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纽约时报年度好书The Point of Return作者Siddhartha Deb
以小说家的笔法揭开当今印度的黑色喜剧，
以真实的人物为本，生动描绘了这个国家的众生相：
既上进又徬徨，既绝望又期待，既美丽又诅咒。
以小说家的笔法揭开当今印度的黑色喜剧，
以真实的人物为本，生动描绘了这个国家的众生相：
既上进又徬徨，既绝望又期待，既美丽又诅咒。
中国时报开卷2012年度好书
当富可敌国的1％与贫穷窘迫的99％尖锐对立，乘以10亿人口，会是什么样悚人的光景？西方新自由主义横扫印度，为这块拥有古老文明底蕴的金砖抛光，打磨出光可鑑人的经济成长，同时也豢养出吞噬人心的都市巨兽，销殆了人与家庭、土地和梦想的情感连结。
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如印度这般，在缺乏基础建设的沙地上叠床架屋，犹如踩着浮石一般惊险跃进。迅速扩张的科技产业、跨国外包的电信客服，让亟欲摆脱种姓制度窠臼的新世代印度青年，得以穿上西方国家为他们准备的资本主义劣质新衣，看似脱贫，实沦新贫，落入另一种经济阶级制度的无间地狱。那里没有未来，没有梦想，只有残酷的金钱游戏，而他们，始终是输家。
从企业领导研讨会回响于铺了地毯的会议室，到游魂般的小老百姓逐镇逐乡到小工厂中寻找工作；从天真无邪的女服务生劳作于五星级酒店的销金窟，到农民在田间辛苦耕作只求一家温饱；而吸吮欧美科技蜜汁成长的印度工程师们，则渴望在假经济特区之名辟建的土地上，打造郊区生活的美国梦。
本书细腻动人，以小说家的笔法揭开了当今印度的黑色喜剧。作者Siddhartha Deb以真实的人物为本，生动描绘了这个国家的众生相：既上进又徬徨，既绝望又期待，既美丽又诅咒。
※原书名：《印度 美丽与诅咒》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Siddhartha Deb
小说家，一九七○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第一部小说《返回点》（The Point of Return）一出版就入选为《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第二部小说《表层》（Surface）也进入印度文学奖Hutch Crossword Award决选，并入选为《每日电讯》年度图书。新闻写作、散文及评论散见各大报章杂志，包括Harpers、the Guardian、the Observer、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Bookforum、the Daily Telegraph、the Nation、n+1、London Review of Books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曾获作家协会（Society of Authors）及国家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奖助，最近成为哈佛大学Radcliff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研究员。
译者简介
邓伯宸（第1-3章）
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报社翻译、主笔、副总编辑、总经理，获中国时报文学奖附设胡适百岁诞辰纪念征文优等奖。译作包括《哭泣的橄榄树》、《新印度的黄金传说：美丽与诅咒》、《遥远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日本新中产阶级》、《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等（以上皆由立绪文化出版）。
徐大成（第4-5章）
台湾省立海洋学院（现国立海洋大学）毕业，国立中山大学管理硕士(EMBA)。曾任商船和军舰官员，美商公司经理人，大学兼任讲师，科技公司董事长/执行长及企管顾问等职，译有《新印度的黄金传说：美丽与诅咒》、《遥远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皆由立绪文化出版）。
Siddhartha Deb
小说家，一九七○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第一部小说《返回点》（The Point of Return）一出版就入选为《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第二部小说《表层》（Surface）也进入印度文学奖Hutch Crossword Award决选，并入选为《每日电讯》年度图书。新闻写作、散文及评论散见各大报章杂志，包括Harpers、the Guardian、the Observer、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Bookforum、the Daily Telegraph、the Nation、n+1、London Review of Books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曾获作家协会（Society of Authors）及国家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奖助，最近成为哈佛大学Radcliff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研究员。
译者简介
邓伯宸（第1-3章）
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报社翻译、主笔、副总编辑、总经理，获中国时报文学奖附设胡适百岁诞辰纪念征文优等奖。译作包括《哭泣的橄榄树》、《新印度的黄金传说：美丽与诅咒》、《遥远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日本新中产阶级》、《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等（以上皆由立绪文化出版）。
徐大成（第4-5章）
台湾省立海洋学院（现国立海洋大学）毕业，国立中山大学管理硕士(EMBA)。曾任商船和军舰官员，美商公司经理人，大学兼任讲师，科技公司董事长/执行长及企管顾问等职，译有《新印度的黄金传说：美丽与诅咒》、《遥远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皆由立绪文化出版）。
图书目录
前言
CHAPTER 1
大亨：印度一富人
寻找一个有钱人──亚伦丹‧乔哈里引人争议的名声──萨特伯里（Satbari）校区──超级品牌大奖（power brands awards）之夜──世界大使──领导统御研讨会──敌人──野心家──同名同姓
CHAPTER 2
机器中的鬼魂：工程师难以承受之重
早期的原型──提供快乐──低情境与高情境──特别经济区─百万美元豪宅──奈米诗人──甘地电脑──师尊的教诲──法西斯敬礼──美国的阶级───被窃的iPhone
CHAPTER 3
红高粱：自由市场里的农夫
频死的乡村──印度的肚脐──化学村──麦肯钖与愿景2020（Vision 2020）──特兰加纳（Telangana）胜利──农民市场──普拉海卡（Prabhakar）与公开活动的毛派分子──杜拜与负债──经销商们──「当她离去，阳光依旧」
CHAPTER 4
工厂：临时工的宿命
临检小组──印度首座埃及风味度假村──钢铁厂──麻尔达工人──工寮－阅读阿马蒂亚‧森－警卫──钳子工──鬼魅工人──梅塔斯山庄
CHAPTER 5
F&B女子：都会女子讨生活
军火商──以斯帖为什么选择餐饮业──意外──美国经济衰退──德里警察手册──馍馍摊──曼尼普尔──豪华购物中心──男友──再到慕涅卡
致谢
CHAPTER 1
大亨：印度一富人
寻找一个有钱人──亚伦丹‧乔哈里引人争议的名声──萨特伯里（Satbari）校区──超级品牌大奖（power brands awards）之夜──世界大使──领导统御研讨会──敌人──野心家──同名同姓
CHAPTER 2
机器中的鬼魂：工程师难以承受之重
早期的原型──提供快乐──低情境与高情境──特别经济区─百万美元豪宅──奈米诗人──甘地电脑──师尊的教诲──法西斯敬礼──美国的阶级───被窃的iPhone
CHAPTER 3
红高粱：自由市场里的农夫
频死的乡村──印度的肚脐──化学村──麦肯钖与愿景2020（Vision 2020）──特兰加纳（Telangana）胜利──农民市场──普拉海卡（Prabhakar）与公开活动的毛派分子──杜拜与负债──经销商们──「当她离去，阳光依旧」
CHAPTER 4
工厂：临时工的宿命
临检小组──印度首座埃及风味度假村──钢铁厂──麻尔达工人──工寮－阅读阿马蒂亚‧森－警卫──钳子工──鬼魅工人──梅塔斯山庄
CHAPTER 5
F&B女子：都会女子讨生活
军火商──以斯帖为什么选择餐饮业──意外──美国经济衰退──德里警察手册──馍馍摊──曼尼普尔──豪华购物中心──男友──再到慕涅卡
致谢
图书序言
前言
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印度公民时，我却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因为拿到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前往纽约，走之前，我领到一份护照，确认我成为印度公民，上面印着一行感人的句子，请求「所有相关人员容许持这份护照的人自由无碍通行」。一时之间，俨然即将离船的小官员，准备面对油头粉面西装领带的西方海关官员，接受他们礼貌的询问，然后顺利通关。但我也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护照上讲的，说了等于没说。
我生长于钖隆（Shillong），印度东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小到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环绕钖隆的群山，向下奔去就是水乡泽国的孟加拉，那儿才是我们家族的原乡，但是，二十世纪一桩莫名其妙的怪事，却使故乡成了异邦。一九四七年，我父亲从兽医学院毕业，刚开始在东北部的阿萨姆（Assam）省执业。但就在那时，一个穆斯林佔多数的新国家诞生了。东巴基斯坦的新国界一圈，父亲的老家便跟着消失。父亲的家人，包括不识字的双亲、三个还在念书的弟弟、一个守寡的姊姊和幼龄侄儿，仓皇出走，连锅碗瓢盆都来不及带，逃到了阿萨姆省最大城市古瓦哈提（Guwahati），在城里的贫民区落了户。至于原来那个家，或许就此让给了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们则是从那夹在东、西巴基斯坦之间名叫印度的新国家来的，同样也是仓皇出走，连锅碗瓢盆都来不及带。接下来连年内战，到了一九七一年，东巴基斯坦脱离西巴基斯坦，成了今天的孟加拉国。这段期间，战争、种族屠杀、饥馑加上治安败坏，迫使新一波的移民离开孟加拉，往上到了印度东北部的山区。在钖隆，当地百姓大部分是基督徒，害怕新来的穆斯林移住民会反宾为主，因而把所有讲孟加拉语的人都视为非我族类，于是，出现了另一桩二十世纪的怪现象，在他们的眼里，我成了孟加拉人，但他们哪里知道，那片我父亲不得不出走的土地，我从来都不曾居住过。
十多岁的时候，我偶尔会去古瓦哈提，从钖隆搭巴士要花上四个小时，但说到大城市，那算是最近的了，至于最近的大都会加尔各答，那就远在古瓦哈提一千二百公里之外了。每次去古瓦哈提，我都得特别小心，因为在回钖隆的路上会被警察从巴士上拖下来，说我是孟加拉人，要我滚回老家去。因此我总是带着警察局副局长开给我的身分证件，证明我确实是印度人，家住在钖隆。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我有可能什么都是，在印度人眼里是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人眼里是印度人。
等我终于离开了钖隆，先是去了加尔各答，然后是德里，都市的大环境，人与人之间相见不相识的疏离，倒是把我是哪里人的问题给平息了。和贫富一样，祖籍也不再重要，没人管你是哪里出生的。九○年代中期，我在德里一家报社上班，住的地方叫做穆尼卡冈（Munirka Gaon），意思就是穆尼卡村，位于南德里，步行就可以到校园广阔散漫的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南德里尽管是高档地区，穆尼卡却是旧村落的残余，还没有融入城市的发展，反而变成了贫民区，泥土小路曲折，有水牛泡在烂泥里，老先生围坐在黄昏的暗影里抽着水烟袋，四处走动的妇人延袭杰特族印度教徒（Jat Indus）的父权传统，脸部仍然包着。随着都市化，这些穆尼卡的原住民逐渐放弃农耕，变成了房东，由于房租较低，尽管设备简陋些，对许多大学容纳不下的学生，以及从外地来到德里谋生的低层中产阶级，还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穆尼卡，最先我是和另外三个人合租一室，后来才搬进一间单人房。白天没有电，因为房子根本就没有申请用电，只有到了晚上，电力公司不可能派车子出来巡查，房东才会非法偷电。尽管如此，我住的那栋房子好歹象征着某种低层中产阶级的体面，不像周边那些低矮的劳工房舍，一到了夜里，不是男人揍老婆就是酒醉互殴，咆哮与哭叫闹成一片。
房子里的房客都是二十来岁的男生，做各种行业的都有。纳西尔（Naseer）住楼上，是德里郊外一家制衣厂的「剪裁师父」。楼下三个，两个钖克人，一个孟加拉人，全都是修飞机的黑手技工。迪普（Dipu）住对面一栋房子，由于靠得太近，进出往往常会和我在走道上碰头，这位仁兄，人长得俊却心事重重，为了通过印度公务人员考试，已经拼了好几年。他的室友正接受印度情报人员训练，两年内将派往位于中国边界的偏远乡村。
在穆尼卡住的那些年，我决定考GRE，申请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由于考试需要护照，于是我填妥了必要的表格，前往离我住处不远的护照局办理申请手续。要考试前的一个星期，房东递给我一封绉巴巴的信，护照局寄来的，我的申请被打了回票。信上说，警察找不到我的地址，无法证明我住在穆尼卡。于是我回到护照局，把他们的信出示给一名职员看。
「你的地址写错了。」他说，「所以警察找不到。」
「但你们寄的信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呀！」
「那又怎样呢？」
「邮差不是找到了吗？」
职员耸耸肩。「去跟警察讲去。」
到了警察局，结果相同。我几乎要打消考GRE的念头了，但报社的长官获悉我护照申请被打了回票的事，便差了一名记者给主管护照的部长打了个电话。于是我回到护照局，有人引导我越过一长排的人，进了一间内室，负责的官员当场赶办手续，以便赶得上我第二天的考试。将护照交给我的时候，官员向我道歉，说因为是急件，所以是临时的，有效期限一年，但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换成正式护照，有效期限十年。
所以我应该早点去办的，但等我有了足够的钱申请美国大学时，一年已经过去了。一九九八年夏，就在我离开德里的报社返回加尔各答与母亲同住时，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通知，同意给我奖学金进修哲学博士学位。既要出国，当然就必须延长护照；七月的一个清晨，我从市郊搭公车到了艾斯普兰纳达（Esplanade）的护照局，加入人行道上已经排成一长条的人龙。尽管时辰还早，为了避开副（亚）热带的勐烈太阳，我尽量躲在阴影下，等待的时候，几个神情猥琐的男子在行列中穿梭，探问护照申请需不需要帮忙。
人龙越来越长，天气越来越热也越加潮湿，快到九点时，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躁动的情绪。着了魔似的，我开始计算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估量着自己的情势还算不错，即便那些办事员全都是最慢最慢的慢郎中，中午休息之前，我应该可以把申请书递交到柜台上。申请书我可是加意小心准备的，表格都用正体字填写，护照相片用黏的而非用钉的，人头相片露出两耳（为何有此规定，令人费解），带足了申请费用所需要的卢比。
九点一到，大门打开。人群一阵浮动，短暂的静默，突然，整个行列崩溃，人们一拥而上通往护照局的楼梯。之前，穿制服的警察还出来巡视过排队的情形，才一转眼却不见了人影。
眼看无法无天至此，我惊得愣在当场，成了人行道上一个孤独的点，久久，才涌身加入人群，拼命往楼梯上冲，到了那儿，却被另一番景象吓到，申请护照的单一窗口前，一条新的队伍已经形成，和两个小时前外面的那条行列完全无关，而且排得老长，已经拉到了办公处外面，沿楼梯而下，转到了人行道上，逼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到最后面去排队，重头来过。
换作是别的日子或不同季节，没有无情的酷热，我或许真会这样。但那天上午我却是直奔柜台，拨开两个人，不理会他们的抗议，插进他们中间。不出几秒钟，一只手一把抓住我的衬衫将我拉出行列，一个满脸于思的彪形大汉举起空出来的手朝我打来，我也不示弱，左手抓住来拳，右手扯住对方衬衫，两个人扭成一团，人们纷纷停下来起闹，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回复队形，袖手旁观我们俩满脸大汗和满嘴脏话。男子挣脱一手伸向裤子后面，我以为他是个黄牛正准备掏刀子，赶紧松手跳开，气归气，却也开始害怕起来。
男子掏出来的不是刀子而是一张身分证件，吼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一个便衣警察。半带惊恐，半出于下意识，我也掏出一张身分证件，吼回去：「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手里拿的是报社的服务证，本应在辞职时缴回去的，但却没有。于是，两个人怒目相视，一个是假装不是警察的真警察，一个是不再是新闻工作者的假记者，在一群人当中对峙着，互问对方：「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讲的是孟加拉话，问的问题都有弦外之音，多少带着点威胁，意思是：「这下子你可惹错人了。」但私底下，警察和我都在烦恼，想要收场却又骑虎难下。等到火气冷了下来，彼此松开对方，事情就清楚了，一年前德里的旧事重新上演，警察引着我进入官员办公室，为我换好了新护照。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对吼「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一刻我们的本意或许并非如此，我们的问题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我不知道他只是一个想要维持排队秩序的警察，没办法不执行长官交付的任务，却被我误认为背后藏了刀子的黄牛。当然，他也不知道我只是个遵守秩序的老百姓，迫不得已插队，别无所图，只不过是想要拿到护照，满足自己身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利而已。
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从此以后，设法了解别人就成了我最关心的工作。人口多达十亿，方向改变迅速，过去二十年来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国家，有谁认识谁是谁了？多年下来，我碰到过许多不同的印度人，每次我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于是，带着护照走天下，不但没把我带离开过，反而让我回到了这个国家的最深处。
公司的外包部门设在诺伊达（Noida），是一处厂房与办公室共构的建筑，一条新建的四线道公路，跨越滞流肮脏的亚穆纳（Yamuna）河直通德里，隔壁则是瑞特隆公司（Resistoflex，「振动控制系统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公司几乎完全隐藏在一排停放的卡车后面，办公室原来是工厂的一部分，建筑的后面从未粉刷过，全然未经装潢，门面倒是按照国际公司的气派，花冈岩阶梯直通玻璃大门。公司的业务是处理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服电话，夜班则是处理来自澳洲、英国及美国的询问。
笔试之后是两个小时的口试，总算轮到我，进入一间办公室，去面对那个有权力雇用我的人。这个人，公司员工都管他叫「空军中校高施」（Wing Commander Ghosh），其中一人告诉我，他喜欢给应征者加压，看他们在压力下会如何反应。
高施小个头，黑皮肤，表情严肃，电脑萤幕上一架小飞机对着我闪个不停。回答问题时，我发现他西装外套的右边袖子往后扎，显然没了右臂。理会到这一点，我的心思便飞了，忍不住想，他是怎么失去那条膀子的，加上电脑萤幕上那架飞机，连带又想到是不是因为一次可怕的意外，就此结束了他的空军生涯。
然而，公司显然需人孔急，即使我心不在焉，照样通过了空军中校的压力测验。他希望我马上来上班，他说，尽管以业界的标准来说，待遇与福利都比较低。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外边的西方国家怎么说，这家公司压根就是一家家族企业。但我最在乎的事情是，我必须要弄清楚，我的服务对象是不是英国客户，但基于某些理由又不能让空军中校知道。
空军中校牢牢盯着我。「这可是现今最大的生意。」他说：「积效奖励不少，客户都在美国那边。如果你愿意加入，就得要打电话给美国的屋主，说服他们把房子拿出来抵押。」我不是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便进一步解释。「你要帮银行打电话，当然，那是我们的客户，提供屋主比较好的贷款。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把贷款从原来旧的银行换到新的银行。这工作大有前途，年轻人。」
六年前，带着我的护照前往纽约，今天，我又回到了德里，想要在印度最响当当的一门行业中找份工作。我到了西方，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一本小说。离开大学后，一脚踏入节奏不确定的作家生涯，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只要自己有了能力就回国。这一趟旅程却大不相同，时在二○○四年一月，我接受了《卫报》（Guardian）週刊的指派，设法进入一家电话客服中心（call centre）工作，以便能够从内部报导这个行业的底细。
这个时候，全球化仍然顺畅进行，金融灾难及次级房贷危机都还没爆发，空军中校大有前途的工作还没尝到苦果。这个时期，印度是全球化的主要环节之一，为西方公司提供后勤部门及客服中心的业务。这种现象颇引起了一些忧虑，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眼看着工作都跑到海外去了，便抗议印度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品质低劣，甚至有可都是「判了刑的重犯」在做。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人批评，说这些都还是惯有的剥削，只是穿上了新衣而已，那些长时间夜间工作的人，装出一副西方人的模样和腔调，其实都只不过是「网路苦力」罢了。
但无论在印度或西方，和电话客服中心在商界中受到重视的程度一比，这类抗议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拥护这一行的人都说，尽管这份工作并不好，待遇也远低于西方工人所能接受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创造了印度新一代的年轻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加持，他们开始打破种姓、阶级与性别的传统限制，如今成了新印度的典型，男男女女，深夜一起工作，白天一同寻欢，赚来的钱花在酒店、迪斯可舞厅及大型购物中心，而所有这些场所就和他们的工作一样，都是同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所赐。
印度的电话客服中心，尽管有的属于跨国企业，有的属于本土企业，但面对外界对他们业务的刺探，却都同样敏感。一如印度多数企业，这些公司都极为隐祕，新闻界想要一探内部真相非常困难。《卫报》要我设法打入一家电话客服中心工作，用意在此。
接受这项任务，就表示我必须把印度护照收起来不用，将原来的身分隐藏起来，捏造一份假履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渴望成为客服中心员工的人。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必须改名换姓，改掉口音，以及装出想要做一个西方人的心态。从我现在扮演的这个自我身上，第一个要抹掉的，就是所有的西方痕迹。为了使自己的全球化看起来是经由客服中心得来的，我必须装得像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一个初次离开钖隆的乡巴佬，是要到诺伊达、古尔冈（Gurgaon，译註：印度第六大城，工业及金融中心之一）及德里的网路连线外包公司来碰运气的。假履历上，我保留了姓名与年龄，但其他细节全属捏造，虽然住在穆尼卡时我已经在德里上过夜班，但那是在报社。客服中心的履历上，在经历栏我填的是教师，一个迄今从未离开过钖隆的人。
新印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摆在这个更大谜题前面的，则是我是谁？客服中心的那些员工又是谁？但这似乎也都无足轻重了。一九九八年，我出国的那一年，印度右派政党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赢得全国性选举，在德里组成政府。以十年前在国会仅拥有两席的一个政党来说，堪称是重大的胜利。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人民党那两名国会议员之一我就曾经不经意地碰到过。当时，我在阿萨姆省一个小城钖耳查尔（Sjlchar）的机场等飞机，看到亚陶‧比哈里‧维加佩耶（Atal Behari Vajpayee）肥胖孤独的身影，他也是在等候班机前往加尔各答，刚从边境小城卡里姆甘吉（Karimganj）过来。他到那里去，是要去唤起地方人士，重视孟加拉穆斯林穷人偷渡入境印度的问题。
但到了一九九八年，维加佩耶当上总理，拉加斯坦（Rajasthan）沙漠五次核子试爆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然后，二○○二年，西部省份谷加拉特（Gujarat）由人民党执政，以亲商界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为首，省政府对境内的穆斯林发动了集体屠杀，导致两千人死亡，数千妇女遭到性侵，数万人流离失所。在经济方面，维加佩耶政府继续对外国多国企业及投资者採行开放政策，把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给私人企业，整个上层阶级因此而更加富有，中产阶级也随之荷包满满，欢天喜地加入消费行列，大肆採购汽车及手机之类的消费品。至于佔印度绝大多数的人，包括穷人、下层阶级、穆斯林及农人，他们的处境如何则成了一个谜。这些人无人闻问，在企业及政府有关印度的宣传中根本无影无形，只有在二○○四年的改选中才露一下脸，人民党在名为「印度之光」的竞选活动中，为这群被遗忘的多数制造了幸福快乐的脸庞。
尽管人民党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我却自顾不暇，正在为客服中心的工作打拼。就某种意义来说，我当时正处于印度之光的核心，身在客服中心这个「旭日」产业之中。在徳里，我花大把钞票报名英国文化协会的客服中心英语班，为期几个星期的短期班，所花掉的钱比我在印度由国家补助的整个高中教育还多。在德里及其近郊，我跑遍了各公司的人事处，参加测验和面试，经常一耗就是一整天，为的是要接触那些在招募中心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表面上，在他们中间，的确有许多人时髦而摩登，穿牛仔裤，使用手机，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往往充满了挫折和疑惑。譬如李娜（Leena），希基姆（Sikkim）省人，是在帮一家美国银行处理顾客抵押和贷款的问题，她也早就感到厌倦了。大学念的是文学，原来想当个老师，最后却是客服中心这一行的高薪把她吸引到了德里。但到头来，都市生活反而没有给她太多的自由。和五个女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的时间则是花在一份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的工作上。「顾客的心情都很恶劣。」她跟我说：「他们的交易搞得一塌煳涂，我的工作就是安抚他们。他们的愤怒我能体谅，但他们开始直唿我的名字，事情就不好办了。」
在HCL BPO找到一份工作后，我和客服中心员工的互动才进入最广泛的阶段。这家印度外包公司的办公室在诺伊达，业务是为英国电信公司处理顾客服务电话。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包括一个星期的受训，全是没日没夜地过。轮一班是九个小时，把交通时间算进去，光为了工作，一天就耗掉十三个小时。我的每一天，早晨是以我住的公寓外面一辆厢型车的喇叭声开始，结束已是午夜时分，同一辆厢型车载我回家，而驾驶为了不让自己四千卢比的月薪因为脱班而遭到扣减，一路上都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在闯红灯。至于我的工作，则是接听愤怒英国客户的电话，他们要求撤销英国电信的网路帐户，我则要说服他们留下，首先是要让他们知道，撤销了只会造成他们自己的不便（「夫人，妳将会失去你的英国电信邮电信箱，万一有人用那个信箱跟妳连络怎么办？」）然后再逐渐加强攻势，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或免费服务一个月。
在与英国客户通话时，我的同事一定都是彬彬有礼，细声细气，温文尔雅，操爱尔兰口音，那可是训练员从贝尔法斯特英国电信公司带回来再教给我们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竞争狂，碰到挫折就痛苦万分，而且容不下一丁点的歧异。有个叫普拉迪卜（Pradeep）的人，轻声细语，极端聪明，但却信誓旦旦，只要是在客服中心上班的女人，他绝不会娶，因为这种女人一定放荡。史娃蒂（Swati），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丈夫也在客服中心上班，就同意这一点。史娃蒂这个人，想要不同情她都很难。英语不怎么灵光，又害怕跟英国客户交谈，碰到坚持要讲「威尔斯语」的「威尔斯」人，她尤其怕得不得了。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批评穆斯林，特别是菲洛兹（Feroze），我们受训期间的一个小组长，偏偏他的英语无懈可击。同事当中，唯一不跟大家搅和的是艾罗克（Alok），一个有工程学位却满腹牢骚的家伙。一天下午休息时间碰到，他走过来，喷着大麻烟。「客服中心这种工作不能干一辈子。」一副很有头脑的样子，赏我一口大麻烟卷。「当初我如果去当工程师，赚的只有现在的一半，但五年下来，赚得却更多，而且那才是真正的头路。我的一个朋友，搞土木工程的，两年前才开始，薪水不过五千卢比，现在却在做德里都会建设计画，他做的才值得。」
不同于媒体人，多数客服中心的人都不觉得自己做的是值得的。他们只活在现在，没有什么未来。全球化带来新的工作机会，让这些底层的中产阶级既沮丧又神气。客服中心的工作，他们来来去去。承受不了长时间夜间工作的压力时，他们就去找别的生计，等到别的工作赚的钱不够花时，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可能是印度之光里面最露脸的人，但内在生活却见不得光明。活在一种比较复杂的现实里面，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来光鲜亮丽，其中却也有着不确定与淤滞，两者对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辞去客服中心的工作，回过头再去看，这个旭日行业不如说是个虚假世界，只不过是套上了年轻彩衣的一般生计。从沿着走道散置的网路终端机到美食广场，到设有撞球台的休闲中心及脸上画有星条旗的劳工相片，外包公司越大，办公室给人的印象就像是西方的大学校园。但在这个自由世界的前哨站，自由却不太多，每工作四小时上一次洗手间，还要批准才行。除了工作的单调与压力，在这种地方，印度的现代化，与其说象征着进步的无可逆转，还不如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在我的眼里，有假身分的何止我一个。戴上耳机时，我们的身分是客服人员，其他时间，我们是偏见与容忍、雄心与挫折的混合体，这中间我们到底是谁，连自己都不确定。
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印度公民时，我却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因为拿到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前往纽约，走之前，我领到一份护照，确认我成为印度公民，上面印着一行感人的句子，请求「所有相关人员容许持这份护照的人自由无碍通行」。一时之间，俨然即将离船的小官员，准备面对油头粉面西装领带的西方海关官员，接受他们礼貌的询问，然后顺利通关。但我也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护照上讲的，说了等于没说。
我生长于钖隆（Shillong），印度东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小到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环绕钖隆的群山，向下奔去就是水乡泽国的孟加拉，那儿才是我们家族的原乡，但是，二十世纪一桩莫名其妙的怪事，却使故乡成了异邦。一九四七年，我父亲从兽医学院毕业，刚开始在东北部的阿萨姆（Assam）省执业。但就在那时，一个穆斯林佔多数的新国家诞生了。东巴基斯坦的新国界一圈，父亲的老家便跟着消失。父亲的家人，包括不识字的双亲、三个还在念书的弟弟、一个守寡的姊姊和幼龄侄儿，仓皇出走，连锅碗瓢盆都来不及带，逃到了阿萨姆省最大城市古瓦哈提（Guwahati），在城里的贫民区落了户。至于原来那个家，或许就此让给了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们则是从那夹在东、西巴基斯坦之间名叫印度的新国家来的，同样也是仓皇出走，连锅碗瓢盆都来不及带。接下来连年内战，到了一九七一年，东巴基斯坦脱离西巴基斯坦，成了今天的孟加拉国。这段期间，战争、种族屠杀、饥馑加上治安败坏，迫使新一波的移民离开孟加拉，往上到了印度东北部的山区。在钖隆，当地百姓大部分是基督徒，害怕新来的穆斯林移住民会反宾为主，因而把所有讲孟加拉语的人都视为非我族类，于是，出现了另一桩二十世纪的怪现象，在他们的眼里，我成了孟加拉人，但他们哪里知道，那片我父亲不得不出走的土地，我从来都不曾居住过。
十多岁的时候，我偶尔会去古瓦哈提，从钖隆搭巴士要花上四个小时，但说到大城市，那算是最近的了，至于最近的大都会加尔各答，那就远在古瓦哈提一千二百公里之外了。每次去古瓦哈提，我都得特别小心，因为在回钖隆的路上会被警察从巴士上拖下来，说我是孟加拉人，要我滚回老家去。因此我总是带着警察局副局长开给我的身分证件，证明我确实是印度人，家住在钖隆。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我有可能什么都是，在印度人眼里是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人眼里是印度人。
等我终于离开了钖隆，先是去了加尔各答，然后是德里，都市的大环境，人与人之间相见不相识的疏离，倒是把我是哪里人的问题给平息了。和贫富一样，祖籍也不再重要，没人管你是哪里出生的。九○年代中期，我在德里一家报社上班，住的地方叫做穆尼卡冈（Munirka Gaon），意思就是穆尼卡村，位于南德里，步行就可以到校园广阔散漫的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南德里尽管是高档地区，穆尼卡却是旧村落的残余，还没有融入城市的发展，反而变成了贫民区，泥土小路曲折，有水牛泡在烂泥里，老先生围坐在黄昏的暗影里抽着水烟袋，四处走动的妇人延袭杰特族印度教徒（Jat Indus）的父权传统，脸部仍然包着。随着都市化，这些穆尼卡的原住民逐渐放弃农耕，变成了房东，由于房租较低，尽管设备简陋些，对许多大学容纳不下的学生，以及从外地来到德里谋生的低层中产阶级，还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穆尼卡，最先我是和另外三个人合租一室，后来才搬进一间单人房。白天没有电，因为房子根本就没有申请用电，只有到了晚上，电力公司不可能派车子出来巡查，房东才会非法偷电。尽管如此，我住的那栋房子好歹象征着某种低层中产阶级的体面，不像周边那些低矮的劳工房舍，一到了夜里，不是男人揍老婆就是酒醉互殴，咆哮与哭叫闹成一片。
房子里的房客都是二十来岁的男生，做各种行业的都有。纳西尔（Naseer）住楼上，是德里郊外一家制衣厂的「剪裁师父」。楼下三个，两个钖克人，一个孟加拉人，全都是修飞机的黑手技工。迪普（Dipu）住对面一栋房子，由于靠得太近，进出往往常会和我在走道上碰头，这位仁兄，人长得俊却心事重重，为了通过印度公务人员考试，已经拼了好几年。他的室友正接受印度情报人员训练，两年内将派往位于中国边界的偏远乡村。
在穆尼卡住的那些年，我决定考GRE，申请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由于考试需要护照，于是我填妥了必要的表格，前往离我住处不远的护照局办理申请手续。要考试前的一个星期，房东递给我一封绉巴巴的信，护照局寄来的，我的申请被打了回票。信上说，警察找不到我的地址，无法证明我住在穆尼卡。于是我回到护照局，把他们的信出示给一名职员看。
「你的地址写错了。」他说，「所以警察找不到。」
「但你们寄的信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呀！」
「那又怎样呢？」
「邮差不是找到了吗？」
职员耸耸肩。「去跟警察讲去。」
到了警察局，结果相同。我几乎要打消考GRE的念头了，但报社的长官获悉我护照申请被打了回票的事，便差了一名记者给主管护照的部长打了个电话。于是我回到护照局，有人引导我越过一长排的人，进了一间内室，负责的官员当场赶办手续，以便赶得上我第二天的考试。将护照交给我的时候，官员向我道歉，说因为是急件，所以是临时的，有效期限一年，但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换成正式护照，有效期限十年。
所以我应该早点去办的，但等我有了足够的钱申请美国大学时，一年已经过去了。一九九八年夏，就在我离开德里的报社返回加尔各答与母亲同住时，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通知，同意给我奖学金进修哲学博士学位。既要出国，当然就必须延长护照；七月的一个清晨，我从市郊搭公车到了艾斯普兰纳达（Esplanade）的护照局，加入人行道上已经排成一长条的人龙。尽管时辰还早，为了避开副（亚）热带的勐烈太阳，我尽量躲在阴影下，等待的时候，几个神情猥琐的男子在行列中穿梭，探问护照申请需不需要帮忙。
人龙越来越长，天气越来越热也越加潮湿，快到九点时，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躁动的情绪。着了魔似的，我开始计算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估量着自己的情势还算不错，即便那些办事员全都是最慢最慢的慢郎中，中午休息之前，我应该可以把申请书递交到柜台上。申请书我可是加意小心准备的，表格都用正体字填写，护照相片用黏的而非用钉的，人头相片露出两耳（为何有此规定，令人费解），带足了申请费用所需要的卢比。
九点一到，大门打开。人群一阵浮动，短暂的静默，突然，整个行列崩溃，人们一拥而上通往护照局的楼梯。之前，穿制服的警察还出来巡视过排队的情形，才一转眼却不见了人影。
眼看无法无天至此，我惊得愣在当场，成了人行道上一个孤独的点，久久，才涌身加入人群，拼命往楼梯上冲，到了那儿，却被另一番景象吓到，申请护照的单一窗口前，一条新的队伍已经形成，和两个小时前外面的那条行列完全无关，而且排得老长，已经拉到了办公处外面，沿楼梯而下，转到了人行道上，逼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到最后面去排队，重头来过。
换作是别的日子或不同季节，没有无情的酷热，我或许真会这样。但那天上午我却是直奔柜台，拨开两个人，不理会他们的抗议，插进他们中间。不出几秒钟，一只手一把抓住我的衬衫将我拉出行列，一个满脸于思的彪形大汉举起空出来的手朝我打来，我也不示弱，左手抓住来拳，右手扯住对方衬衫，两个人扭成一团，人们纷纷停下来起闹，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回复队形，袖手旁观我们俩满脸大汗和满嘴脏话。男子挣脱一手伸向裤子后面，我以为他是个黄牛正准备掏刀子，赶紧松手跳开，气归气，却也开始害怕起来。
男子掏出来的不是刀子而是一张身分证件，吼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一个便衣警察。半带惊恐，半出于下意识，我也掏出一张身分证件，吼回去：「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手里拿的是报社的服务证，本应在辞职时缴回去的，但却没有。于是，两个人怒目相视，一个是假装不是警察的真警察，一个是不再是新闻工作者的假记者，在一群人当中对峙着，互问对方：「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讲的是孟加拉话，问的问题都有弦外之音，多少带着点威胁，意思是：「这下子你可惹错人了。」但私底下，警察和我都在烦恼，想要收场却又骑虎难下。等到火气冷了下来，彼此松开对方，事情就清楚了，一年前德里的旧事重新上演，警察引着我进入官员办公室，为我换好了新护照。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对吼「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一刻我们的本意或许并非如此，我们的问题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我不知道他只是一个想要维持排队秩序的警察，没办法不执行长官交付的任务，却被我误认为背后藏了刀子的黄牛。当然，他也不知道我只是个遵守秩序的老百姓，迫不得已插队，别无所图，只不过是想要拿到护照，满足自己身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利而已。
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从此以后，设法了解别人就成了我最关心的工作。人口多达十亿，方向改变迅速，过去二十年来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国家，有谁认识谁是谁了？多年下来，我碰到过许多不同的印度人，每次我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于是，带着护照走天下，不但没把我带离开过，反而让我回到了这个国家的最深处。
公司的外包部门设在诺伊达（Noida），是一处厂房与办公室共构的建筑，一条新建的四线道公路，跨越滞流肮脏的亚穆纳（Yamuna）河直通德里，隔壁则是瑞特隆公司（Resistoflex，「振动控制系统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公司几乎完全隐藏在一排停放的卡车后面，办公室原来是工厂的一部分，建筑的后面从未粉刷过，全然未经装潢，门面倒是按照国际公司的气派，花冈岩阶梯直通玻璃大门。公司的业务是处理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服电话，夜班则是处理来自澳洲、英国及美国的询问。
笔试之后是两个小时的口试，总算轮到我，进入一间办公室，去面对那个有权力雇用我的人。这个人，公司员工都管他叫「空军中校高施」（Wing Commander Ghosh），其中一人告诉我，他喜欢给应征者加压，看他们在压力下会如何反应。
高施小个头，黑皮肤，表情严肃，电脑萤幕上一架小飞机对着我闪个不停。回答问题时，我发现他西装外套的右边袖子往后扎，显然没了右臂。理会到这一点，我的心思便飞了，忍不住想，他是怎么失去那条膀子的，加上电脑萤幕上那架飞机，连带又想到是不是因为一次可怕的意外，就此结束了他的空军生涯。
然而，公司显然需人孔急，即使我心不在焉，照样通过了空军中校的压力测验。他希望我马上来上班，他说，尽管以业界的标准来说，待遇与福利都比较低。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外边的西方国家怎么说，这家公司压根就是一家家族企业。但我最在乎的事情是，我必须要弄清楚，我的服务对象是不是英国客户，但基于某些理由又不能让空军中校知道。
空军中校牢牢盯着我。「这可是现今最大的生意。」他说：「积效奖励不少，客户都在美国那边。如果你愿意加入，就得要打电话给美国的屋主，说服他们把房子拿出来抵押。」我不是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便进一步解释。「你要帮银行打电话，当然，那是我们的客户，提供屋主比较好的贷款。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把贷款从原来旧的银行换到新的银行。这工作大有前途，年轻人。」
六年前，带着我的护照前往纽约，今天，我又回到了德里，想要在印度最响当当的一门行业中找份工作。我到了西方，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写了一本小说。离开大学后，一脚踏入节奏不确定的作家生涯，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只要自己有了能力就回国。这一趟旅程却大不相同，时在二○○四年一月，我接受了《卫报》（Guardian）週刊的指派，设法进入一家电话客服中心（call centre）工作，以便能够从内部报导这个行业的底细。
这个时候，全球化仍然顺畅进行，金融灾难及次级房贷危机都还没爆发，空军中校大有前途的工作还没尝到苦果。这个时期，印度是全球化的主要环节之一，为西方公司提供后勤部门及客服中心的业务。这种现象颇引起了一些忧虑，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眼看着工作都跑到海外去了，便抗议印度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品质低劣，甚至有可都是「判了刑的重犯」在做。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人批评，说这些都还是惯有的剥削，只是穿上了新衣而已，那些长时间夜间工作的人，装出一副西方人的模样和腔调，其实都只不过是「网路苦力」罢了。
但无论在印度或西方，和电话客服中心在商界中受到重视的程度一比，这类抗议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拥护这一行的人都说，尽管这份工作并不好，待遇也远低于西方工人所能接受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创造了印度新一代的年轻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加持，他们开始打破种姓、阶级与性别的传统限制，如今成了新印度的典型，男男女女，深夜一起工作，白天一同寻欢，赚来的钱花在酒店、迪斯可舞厅及大型购物中心，而所有这些场所就和他们的工作一样，都是同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所赐。
印度的电话客服中心，尽管有的属于跨国企业，有的属于本土企业，但面对外界对他们业务的刺探，却都同样敏感。一如印度多数企业，这些公司都极为隐祕，新闻界想要一探内部真相非常困难。《卫报》要我设法打入一家电话客服中心工作，用意在此。
接受这项任务，就表示我必须把印度护照收起来不用，将原来的身分隐藏起来，捏造一份假履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渴望成为客服中心员工的人。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必须改名换姓，改掉口音，以及装出想要做一个西方人的心态。从我现在扮演的这个自我身上，第一个要抹掉的，就是所有的西方痕迹。为了使自己的全球化看起来是经由客服中心得来的，我必须装得像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一个初次离开钖隆的乡巴佬，是要到诺伊达、古尔冈（Gurgaon，译註：印度第六大城，工业及金融中心之一）及德里的网路连线外包公司来碰运气的。假履历上，我保留了姓名与年龄，但其他细节全属捏造，虽然住在穆尼卡时我已经在德里上过夜班，但那是在报社。客服中心的履历上，在经历栏我填的是教师，一个迄今从未离开过钖隆的人。
新印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摆在这个更大谜题前面的，则是我是谁？客服中心的那些员工又是谁？但这似乎也都无足轻重了。一九九八年，我出国的那一年，印度右派政党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赢得全国性选举，在德里组成政府。以十年前在国会仅拥有两席的一个政党来说，堪称是重大的胜利。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人民党那两名国会议员之一我就曾经不经意地碰到过。当时，我在阿萨姆省一个小城钖耳查尔（Sjlchar）的机场等飞机，看到亚陶‧比哈里‧维加佩耶（Atal Behari Vajpayee）肥胖孤独的身影，他也是在等候班机前往加尔各答，刚从边境小城卡里姆甘吉（Karimganj）过来。他到那里去，是要去唤起地方人士，重视孟加拉穆斯林穷人偷渡入境印度的问题。
但到了一九九八年，维加佩耶当上总理，拉加斯坦（Rajasthan）沙漠五次核子试爆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然后，二○○二年，西部省份谷加拉特（Gujarat）由人民党执政，以亲商界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为首，省政府对境内的穆斯林发动了集体屠杀，导致两千人死亡，数千妇女遭到性侵，数万人流离失所。在经济方面，维加佩耶政府继续对外国多国企业及投资者採行开放政策，把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给私人企业，整个上层阶级因此而更加富有，中产阶级也随之荷包满满，欢天喜地加入消费行列，大肆採购汽车及手机之类的消费品。至于佔印度绝大多数的人，包括穷人、下层阶级、穆斯林及农人，他们的处境如何则成了一个谜。这些人无人闻问，在企业及政府有关印度的宣传中根本无影无形，只有在二○○四年的改选中才露一下脸，人民党在名为「印度之光」的竞选活动中，为这群被遗忘的多数制造了幸福快乐的脸庞。
尽管人民党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我却自顾不暇，正在为客服中心的工作打拼。就某种意义来说，我当时正处于印度之光的核心，身在客服中心这个「旭日」产业之中。在徳里，我花大把钞票报名英国文化协会的客服中心英语班，为期几个星期的短期班，所花掉的钱比我在印度由国家补助的整个高中教育还多。在德里及其近郊，我跑遍了各公司的人事处，参加测验和面试，经常一耗就是一整天，为的是要接触那些在招募中心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表面上，在他们中间，的确有许多人时髦而摩登，穿牛仔裤，使用手机，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往往充满了挫折和疑惑。譬如李娜（Leena），希基姆（Sikkim）省人，是在帮一家美国银行处理顾客抵押和贷款的问题，她也早就感到厌倦了。大学念的是文学，原来想当个老师，最后却是客服中心这一行的高薪把她吸引到了德里。但到头来，都市生活反而没有给她太多的自由。和五个女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的时间则是花在一份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的工作上。「顾客的心情都很恶劣。」她跟我说：「他们的交易搞得一塌煳涂，我的工作就是安抚他们。他们的愤怒我能体谅，但他们开始直唿我的名字，事情就不好办了。」
在HCL BPO找到一份工作后，我和客服中心员工的互动才进入最广泛的阶段。这家印度外包公司的办公室在诺伊达，业务是为英国电信公司处理顾客服务电话。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包括一个星期的受训，全是没日没夜地过。轮一班是九个小时，把交通时间算进去，光为了工作，一天就耗掉十三个小时。我的每一天，早晨是以我住的公寓外面一辆厢型车的喇叭声开始，结束已是午夜时分，同一辆厢型车载我回家，而驾驶为了不让自己四千卢比的月薪因为脱班而遭到扣减，一路上都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在闯红灯。至于我的工作，则是接听愤怒英国客户的电话，他们要求撤销英国电信的网路帐户，我则要说服他们留下，首先是要让他们知道，撤销了只会造成他们自己的不便（「夫人，妳将会失去你的英国电信邮电信箱，万一有人用那个信箱跟妳连络怎么办？」）然后再逐渐加强攻势，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或免费服务一个月。
在与英国客户通话时，我的同事一定都是彬彬有礼，细声细气，温文尔雅，操爱尔兰口音，那可是训练员从贝尔法斯特英国电信公司带回来再教给我们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竞争狂，碰到挫折就痛苦万分，而且容不下一丁点的歧异。有个叫普拉迪卜（Pradeep）的人，轻声细语，极端聪明，但却信誓旦旦，只要是在客服中心上班的女人，他绝不会娶，因为这种女人一定放荡。史娃蒂（Swati），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丈夫也在客服中心上班，就同意这一点。史娃蒂这个人，想要不同情她都很难。英语不怎么灵光，又害怕跟英国客户交谈，碰到坚持要讲「威尔斯语」的「威尔斯」人，她尤其怕得不得了。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批评穆斯林，特别是菲洛兹（Feroze），我们受训期间的一个小组长，偏偏他的英语无懈可击。同事当中，唯一不跟大家搅和的是艾罗克（Alok），一个有工程学位却满腹牢骚的家伙。一天下午休息时间碰到，他走过来，喷着大麻烟。「客服中心这种工作不能干一辈子。」一副很有头脑的样子，赏我一口大麻烟卷。「当初我如果去当工程师，赚的只有现在的一半，但五年下来，赚得却更多，而且那才是真正的头路。我的一个朋友，搞土木工程的，两年前才开始，薪水不过五千卢比，现在却在做德里都会建设计画，他做的才值得。」
不同于媒体人，多数客服中心的人都不觉得自己做的是值得的。他们只活在现在，没有什么未来。全球化带来新的工作机会，让这些底层的中产阶级既沮丧又神气。客服中心的工作，他们来来去去。承受不了长时间夜间工作的压力时，他们就去找别的生计，等到别的工作赚的钱不够花时，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可能是印度之光里面最露脸的人，但内在生活却见不得光明。活在一种比较复杂的现实里面，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来光鲜亮丽，其中却也有着不确定与淤滞，两者对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辞去客服中心的工作，回过头再去看，这个旭日行业不如说是个虚假世界，只不过是套上了年轻彩衣的一般生计。从沿着走道散置的网路终端机到美食广场，到设有撞球台的休闲中心及脸上画有星条旗的劳工相片，外包公司越大，办公室给人的印象就像是西方的大学校园。但在这个自由世界的前哨站，自由却不太多，每工作四小时上一次洗手间，还要批准才行。除了工作的单调与压力，在这种地方，印度的现代化，与其说象征着进步的无可逆转，还不如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在我的眼里，有假身分的何止我一个。戴上耳机时，我们的身分是客服人员，其他时间，我们是偏见与容忍、雄心与挫折的混合体，这中间我们到底是谁，连自己都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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