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志:西洋古典音乐录音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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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录音如何改变我们的赏乐文化?
  深入剖释古典唱片工业,让乐迷上了一门难得又有趣的人文通识教育课!
  一窥录音宝库,学懂西洋古典音乐史

  音乐是稍纵即逝的艺术,即使存有曲谱,各音乐家的演绎方式也是百般滋味纷陈。录音技术的出现及发展,令世界各国的古典音乐得以记录、保存及流通,令人体会录音的艺术空间、音乐家的职业旅途、带动的音乐风潮和多变的商业价值等,见证西洋古典音乐的变易。

  音乐更是时代的写照。它与社会环境、政治、文化、人民思维和生活等有着绵密的连系。不少经典录音正正捕捉了各地某些历史时刻,以及当时人民的感受与经历。例子比比皆是:1939年,捷克被纳粹德军入侵后,捷克爱乐乐团大胆演奏爱国作品《我的祖国》、演奏后听众自发颂唱捷克国歌;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后,战时盟军国与轴心国的乐团代表共奏宣扬和平博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并把《欢乐颂》歌词中的「快乐」改为「自由」。

  本书分为两部分,首部分探讨录音怎样影响西洋古典音乐史的发展,次部分细谈如何从音乐录音了解世界历史、文化,一窥录音所带来的宝库。

名人推荐

  「可以增进音乐知识但不枯燥的书,本书就是我的首选。」──《音乐六讲》作者李欧梵

  「专门谈及古典音乐唱片录音历史的书,相信这是第一部。」──《乐犹如此》作者余少华

  「内容丰富多彩,令古典乐迷爱不释手的一部奇书。」── 《乐乐之乐》作者邵颂雄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路德维


  香港人,祖籍番禺。爱音乐,尤好西洋交响乐。

  音乐文章时见于《明报月刊》、《Hi-Fi音响》、《美乐集》、《瞄》、《阅艺》等杂志。曾为香港电台第四台制作音乐与文化特辑,如《漫谈马勒》、《马勒之后》(皆与李欧梵、杜格尊合作),和探讨音乐与精神病关系的《非常音乐家》(与麦敦平、张智钧合作)。

图书目录

序一  聆听二十世纪的文化价值/李欧梵
序二  鲜有之书/余少华
序三  乐迷情痴/邵颂雄
自序
引言
 
音乐卷
第一章  最精简的录音史
第二章  录音的艺术价值
第三章  录音的商业面
第四章  录音给谁听?
第五章  录音门户自立成艺术
第六章  录音推动音乐潮流
第七章  古典音乐商品化
第八章  古典音乐与当代文化
 
历史卷
第一章  录音捕捉历史时刻
第二章  录音作武器
第三章  音乐作为外交工具
第四章  录音为时代写照
第五章  音乐家与政治地理
第六章  “国际化”下的音乐
第七章  “国际化”的前后
 
后记与“结语”
附录  镭射唱片历史录音品牌一览

图书序言

序一

聆听二十世纪的文化价值

   
  据我观察,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也是大多数)是喜欢看演奏家或歌唱家明星表演的乐迷;第二种是拥有高级音响设备还不断换机增值的发烧友;第三种才是真正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但第三种还可以细分为乐迷和专家。我算是此中的乐迷,我友路德维既是乐迷又是专家—收藏唱片的专家。他的音乐知识的丰富,恐怕连专家学者也不见得比得上,因为他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听过无数场音乐会,更收集了大量的唱片和唱碟,而且精通英文和德文,对于西洋古典音乐的历史和音乐家(特别是指挥家)的身世,如数家珍。多年来积累的知识,成了他写乐评文章的基础。然而这些都算不稀奇,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在收集唱片唱碟的同时,连带也看了与录音有关的各种书籍。他博闻强记的功夫,在书中展露无遗,其内容极为丰富,尤其是关于音乐指挥、演奏和录音的故事、人物和各种典故轶闻,多彩多姿,娓娓道来,可以令所有乐迷和发烧友咋舌,叹为观止。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个难得的特色:极有趣味,毫不枯燥。我的这两句话绝无贬义,而是要提醒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本谈音乐录音历史的专门书籍。恰恰相反,作者是借众多的音乐典故和录音版本来反映历史和文化,以及西方古典音乐界酸甜苦辣的人情世故,所以我读来津津有味,愿意在此向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种人)推荐。读完此书,我不无感叹。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视觉挂帅的世界,只懂得看,却不懂得听。然而,形象、文字和声音,是人类生而具备的禀赋,三者皆缺一不可。在此暂不谈文字。我认为视觉形象太过发达和普及以后,一般生活在后现代商业社会的人,反而对于声音的敏感性不足。香港地方狭小,噪音充斥,似乎消费者充耳不闻。这个现象其来有自。视觉性科技是二十世纪初的一大突破,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德国文化评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本书中也提到),在谈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名文中,也以视觉艺术(照像和电影)为依归,没有提到同样可以复制的音乐和录音。其实音乐录音技术和电影几乎是同步的,然而我们心目中总觉得电影从默片发展到有声,视像在先,录音在后,以为音乐的录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兴起。其实不然,路德维在书中指出,早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有第一部古典音乐的录音了。音响效果当然粗糙,但真正喜欢音乐的人听的是音乐内涵,而不是录音的好坏。如今科技当道之后,人文知识和涵养反而倒退了。网上YouTube应有尽有,但有多少人愿意在五花八门的节目中“聆听二十世纪”的文化价值(我时常引用Alex Ross所着的书名)?
   
  我是一个乐迷,收集的唱碟也不少,但往往考虑到音响而不买太老的唱片。然而我发现一个值得深省的现象:几乎所有真正喜欢音乐的人都喜欢听老唱片。有的人,譬如路德维,甚至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当然包括网上──搜购。有一次我带路德维到台北的一家唱片行浏览,他在店里一个角落突然发现几张日本版复制的钢琴家奈侯斯(Heinrich Neuhaus)的老唱片,大唿一声:“他是历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老师,赶快买!”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过,路德维是怎么知道的?这才领悟到一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的功力。不要以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得来,有时是听唱片听来的。我有一个嗜好,听唱片时顺便也看附带的说明书,路德维可能更不止此,看了说明书还会找书看。本书列了大量书籍和唱片资料,就是明证。其中不少是德文的,令我自叹不如。奉劝所有乐迷,为了更上一层楼,最好学一点德文。
   
  我特别喜欢本书的历史和政治的部分。原来古典音乐在欧洲文化所佔的地位绝对超过电影,音乐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东欧,不懂音乐,就和“文盲”差不多。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开始称霸,通俗文化流行,荷里活的电影和电台的流行歌曲,逐渐取代了古典音乐的地位。然而即使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打开收音机,还时常听到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NBC交响乐团的定期广播节目,那几乎是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必备仪式。本雅明的老友阿当诺(Theodor Adorno)其时流亡在洛杉矶,虽然对之嗤之以鼻,认为俗不可耐,但古典音乐在美国家庭生活的地位,仍然不可低估。即使现今,美国几个大城市的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准依然可以和欧洲名团并驾齐驱。我个人的聆乐经验,大多是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得来的。
   
  但欧洲又和美国不同,欧洲音乐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重要的角色,东德的指挥家Kurt Masur,在动盪的解体时刻几乎被选为民主领袖,就是一个例子。不仅音乐家,还有音乐演奏本身,在不同的关键时刻,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本书中举了不少例子,最明显的柏林围墙倒塌后,伯恩斯坦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九的《快乐颂》,故意把德文的“快乐”改成“自由”,还有捷克指挥和乐团演奏史麦塔纳的《我的祖国》,就是和其他国家乐团的味道和节奏不同。虽说音乐无国籍,但在历史洪流中所流的辛酸泪,却各国不同。录音捕捉了某一个生死关头的时辰,如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城近一年之久,城里的俄国人都快饿死了,然而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乐师们仍然奋起精神,演奏萧斯达柯维契献给他们的《第七交响曲》,同时现场传播到城外的德军听。(当时的指挥伊利亚斯堡后来做了录音)。这个着名的例子,最能代表俄国人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中国抗战时期也有不少抗战歌曲,我父母亲曾在河南的穷乡僻壤带领学生合唱《松花江上》等歌曲,有一次母亲精疲力竭而病倒。这种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词中所歌颂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所谓可以“endure”的“human spirit”),如今在商业消费主义挂帅的全球化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走笔至此,我才领悟到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它为香港人上了一门难得的人文通识教育课。我在音乐会上遇到不少喜欢古典音乐的旧雨新知,也有不少人问我:有甚么方法可以增进音乐修养?我的答案是:常聆听音乐会,如果喜欢哪一位作曲家或哪首曲子,也可以听听它的唱片;现在还要加一句:也不妨看看可以增进音乐知识但不枯燥的书,本书就是我的首选。它的来源是作者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制作的一套八集节目《录音话当年》,因为每集时间所限,讲解和音乐片段都嫌短,听来不过瘾。作者也有同感,于是写了这本书,总算补足了。可惜因为版权和其他问题不能附带唱碟;即使有唱碟,恐怕也需要十几张。好在作者在脚註列有详细唱片资料,并在附录中介绍〈镭射唱片历史品牌录音一览〉,一网打尽,有心人(或有钱收藏的人)可以在网上或几家唱片行购买。
   
  希望路德维继续为我们多写几本关于音乐的书,相信对香港文化的贡献绝不亚于他的本行──教育。

  李欧梵
  2015年3月1日于九龙塘
  着有《音乐六讲:一个乐迷的交响之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音乐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序二

鲜有之书

   
  路德维这部《录音志──西洋古典音乐录音与历史》是香港多年来鲜有之书。香港爱乐者众,亦不乏西方古典音乐乐迷。尤其是中文系及哲学系的老师们,不少是着名的西方古典音乐中颇高“段数”的赏乐者。他们对古典音乐唱片的关注及收集,往往比音乐系的老师更投入。香港的报章杂志多年来有专门刊登这类音乐的唱片评论专栏。但专门谈及古典音乐唱片(包括CD)录音历史的书,相信这是第一部。
   
  音乐是人的活动,而交响乐更是涉及众人的活动。现场听众可以成百上千,收听录音的听众更无可估算。由于其音乐运作主要是,由指挥带领着六十至百多人不等的乐团演奏一个以名作曲家经典作品为中心的曲目,虽然总谱一致,不同的指挥在同一首作品的演译(速度、强弱、分句及感情等等)却可各有千秋。犹如同一首钢琴、小提琴或其他乐器的独奏曲,到了不同演奏者的手上可以效果大有出入。于是乐评便有空间去讨论各版本的异同及高下。
   
  路德维此书所论,已远远超出上述的品评月旦演奏版本了。此书充满趣味及知识,而这些知识并非一般唱片CD背面或内页的乐曲介绍、指挥生平的文字所能提供。写乐评的人、音乐学生及唱片迷从中会得到很多他们平日极想知道却叩问无门的知识。路德维带给读者的并不是录音的花絮或音乐家的秘辛(当然免不了),而是唱片录音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及社会状况。此书把唱片评论放回其文化历史的脉络,引领读者走进唱片录音、指挥、乐团、电台、唱片公司、政府及有关部门之间的政治及其千丝万缕的关系。
   
  读此书的当儿,路德维平日对各类知识追求的热情、着紧与执着,跃然纸上!他一年几次到德国的游历不是白去的。青春无价,青春而能有此书面世,能不令人羡慕?此书确勾起了余青春年代的种种向往,遂欣然为序!

余少华
  2015年1月29日
  着有《乐犹如此》(香港艺术发展局,2005年)及《乐在颠错中:香港雅俗音乐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序三

乐迷情痴

   
  读路德维兄此书,令我想起一出老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1980年)。
   
  这当然不是甚么伟大作品,而且电影于欧美推出时,口碑和票房都不过了了。当年于香港,只有铜锣湾的碧丽宫独家放映。那个年头,还没有录影带、光碟,更没有盗版、网上下载,电影就是要到电影院去观看。香港观众却出奇地受落,电影竟然连续放映了半年以上,对于中年以上的港人,也算是一种集体回忆。
   
  电影由当时因饰演《超人》(Superman,1978年)而红透半边天的基斯杜化李夫(Christopher Reeve)领衔主演,带红了女主角珍茜摩尔(Jane Seymour),而男配角则是鼎鼎大名的基斯杜化庞马(Christopher Plummer)。故事说男主角独自外游时,于下榻的酒店看见一幅画像,绝美的容颜似曾相识,令他着迷不已;其后,他利用催眠术把自己回到七十年前,与画中的女主角相会,谱出恋曲。电影配乐也叫不少人津津乐道,令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之第十八变奏,也如约翰‧ 巴瑞(John Barry)为电影写的主题曲一样流行。
   
  家母带着我去看这部电影时,自己年纪还少。年前特别带了家母往游美国密芝根州的麦其诺岛(Mackinac Island),为的就是让她亲临电影中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古老酒店The Grand Hotel。电影虽然俗套,却于30年后仍令我勾起无限缅怀,不禁慨叹:时光可会倒流?
   
  话题说远了,那直如路兄给我音乐文字的评语一样,总喜欢“拉杂谈”。但忽然说起这老电影,也不尽是无的放矢。本书中说到乐迷对录音迷恋,犹如跟相片偷情,那跟《时》片中的主题,便如出一辙。尤其是不少像我这类“冥顽不灵”的头脑,总爱通过旧唱片一窥几十年前“黄金时代”一众大师的风采,那就更与电影故事中的“情痴”无二。时光倒流七十年,七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当年的录音便包括理查‧史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指挥自己的多首作品、福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的不少贝多芬作品的实况录音、荷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改编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舒纳堡(Artur Schnabel)重录的两首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Op. 109及Op. 111);更早的还有卡萨斯(Pablo Casals)和费雪(Edwin Fischer)于三十年代灌录的巴赫作品等,都是不朽经典,令人沉醉其中。路兄本书却也一如戏内的那枚银币,洞穿录音世界的虚妄,以及录音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赏乐文化,把芸芸“录音痴”拉回现实。
   
  音乐其实应该于音乐厅现场聆赏的,那种氛围、那种声音,以至演出者的魅力和压场感,都不是任何高级音响系统所能传达的,正如无论家中的电视与环回立体声音响如何高档,也不能代替电影院中的观影体验。录音只是一种音像纪录,或是一种声音“文献”。路德维本书,即如此正视录音的本质,从而审视录音历史的发展,及伴随录音而兴起的电台乐团、着名乐团的自家品牌、唱片格式对赏乐的影响等,以至录音本身如何昇华为“艺术”、这种“艺术”的商业性质和商品化,且还牵涉到政治层面上如何利用录音作为工具等等,内容丰富多彩,不啻为令古典乐迷爱不释手的一部“奇书”—说之为“奇”,在于能以如此多维角度深入剖释古典唱片工业的专着,实在见所未见。同样是一张唱片,当普罗大众只懂为之着迷,而路兄则能“众人皆醉我独醒”,以纵深的观察和分析,娓娓从历史、政治、商业、哲学等不同层面,道出其本质,是则有如禅宗之谓“道在寻常日用中”、“信手拈来处处通”,本身已是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智慧。
   
  然而,这也不是刻意贬低录音作为音像纪录的重要性。对于任何艺术和研究,“文献”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就音乐而言,不论是早期有关莫扎特、贝多芬等演奏风格的文字纪录,抑或是后来演奏家为我们留下的音像纪录,其对后世学人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可是,文字可有夸大不实之处,音响亦可有编辑改动的余地,这是使用文献者所需经常警惕自己留心的地方。唱片上无懈可击的演奏,从来都是录音工程师的“杰作”。例如普莱亚(Murray Perahia)于2002年推出的萧邦《练习曲》全集录音,当中的《冬风练习曲》(Op. 25, No. 11)末段第89小节,竟然缺了其中一半的音符,其后唱片公司大概发现了此误失,推出了宣称为“重新混音”(“remastered”)、还“卖大包”多送四首即兴曲的新版本,而原来漏掉的音符,却又天衣无缝地插进原来的录音中。这正是一份让我们了解唱片上许多“零瑕疵”演奏虚妄一面的“教材”。
   
  话虽如此,如果我们循着书中脉络理解录音的发展,便可意识到这种所谓“编接”(splicing)的技术,正是组成“录音艺术”本身的重要一环,那就像电影无论如何令观众觉得真挚动人,都是无数分镜悉心剪接而成。录音与现场演奏的分别,理应犹如电影与舞台剧那样的不同,而对“录音艺术”的衡量,亦不宜跟音乐厅内的现场演奏混为一谈,更不应因为录音而影响了我们对现场演奏的聆赏。
   
  这样的一部录音导赏文集,参考资料丰富,却不是任何人肯花时间躲进图书馆翻弄期刊书籍便可写得出来。从撰作音乐文字的角度来看,书中不少引用的资料,应是路兄日常的“消闲读物”,而当中不少章节,也是他长年浸淫于古典音乐世界里而多思多想的一种总结。翻开一本书,埋首几小时,便能领略到别人半生钻研的心血,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
   
  我读此书,特别感到亲切,除了因为路兄跟自己一样,于大学的“正职”跟古典音乐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却花心机时间整理出如此精彩充实的一部古典录音“掌故”,非对音乐有其深爱而能成办。当然,路兄眼界比我为高,非象牙塔所能困囿,而有他更高远的理想。
   
  此外,他的序文最后,提到本书是送给他的母亲,也同样令我百般感慨,因为自己写的第一本音乐书,也是致送给家母,还记得她读得入神的样子;才不过五年,她的脑筋退化,已难以集中读我的新着。想路兄也必同意我的感叹:时光不可倒流,神驰于录音带给我们往昔大师辉煌演出的同时,也别忘珍惜眼前人。

邵颂雄
  乙未新春于多伦多
  着有《乐乐之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黑白溢彩》(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自序
   
  为何写此书?因为西洋古典音乐录音听得越多,便觉得录音的音符背后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想、去了解。有幸为《Hi-Fi音响》杂志音乐版和香港电台第四台写过或灌录过不少唱片评论,即使未能娱人,也至少曾娱己;但慢慢感觉到录音这回事,值得爱乐者和唱片收藏者如笔者等多加思考。此书也许是笔者于2012年为香港电台第四台制作的特备节目《录音话当年》之延伸。慨叹西洋古典音乐虽于华人社会越来越普及,但犹未见一本关于历史与古典音乐录音的华文书籍(外文的虽然不多,但倒也不少),故希望尽点绵力!笔者既不是音乐学者,也不是史学家,只是一位“好奇且热心”的爱乐者;门外汉之谈,还望各方面专家赐正。
   
  十分感谢三位撰序者:不用笔名写乐评的李欧梵教授,音乐学家、前辈与好友余少华教授,以及居多伦多之巴赫《郭德堡变奏曲》专家邵颂雄教授。邵教授更慷慨为本书题字,他的书法造诣比音乐更高,相信从此再无争议。还有的当然是《Hi-Fi音响》杂志音乐版主编刘志刚先生对本书的建议和支持,笔者亦不胜感激。笔者珍惜跟一羣朋友的音乐交流:韩拔、刘浩淳、麦华嵩、胡铭尧、周光蓁、Eric Li,亦感谢于香港电台第四台合作过的名嘴们:林家琦、赖建羣、马盈盈、杜格尊、萧树胜。本书某些内容曾于《明报月刊》中〈音乐与神思〉专栏发表,故亦感谢专栏编辑陈芳女士。捷克爱乐乐团Hana Boldišová女士更慷慨代表乐团赠予笔者乐团之一百一十週年纪念史书作参考之用;笔者深深感激。怀念跟不再居港的老友闵福德教授(Prof. John Minford)奏乐,亦不会忘记跟麦敦平医生(也是乐评和同事)某晚心血来潮,跟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挣扎至凌晨三时,和钢琴好手张智钧教授充满灵性的伴奏。当然还有跟杨若齐、黄健康两先生弄琴之乐,杨先生教晓了笔者音乐触觉是何物。亦感谢哲学家关子尹教授向笔者介绍柏林这伟大的城市。
   
  笔者最早的音乐记忆,是某暑假跟爸妈和两个妹妹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赏一队捷克乐团演出。2013年底妈病重时,笔者答应把下一本书献给她。想必她现在听得到的天籁远比任何尘世的录音还要美。妈,本书送给您。
 
路德维谨识
2015年9月26日于大埔滘

图书试读

引言
   
大概是殖民时代英国教育体制留下来的“问题”吧,“文科”和“理科”分得一清二楚,有着自己独立的传统。唸文搞艺的人,身处一个世界;钻科研工者,则居另一宇宙。前者觉得后者把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简单化、机械化,后者则埋怨前者不当“实务”,所言既虚浮、亦无客观标准衡量。然而,“文”和“理”是否真的河水不犯井水呢?当然非也。
   
1722年,法国作曲家勒莫(Jean-Philippe Rameau)划时代的乐理巨着面世,题为《撮成自然法则之和声论》(Traité de l'harmonie réduite à ses principes naturels)。顾名思义,勒氏的目的是“以理释文”,用科学去解释音乐,从而促进音乐写作。约一百年后,人称乐圣的贝多芬到了创作晚期,谱出技巧越来越艰深的“钢琴”作品。“钢琴”一词打了引号,原因是贝多芬的创作人生见证了乐器本身的重大演进:贝氏谱曲和演奏(“搞文艺”嘛),仗赖其时最顶尖的科技发明。换而言之,“文”和“理”之互动一直存在;科技为艺术表达提供物质及理论基础,艺术表达则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研究议题: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设计新颖音乐厅的建筑师,还要依靠音响工程师提意见;音响工程师的意见基础,则非音乐家的意见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莫属,而这些意见和理解,大都是“要起码容纳得一队一百人的后浪漫时期规模的乐团,但音响亦应通透得适合较小的乐团,甚至器乐独奏家作演出”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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