷的故事之后，「我哭着跟她说对不起，过了廿年才真正的了解妳，当时，她已经老人痴呆，连我是谁都忘记了。」（註）

　　我从小以「多将」（とうちゃん）、「卡将」（かあちゃん）称唿父母，他们都属后来被称为「多桑」的世代。父亲年轻时到日本就读东京铁道学校，战后虽未能学以致用，一生敬业奉公，与母亲勤勉简约，也足以维持小康家庭，养育我们九个儿女，特别注重我们的教育。

　　从小就常听父亲总结日本社会的特色：有礼貌、讲卫生、守秩序、很敬业。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亲身观察、体验并证实父亲这一极为贴切的日本评断。尽管如此，从求学到工作，我主要挹注心力于台湾经济，对历史、地理、文化这些层面的台湾，并未付出应有的关注，当然也就无以深入理解，遑论对父母亲所长期经历的日本时代，有所探究。

　　不过，新闻工作、出国、留学、外文及网际网路，开启我尽管来得既慢又晚的觉悟，仍颇有助力。从年轻到今天，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国际新闻会议，发现香港人不是讲广东话，就是用英语；「国语」（现在称「普通话」）在不少地方讲不通。不仅一般香港市民如此，高级官员在电视上或官方谈话，亦复如是。这是一次机会教育，既打破「我们都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尤羡慕香港人把母语保持得如此完整。

　　后来去美国留学及工作，处在资讯流通的自由社会，是破除洗脑很有效的解药。有一段日子，由于工作，我每天必须大量阅读英文资讯，有时还需翻成中文。英文资讯的质与量，都远非中文所能及；英文报章对有关台湾政经社会历史的报导之完整而接近真实，也非台湾同业所能比，自有助打破威权当局对台湾人民所形成的资讯障蔽。

　　同样是在国外求学及工作期间，接触的人与事增多，有更多场合与机会试炼自己的认同。美国的台湾人社区，长年关心家乡事，家庭通常保留远较台湾（尤其台北）道地完整的母语。在那个台湾逐渐挣脱外来威权统治的年代，台湾同乡更是积极奔走，发挥促进家乡最终迈向民主化的外在积极力量。这些经历对个人的认同转变，从被灌输的中国回归人本的台湾，颇有助益。

一九九○年代初期回到处于民主转型的台湾，持续的新闻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更多人物，从寻常百姓到社会贤达，更见识了「多桑」世代的各种典型，并报导他们在各行各业的表现。

　　回顾台湾迈向经济蜕变与政治变革之路，身为「多桑」的下一代，在自己进入中年之后，不能不对他们积极进取，为台湾及子孙所创建的繁荣与民主，产生敬谢之心。经由对「多桑」世代的长期观察比较，深觉这一代台湾人的共同特质及所处的时代，必须忠实际记载，重点强调，加以阐发；虽以自己并非史学科班的背景，从事这一工作也许不自量力，但新闻工作的特性之一，正是实践终身学习，从新闻工作中学习成长，仍决心为「多桑」世代留下纪录。

　　在探究与写作过程，近年出版的研究、史料、传记无疑是很大的帮助，特别是网际网路传播资讯既多且快的特性，对于搜寻相关资料，助益尤多。我也跟许多台湾人一样，到户政事务所调阅日本时代所建立的户籍誊本，找出当年简单但重要的正式记载。同时，写作期间适巧高中学生为反对黑箱课纲而奋斗，当过台湾人日本兵的李登辉前总统阐明史实而引发热烈议论，对我都是适时而有益思辨的案例。

　　其间的收获良多，不胜枚举；许多自己不知，或虽略知却不够深入的，都有机会因学习而重新认识。例如，有关战争期间的空袭，从小只知三伯父秩宗公在台南的空袭中失踪，也听过台北曾遭「五三一大爆击」，经由写作所必要的探究，我对一九四五年台南所遭到的轰炸，同年台北空袭死亡三千人，乃至于台湾北起基隆、南至屏东所受的全面空袭，有较清楚的了解与认识。

　　同样地，安平是「台湾」地名的来源，也是全台湾第一个王国─东宁王国（Kingdom of Formosa）首府，它有最早的汉人聚落、首座西洋砲台、最古的城堡、第一条商业街、最早而兴盛的盐乡；台湾的开发，由南而北，台南冠领全台湾，这一切都从安平起头。安平是如此地迷人，以致当年在安平生长、工作的日本人，战后在日本组成「安平会」，长期关心安平，并常回安平怀旧，还出有专书《望乡安平》；这是广义的「湾生」（台湾出生的日本人）精华版。关于安平的种种，自己经由这一番探究，得以较有系统且大致地认识；做为安平人或安平后人，心理至少变得较为踏实。

　　这一本书的写作出版，是个人迟来的觉悟之后的书写报告。我尝试把自己观察、读书、思辨的结果写下来。当然，在台湾的日本时代历史仍未受应有重视，「多桑」世代没被珍惜却已明显凋零的今天，这本书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说这是抛砖引玉，绝非客套话；说不自量力，也不是谦虚之语。个人的心意，不仅表达对自己觉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湾人从身旁这块生养我们土地之上的人、事、物着手，挖掘更多被湮没的台湾历史。特别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岁、硕果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湾史的国宝级见证人，如果大家多与他们对话，留下记录，「自己的家史自己记」，进而汇聚成台湾人「自己的历史自己写」，谁还敢轻蔑我们先人在台湾所创造的历史？谁还能灌输我们子弟扭曲的史观？

　　「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湾最伟大的世代，为这一世代整体立传，是身为一个台湾新闻工作者的卑微心愿。如今，本书终于完成，要感谢王景弘、郑铭文、谢明宗等先生的协助；李筱峰、郑弘仪、谢森展三位先生赐序。内人金萱做为本书写作及出版前的第一位读者，需要过人的耐性、包容与细心，也要借此表达谢意。当然，书中有任何误谬，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我平日从事新闻工作，週末读书写作，本书写作伊始，勐然发现，今年是先母（谢氷治，一九一五—二○一一）满一百岁；谨以本书献给天上的她，并向台湾所有的「多桑」、「卡桑」们致敬！

　　註：〈只要求台湾人接受抗日故事林昶佐批缺乏同理心〉，自由电子报， 2015年8月22日。

推荐序一

李筱峰先生 序

　　挚友卢世祥兄寄来《多桑的世代》的书稿，嘱我写序，我虽然刚刚动了一次手术从医院出来，仍迫不及待先睹为快。拜读完之后心想，写序诚然惶恐，但不写实在可惜。惶恐的是，世祥兄是台湾媒体界、文化界的知名前辈，我的辈份与分量岂敢为之作序？但是不写实在可惜的理由是，正因为他不仅是知名前辈，而且这实在是一本有血肉、有灵性的好书，我有幸写序可以增加我不少光彩，也是术后一大乐事！何乐不为？

　　世祥兄是资深的媒体前辈，我则是历史研究者。新闻记者与历史学者在性质上有着很微妙的异同关系。相同的是，两者都在记录现象、分析事情、论述人物；不同的是，新闻记者所记录和分析的，是当下的时事，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则是过往的事情。不过，拜读世祥兄全书，我发现他两者兼而有之，不仅有记者的锐利，也有史家的灵敏，让现代与过去对话。

　　全书以六个人物为取样，来书写他们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独立运动先知彭明敏、获颁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带领台湾度过金融危机的金融银行家许远东、把一家糕饼店经营成台湾食品业巨擘的高腾蛟、当过「台湾人日本兵」的资深媒体人游礼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谢氷治。六个人所处领域互异，但他们都是历经两个时代的人物。透过这六位不同领域物的「微观」（micro）历史，交织组合，可以让我们看到「宏观」（macro）的台湾近现代史。

　　我和世祥兄都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书中人物则是高我们一代的父执辈，他们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历经战火，到战后国民党的统治，亲历过二二八、白色恐怖、到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六个人都与世祥兄有过个人的互动，世祥兄透过亲自的访谈记录（记者的笔），再佐以史料（史家的笔），交织成这本具有「史料意义」与「报导价值」的着作。

　　史家A.L.Rowse说过：「阅读传记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学到许多历史。」我们从本书的六位人物的介绍，可以看到许多台湾的历史，包括、台湾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于精神史。尤其可以看到前后两个外来政权的迥异。

　　固然透过人物可以了解历史，但许多人往往误以为必须是「功业彪炳」的「伟人」才有历史可言，那是传统史观的偏狭。例如以前Thomas Carlyle认为历史是少数大人物创造的，没有那些大人物，就没有历史，这是「英雄史观」。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邱吉尔；法国的路易十四、拿破崙；德国的威廉二世、希特勒；俄国的亚力山大一世、列宁︙，固然都有汗牛充栋的历史纪录。不过离开他们的身影，历史依然丰富。民主主义兴起之后，史家逐渐将注意力从大人物身上转移到大人物以下的各种人物身上。而且人物的研究已经不限定政治人物，其他如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宗教家︙，都是研究的对象。诚如史家Carl Becker说的：「人人都是史学家」。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里，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貌。在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有丰富扎实的微观的资料做根底，才能成就宏观的历史解释，以免流于空泛不实。从本书各种不同领域人物的组合，正可以看出来。尤其世祥兄愿意以自己的「非名人」的母亲为取样，来书写她的生命史，是最好的说明，那么生动感人，又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我在病中能先赌本书，无法形容内心的忻然与感动。病虽未痊愈，应该也好一半了！

推荐序二

郑弘仪先生 序

　　小时候，「日本元素」在我们家，及我成长的环境，算是很浓厚。

　　我出生的村庄叫嘉义县水上乡竹围仔，为何是竹围？因为长辈说在清朝时代，土匪横行，所以整个村落全部种刺竹，围起来，以御外侮，我祖父比我爸爸大四十三岁，一八七八出生，年轻时就必须接受操练，成为乡勇，以备土匪来时，全力抵抗，保护村人，可清朝末年，治安很不好。

　　一九六一年，我出生，此时国民党已经来了。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村子里许多人仍称唿日本名字。三岛、一郎、朝日，什么Ko（日语「子」）、什么Ko的，一大堆，都是日本女生的名字。当时我很钝，并没有特别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父亲在讲到年代时，也不会叫「民国」，而是称「昭和」、「大正」、「明治」，当时年纪小，觉得很复杂，完全搞不清楚，为什么大人有简单的「民国」不讲，偏偏要讲一个我不懂的日本时代。

　　现在的人讲年纪，问「你几年次？」，我的多桑开口是「你昭和几年？」

　　记忆中，我爸爸哼的歌常常是〈荒城之夜〉、〈苹果追分〉，歌手是美空云雀，有时候，他也会唱日本军歌，特别是日本海军军歌。因为他当兵时，是当日本海军，在左营训练，所以他很会游泳。

　　在读了日本公学校六年后，他在专门承包建造日本军事设施的日本人所开的公司当职员，公司就在高雄，几年后被征召入伍，当了日本海军，等到受训完成，要被送去打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刚好宣佈无条件投降，爸爸也听到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许多日本人无法接受，纷纷自杀。

　　一直到现在，我爸爸的日语还是很厉害，他看的电视，听的音乐，唱的卡拉Ok，都是日本的。他们也很喜欢讲「日本精神」，是一种诚实、负责、事情做到彻底完善的一种态度。

　　相信许多台湾人家庭跟我们家一样，举凡苹果、榻榻米、日历、螺丝起子、轮胎、蕃茄、面包、摩托车、旅馆、窗帘、衣橱、便当、奇檬子⋯⋯，全部都是用日语。

　　以前小时候，我爸爸很严肃，不太有机会和他聊日本时代的事，现在爸爸九十岁了，我每週都开车带他们去走一走，吃吃饭，顺便聊天，了解一下日本统治台湾时，我不知道的事。

　　爸爸说，日本人很重视卫生，盖房子希望你多开窗，才能通风透气又有光线；以前没自来水，大都喝井水，要求厕所一定要远离水井，避免污染；每一季都办大扫除，警察（巡查）会来检查，没通过要复检，而且户长要打屁股（没有开玩笑，是真的打）。

　　当时治安好到可以夜不闭户，大人、巡查非常有威严，社会非常守法。

　　我读过两所小学，一所在嘉义县水上乡成功国小，一所是嘉义市民族国小，时间是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四，当时的教室、校舍全部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木造建筑，相当典雅素朴，可是使用日本人留下的房屋，并没有留意日本在台湾的历史。

　　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到处演讲，常常我都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我们都知道有蒋介石、蒋经国、严嘉淦、李登辉，四个总统。但日本人同样统治台湾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大家知道有几任总督？总督的名字？知道的人都寥寥无几，更不用提第一任桦山资纪、第二任桂太郎、第三任乃木西典、第四任儿玉源太郎、第五任佐久间佐马太⋯⋯，等共十九任，以及每一任任内发生的大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国民党故意不教，只教「小日本鬼子」、「倭寇」这种仇恨的用语，他们硬把对日本人的仇恨横加在台湾人身上。不是说日本人多好或多坏，而是五十年活生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活生生发生在我的父母亲这一辈身上的历史，我们被耍弄得像个白痴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卢世祥的这本书，就益形重要了，非看不可了。


推荐序三

谢森展先生 序

　　本书作者卢世祥先生是台湾有名的政治评论家，从他众多的着作里，均可看出他治学严谨，深入客观事实的写作态度，并能秉持宽广之国际视野，故由他来叙述台湾的近代史实，确能表现出现代人所未能察觉的许多精辟而独创的见解和内容。

　　这次有机会为卢世祥先生的大作写序，本人深感荣幸。虽然多次遇到了卢先生，但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许文龙先生应邀到我北埔农场参观并以曼陀林(Mandolin)演奏了邓雨贤〈四月望雨〉、〈望你早归〉等曲。当日，许文龙先生的「台湾病了」一席话，由卢先生手记下来，并交给大家詧阅，让我无限的感动。

　　我向来敬佩卢先生的学识、修养和远见，只觉得卢先生是一位温文有礼、作风朴质、自然自在的绅士。但这次拜读《多桑的世代》一书之后，深为他的写作动机所感动，本书作者是有感于台湾的存在，几乎被中国所忽视，又世界少数国家有时涉及台湾的报导远离历史事实，也从未作正确的认识，尤其近在咫尺的日本新世代，对台湾的陌生、误解，更让我们感到气愤和不平。

　　诚如作者在本书里所指摘，本土的年轻人几乎对「台湾近代史」没有概念，当然这可能与台湾各级学校或文宣机构，极力避免使用「台湾」的字眼有关。台湾住民从小就被灌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念，只要知道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就可以了，数千年的台湾史相形见绌，没有研究的必要。

　　本书《多桑的世代》共有七章，所举出的菁英多少受后藤新平以固有台湾文化为基础推动的农业、产业新文明所影响，而其有关内容书写几百页也写不完。这近代史一百多年之间发生的台湾代志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呢？应属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作者在台湾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并曾赴美最有名的学府留学，心理上如何写出为台湾未来方向定位，新书的发表不但是文史上的大着，更是台湾知识分子应有的承担使命，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日本时代出生，这是我这一世代台湾人读来百感交集的一本书。书中所写的许多人与事，让我特别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优秀的为人，而当年被迫提早辞职离开公共部门，对台湾真是太可惜了。本书的重点因此是︰台湾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的终止，所有社会的桎梏解体，今后对于「台湾史实」的研究，可说是方兴未艾，诚盼本书带动台湾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

多桑——台湾最伟大的世代

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网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时期出生的人群，经历共同社会背景、政经变迁或历史事件，产生集体生活经验、意识及历史记忆，人们惯常冠以各种词语凸显其特色。于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听闻的，从X、Y到Z……各种世代名称纷纷出笼。
 
美国人最喜欢为不同世代冠上名称，既突出世代特质，区隔世代差异，也反映时代或社会变迁。不同社会，对世代有各种称唿。欧洲有失落的一代、台湾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后、中国有九○后、南韩有三八六世代、亚美尼亚有独立世代……。这些名词出现，从社会现象观察，的确有助人们了解并讨论某一世代及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世代既有不同，比较各种世代的观察与分析应运而生；有比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问到：哪一个世代最伟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国NBC电视网新闻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伟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书，指约出生于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壮之年为美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辈，通称「美军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战世代」，是最伟大的世代。（註一）
 
按布洛克的观察，这一世代在经济大恐慌年代成长，后来参加二战，无分男女，或在前线出生入死，或在后方提供后勤支援，牺牲奉献，不求闻达，为所当为。
 
这一世代历经艰难险阻所表现的坚忍不拔，展现了不凡的人格特质，也是布洛克认定其为最伟大世代的理由。由于这一世代男女在战争及战后卓越的作为，美国因此成就更
自由、富足的美好社会。
 
具体言之，这一世代生长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经济萧条的动盪时期，但他们在青壮之年打败了希特勒，打造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开拓科学新境界，并实施医疗照顾（Medicare）等有远见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基本的，他们树立了「个人责任、义务、荣誉与信心」的社会价值观。在生命的每一阶段，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成就，都属空前，但他们参与创造且成为这一光辉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他们为下一代的婴儿潮世代，带来自由及富裕；甚至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仍继续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说，「他们为后代子孙带来机会，累积大量经济财富、政治力量、免于外来压迫，并得以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