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邵式柏《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中文版的发行,象征着台湾研究领域的一大成就。原因之一是,尽管邵式柏的着作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迄今却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力。这在美国及西方各国是台湾研究遭受边缘化的后果之一,在台湾及亚洲各国则有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着作以英文写成。如今这部缜密且译笔出色的中文版得以问世,应可大大嘉惠不以英文为首要阅读语言的学者们。
本书对于台湾研究推广的诸多贡献尤其值得称道,邵式柏证明了只要放在中国及东亚研究的更大脉络之下,台湾研究更能有所成就。不仅如此,邵式柏的研究更向人们揭示,台湾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得天独厚地拥有丰富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就充分运用大量史料探讨许多关键问题。在我看来,本书对台湾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有三:
一、本书成功挑战清代台湾史的常识,尤其是所谓「消极治理」说法。邵式柏清楚呈现这个说法来自于多种不同立场的政治正确议题(参见第一章註4),包括国民党史家将林爽文事件之类的民变,视为对满清消极治理的怨恨;共产党史家将这些起义视为消极而腐败的封建制度之必然后果;支持台湾独立的史家则认为消极忽视是台湾遭受任何一个中国大陆政权统治的必然宿命(这个观点同样表现在他们主张的「清领」与「日治」两个分期术语对照中),日本帝国主义史家则以清廷的消极治理,做为日本殖民台湾的正当性。
反之,邵式柏则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他认为一切试图证明清朝消极治理台湾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台湾与中国其他边疆地区有系统的比较研究之上。不仅如此,书中更运用这样的比较研究,揭示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清帝国其实是积极治理台湾等边疆地区,并任命经验丰富的官员制订政策并试图落实,务求尽量扩充税收潜力,及减低控制成本(页2-5、252-255、276-277、290-291)。尽管这些政策不一定都能发生效果,但并不表示清廷消极忽视台湾;换言之,「消极治理」不应与「有效治理」混为一谈,尤其清朝统治的效力就连在中国境内都证实是有限的。比方说,械斗之类的现象在台湾并不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猖獗,包括早已不是边疆的东南沿海地区(页290-291),罗汉脚则是中国许多边疆地区所共有的(页201)。
本书也以许雪姬等学者的论着为基础,阐述军事行政在清朝治理台湾(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至关重要地位。这在附录D中最能清楚说明,表D-5 尤其显示出清军在台湾的空间分布与集结,高于福建省以及中国其他地区。邵式柏也运用许多在地理资讯系统(GIS)科技引进之前,即已绘制完成的高品质地图证明自己的论点(地图7-2至7-4),其中几幅地图更启发了笔者对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研究。
二、邵式柏的第二项贡献,则是他乐意在中国边疆史及世界海洋史的更大脉络下研究台湾史,正如他在作者序文所强调的,这出自于他从美国与台湾的指导教授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如同前文所述,本书凸显出对台湾及其他边疆地区进行缜密比较研究,以求更精准地评价清朝统治效能的必要(页555-563)。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邵式柏指出几项可供比较研究之用的关键因素,包括国家战略、税收及控制成本。从晚近研究中国东北及西南边疆的论着看来,他的方法证明了极有先见之明。他甚至大胆追加美国与台湾边疆的比较研究(见附录F),这一比较看似冒险,但对于拓展我们的分析视角、启发后来的学者却足以证明是价值非凡的。
三、邵式柏对于族群特质与族群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更应给予特别肯定,其精熟老练有时是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所不及。这可从第一章极为重要的一处註脚(註26)看出,它将汉人、原住民等族群团体与不同汉人移民群体(例如闽与客、漳与泉、同安与三邑)的次族群严格区分开来。本书问世时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唤起我们注意台湾平埔族群的重要性,那时平埔族群才刚进入台湾研究的主流。邵式柏的研究也包含一个引人入胜的发现:相较于北美、中美、南美原住民成为灭绝的对象,台湾的平埔族群实际上受到满清政权的保护,不只是由于同样属于非汉民族,也因为身为居于大租所有权人及征收者的地位,以及其做为忠诚勇士的价值。
邵式柏也在一个族群採用另一族群部分习俗的「涵化」,与一个族群完全认同另一族群的「同化」之间,做出十分重要的区辨(页500-501),并进一步提出在这些过程中声望阶序的作用,以及汉人涵化重要意义的假说(页509、520)。他所论证的亲属关系与性别价值转变更为缓慢且言之成理(页521),但恐怕需要更多宗教风俗的资料佐证(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可参见洪丽完、詹素娟、潘英海、简文敏、简炯仁等学者的论着)。
不过,正如一切开创性的学术着作,《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一书也难免有些缺陷。首先,邵式柏有时不免过分强调帝国控制,以一种由上而下的观点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尽管他确实承认人口压力和经济契机具有翻转国家利益的潜能(页199),国家与移民也有可能追求社会稳定、经济成长等相似目的(页227),本书对这些议题的分析仍一再运用「渗透及包围」、「霸权与控制」、「增加正统性」等词语(页284-286)。
另一个问题则涉及邵式柏对中国菁英的定义,他强调科举考试系统在所谓创造「文化上遵循正统的地方菁英」过程中的作用(页285-286)。但这一观点低估中华帝国晚期菁英群体的多样性,他们不只包括士绅、具有功名的文人,还包括乡治代理人、商人、地主、宗教仪式专家,以及地方头人等等,这些人全都对地方事务发挥巨大影响力,却不一定拥有功名,甚至未必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入讨论,可参见周钖瑞〔Joseph Esherick〕与冉玫铄〔Mary Rankin〕合编的《中国地方菁英与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书。台湾的情况则可参见吴文星、蔡渊絜、林玉茹、陈世荣等学者的论着)。
不过,以上这些缺憾都不足以减损本书的贡献,及其整体的重大意义。《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透过鲜活地描绘出清代台湾历史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层面,同时增广我们对于清代台湾原住民族的知识,所达成的重大突破至今仍可做为台湾、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历史学者的典范。随着这部优秀的中文译本大功告成,邵式柏的作品得以成为一盏更闪亮的明灯,照亮往后几代学者前进的道路。
康豹(Paul R. Katz)/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导读 1975年,一位美国史丹福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来到台湾进行田野研究。原本只想关注汉人移民社会及土地租佃制度的邵式柏(John R. Shepherd),在王世庆先生等前辈学者带领下,进入台北三崃和树林地区展开访谈,并从日治初期的户口及土地调查资料中,发现了长期被学者忽略的平埔族群及其历史轨迹。此一意外的转折改变了他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焦点。他在1981年以〈十七及十八世纪台湾拓垦中的汉人与平埔族关系〉完成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为专研台湾及中国人口与亲属问题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以区域系统分析中国市镇结构闻名的施坚雅(G. W. Skinner),及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及台湾近代史研究的马若孟(Ramon H. Myers)。在这篇出色的博士论文中,邵式柏大量利用《台湾文献丛刊》中的清代官方档案,以及日治时期《台湾私法》中的北台湾土地契约文书,深入探讨台湾早期开发的时空背景,尤其是「番大租」等土地制度,如何影响汉人与平埔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而形塑边疆移垦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如同1960年代后期起陆续来到台湾的美欧学者,邵式柏被这岛屿上复杂多元的人文景观,及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料所深深吸引,从此以台湾研究为起点,展开其个人学术生涯。然而,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的是,即使经历西方学界蔚为风潮的「中国热」,他仍专注沉潜于台湾历史人口学与平埔研究,数十年不改其初衷。
1993年,当时任教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的邵式柏,以《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为书名,在史丹福大学出版其修订后的博士论文。他重新改写全书序言,将主要问题意识由汉人边疆移垦与土地制度的探讨,转为对于清帝国边疆经营和决策过程的分析;并进而提出其对于台湾早期历史发展的解释架构,做为讨论清代边疆政策与族群文化变迁等重要课题的理论视角。邵式柏在此一近600页的作品中,提出以下几项重要研究课题: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否在汉人移垦开发的过程中,由西部平原被驱赶至丘陵山脉地带?清代治台政策是否有别于其他边疆的治理,使得台湾被清廷长期忽略?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及经济成长的趋势,如何与朝代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共同形塑台湾社会的发展?而清代中国的财政结构及行政体系,如何反映其边疆治理的政治经济考量,并影响官方、汉人移民与原住民间的互动过程?全书正文共计三篇十二章,并有丰富的图表附录及註释书目。自出版后便受到学界重视并广泛征引,被评者誉为英语世界近年来关于台湾早期历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相较于1970年代后期麦斯基尔(Johanna M. Meskill)的雾峰林家等研究名着,乃至1980年代台湾学界关于「土着化」及「内地化」等议题的学术论辩,本书自始便不局限于清代汉人移民开发史观,而是从多族群社会互动及长期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来讨论十七及十八世纪台湾的发展轨迹。以下试提要介绍各篇章主要内容及论旨:
邵式柏在第一章〈导论:台湾边疆的政治经济〉中,首先指出过去学界对于台湾早期历史的两大错误成见,也就是「流离说」(the 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说」(the neglect hypothesis):前者忽略平埔族群在早期台湾发展的重要历史地位及角色;而后者则漠视清代前期边疆治理的政策理性和限制。他认为应将清政府、汉人移民及平埔族群,视为台湾历史舞台的三个主要行动者。并进而从东亚国际关系及华南区域经济的双重视角,分析台湾成为清帝国重要战略边陲(strategic periphery)的历史动因及过程。邵式柏的主要论点,在于指出清代前期治台政策的形成及演变,如同清廷对于其他边疆治理政策般,均是基于对战略考量、税收来源及控制成本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清代国家的特殊性格,特别是其在财政结构上的限制,是主导其边疆行政措施及军事布署的关键因素。清代台湾移民与封禁等重要政策的兴革,乃至于「番大租」及「番屯」等特殊制度的演变,均应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加以分析,方能充分掌握其历史意义。
以上述问题意识及分析架构为基础,邵式柏在第一部「平埔族群与汉人入侵的最早期阶段」(第二至五章),先从史前史及民族志的观点,介绍台湾原住民族群的人口与分布概况,及文化与社会经济风貌,尤其是鹿皮贸易对于传统生计的重要性。而「社商」及「贌社」等制度,虽历经荷兰东印度公司、郑氏政权至清代前期的政权更迭,仍因袭延续并未中断,此也显示出平埔族群在税收及治安等方面,相对于汉人移民的重要性。接着,他在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与汉人移民扩大」(第六至八章),详细回溯清廷对于边疆殖民政策的辩论,以及官员们关于禁止汉人移民渡台,以及奖励土地开垦的不同看法与主张;并从华南人口趋势、米糖经济发展,市场聚落开发,以及边疆社会动乱等面向,分析汉人移垦台湾的社会经济背景。邵式柏以清代前期台湾行政区域及军事组织的扩充,以及地方财政及土地赋税的变革为例,强调清代治台决策过程的理性特质,以及台湾做为战略边疆的重要地位。他也同时指出政策的变动实反映出清廷对于台湾情势的认知转变及调整,并与清帝国的行政与军事效能,乃至国家财政的消长有密切关联。
在第一部勾勒台湾平埔族群的历史地位,以及在第二部中凸显清代治台政策的理性本质之后,邵式柏在第三部「边疆地佃制度的调和」(第九至十一章),进一步以「番大租」制度的形成为例,讨论清官方、汉人移民及平埔族群在台湾边疆的互动与调适过程。他详述自康熙、雍正至干隆年间,台湾土地政策与相关措施的推动与变革,并指出番大租制度在调和官方边疆行政、汉人移垦运动及原住民生计的历史功能和意义。而清廷在1787年林爽文事件后所建立的「番屯」制度,是考量平埔族群军事与治安功能、汉人移民械斗与民变威胁,以及番地开发等多重因素下的决策。邵式柏在第十一章则从人类学的观点,深入剖析平埔族群在生计方式、汉化政策、婚姻亲属、社会分化及族群迁移方面的社会文化变迁。他区辨同化(assimilation)与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差异,指出原住民「汉化」现象的复杂内涵。并从社会地位与声望的观点,讨论平埔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化及社会流动。并在结论中以帝国边疆经营、租佃制度及清代国家为题,比较台湾与清代中国西南及东北边疆的拓垦历史,说明土地租佃制度因生态及社经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性。并强调清代的帝国治理与边疆经营,是清廷针对各区域的税收财政来源、政治控制负担、以及其重要战略地位等因素,在成本与效益考量(cost benefit calculus)下的理性决策过程。而附录中关于平埔村社分布、税额负担、以及番屯制度的考订,乃至于十八世纪中国政府行政与军事建置的讨论,及北美原住民土地政策的比较,则进一步补充全书对于台湾平埔族群、清代国家治理及边疆殖民政策等核心课题的论点。
邵式柏在本书导论曾指出,其研究在资料及观点上的限制,亦即清代档案及方志史料的官方性格,以及中外文献对于平埔族群历史纪录的缺乏。并说明本书做为「台湾早期社会史纲」的企图,以及未来进行不同区域与族群个案研究的必要。人类学者潘英海(1987)曾从台湾平埔研究的立场,讨论邵式柏博士论文对于政府角色、族群互动以及政策理性的基本假设,并指出其偏重官方资料的观点限制。笔者(1994)的书评则从东亚区域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指出本书在问题意识及方法论的特征,以及本书如何以台湾个案回应国际学界对于帝制晚期中国、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解释课题的长期论争。而社会学者柯志明(2001)更以《岸里文书》的细密个案研究为基础,比较邵式柏的「理性国家说」与施添福的「国家剥削论」,进而提出其对于清代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的重要分析。虽然评者有不同的解读与评价,但本书的许多重要论点,如清代官方边疆政策中的理性考量因素与财政结构限制、朝代循环及经济趋势对台湾社会发展及战略地位的深层影响、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地方行政及社经情势的辩证过程、汉人农业移垦运动对于台湾早期鹿皮贸易及米糖经济的冲击,乃至于平埔族群历史角色及政策功能的历史变迁,以及其面对「汉化」压力下内部社会文化的复杂动态等,至今仍是学者在讨论清代中央政府的决策理性,边疆租佃制度的调节功能,以及台湾平埔族群的汉化过程等课题时时的重要参考。
2016年,本书中文版由台大出版中心刊行问世,中文读者终于有机会得以完整阅读这本以英文撰写的台湾史代表论着。邵式柏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除了回顾其研究历程并感谢诸多师友前辈,亦再次说明本书的学术旨趣与分析架构,以及十七及十八世纪台湾历史发展的重要特色。他指出施坚雅对于中国区域体系及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典范,并强调本书对于清帝国边疆决策过程与政治理性的分析,并未忽视历史行动者的文化假设。如同其所期待的,台湾史研究,尤其是平埔族群的重要角色及历史际遇,如今已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重视。而丰富的地方文献、田野调查与各类新史料的发掘整理,更拓展了台湾社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以施添福、吴聪敏、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柯志明、洪丽完、詹素娟及林文凯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例,说明本书相关课题在二十多年来的突破性发展。并从人类学者的立场,再次唿吁学界应加强对于个别平埔族群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及将台湾经验与中国及世界其他边疆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性。从1970年代的台北三崃霄里社的田野经验、1980年代对于汉人移垦与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于清帝国边疆治理与比较殖民政策的分析,本书长达四十年的生命史,除了反映战后欧美学界的台湾研究学术轨迹,更提供中文读者从社会经济史、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人类学等多元视角,深入探索岛屿人群、土地与国家的复杂动态,进而重新书写台湾早期历史故事的契机。
张隆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