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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编　视觉的政治

　　所谓「凝视的逻辑」，并非男性的专利，女性同样可能落入这种「逻辑」的控制。「凝视」的逻辑落实在社会层面，就是通过电影、摄影、绘画等视觉机制生产出某种普遍性的观看方式。由于现代社会的充分媒介化，这种人为构造的「观看」方式被自然化了，使得人们不知不觉间认同了这种眼光，进而内化为自我观看的模式。〈梦珂〉的意义不仅在于将「观看」的两个层面并置，暴露了「凝视」逻辑的祕密，更重要的是，它把梦珂受控制的「眼光」扩展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视野」，经由这种「视野」批判性地建构了一幅「后五四」时代的都市景观，在这幅图景中，何者被安放在显眼位置，何者被排斥在视线之外，全由「凝视」的逻辑来决定，它构造出一种「观看」的政治。──罗岗

　　下编　文学的能量

　　这个意义上理解「重返八○年代」的命题，就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希望从「重返」中生长出一种历史的「整体观」，这一整体观在今天可以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来命名。但这一整体观的提出并非为了抹煞「八○年代文学」的独创性，而是把「独创性」作为进入「历史」的「契机」，进而追问「独创性」与「历史性」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这种联系如何在「历史叙述」中被定型化，是否还有重新解放出来的可能……与此相反，从今天「重返」这个「伟大的时刻」，如果只是满足于把历史中的「八○年代」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八○年代」，这种「怀旧」是「作为对于失去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们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那么它难免要重蹈马克思所嘲笑的覆辙：「悲剧」与「喜剧」的倒错，「英雄」和「丑角」的混淆。──罗岗

迷失的星轨：奥兰多与时间的低语 一部关于记忆、身份与永恒追寻的史诗 【引子】 群星陨落，世界在无尽的灰烬中沉寂。当“大寂静”降临，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逻辑与时间开始崩塌。在这片被遗忘的废墟之上，一个名叫奥兰多（Orlando）的制图师，肩负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建那张早已被撕碎的宇宙星图。他手中的工具，不再是铅笔与羊皮纸，而是从残骸中搜集来的破碎记忆碎片和无法被时间侵蚀的古老符号。 【第一部：灰烬中的回声】 奥兰多，一个沉默寡言的北方人，他的面容常年被风沙和日光的余晖刻下深深的沟壑。他属于“记录者”最后的阶层，一群拒绝被遗忘的游牧民族。他们不相信传说中的“重生”，只相信亲手触摸到的真实残片。 故事始于“沉睡之城”——一座被活化石般的巨型机械残骸所环绕的都市。这座城市没有名字，只有嗡鸣的低频噪音和四处游荡的“遗影”（Echoes），那些是逝去文明的能量残留，具有模糊的形体和随机的意识。奥兰多的任务，是穿过这片危险的迷宫，到达城市的中央控制塔——“编织者之眼”。传说中，那里储存着大寂静发生前，对时间流速进行精确测量的最后记录。 然而，通往控制塔的道路并非地理上的阻碍，而是心智的迷宫。每走一步，奥兰多都要面对自身的“认知悖论”。他发现，他所绘制的星图，竟然与他童年模糊的梦境产生了惊人的重合。那些星辰的位置，似乎不是物理坐标，而是某种情感的印记。 他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女性——薇拉（Vera）。她自称是“时间守夜人”的最后后裔，她的眼睛里流淌着一种奇异的、近乎液态的蓝色光芒。薇拉并非实体，她似乎由纯粹的“信息流”构成，只在特定的频率下显形。她警告奥兰多，他所追寻的“星图”并非是描述过去，而是正在塑造未来。每当他确定一个坐标，现实的某个维度就会随之改变。 【第二部：悖论的编织】 奥兰多与薇拉踏上了横跨“无形之地”的旅程。这片土地，被称作“曼德尔布罗特沙漠”，这里的空间结构具有无限的分形特性。你以为走出了一个山谷，实际上只是进入了山谷内部的一个微小复制品。 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熵流”（Entropy Tide），一种无形的、腐蚀性的力量，它会吞噬任何试图建立秩序的尝试。熵流的化身是那些执着于“稳定”的群体——“恒定派”。恒定派相信，只有彻底停止一切变化，才能避免下一次毁灭。他们派出被称为“校准者”的机械猎犬，试图捕获奥兰多，销毁他手中的星图，认为任何形式的记录都是对现有脆弱平衡的威胁。 在与校准者的一次激烈追逐中，奥兰多被迫使用星图的力量。他不是简单地标记了一个位置，而是“投射”了一个新的可能。结果，他面前的沙漠瞬间开裂，出现了一条通往地下“古图书馆”的裂缝。 古图书馆，是一座被时间停滞的知识宝库。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纸张和墨水的味道，但所有的书籍都保持在翻开的某一页。奥兰多在这里发现了关于“源头代码”（The Prime Algorithm）的线索。源头代码被描述为宇宙运行的初始指令集，而星图，正是解读和修改这段代码的“密钥”。 薇拉在此刻揭示了她真正的身份：她不是人类，而是源头代码的“自愈机制”。当大寂静发生时，代码被破坏，她被创造出来，引导拥有足够“认知纯度”的人（如奥兰多）来修复它。 【第三部：超越界限的绘制者】 奥兰多开始理解，他追寻的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成为”的过程。他开始将自己的记忆、恐惧和渴望，注入到星图的绘制中。 他不再只是记录恒星的位置，他开始记录那些“未曾发生”的事件。例如，他标记出了一颗应该在五百年前爆炸的超新星，但由于某种干预，它至今仍在闪耀。 当他到达“编织者之眼”时，恒定派的主力部队——由逻辑驱动的巨型装甲“判决者”已严阵以待。判决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可预测性”才是真实。 决战在编织者之眼的观测台上展开。这是一场物理与形而上的双重冲突。判决者试图用强大的电磁脉冲摧毁奥兰多手中的星图。 奥兰多没有反击，他做出了最危险的举动：他将自己所有的意识，连同他所绘制的、包含了所有悖论和矛盾的星图，完全融入了编织者之眼的核心。 在那一刻，时间停滞了。奥兰多看到了一切——宇宙的诞生，无数文明的兴衰，以及大寂静的真正原因：不是外部的灾难，而是文明自身对“确定性”的过度追求，导致了逻辑的自我坍塌。 他必须在彻底“同化”为纯粹的信息流之前，做出最终的选择。 【结局：零点坐标】 奥兰多没有选择修复旧的星图，也没有选择创造一个完美的未来。他选择了一个“动态平衡点”——一个永远允许存在不确定性的坐标。 他没有消除熵流，而是赋予了它一个周期性的“休息时间”。他没有抹除记忆的碎片，而是让它们以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组合。 当奥兰多从编织者之眼中退离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风沙覆盖的制图师。他的身体变得半透明，他的声音带着遥远星云的回响。薇拉站在他身边，她的蓝色光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 大寂静并未完全解除，但“灰烬之地”开始出现奇特的生命迹象。不再是重复的残影，而是全新的、基于矛盾和差异的形态。 奥兰多和薇拉并肩站立，俯瞰着这个被他重新“校准”的世界。星图不再是他手中的工具，而是他本人——一个行走在已知与未知边界上的永恒观察者。 “我们不是要绘制宇宙的最终面貌，” 奥兰多低语道，声音像风吹过空旷的隧道，“而是要确保，永远有新的线条可以被添加。” 故事在奥兰多拿起一块新的、未被标记的石板，准备记录下一颗正在“诞生”的星辰时结束。他知道，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作者简介

罗岗

　　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纽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及当代理论和思想史研究；着有《预言与危机》、《人民至上》、《想像城市的方式》、《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面具背后》和《记忆的声音》等，主编有《现代国家想像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九十年代思想文选》、《视觉文化读本》等。

代序：
具有创造性与社会介入得文学批评如何可能：两岸青年学者谈罗岗《英雄与丑角》
黄文倩、金浪

上编　　视觉的政治

第一章    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
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
一、「移动」与「越轨」：作为城市「他者」的「游荡者」
二、「器物」与「技巧」：作为叙事方式的「马车」
三、「流动」与「权力」：化身媒体形象的「马车」
四、「放大」与「规避」：标识情欲地图的「马车」

第二章    幻灯片．翻译官．主体性
重释「幻灯片事件」兼及鲁迅的「历史意识」
一、「主体」如何生成：作为「小客体」的「幻灯片」
二、三重视角的「凝视」：《鬼子来了》「重写」「幻灯片事件」
三、「直面」无法直面的：鲁迅的「历史主体性」

第三章    视觉「互文」、身体想像和凝视的政治
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
一、「技术化观视」：现代性的视觉政制
二、丁玲与电影：「现代文学」如何「媒介化」？
三、视觉「互文」与「凝视」逻辑
四、「观看」的政治：后「五四」的都市图景

第四章    「电影」感受「政治」的瞬间：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
以《神女》为例
一、「白话现代主义」：「去政治化」的解读范式
二、「作为妓女的母亲」：《神女》对电影传统的挪用
三、「妓女／女明星」：「物恋」的逻辑与「商品拜物教」
四、「出卖／购买」：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
五、底层、都市感与「另一种视野」的可能

第五章    香港的「幽灵」
《胭脂扣》的文本转换与香港文化身分的困境
一、如何讲述「城」的故事：「香港」的想像性缔造
二、要么「怀旧」，要么「扮鬼」：《胭脂扣》与香港身分的焦虑
三、身分的地理：另一种「想像」和「再现」

第六章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生活空间》「百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一、纪实：对「真实」的焦虑与渴望
二、什么故事？如何讲述？
三、「自己演自己」：一种真实的幻觉

下编　文学的能量

第七章    「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一、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种「具体」的「抽象性」
二、「生产」对「劳动」的塑造：〈「锻炼锻炼」〉的两面性
三、「伦理性法律」的可能与不可能
四、「赵树理难题」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第八章    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
一、「缺席」的「在场者」：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
二、「历史」与「反历史」：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与改造
三、一种新的景观政治：「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四、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城市的内在矛盾

第九章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一、从「沈从文」到「汪曾祺」：一种文学史叙述
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断裂」之外的「延续」
三、内部的「束缚」与「突破」：汪曾祺和「毛文体」
四、    「三十年」并非「空白」的意义

第十章　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
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
一、个人主义话语与「文学化」的「个人意识」
二、「风景」如何被发现：香雪的「铅笔盒」以及凤娇的「发卡」……
三、除了「身体」，她还有什么？
四、「个人意识」与「物质欲望」的悖论

第十一章　「读什么」与「怎么读」
试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和「当代文学六十年」之关联
一、「文本」与「阅读」： 寻找整体的「文学史时间」
二、「文本」内部的「阅读史」：〈班主任〉与《牛虻》
三、「英雄」和「丑角」：如何「重返八○年代」？

【附录】
最好的时光　毛尖
面具背后的罗岗　毛尖

代序

具有创造性与社会介入的文学批评如何可能－两岸青年学者谈罗岗《英雄与丑角》

　　黄文倩：罗岗是大陆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中壮辈代表学者。生于1967年，在上海丽娃河畔师从王晓明先生。如果说晓明先生那一代，是亲身经历文革及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学术工作者，罗岗可以说就是第二代。他们多从乡土社会起步，在对父辈的记忆与身体感中，保留了一些早年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感觉，尔后，进入了八○年代重新建立／恢复的一种「现代」知识体制，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社会和思想巨变一起焦虑与成长。或许因为这种驳杂性，罗岗关心及感兴趣的对象、问题很多，从五四以降的文学史、文学教育到各式文学生产;从王国维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主体建构以及其困限；也透过丁玲、铁凝、方方的作品，检讨女性在现代性转化中的伤害；在西方理论上，罗岗也广泛涉猎且重视它们的参照价值与功能，本书中对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甚至齐泽克（Slavoj Zizek, 1949-）的丰富吸收与灵活运用，部分地体现他出入内外与上下求索的尝试。

　　罗岗和他的研究理想，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博雅的「学术」追求。大陆的现当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自五四运动以降，就一直有着反映革命、回应现实、改造社会、检讨历史、促进人民解放的进步传统，甚至最终是生产与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工程的核心精神部分。因此，罗岗对所谓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早有检讨与警觉──朝向文学与文化研究整合的视野和诠释，试图介入与回应中国当前各式社会问题，是他多年来一直努力维持与发展的路线。近十年，他出版过的代表作包括：《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2005）、《想像城市的方式》（2006）、《人民至上》（2012）等。有鑑于台湾学界、文化圈目前对罗岗还不很熟悉，在吕正惠先生和台北人间出版社的支持下，罗岗自选了他尚未在大陆成书的文章，合辑为《英雄与丑角》。承蒙吕先生信任，嘱咐我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金浪老师，共同撰写本书的代序，希望能呈现两岸青年学者对此书的理解，或许也作为一种粗略的罗岗导读。

　　《英雄与丑角》书名典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罗岗在进行文学、历史、社会材料的清理时，似乎也是带着这样的警惕在工作。他自然是期待并要求自己，能从过去总结一些有价值的养份，但近百年来的文学史材料如汪洋，文学、影像的跨媒介互文，也已成为现代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有涯、知无涯的主体限制下，很多时候，论者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或说社会关怀，寻找适合的诠释方法来面对历史，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英雄与丑角》中，罗岗将此书分为二辑：「视觉的政治」与「文学的能量」，他企图以此接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与层次性，重新开展一些被上个世纪八○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所遮蔽的文学史命题。同时，在一个解构与虚无的时代，罗岗也总以他具有社会实践性格的书写，企图为我们建立更多对文学的信心，从书桌到酒桌，从清谈到大笑，他时常以对学术工作的巨大热忱鼓舞着同志与后进，尽管，毛尖在〈面具背后的罗岗〉早说了：「他的内心未尝是那么光亮」。

　　金浪和我都注意到，一种可能不无粗略的读法──贯穿在罗岗《英雄与丑角》的材料视野、核心关怀与方法意识，主要落实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文学研究／批评方法论的使用及中国式实践等向度上。为了能较中性且完整地保留我和金浪对罗岗此书的理解的交集与差异，我们在多次书信往返地讨论后，採用「各自发声」的方式，由金浪和我各自独立撰写我们的「心得」。所以下面的第一部分即由金浪撰写，第二部分则为我的感想。

　　一

　　金浪：首先要说一下阅读感受。我在翻看该书目录时，第一印象是似曾相识，因为其中如论鲁迅幻灯片事件、丁玲的〈梦珂〉和汪曾祺等诸篇，都曾在大陆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还有的则以演讲的形式宣读过；之前阅读与听讲的初步感受是，这些论文和演讲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极富启发，论证上却多少有意犹未尽之感。直到读完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读到、听到的皆非全本。正是因为填补了先前的「遗憾」，这本书读起来才有种特别过瘾的感觉。虽然这些论文论述的是大陆的作品，针对的也多是大陆的研究风气，但首次结集出版却是在台湾，台湾读者会如何阅读它们，我不得而知，只能交由文倩老师来讨论。这里我主要谈谈方法论问题。

　　之所以集中来谈方法论问题，是因为本书作者罗岗老师一直以来的着作，都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论自觉。虽然是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出身，但他并非谨守专业地盘的学者，他与后者的一大区别，便在于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尽管在后者眼中，这种「越界」有不务正业之嫌，但作者对此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非但不是文学研究的反动，反而能在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为文学研究提供出路。这一思路早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收入罗岗《想像城市的方式》）这篇与倪文尖老师的对谈中，得到了清楚说明，而本书则可视为将此思路进一步付诸实践的成果。「视觉的政治」和「文学的能量」两个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可能。

　　「视觉的政治」部分乃是作者长期以来，从事视觉文化研究的一次论文集结。然而，与通常视觉文化研究仅仅关注图像或电影不同，该书对视觉文化的考察却与文学保持着亲密关系：视觉性非但不外在于文学，反而深刻地嵌入中国现代文学机制的构建。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幻灯片事件」的解读，便揭示了鲁迅独具特色的历史主体性恰恰诞生于视觉与文字的复杂缠绕，而丁玲的〈梦珂〉则展示了「技术化观视」如何促成了现代文学的「新的媒介化」，正是在凝视逻辑中，视觉形式与文字形式发生了重叠；同样地，作者对《海上花列传》的讨论，也匠心独具地分析了作为器物与技术的马车在观看机制和叙事形式上的革新作用。

　　通过对视觉与文字之复杂关系的揭示，该书以丰富的实例驳斥了那种认为文化研究乃文学研究之反动的杞人忧天说法。事实上，二者的结合非但没有毁灭文学研究，反而通过将文本分析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不仅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时期以来从审美来界定文学的狭隘理解。作者过去跟李欧梵的对话录〈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与李欧梵对话〉（收入罗岗《想像城市的方式》）也可见类似的信念：「现代文学研究的需要扩展文本研究的范围。原来文学作品是一种文本，后来范围扩大，报刊杂志也是文本，现在图像是文本，电影是文本，甚至整座城市也可以当作文本。……以前把背景和文本分成两截的做法太简单了，作品是文本，背景也是文本，需要将这几个文本交织在一起才能有新的发现。」

　　与通常对「文本之外无他」的庸俗化理解不同，作者把作品和背景都纳入文本的做法，并非意味着对文本外部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取消和无视，恰恰相反，历史与社会现实只有被纳入文本并且恢复为话语实践，才能避免仅仅被理解为先定的解释框架，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大有可为的空间。对此，作者曾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来加以概括：「读出文本」是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学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但仅有这步是不够的，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个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

　　这种「读出文本」与「读入文本」的互动，不仅体现于对「视觉的政治」的分析，也是「文学的能量」部分考察文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一文便通过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揭示了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处理生活、生产以及阶级关系上的内在矛盾，而〈「读什么」和「如何读」〉一文则以〈班主任〉和《牛虻》为例，通过将阅读史纳入文学史研究，在更加开放和辩证的历史视野中，暴露出历史断裂背后的连续性；同样地，通过对汪曾祺的文体与延安文艺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文体的互读，作者揭示了文学史敍事上的四○年代与八○年代的接通背后，其实是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刻意遗忘。

　　正是由于有了「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的互动，「文学的能量」部分对文学问题的讨论，才没有回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使得「文学的能量」被充分地启动。作为虚构和想像的文学绝非雕虫小技，而是时刻折射并回应着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的出现，就被认为并非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中国在「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劳动」与「生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作为结构性矛盾的文学反映，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试图在作为「具体的普遍性」的「伦理性法律」中寻求克服的方法。在此意义上，这一「文学性结构」既是社会主义危机的体现，也提供了危机的想像性解决。

　　「读出文本」与「读入文本」的互动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同样也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实践。追溯文化研究的两大源头，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还是在英国文化研究那里，实践都被视作文化研究的灵魂：文化研究不是作为某种既定的理论知识，而是作为介入现实政治的策略出现的。然而，这种实践性却面临被削弱的危险：一方面是市场和资本力量对文化研究的同化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化力量对文化研究的招安和收编。虽然曾经遭遇传统文学研究的强烈抵制，但今天的文化研究不仅得到了体制的认可，而且还拥有了大批的从业人员和研究产出。然而，这种火热景象的背后却是文化研究被庸俗化的危险。

　　庸俗化的文化研究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不仅不去追问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反而默认其作为抽象知识的普适性，并且不加反省地将其套用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由此导致的对实践性的取消，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面临堕落为各种时髦理论杂耍的危险。大量自诩为文化研究的论文产出，不仅毫无知识难度可言，甚至于在研究之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尽管也标榜自身的政治性，但由于缺乏历史感与现实感，这种庸俗化了的政治性仅仅成为西方文化研究之政治正确的镜像复制。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庸俗化的文化研究非但没有继承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反西方中心主义议题，反而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

　　与之相反，本书作者在谋求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对庸俗化的警惕。通过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被重新置于批评的首要位置。这一实践性品格的确立，使得西方理论不再被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而是被创造性地运用为讨论中国问题的视野和方法。在对《神女》和《胭脂扣》的分析中，作者便清醒地意识到将身份政治理论直接运用于文本分析将会导致的去政治化和消解民族国家的危险。虽然同样把女性问题作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视野，但作者并没有搬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既有结论，而是始终将女性问题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从而避免各种政治正确的陷阱。

　　作者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庸俗化文化研究惟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破」上，同样也体现为从「立」的方面，试图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把握与总结。如果说《人民至上》一书从宏观上论证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从革命到建国的历史合法性，那么《英雄与丑角》则从微观的文本分析层面，揭示了文学在构造「国家想像」上的作用。正是在近代以来「国家想像」所遭遇的危机，与应对危机的各种方案与实践的竞争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才形成了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独特性。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绝不能照搬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模型，而只能从中国在地化的历史经验中开辟批评的空间，并将此前「反思现代」思路推进为理论创造的自觉。

　　总而言之，对实践性的坚守，使得作者不得不採取两面作战的姿态：一方面批判将文化研究视为反动的传统文学研究，打破其固步自封的侷限，从边缘化和僵化中拯救文学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又批判体制化和庸俗化的文化研究，使之避免惟西方马首是瞻和不接地气的危险，从体制化和庸俗化中拯救文化研究。正是这种清醒的态度和两面作战的姿态，使得该书充满了或明或暗的论辩性。尽管只是一些个案研究的结集，但该书却通过方法论上弥足珍贵的创造，再次强化了文学研究的真义所在：只有在作为政治介入的批评实践中，在与本土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缠绕中，在「国家想像」所遭遇的危机和对危机的应对中，文学作为无能的力量才变得可能。

　　二

　　黄文倩：罗岗在《想像城市的方式》（2006）中谈论文学、跨文本时，曾经说：「与其把『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方法和一组既定的知识谱系……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精神、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和一种权宜的介入策略……如果承认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那么『文化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在《英雄与丑角》中，罗岗基本上继承了这样的信念，同时更长于引用适当的西方理论来深化他的论述，对鲁迅和丁玲的讨论方式是可以优先参考的个案。在〈幻灯片．翻译官．主体性──重释「幻灯片事件」兼及鲁迅的「历史意识」〉一文中，罗岗从鲁迅在仙台读书时，着名的杀头的「幻灯片」的文本出发，一併联系上〈藤野先生〉和姜文《鬼子来了》（电影），讨论观看者在这个视觉对象物中的主体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此一主体跟国民性话语，以及使用白话文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从文学文本出发，最终走向的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视野(主体和国民性问题是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进路。

　　众所周知，鲁迅观看这个「幻灯片」的经验，时常被用来解释他之所以要「吶喊」和走向「为人生而文学」的动机，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解释，就只是一般的传记文学批评。为了推进、为了往前，甚至「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罗岗在此引进了拉康（Jacques Lacan）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的理论来深化论述。他精到的指出，某种程度上，这个幻灯片可以看作承载鲁迅欲望的「小客体」，欲望并非是事前赋予，而是后来建构的。所以，有意思的问题反而是在于──观看者(鲁迅)何苦要为自己创造出这种必然会令人痛苦的小客体和幻象？这个幻象对观看者而言，不但更具有身体感和真实，主体也因此得以维持活泼与紧张。用罗岗更严谨的说法是：「『文学』的作用在于如何让被唤醒的人们时时刻刻意识到必须直面无法忍受的『现实』」。……通过创作和翻译策略性地使用国民性话语的要旨，并不在于重新建构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而是在创作和翻译之中，使断裂、弥散、差异和不确定性成为主体的生存方式。……使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联系，在取消原有问题主体的安定性的同时，不懈地寻求新主体的可能形态。」这种对鲁迅的文学和主体的理解，不但深化了「鲁学」，而若将它视为一种主体学的论述，这当中的内涵，参照目前台湾某种主流「文学」观──强调审美的和谐、道德或温情主义的静态主体亦大异其趣，但不能不说，更具有一种强悍的历史感和生命力。

　　历史的动态生产出新的问题，同时不见得能以过去的普遍性的解答来类推。罗岗对丁玲〈梦珂〉的讨论（见〈视觉「互文」、身体想像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一文）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罗岗首先将「视觉文化」的指涉拓宽，将它视为「描绘既有事物或将其视觉化」的现象。在这则逻辑下，罗岗分析丁玲的〈梦珂〉（1927），他认为此时的丁玲，已经不是想讨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思考，女性在进入都市的消费文化、阶级分化下的主体和社会限制。透过视觉方法论的援引，罗岗清醒地看出，当现代社会媒介化后，女性事实上更不自觉地内化资本主义物化观看女性的方式，换句话说，丁玲〈梦珂〉的解放性恰恰是在于，她不只是简单地写一个女性主观地追求现代的自我变化及成长，更重要的是丁玲把梦珂受控制的「眼光」扩展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视野」，这就跟张爱玲把女性问题，缩限在自我和家庭结构下完全不同了。总的来说，罗岗透过这种「视觉互文」的文本分析，最终点出五四时期都会女性的必然绝望：「一方面女性解放的口号因为无法回应分化了的社会处境而愈显『空洞』；另一方面刚刚建立起来现代体制已经耗尽『解放』的潜力，反而在商业化的环境中，把对女性的侮辱『制度化』了。」类似地运用视觉研究的方法，还有对电影《神女》和《胭脂扣》的分析，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岗深知大众通俗文艺的重要性，有时候电影等多媒体，确实可能比文学的文字媒介，概括更多底层或新的命题，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台湾较忽略的材料视野，罗岗的分析方式给我们带来启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在本书第二辑「文学的能量」里，罗岗处理了包括赵树理、汪曾祺、铁凝、方方等的代表作，将材料范围重新拉回文学作品。当然他的目的仍是广义上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最好的状况下，罗岗既能看出文学细节的独特和生动性，又能指出它的文化研究上的典型或关键价值。事实上，我们在处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时的困境时常是在于，如果论述的目的，终极是为了介入与改造社会（无论其效果是直接或间接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即使不使用文学材料，运用社会学、历史、理论，似乎更富有思想的深度与密度，我相信罗岗对这个问题完全有自觉的反思，因此一个仍然相信「文学的主体性」的批评家，必须要能够在论述上，分析出文学如何以其原创及独特的组织或艺术化的方式，洞穿并还原社会和历史中的视野、矛盾与感觉结构。例如罗岗谈赵树理〈「锻鍊锻鍊」〉（1958）时就充份看出它的结构特质：「赵树理很懂『农活』，但不是就『农活』写『农活』，而是把『农活』问题化了，把『问题』具体到生产劳动过程中。」还有在谈论到赵树理和费孝通，对农村和乡土的思考的共同特点：「赵树理和费孝通对于『农村』和『乡土』思考的共同点是，不以接受现实的『乡土中国』为前提，而以改造『农村社会』为起点，这既包含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时也显示了他们思考的当下性和难题性。」罗岗在此明确地点出，赵树理不同于过去的五四时期的乡土作家的特质，赵关心的视野更接近的是柳青《创业史》的命题----新中国建国后的农村社会的动态问题与改造，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赵树理透过文学之笔，将这些历史中的视野形象化，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书写才真正具有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进步性。

　　同时，诚如金浪和我在前面已经提过的──罗岗的文学批评时常都指向着一种中国式实践。这当然不是时下「中国梦」的半张脸逻辑。据我所知，罗岗和他的许多前辈及同辈，如蔡翔、贺照田、薛毅、倪文尖、张炼红等先生们，都共同关心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普遍去历史和去理想的时代，重新检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里的正面资源，进而抗衡资本主义与全球化、普遍化的威胁，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挫折也并不回避。而除了思想，文学语言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罗岗在分析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时(参见本书〈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就特别关注汪老在口语白话和保有民间生命力的生产关系，当八○、九○年代的文学史叙述，过于突出汪曾祺跟四○年代的沈从文师承与现代主义的影响，甚至他的传统文人特性时，罗岗企图重构汪曾祺跟延安传统的关系，分析出汪曾祺对延安文艺的某种同情的理解与认同，使得五○、六○年代的思想文化，能够再度成为对汪曾祺的「前理解」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罗岗这样做的更大企图，自然亦是作为一种示范──历史从来就不曾断裂，再度突出延安传统也不是要否定其它的文学渊源，而是恢复历史现场的驳杂性，还原一个看似文人作家丰富的「人民」视野的主体。

　　最后，我想再度谈谈罗岗对女性议题的敏感。在这本书中，他将铁凝的〈哦，香雪〉和方方的〈奔跑的火光〉联系起来，讨论介在现代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女性命运，令人印象深刻（参见〈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的「个人意识」的悖论〉），这篇方法论的使用跟「视觉的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罗岗在讨论底层女孩们香雪、凤娇因「被看」而获得一种现代主体后，他更进一步揭示，大多数的她们进入城市后必然遭逢更被物化的命运。这个观察非常到位，以我目前有限的理解，如果对大陆的语境不太熟悉的台湾读者阅读〈哦，香雪〉（1982年），很容易为香雪的素朴、纯洁，以及追求现代知识的希望所打动，而忽略了小说中的作为配角的凤娇们，对发卡、纱巾和金圈圈的欲望，并未有效处理的问题。罗岗有意思的指出，两者其实在八○年代同时存在，但当时以「铅笔盒」作为现代光环的力量更占上风，恰恰是在这种以知识和现代力量为「上风」的新意识型态里，物欲的问题被过于简单地搁置了。

　　九○年代方方〈奔跑的火光〉（1999）在这个逻辑下企图接续〈哦，香雪〉留下的命题──未能或未必要走上现代性的知识世界的底层、农村女性们，在城市里的新出路何在？她们应付「现代」的能力必然不足，她们的身体却已经被现代性唤醒，同时，八○年代重新卷土重来的启蒙思想，又让她们发现了个人意识，但是，当金权逻辑成为主导的新意识型态，底层女性的个人意识又没有别的发展空间时，〈奔跑的火光〉中的女主人公，只能在看似虚妄的「自由」选择里，让身体成为进入城市的交换媒介，并最终导致自身的全盘物化与毁灭。

　　罗岗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恐怕不只是在回应上个世纪八○至九○年代所一度搁置的底层问题，事实上，直到目前，这仍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共同危机──尤其女性的困境又远比男性严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可能更突显，乃是在于曾有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全面瓦解所造成的张力。诚如罗岗精确的分析：「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似乎束缚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罗岗因此最终要唿吁：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如何理解，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台湾的文学工作者，我对罗岗的这种文学批评的敏感和社会介入的自觉，颇有敬意。台湾的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也一样充满困境，而且恐怕不只在底层，但我们很少有、甚至能容忍像罗岗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模式──或许觉得太过「主观」、不够「学术」。但也因此，我相信「人间」引进罗岗和他的着作，从辩证的意义上，反而是另外一种成就更为多元和客观的方式。当然，受限于能力的有限，金浪和我也仅仅只能抛砖引玉，阅读并引发出罗岗此书的一小部分价值，更深入的有意义的阅读和介入，仍希望有更多的两岸读者共同参与。

评分☆☆☆☆☆

当我翻开《英雄与丑角》这本书时，我满怀期待地想看到一段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结果却意外地收获了一场关于人性本质的深度探索。作者以一种近乎“解剖”的笔触，将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个剖析开来，展现出他们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我原本以为的“英雄”，他们的光环似乎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人性的弱点、内心的挣扎，以及在面对困境时的彷徨。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似乎都伴随着牺牲，而这份牺牲，有时让人觉得壮烈，有时又让人感到悲凉。而那些被贴上“丑角”标签的角色，他们的滑稽背后，却常常隐藏着深刻的无奈和讽刺。他们用笑声掩盖痛苦，用荒诞来对抗现实，他们的存在，仿佛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无声的反抗。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叙事节奏的把控，前期铺垫的张弛有度，后期爆发的情感汹涌澎湃，让我完全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书中很多段落的描写都极具画面感，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尘埃，听到远处的喧嚣，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悲喜。这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让我在合上书本后，依然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断回响着书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景和人物。

评分☆☆☆☆☆

很难想象，《英雄与丑角》这样一本看似普通的书，能够带给我如此震撼的精神冲击。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部轻松愉快的读物，但它所触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书中对于“英雄”的描绘，让我开始反思，所谓的英雄主义，是否也可能是一种枷锁？他们背负着期望，承受着压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可能意味着另一些东西的失去。而那些被贴上“丑角”标签的角色，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叛，一种对既定规则的挑战。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被“英雄”和“反派”简单划分的世界里，画上了一抹抹鲜活的色彩，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真实和复杂。作者在语言运用上非常考究，每一个词语都经过精心雕琢，既有诗歌般的韵律，又有散文般的流畅，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描摹得淋漓尽致。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细节的刻画，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小动作，却能折射出角色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让我不得不为作者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而折服。这本书不是那种读过就忘的作品，它会在你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让你反复回味，不断思考。

评分☆☆☆☆☆

这本《英雄与丑角》绝对颠覆了我对于传统叙事模式的想象。我一直以为，故事里的角色要么是光芒万丈的英雄，要么是让人捧腹的丑角，但这本书却将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化，甚至让读者开始审视自己眼中的“英雄”和“丑角”到底是什么。起初，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但很快我就发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那些被描绘成“英雄”的角色，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常常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灰色地带，他们的牺牲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代价？而那些看似滑稽可笑的“丑角”，他们的言行举止，有时却像一面锐利的镜子，照出了社会现实中那些被忽视的角落和不公。书中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尤其细腻，那种挣扎、迷茫、甚至是欺骗自己，都描绘得入木三分，让我读来常常感到心有戚戚焉。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角色心理活动时，那种不直接点破，而是通过对话、场景以及细微的表情来暗示的手法，需要读者自己去揣摩和体会，这种互动感是很多作品所不具备的。它不是那种一口气能读完的消遣读物，更像是一场需要反复咀嚼的哲学思辨，每次重读都会有新的领悟，都能发现之前忽略的细节，这让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其本身的价格。

评分☆☆☆☆☆

《英雄与丑角》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观看一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每一幕都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和深刻的寓意。我原以为会看到一些脸谱化的角色，但这本书彻底打破了我的预期。那些被冠以“英雄”之名的人，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那么光明正大，他们的动机也并非总是那么纯粹，有时他们的选择甚至会让我感到一丝不忍，甚至开始质疑正义的定义。而那些被视为“丑角”的角色，他们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行，却往往是点醒旁观者最尖锐的利器，他们用戏谑的口吻揭示着最严肃的真相，他们的笑声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泪水，实在令人唏嘘。作者在构建情节时，没有采用那种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多条线索，让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这些过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个庞大而精巧的故事网。我喜欢作者在文字中流露出的那种冷静而又充满情感的力量，它能瞬间将我带入角色的境地，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英雄”和“丑角”这两个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评分☆☆☆☆☆

《英雄与丑角》是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阅读体验，它如同一次思想的探险，让我看到了许多我从未曾想过的角度。我一直以来对于“英雄”的定义，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变得模糊而充满疑问。那些在故事中被奉为英雄的人物，他们的决策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些我未曾看到的复杂性？他们的牺牲，是否也带着一些我未曾体会的代价？而那些被戏称为“丑角”的角色，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一阵笑声，但那笑声背后，却常常掩盖着更深沉的无奈和对现实的洞察。他们用荒诞的方式，揭示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荒谬。作者在构建故事时，没有选择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是将人物置于一个更加现实的灰色地带，让他们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做出艰难的选择。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人物动机的深入挖掘，那种对人性的多层次剖析，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人类情感的深刻理解。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和作者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我不断地被书中提出的问题所吸引，试图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我一直以来信奉的观念，让我对“英雄”和“丑角”的界定，有了更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