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节录)
极端生命的残酷阅读──潘国灵和他的消失角色 有没有一个文学作品曾经让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兹在兹?然后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却又无路可逃?法国文论家爱莲.西苏(Hélène Cixous)曾经引述卡夫卡(Kafka)的书信,论析「残酷阅读」的境况,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灾劫、如同自杀,没有给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却敲打脑袋致命一击,情绪晃乱、思虑震动,片刻不能停止或静止,然后重新发现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这样的书才值阅读(页一七─一八)。说起来有点玄幻不可思议,阅读是一个死亡和再生的过程,目的是让我们醒悟于日常的惯性、沉冗与平庸,承受当头棒喝,勐然惊醒于个体存在的形相及其卑微,这样的书不容易寻找,这日子却让我碰到一本:潘国灵的首个长篇小说集《写托邦与消失咒》,夜里失眠的时空总会回闪那些片断和字词,明明那是一个基于现实的虚构世界,偏偏血肉相连,割不断、理还乱,一切从「矛盾的悖论」(paradox)开始说起三个关键字:文本互涉、场所、书写……
开放与私密:文本互涉
第一个关键字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法国文论家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俄国理论家巴赫汀(Bakhtin)的观点,结合法国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有关「文本」(text)的阐释,提出所有作品和言说都是一种文本互涉的存有,从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社会、从作家的书写到读者的阅读,都是无数文本的转化和嵌入(页三五─三七)。克莉斯蒂娃论述的是文学原理和语言学(尽管许多人误以为修辞手法或文学技巧),潘国灵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採用「后设」的策略,将「文本互涉」的情态转换而成小说的构成,刻意大量的引用和镶嵌几达铺天盖地的程度,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浮出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言说,形成一个表面文本开放、内里其实非常私密的书写体系。是的,潘国灵在写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有三个人物、两段情感故事,作家游幽为了创作关于「消失」的小说而自行失踪,他的爱人悠悠四处寻找,为了进入他的创作生命而来到了「写作疗养院」,疗养院的看守人余心一边带领悠悠游逛不同的房间和角落,一边勾画处身的城市景观,于是,几条线索扣在不同视点的转换,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会镜像与历史命运,它的「潜文本」(subtext)就是「香港」!然而,潘国灵又不在写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是一个「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楼台或迷宫,层层叠起迂回曲折的各式话语,通篇密佈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心理学、绘画、电影、神话、文学及文化理论的引述,包括波赫士、罗兰.巴特、杜哈斯、吴尔芙、艾慕杜华、圣经、马格列特、高达、米兰.昆德拉、傅柯、西西、村上春树、尼采、红楼梦、王文兴、尼金斯基、Ouroboros,Narcissus,Peter Pan……这些繁杂文本的穿插,是故事情节结成的部份,以很割裂的形式构成无法割裂的状态,使《写托邦与消失咒》变成了「文本万花筒」,潘国灵把玩犹如七色玻璃的拼贴,旋转幻变的流光!这样的取舍,想像的原因有二:一是书中三个角色都是写作人的身份,不能避免游弋于浩瀚的书海,二是作者本人除了文学创作外,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评论人,文字一直穿梭于古今中外的论述;基于这两个设定,我便有理由相信,小说的三个人物其实都是一个作者的分裂化身,何况潘国灵互涉的文本还包含自己过去的创作如《亲密距离》、《无有纪年》、《灵魂独舞》,甚至早期的《病忘书》与《伤城记》!基于第三个逻辑论辩,我更确定《写托邦与消失咒》其实是作者本人一次自我迷失与寻找的启蒙旅程!
异质空间:写托邦与沙城
第二个关键字是「场所」(locale),事件发生的所在地。法国哲学家傅柯(Foucault)在论及「驳杂地形学」(heterotopology)的时候指出,理解当代世界的方法是从「空间」出发,探讨空间如何形成?空间与空间之间怎样连结?建构了甚么人际关系?其中更提出「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混杂形态,它是一种「异质空间」(heterogenous space),跟「乌托邦」(utopias)是镜像关系——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无何有之乡,不存在现实却又处处反映现实的匮乏和欠缺,借此美化「理想地」的追求,那么,「异托邦」就是镜子的对立面,带有「他者」(Other)的属性,照见自我的存而不在,I find myself abs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I am(页三五二),是镜子的另一端,反照自我身处的真实所在,同时看见镜中的自己及镜面的存在,并在这虚拟的维度直视周遭的环境(页三五二);「异托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迥异的形相分佈不同的角落,有些是禁地,有些是异类场域,像墓冢、监狱、精神病院、疗养院、妓院、博物馆、殖民地等等(页三五三─五六)。《写托邦与消失咒》满是异质空间,其中互相对照的是「写托邦」和「沙城」,前者类近一个虚构地方,后者便是香港的「变体」。潘国灵在小说开首的章节即描述「写作疗养院」之所在,是一个「应许地」、「中途站」,隐喻「乌托邦」的色彩,里面住着自愿前来的作家,服用维持写作慾望的药物「花勿狂」,是一处「不知实存还是虚构的『写托邦』(writopia)国度」,不在水上、不在山中,在一个极限尽头、一个失乐园,写作人寄居其中,以「文字」作为建筑材料,搭建自己的房子和堡垒,是俗世无处可逃、最后匿藏的洞穴或迷宫,四周是房间与墙的幽闭空间,最后成为终老的栖居地;所谓「沙城」,是小说故事发生的现实与现世场景,根据作者的地貌描写,依稀可以辨认旺角、油麻地、将军澳等香港区域,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游玩的乐园、购物商场、公共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主角游幽和悠悠日常生活的家和「华丽安居」,生活破碎,人际关系疏离,大众遵行起承转合的生命历程,从出生、长大、工作、赚钱、置业、结婚、养家、生儿育女到老死,溢出这些规条的容易被视为异类,行动讲求效益、生活追求舒适,在父母、朋友、同事、伴侣,甚至敌人的人际网络里,织缝牢不可破的身份分配和责任,是男主角游幽极力逃逸的地方,也是一座逐渐腐化、风化而消失的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我个人非常主观的阅读过程中,「写托邦」与「沙城」还鬼魅地回响了两个经典的文学文本:西西的《浮城》与村上春树的《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作者继承前者的寓言结构,以「他乡」说「故地」,将「香港」化成隐喻的载体,同时又借用了后者的「二元结构」或佈局,以一虚一实的空间或世界共同显影香港的社会实况。无论「写托邦」还是「沙城」,都是傅柯所言的「异质空间」:一,隐伏危机,所以主角游幽失踪了、许多历史事物被消失了;二,个体行为异常,像游幽的反抗世俗、世俗者的功利主义;三,充满禁忌,像对「六四」、「23」等数字的敏感和忌讳,从而消灭;四,矛盾并置,像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真实与类像、封闭与开放等等生活文化。从这些脉络看来,潘国灵笔下的「写托邦」和「沙城」其实也是一个镜子的重像关系,彼此折射人处其中的欲求不满与内外挣扎,以及生命的流离失所和自我放逐!
道成肉身:书写与疾病
第三个关键字是「写作」(writing),及其引发的疾病隐喻。西苏认为「书写」是一种爬落梯子底层的状态,不断下沉才能到达灵魂的深处、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寻觅并发见那些未可预知的领域,而且沉到底层必然转身攀爬上去,这便是「昇华」的时候(页五─六);西苏又说「写作人」必须活于极端的生命之中(live at the extremity of life),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才能超越常人不能超越的,以「我写,故我在」来明证自己,因为「写作」源于死亡与失去,失去至亲、爱情,便以文字填补那些空洞和虚空,延续生命、克服恐惧、战胜忧患和记录伤痛(页一○─一一)!此外,「写作」必须幽闭,在高墙和楼塔之间禁锢灵感的思绪,忘情也忘我的投入笔下的世界,让自己方生方死、轮回再生,然后成就也留下作品(页二七─二八)。《写托邦与消失咒》是一本关于「写作」的论述,以「作家」作为人物切入书写的世界,揭开各样因写作而来的心理、生理、社群或人际纠缠,例如不能依靠「写作」维生和界定自我,写作人如何寻找身份、坚持意向、抵抗外来压力?「作家」到底是甚么人种或物类?在现实种种捆绑、扭曲、异化和妥协的规范下,写作人的「乌托邦」究竟在哪里?假如为了坚守写作的阵地而脱离世界、伤害爱人,作为基本的「人」又如何取舍?书中的游幽夹缝于城市生活的琐碎与写作生命要求的专注,选择了离群索居,再自我流徙,「以四海为家,以四围为界」;失去了爱人的悠悠留守「写作疗养院」,立意要将游幽的情话写成传记,作为「重新拥有他的一个方法」!就这样潘国灵展开一幅一幅「写作」的版图:它是一种执念,用以对抗世界的氾滥与庸俗,也是一种不能抵抗的慾望和诱惑,彷若药物带来的幻境和快感;它是一种仪式、信仰、救赎、自我构成,是生命书写的附魔状态,甚至是病、是身体的一部份,写作跟身体息息关联、唿吸与共也祸福相连,既可疗癒又可戕害!此外,写作犹如「爱情」,充满徒劳与涂抹,不是能爱便能获得,不是失去便可以弥补,用尽力气与花尽心思可能还是一无所有,但仍然能够写下,却是唯一拥有对方的凭借,很矛盾和解构,却是书写与爱情共有的本质!最后,写作其实是一趟自我消失的旅程,在迷途中掉进悬崖或囚室,或迷失于网络世界,以书写善终!
随着「写作」而来的是「病」(illness),各样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的病,及其种种药物效应,像因失眠而服用的「白瓜子」(安眠药)、因抑郁症而来的胃酸倒流,还有癫痫症与痉挛、亢奋与疲惫、Depression与脾脏沉降,还有菸叶、大麻、罂粟、酒精、咖啡和迷幻药,甚至「写作病」,一种自闭、自疑、焦虑、惊恐的症状,体力与心力透支的尽头是人的解体,肉身最后消失。美国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书中说过,「疾病」通过身体言说,将精神和人性心理变成戏剧化的语言、一项自我表述,不同性格导致不同病理,于是疾病也宣示性情,另一方面,「流行病」是社会动乱的表症,呈示宗教、道德与公共秩序的失衡(页四四─五八)。《写托邦与消失咒》呈现大量的「疾病」书写,既联系个体的生理失调与生活压力,也环扣社会、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的腐化和侵蚀结果,个体的病、群体的隐患、城市的不健全与病态,连成一线,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潘国灵笔下的沙城(或香港)充斥过度发展的消费与浪费、政治的压抑与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会的分歧和贫富不均、族群的决裂和孤绝等等积劳成疾的病变,而当这些人与城市的疾病变成绝症以后,便祗有消亡的终局,因此,在游幽失踪后也预示了「沙城」即将的殒灭!
潘国灵写道:「他在,又不在。眼睛盯着前方,但又有一种涣散。涣散是于我而言,他其实在对焦另一个世界,或者可以说,生活在他方。」像这样相反相成的「悖论」,贯穿了整个小说的核心与外围,而当无数弧线重叠的时候,核心的外围也是核心的内围,于是,写拓邦与沙城,书写与疾病,潘国灵跟他消失的角色,还有我这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的身份),都被卷入了复像与叠影之间:「真身与影子、后方与前方、演员与观者、光与暗」(书中悠悠的叙述)!正如傅柯所言:I see myself where I am not,如果「文学」也是一面镜子,它的残酷就是照见了众生的极端生命!
洛枫
序二(节录)
开拓写托邦与消失美学──论潘国灵首部长篇《写托邦与消失咒》 香港知名作家潘国灵已写了十四部书,又经N年酝酿,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终于在二○一六年问世。扉页有「作家消失、解咒、文字女巫、幽灵召唤」等字眼,开篇就营造出诡异神祕氛围,让人好奇,这到底是奇幻、侦探、魔幻小说?还是雌雄莫辨、难以归类的小说?
一、自创:写托邦、写作疗养院
为打造首部长篇,潘国灵度身订做了一批新词。一开幕,独特意象就登场亮相:「写托邦(Writopia)、写作疗养院」。然后,爱情故事出场:悠悠被情人丢弃,失魂落魄地来到疗养院,想找回男子游幽,而遇到了解救者余心。为寻回这消失了的作家,余心引导悠悠,写下游幽莫名出走的过程,以便了解事故的真相。追求安乐窝、世俗幸福的女子,无法理解在写托邦疗养院沉潜写作的男子。只有同样进入写作世界的女子,才能明白作家的魂去了哪里。
潘国灵不断尝试给自创新词下定义。写托邦恰似写作疗养院,里面住着一群怀着写作执念的人:病人们每天要服用一定剂量的药物,「花勿狂」,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每剂配方都不同,但均为文字书叶,书写者按需要採摘啃食,以实现自我完成的循环系统。笔者梳理一下「写托邦」的理论谱系。乌托邦(Utopia),憧憬美好社会,中式有庄子的无可有之乡,西式有柏拉图、莫尔论述。今人赞新科技:米切尔认为,「伊托邦」(E-topia)从水井中心到水管中心,再进化到网路中心;凯文.凯利说未来科技是「进托邦」(protopia)。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科技文化有末世论(eschatology);安德鲁.芬伯格认为,科技是历史终结的元凶,诅咒恶托邦(dystopia)时代;这源于对战争的反思,赫胥黎、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忧思,《骇客任务》、《全面进化》、《魔鬼终结者》等科幻都忧虑智慧型机器人过度进化。傅柯创设「异托邦」(heterotopia),描述监狱、疯人院等处于边缘和交界,不同于乌托邦的空存。董启章《地图集》写殖民地香港的异托邦,认为地球实体空间几近研究殆尽,唯有-topia想像之地,尚有文艺置喙可能。二○一六年初迪士尼电影《动物方城市》(zootopia),想像全新的动物乌托邦:肉食和草食动物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减少歧视和偏见。创客们日益喜欢创造「-topia」系列词,大有「X托邦」情结。
潘国灵创设「写托邦」王国,既乌托邦,也异托邦。这飘浮于沙城上的一方净土,远离人类,既开放又排斥、既打开又关闭,将本不能并存的几个空间并置,不是幻想的而是补偿的异托邦,既在此又在彼的镜子乌托邦,内里又有历史堆叠的时间异托邦,即异托时,如博物馆、图书馆,共时和历时的异托邦共存。写托邦恰似「异次元空间、多维空间」,次元即维度,一维线性、二维平面,三维立体,四维则超越了空间概念。写托邦,也许不在三维空间,而立身于五维、六维等高维空间,存在于心灵、灵感空间,像灵魂的梦境,自由的天堂。
为什么创设「写托邦」新词?写小说的人写小说,自曝虚构过程,这是西式后设小说。但《写托邦与消失咒》既曝露作家写小说的过程,也省思写作本身,写透创作病症的林林总总,彷彿写作病理学专着。书写者们在纸上搭建文字堡垒,我写,我写,写进去,三重血泪;长年迷失在书屋和图书馆,在搬书劳苦中体验生活;深知唯有书本,能把自己带到应许地;陷入写作的无限回圈,像堂吉诃德,与自我的风车作战。《写托邦与消失咒》书叶以泪浇灌,书嵴以血灌注,书写者唯一的存在之高处在深渊,这深渊无法以「尺、米」记,只能以「寻」记,寻不完、沉不完。可谓一把辛酸泪,两袖空空风。
二、迷宫文学:人际层次的多重镜像、传统与世界的知识迷宫
迷宫本指门户道路复杂难辨,也比喻充满奥祕不易探讨的领域。全球善造迷宫文学的高手,有波赫士、卡尔维诺、纳博科夫、普鲁斯特等,搭建时间的迷宫、叙事的迷宫、自我的迷宫、记忆的迷宫……书写本义隐匿缠绕,费人思量。潘国灵创设迷宫编码,读者破解编码,发现新书的隐藏密码,如何渗透出香港性、本土性、传统化与世界性因素,也很有趣。
构筑人物层次的多重叙事迷宫。全书开篇不久就直白以告,人名创设的缘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因有悠悠,而有余心,在远古诗经就有了尘世的约定。无名无姓,任我命名,是为文字最初的自由。悠悠和游幽有同音之名,却有不同的性别身份,分裂为两半,彼此寻找。只有男作家写透女巫,女巫写透男作家,悟透性别的奥妙;只有我心,才能凝聚神魂。悠悠、游幽、余心实际是三位一体,互为镜像。当男女分身完美地凝合为雌雄同体,性别和解,才能寻回最强大的自我。就像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子爵被噼成善恶两半,最终必须合体,才能成为完整的人。
搭建叙述者、人物与读者的迷宫。不採取套盒结构法,而用旋转木马式轮轴转法,让三个人物各自吐露心声,轮流登台,好像话剧一般。三人都身兼多重化身:互为作家,又互为作家的笔下人物,又互为读者;作者寻找人物,人物寻找作者,作者寻找读者,种种苦情;他们结成一个个对子,复调对写。后现代戏剧热衷于实验一人分饰多角,或是多人分饰一角。潘国灵的叙述者也不断分身,从亲历者、旁观者、中立者等角度倾诉,折射书写者的所有悲喜。有时作家又兑换成书,书又兑换成作家,形成更扑朔迷离的关系。
再造香港本土文学迷宫,向前辈作家们致敬。潘国灵从西西的「我城、浮城」改写起步,创设「沙城」书写。二○○五年,向西西三十年前的《我城》致敬,写〈我城零五〉之版本,串烧西西笔下子民,另炒出新家族关系图:阿果女友悠悠,朋友麦快乐,麦快乐嫲嫲为白发阿娥;还向西西〈浮城志异〉取经,也借马格列特超现实画作想像,让爱写的悠悠代笔写文:「悠悠的浮沉之城、眼睛之城、乌鸦之城、口罩之城」。新书让前作的人物裂变;且对乌鸦城、口罩城有更深的发挥:提及当年写〈鸦咒〉,将自己完全写进去,迷狂体验如邪灵附身。新书乘上想像的飞毡,也向西西《飞毡》致敬。
召唤前期作品之魂灵。如新书写及人与橱窗模特人偶互动,与作家的两篇前文互涉:一是小说集《静人活物》的〈不动人偶〉;一是《存在之难》中的〈两生花店〉。新书再次写及死魂灵出版社,也出自《静人活物》。潘国灵说被《去年在马伦巴》的谜打动,谜无法破解,如人生,也像其迷宫文学。
重构全球文化符码,镶嵌神话、传说、小说、电影、戏剧等多元丰富元素,有高远的世界情结。如写月神娜娜(Nanna),抄写女神妮莎巴(Nisaba);对比欧洲的木偶剧与中国的皮影戏映照,为了写囚徒与影子人;提及杜哈斯《写作》的洞穴隐喻,为了写洞穴放映会,洞穴癖。写蛇头咬着蛇尾的传说,为了引出麦克.安迪的《说不完的故事》,小男孩闯入文字丛林,进入忘我境地,自我消失,故事不止。西西也写过〈永不终止的大故事〉。活在河的第三岸的父亲消失了,这是向巴西作家若昂•罗萨的短篇致敬。西西也引用过此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心人总能在全球人、历史人中找到灵魂感应对象,心有灵犀一点通。
创世纪的写托邦。这本新书其实意在创建体系,作为阶段性的写作系统整合,这部集大成之作建立书写者的写托邦,视野宏阔。董启章的《贝贝的文字冒险:植物咒语的奥祕》,自创少儿文学的创意写作教材,小女孩咒语附身,必须写作闯关,才能逃离困境。此书也像创意写作小说教材:余心带着悠悠,逛游写作游乐场,让其感悟写作的祕笈,在文字中找回消失的情人,体验写作之痛。刘以鬯《酒徒》是对写作进行酒徒式反观凝思;潘国灵《写托邦与消失咒》是对写作进行失魂式招魂苦思。
三、暗黑的基因:消失的咒语
《写托邦与消失咒》所忧思的,首先是对书写的写性体悟,其次是对沙城的城性界定,深层是对未来的忧虑。作家吹响了负能量词汇集结号,从章节标题到具体文本,涂抹了大量的灰色,种下了暗黑的基因,描绘忧思:孤读者、离乡者、忧郁者、失焦者、失神者、无适度者、书墓园、灾难界、已死区、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场……人到中年的迷茫,极致的写作体验,阴森的写作文风,让人印象深刻。潘国灵读卡夫卡感悟到,创意在阴沟、沼泽中滋生,正常,与文学无亲,这也是艺术之难。在寒冰文风影响下,叙述者形象多变易变。
文学语言的执念者。这些人额上都有W印痕,这些文字问米婆、被闪电击中的人,学徒阶段多做抄写员:把白粉墙当作涂鸦墙,从客厅到门再到涂鸦墙,从个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一步步略有成就;渐渐成为夜写者,夜莺族,受猫头鹰智慧女神眷顾的人,像鲁迅,张爱玲等。西西作品透光度高;潘国灵作品透夜度高,新书在班雅明城市荡游者基础上,拓展书写城市的夜游者。
沙城空间的敏感症者。全书不仅描画沙城外的空间:疗养院、静默回廊、招魂屋、沙中城堡;也描画沙城都市景观:置身于周围飙升的铅笔高楼,沙城唐楼变成小矮人王国;住在华丽安居大厦的作家,却要自行消失。身处其中,有筑居师、离乡者、回头者。作家自己就是筑居师,搭建语言的房子。笔者曾论述过西西《我的乔治亚》示范文学建筑师的风采,搭小说如搭房子。潘国灵写筑居师自创文字迷宫,却连建筑的空壳都写没了。
消失人与消失美学。笔者曾论过,潘国灵创造了「苹果、手机符号学、压缩人、数字人、贫泪人」等新美学。如今新书又创造「写托邦、消失人、消失美学」等物事。作家消失,不仅是大隐隐于市那么简单,消失四处蔓延。呈现作家思想来源;建造消失角色收容所;想像消失的十二种可能。书写者经历出走记,遍游雕像界、灾难界、书墓园、已死区、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场,就像《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废纸收购站老打包工,独白其三十五年感受,控诉对践踏人类文化的愚蠢暴行。书籍被弃,就像书写者。读者死了,因为人人都成为写手,却不愿成为读者,读者稀缺,丧失了阅读能力。书没人读,变成弃婴。古往今来,消失咒阴魂不散。潘国灵创造「消失的作家」,像罗萨的「活在彼岸的男人」,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童话「穿红舞鞋的女人」,都让人过目不忘。
此书结尾也贯穿消失美学。写作者被安排到沙中城堡,静思写作,想写「出沙城记」者,以为自己走了很远,但却仍在沙城之内。就像《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写现实与虚构双声道的难以打通,或然与实然世界的难以通约,《写托邦与消失咒》写生活与爱情的难以相容,深思消失的可能性,与实然性周旋拉锯,铺陈叙事。追寻没有结局,因生活与小说有边界,文字与爱情也有界线,将两者消融虽是境界,但也危险,女子陷入悖论,无法解救。到最后,所有的人物、追寻的情节、写作本身都消失了,这造就了悬念的保鲜术,悬念永不终止……
不同的作品,赐予人的力道是不一样的:有些善讲故事,善写当下;有些有历史的穿透力;有些善于顿悟,哲思;有些如沐春风;有些疾风骤雨。《写托邦与消失咒》不是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文学,而是苦吟、沙城、消失派文学,独创「写托邦、暗黑美、消失人、消失咒」等新美学。但此书本身却绝不会消失,而会激发人产生评说、解释的慾望。作家直面写作的魔咒,以自身精采的创作,开拓「写托邦」的创世纪文学,成功实现了解咒,独一无二。该书乍看像言情、侦探、魔法小说,但实际却不是让人欲罢不能的通俗小说,而是让人痛苦的小说,进入它,就像跌入了无法测底的思想深渊,难解的困境、人生的两难、深刻的问题,像锥子一般刺痛着你,逼迫你思考不已。这痛并快乐着的书,昇华出哲学的韵味。
凌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