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黑暗传》
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笔者收到胡崇峻寄来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一书,读到上面刊载的一篇长篇历史神话叙事诗《黑暗传》,篇幅近六百行,注明为「节选」,感到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奇特,如同神农架的珍稀动物一样,不同凡响,便立即去信询问究竟。胡来信告知,这一作品是他根据农民张忠臣的家传手抄本整理的。他于一九八三年五月搜集到这个手抄本,那时《神农架民间歌谣集》正在排印中,他把本子带到郧阳报社印刷厂,用一通宵时间初步整理出来,第二天付排,便收入书中了。胡是神农架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从小就听人唱过《黑暗传》的片段,并见过歌手们由于争唱《黑暗传》而引起争斗的事(谁先唱《黑暗传》就意味着他在歌场里占了首席位子),所以一见到《黑暗传》的抄本就十分珍爱。这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要在贵州举办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邀笔者参加,笔者便撰写了《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山歌《黑暗传》初评》一文,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从此和《黑暗传》结下了不解之缘。初稿写成后,笔者将它寄给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中国神话学权威的袁珂老先生审阅校正。他读后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来信说:「稿中提出的几个论点,富有创见,基本上我都是同意的,可以作为少数民族神话讨论会的论文参加讨论。你说《黑暗传》是汉民族的神话史诗也不错,不过毋宁说它是广义的神话史诗更为妥切」,并说它「极为珍贵」。
袁珂先生的来信给了笔者宝贵启示。笔者据此将文章做了少许修改,文章中最重要、后来常被人们引述并引起争议的一段文字是:
建国以来,在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了一系列神话史诗(或称创世史诗、原始性史诗),如苗族的《金银歌》、《古枫歌》、《蛳蝶歌》和《洪水滔天》,瑶族的《密洛陀》,彞族的《梅葛》,彞族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开天辟地》,壮族的《布伯》,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过去人们认为在汉族地区,已经没有远古神话,更没有神话史诗在民间口头流传。神农架《黑暗传》的发现,便填补了这一空白。
考虑到袁珂先生关于「广义神话史诗」的意见,笔者在用「神话史诗」评价《黑暗传》时便留有余地,在副标题中仍称它为「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歌」,正文中认为它属于「神话史诗一类的作品」。一九八七年在《湖北日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说其中的神话传说部分「可以视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或广义神话史诗」。
将史诗体裁区分为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或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并将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创世纪》、《古歌》等长诗,归属于神话史诗之列,起始于我国着名学者钟敬文先生主编,于一九八○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随后,国内一些着名学者都沿用这一观点。规模宏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即据此来评论中国几十个民族的「史诗」作品。笔者不过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评论《黑暗传》罢了。
二
有关《黑暗传》的文章和消息传开后,各地学人希望尽早读到原文,纷纷来信索要资料,胡崇峻那里也搜集到了更多的口述和手抄文本。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几位负责人十分重视此事,决定将胡接到武汉,由祕书长李继尧同他合作编印资料本。一九八六年七月,题为《神农架〈黑暗传〉多种版本汇编》的资料集问世。其中收录《黑暗传》的原始异文资料八份,还有同《黑暗传》有关的附录资料八份,其中除有原来作为《黑暗传》节选本依据的张忠臣家藏抄本外,还有清同治七年五月二十日甘入朝抄本,清光绪十四年李德樊抄本,以及歌手演唱的脚本,大都不太完整,却十分珍贵,表明《黑暗传》这部长诗的确深深扎根于神农架地区。资料本由胡崇峻、李继尧合作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前言〈我们在追踪汉族的神话史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在醒目位置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我国汉民族一部创世纪史诗〈黑暗传〉在神农架发现〉,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资料本出版后,笔者去四川成都开会,亲手将它送给袁珂先生,并就《黑暗传》的研究问题交换意见。袁先生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做出了他对此诗的评价。他认为:「汉民族有史诗这一点已由《黑暗传》给予坚定的回答了。」2笔者还介绍胡崇峻直接向袁珂先生求教。袁先生十分热情地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给胡回信。他在信中说:「《黑暗传》足称汉民族的史诗而无愧。」
日本着名学人伊藤清司教授,读到我的论文后,也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同从东京来信说:「我一直对古神话在民间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生存到现在极感兴趣。贵论中言及〈天问〉,把它与苗族等的《盘歌》相比较,我有同感。小生十年前在拙论《〈天问〉与苗族的创世歌》中也进行过这种比较。」
在这前后,应一些报刊之约,笔者又撰写了几篇评论,主要有刊于《湖北日报》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的〈神农架〈黑暗传〉的文化价值〉,以及同胡崇峻合写、刊于《春秋》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的〈《黑暗传》的发现及其价值〉。还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纪红的採访,发表过一次关于《黑暗传》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谈话,刊于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
资料本传到海外,引起许多海外学者的关注。曾任香港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后任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美籍华裔学人郑树森博士,撰写了〈《黑暗传》是不是汉族长篇史诗〉一文,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年第一期。该文针对资料本的「前言」发表不同意见。他援引西方关于史诗(主要是英雄史诗)的传统定义,认为「史诗一定要长篇叙事,且主角必须为英雄豪杰,出生入死,转战沙场。《黑暗传》徒有神话,没有英雄历劫征战,不能称为﹃史诗﹄,而仅可视作长篇神话故事民歌。」但他赞同有关学者关于《黑暗传》是「广义神话」,是「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或「神话研究的好材料」的评价,认为从这些方面来评判其价值「颇为中肯」。
三
《黑暗传》原始资料汇编问世后,激起了社会对这部长诗的更大关注,也促使胡崇峻竭尽全力去搜求更多更完美的文本,以便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本子来正式出版。在十多年中,他曾九赴兴山,三到秭归,八奔保康,三至房县,搜求《黑暗传》的各种抄本和拜访歌师,历经种种曲折艰辛,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来信中就写道:「关于《黑暗传》,我一直遵你所嘱,加紧搜集原始资料,要找到充分的证据,讲科学,慎重整理。」在另一封信里告诉笔者:「要搞好可真难,一是新的原始资料无法再找到,一些人来说这里有,那里有,来骗我;二是所得材料含金量不大,糟粕多,经不起提炼。」他有过几次受骗远道登门花钱送礼却毫无所得的伤心事,还有过攀山越岭扯破裤子不得不求人临时缝补裤子才赶路的难堪经历。长诗整理稿完成后,新闻媒体唿吁有关方面给予出版资助,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回应,笔者在一天中就曾接到两三次电话,一些私人和商家向笔者探询《黑暗传》的有关情况,表示愿意出几万元资助书稿问世。笔者大力肯定此诗的重要文化价值,积极促成它的出版问世。后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二○○二年四月初版印行,笔者又向台湾学界宣传推荐,台北的云龙出版社于同年十月印行了繁体字版。
笔者给这个《黑暗传》整理本撰写的序文,除作为两个版本的开篇之外,还以〈汉族史诗《黑暗传》发现始末〉为题,刊于《中华读书报》3。序文指出,它是胡崇峻按照袁珂先生和笔者关于「慎重整理」的要求完稿的,和原来那些杂乱唱本相比,内容更丰富完整,文词更优美,可读性更强。但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应以原始资料文本为据。
这篇序文的内容要点其实在另外两点上。一是回应《黑暗传》是否可进民族史诗行列的争议。笔者引述了芬兰着名民间文艺学家劳里‧航柯论史诗体裁的新作,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化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我们应该倡导人们到各民族的「自然语境中去观察活态的史诗传统」4。中国学界对众多少数民族史诗的珍视,袁珂先生和笔者认定《黑暗传》可作为汉民族广义神话史诗看待,正是基于上述学理。二是回应《黑暗传》的「文化怪胎」说。袁珂先生一眼就看出《黑暗传》的构成:「我看这当中既有古老的风格独特的民间传说,也有农村知识份子(三家村学究)根据古籍记载串联而成的艺术加工,它是二者的结合体。」笔者在序文中联系到神农架所在的古房县一带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流放」之乡,便由此进一步申说:「《黑暗传》中深厚的中华古文化积淀,绝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这些被流放的﹃文化精英﹄也融合到了《黑暗传》这类民间文化成果的创造者之中。」
《黑暗传》整理本问世后,再次激起海内外学界对它的关注。正如陈益源教授在《黑暗传》台北繁体字版的「导言」中所写的:「我相信未来《黑暗传》这﹃发自灵魂的歌﹄,它的民间文学属性与特殊价值,一定会在台湾得到更多的讨论与回响的。」5笔者虽然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但感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讨,便花大气力撰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黑暗传》追踪〉,投寄台北《汉学研究》杂志,刊登在二○○一年六月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一期上。
这篇论文主体由三节构成:《黑暗传》的文本及其演唱,《黑暗传》的构成与明代通俗小说《开辟演义》和《盘古至唐虞传》之比较,《黑暗传》与中国神话史诗。它以「追踪」为重点,不仅是就长诗的各种文本,也就众多学人的评说争议进行跟踪梳理,因而是对《黑暗传》从演唱习俗、文本构成、历史渊源直至价值评估的较为全面完整的评说;在论评时既注意紧密联系当地的民俗文化生态即将它作为「丧鼓歌」来演唱的特色与价值,又将它和明代相关通俗小说做比较以突显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此外,按《汉学研究》这一着名学术期刊对于学风文风的规范要求及其反覆修改意见,此文从材料引用到篇章结构文句均力求严谨。可以说这是笔者多篇《黑暗传》评论中花费心力最多,自己也觉得最为满意的一篇。至于文章中所涉及的关于《黑暗传》这部长诗的历史渊源、文化特质以及对「史诗」体裁的界定,等等,均留有深入研讨和争辩的广大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二○○二年九月上旬,笔者还应邀作为嘉宾,参与湖北电视台主办的穿越神农架科考直播活动,就歌师现场演唱《黑暗传》的动人情景进行解说,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四
从二○○四年起,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推动下,开始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大文化工程。民间口头文学成为最具普遍性的非遗项目,《黑暗传》经过评审,列入了湖北省省级非遗保护名录之中。但在二○○八年评审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时,湖北省申报的长诗《黑暗传》未予通过。评审时,国家非遗保护中心曾打来电话同湖北省相关部门协商,说《黑暗传》标题含义不好,可否改成《创世纪》之类。笔者作为省非遗专家委员会民间文学组负责人,当即表示,此诗的古代抄本和民间活态唱本均叫做《黑暗传》,因它唱的就是远古盘古出世开天辟地结束混沌黑暗的神话传说,改名就失去了它的本真性,不能改。就这样它在终审时被淘汰出局。国家名录正式公布后,笔者当即向国家非遗保护中心和有关专家写信,郑重申辩因对《黑暗传》篇名的误解而未能将它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之不当,并寄去笔者撰写的〈《黑暗传》追踪〉等论文及有关原始资料,请予复议。在二○一○年秋评审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目录时,湖北省保康县也依据他们新发现的长诗活态文本和传承人,提出了又一份申报书。这两项申报书在京获得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通过,《黑暗传》便作为神农架和保康县共同拥有的非遗代表作列入了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在鑑定意见书中认定:作为「孝歌」、「丧鼓歌」演唱的《黑暗传》这部神话历史叙事长诗,以盘古开天辟地结束混沌黑暗,诸多文化英雄在原始洪荒时代艰难创世等一系列神话传说为叙说中心。它时空背景广阔,叙事结构宏大,内容古朴神奇,能有力地激发人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是一部难得的民间文学作品。
二○一○年冬,笔者按照为《黑暗传》申辩意见和保康县新採录文本,又写成〈《再论黑暗传》〉一稿,此文的突出内容在如下两方面:一是从我国实施的非遗保护工程来审视《黑暗传》的价值。就已列入名录的两批非遗代表作来看,西南地区「神话史诗群」中已有多部作品入选,如《苗族古歌》、《布洛陀》(壮族)、《遮帕麻与遮咪麻》(阿昌族)、《牡帕密帕》(拉祜族)、《梅葛》(彞族)、《司岗里》(佤族)等,鄂西汉族地区世代传承的《黑暗传》,正是同一类型的作品。论文着力揭示出它的原生态特征及其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应不分轩轾地得到国家的珍视而予以保护。列入名录时避开人们对它们是否符合「史诗」这一枝节的争论,一律作为民间叙事长诗看待不失为明智之举。二是在《黑暗传》文本历史渊源的探寻上有了新的发现。神农架一带的一些老歌师都说《黑暗传》来自明代的本子,胡崇峻费尽心力没有找到。笔者将明代印行的《开辟演义》和《盘古至唐虞传》与之相比较,发现手抄唱本中的许多唱段、词语即来自这两部明代通俗小说(其中《盘古至唐虞传》的作者署名为「鄂人钟惺」),这一发现由二○○○年三月七日的《湖北日报》予以报导:「刘守华发现《黑暗传》文献源头」,并经《文汇报》转载。但笔者当时就深知它真正的源头绝不止于此。近期读到有关学人关于一部敦煌写本《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的研究文章6,得知早在唐代,就有这样一部「以记述民间神话、传说为主,又夹杂了一些佛教知识,显得比较浅显通俗,具有启蒙读物性质」的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将这个写本和现今流传的《黑暗传》唱本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按三皇五帝、历朝历代序列来叙说中国历史的整体结构和叙说方式十分契合一致(写本只到周代为止),还有关于神农氏尝百草救治百姓和兴农耕种植五谷的神话传说。唱本对写本的沿袭传承更为明显,如唱本中的「神农尝百草,瘟疫得太平,又往七十二名山,来把五谷来找寻。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寻……」,这不就是从写本中的神农「历涉七十二山,口尝百草,遇毒草者死,近好草者生。到上党牛(一作羊)头山农石之中,杂树上得五谷……」这一段演绎改编而来的吗?
论文在追溯神农架所在的古房县一带历史时指出:这儿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着名的流放文化区,学者公认是唐代武则天女皇将其子李显(唐中宗)流放到房县之后,才使鄂西北这一带的社会文明在中原文化的快速催化下得以大步迈进,从上述历史线索可以推断,作为通俗启蒙读物而被民间广泛传抄的《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被古代流故者带进神农架一带荒僻地区,被当地歌师改编成「丧鼓歌」,因伴随民间丧礼而流行后世以至于今,是完全可能的。联系到从唐代敦煌写本到传承至今的《黑暗传》这一文化脉络,再来探究它所凝聚的民族文化基因及其重要价值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在笔者二十多年来对《黑暗传》进行追踪研究的过程中,深得原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珂先生的亲切教诲和神农架文化馆胡崇峻的大力支持。除多次赴神农架和胡崇峻共同考察直接交流之外,他写给笔者的信件和抄录口述资料不下二十余件,一百多页,一直完好保存至今。在笔者二十多年来评说《黑暗传》文字的这一结语篇中,不能不向这两位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刘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