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恬恬的见证者─井上伊之助先生 毫无疑问的,原住民(包括所谓的高山族及平埔族)一直是台湾社会最弱势的族群。他们原本是台湾岛屿的主人,但长期以来却在外来殖民势力的压制与剥削,以及汉人移民的侵佔与掠夺下,逐渐丧失文化和族群的生机。不但土地权、经济权被剥夺,连「族我认同」也几乎丧失殆尽,成为一个仅存「认同之污名」的「夕阳族群」。在这种困境下,他们或自屈于苦闷破败的老旧部落里残喘挣扎,或被迫在现实无情的现代都会底层里流窜。他们的故事往往令人闻之欲哭无泪,思之欲振乏力。可幸的是,近廿年来风起云涌的原住民运动,至少已经为争取人性最后的基本生存尊严而发出过沉痛的吶喊。不过,可悲的是,就连这个曾经令人燃起些许盼望的运动,也在统治者的刻意操弄下随时可能面临崩离的命运。从台湾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过去真正用心关怀原住民的人,实在太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原住民在教会中的处境似乎也未能有显着的改变。自基督教传到台湾以来,原住民往往成为宣教最直接且最有效的对象。不过,基督的福音所带给他们的,却是兼有正负面的印象的双重感受。一方面,他们经验到「灵里的自由与解放」,更在基督徒的新「信仰认同」里找到生命的尊严与意义。但另一方面,早期宣教师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忽视、不了解,甚至压制,也让他们逐渐丧失原本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及「文化认同」;此外,在「集体改教」(mass conversion)的宣教模式下,原住民教会虽然被誉为「二十世纪的神蹟」,但这同时却也隐含着将他们仅仅化约为「宣教之数字」的危机。近年来,有识之士都已深深体认到,原住民仍然是台湾教会在资源上、经济上、以及权力分配上最为弱势的一个族群教会。坦白说,台湾教会史中能真正用心关怀原住民的人也是不多。
翻开台湾教会史的记录来看,如果我们跳过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时期的宣教不谈,近代台湾的原住民教会史,其实是开始于日治时期的「禁教」处境中。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有两位宣教师开始在原住民当中散播福音的种子:一位是以六十七岁之高龄来台湾东部担任自给宣教师,与阿美族及卑南族(普悠玛族)人相处,因过着清苦简朴生活而被称为「圣人」,后因「营养失调」而死在台北马偕医院的加拿大圣公会叶资牧师(Narcissus Peter Yates);另一位则是在日本圣书学院唸书时,得知父亲在台湾东部太鲁阁山谷内被太鲁阁族人杀死,矢志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向台湾原住民报「杀父之仇」,在「理蕃政策」无法直接传道的环境下,前后三十多年间以医生的身分在台湾各地为原住民服务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先生。虽然他们俩人的宣教并未有实质的成果,甚至从「得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诚及宣教精神,却是充沛无比、感人至深。这种出于信仰,发之于爱的「精神力」,可以说是基督教宣教史上最重要的见证。无疑的,他们是台湾原住民宣教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恬恬见证者」。
《台湾山地传道记》一书,就是井上伊之助先生根据其在台湾原住民当中行医传道的经验与探查所写成的。他于一九一一年抵台,在新竹州加拉排地区工作六年,后来一度因为健康关系返回日本治疗,其后并在种子岛传道,一九二二年再度来台,在平地巡回传道,并顺路访视各原住民部落且行医,一九二六年起在台中州原住民各部落服务,太平洋战争后转往台北仁济院及松山养神院服务,二次大战后还在罗东服务一年,一九四七年间才因二二八事件之政治情势等因素,被遣送回日本。这本书是由井上氏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生蕃记》以及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蕃社之曙》所合成,于一九六○年以《台湾山地传道记》为名出版。今年(一九九六)刚好是井上氏过世三十週年,其三子井上进将其再版发行,以为纪念。
过去许多人都只知井上伊之助之名,而不知其人其事。数年前旅日台湾人黄聪美女士,因为长期以「井上鲁钝」之名捐款给致力于台湾独立运动之「台湾青年社」,而在过世后引发许多海外台湾人的悼念,井上伊之助之名也因聪美女士之引用而受到台湾人的注目。事实上,在本书附录中所收「井上伊之助的生涯」一文,就是由黄聪美女士之夫婿伊藤邦幸医师(于一九九三年过世)所着。正因如此,这次井上先生的遗世之作经由中崙教会石井玲子执事之苦心翻译,而得以在台湾面世,让更多人得以从井上先生之自述而一窥其事蹟,实在是极具历史意义。事实上,本书除了充分反映井上先生的个人观点之外,它也能让读者对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之历史、文化、生活实况,以及宣教经验有更深刻的了解,更提供了不少有关当时日本基督徒如贺川丰彦、内村鑑三等对台湾处境之观点的资料,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井上先生在本书中,对台湾这块岛屿以及台湾原住民之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关怀与疼惜,着实令人感动。譬如,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所着「台湾将往何处去」一文中提到,毛泽东主张台湾当然是属于中共的,蒋介石主张台湾应属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从日本手中接收之国民政府所有,英国政治家主张应归还给日本,美国政治家则主张台湾应交由联合国处置,而在那之前,是属于日本的。相对的,对井上先生而言,台湾虽然历经荷兰、西班牙、郑成功、满清、日本的统治,但就台湾原住民族的观点来看,这块土地历代以来就由其先祖所治理,他们理应享有主权。这段写于「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前四个月的文字,可以说充分表露出井上先生对台湾处境的深刻理解,更真切反映他对台湾的关怀与大爱。认真分析起来,他的这段描述,至今仍有其适切性,令人沉思再三。
另外,他在「论台湾原住民之命运」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原住民虽被日本文明人视为野蛮人,但他们并非「异人种」,而是肉体与精神都与我们相同的人。任何人若愿意去触摸他们的心灵,就必能与他们培养合一且互相认同的感情。正因如此,井上先生早在一九二五年为《生蕃记》所写的序言中就已明白表示,他向来就不赞成「蕃人」、「生蕃」等带有轻视意味的名词,而宁可称该族人为「泰雅族」或称全体原住民为「高砂族」。他本身就是最早主张废除这些用语的人。另外,在该序文中他也指出,他之所以会使用这些名词,主要是怕读者难以理解而沿用俗称,绝无轻蔑之意。也因如此,石井女士在本译文中一律使用「台湾原住民」来取代上述旧称。我想这实际上正是延续了井上先生的写作精神。
因为协助《台湾山地传道记:上帝在编织》一书的再版工作,再度加以细细展读,发觉本书的几个独特之处,在此简单分享:首先,本书展现了井上伊之助这位独特历史人物的一生及其内心世界,往往在平实的语调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那沈潜内化的信仰热诚和深厚情感,当我们读到他面对父亲遇难的心境,以及在艰险的生活环境中面对自己数度感染疾病、妻子患伤寒症,特别是1937-45年间长女路得子、次子正明、次女知惠子接续过世的情景时,不禁令人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其次,井上的叙事呈现出他眼中的台湾和原住民世界的美好风貌。本书虽然不像马偕的《福尔摩沙纪事》那么丰富多元地呈现台湾岛国的风土人情,但井上对泰雅族传统文化、习俗、语言、伦理规范的描写,以及他对台湾于荷西时期宣教事蹟的回顾,都显示出他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委身和热爱。第三,借着井上的述说,读者更可以一窥当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议题,例如雾社事件、日本军国主义、二次大战后的台湾归属问题,甚至二二八事件等。另外,由于井上献身台湾山地传道的决心与热忱受到当时日本督教界相当的注目,因此,本书有不少叙述他跟当时对台湾教会深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包括矢内原忠雄、内村鑑三、贺川丰彦、河合龟辅、植村正久、大谷虞、上与二郎、中田重治等)第一手相处、会遇的经验,非常珍贵。当然,书中也有述及一些本地人物如高俊明牧师、乐信 瓦旦(林瑞昌)医师等。整体而言,再次阅读本书,深深感觉到它的历史价值与意义,诚挚地向读者们大大推荐。
最后,要特别感谢石井玲子女士在翻译和审阅上的用心与坚持,林文钦社长的大力支持,安力.给怒(赖安淋)牧师提供的画作,达亚.尤命(Taya Yumin)先生从头到尾审阅泰雅语的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林婉君小姐在美编上的细腻与用心,以及在审订和编辑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卢启明先生。没有他们的热诚参与和付出,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诚愿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能因井上先生「恬恬的见证」而心有所感。
郑仰恩
2016 年1 月17 日
岭头台湾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