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前言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朝驻藏军队发生哗变,随后演化为大规模的汉藏军事冲突。战争的结果,清朝驻军及在藏官员全部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康区各地(川边)也纷纷响应卫藏的抗击活动,驱逐清朝官兵,恢复土司制度。很快,那些在清末改土归流的地区,又被土司掌控,藏政府在各个重要地方设置关卡,严格监控内地人入藏,一段时间,作为有清一代内地和西藏交通的主道川藏路几近行人绝迹。
清朝倾覆,民国肇造。在列强环伺的险恶形势下,中国面临着民族复兴、在原来的专制制度基础上创立共和制度的构建国家(statemaking)的任务。为了打破汉藏之间的壁垒,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不断试图派人越过重重地理和人事上的障碍,前往西藏,做联络的工作。这里面有高官大员、普通文吏,有商人、特工、僧侣等等,他们的身分各异,入藏原因亦不尽相同,为了行文上的方便,本书给他们冠了一个集体名词,叫做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
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在总数上不好估计,特别在国民政府时期,有很多人从川康或者青海一带潜入西藏境内,因为西藏虽然设关卡监控内地人入藏,但是,对于到西藏求法学经的僧侣以及从北京、云南等地到西藏做生意的商人基本上是不限制的,另外,青海、云南、川康的很多地方生活着藏族,民国政府有时就利用这些人打入西藏,拉萨当局对此也是防不胜防。所以,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在数量上讲应该不少,本书主要选取了15位进行敍述。对这些西藏专使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他们在近代汉藏关系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页,但迄今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二是他们留下了记录,可能是当时的西藏旅行记,事后的回忆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府档案中留下痕迹,有些人的材料丰富一些,有些人的材料相对零散,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构建出他们的西藏故事。
又,有些专使前往西藏之时,最初可能并未肩负政府的使命,比如邢肃芝,他第一次入藏是作为一名普通僧人前去求法学经,但是后来他参加国民政府的西藏建设工作,作为国立拉萨小学的校长再次赴藏,因此,本书也将其列为敍述的对象。
在研究材料方面,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中、英文档案,具体说来,有以下几部分:
第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档,收藏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这部分资料已经全部制成光碟,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与本书最为相关的是「西藏议约案」,共64册,起1912年,迄1928年。
第二,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档,国民政府时期的蒙藏委员会档以及一部分国民政府档、行政院档,收藏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有相当部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陆续编成专题档案资料集出版。
第三,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部分国民政府档、外交部档,一部分行政院档、抗战史料档,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这部分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是我们构建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与西藏关系基本框架的主要史料。
第四,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收藏在台北市青田街蒙藏委员会属下蒙藏文化中心的图书室。全部资料共5,200余件,蒙藏委员会已编印14册出版。1据执行编辑杨嘉铭先生相告,除少数破损严重的档案,这套集子基本上全部收录。
第五,伦敦英国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收藏的东方暨印度部档案(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and Records)和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所藏的西藏档,Parshotam Mehra曾据之编辑二卷本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2此外有缩微胶卷可供检索。东方暨印度部档案有A. J. Farrington所编British Intelligence on Chinain Tibet 1903–1950,3对于近代西藏史、英藏关系史和汉藏关系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材料。公共档案馆收藏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与西藏事务有关的主要有17、228、371和535等各号卷宗,已出部分缩微胶卷,它们与近代中、英、俄西藏交涉关系较为密切。4
本书利用的第二类材料是旅藏人士的藏事着述,其中有些已成书出版,如刘曼卿《康藏轺征》、5邢肃芝《雪域求法记》、6法尊法师《现代西藏》、7吴忠信《西藏纪要》8等;还有一些散见于民国时期的各类报刊杂志,如《康导月刊》、《康藏前锋》、《康藏研究》、《蒙藏月刊》、《开发西北》、《新青海》等;另外,自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西藏社会科学院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藏、汉文藏学资料,包括《西藏研究丛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已出版40多种,300余册,9其中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汉人藏事着述,与本书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如朱少逸着《拉萨见闻记》、10忧患余生着〈藏乱始末见闻记〉11等。
本书利用的第三类材料是原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撰写的回忆录,收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Bod kyi rig gnas lo rgyus / lo rgyus riggnas dpyad gzhi’i rgyu cha bdams bsgrigs),这些资料先是内部发行,后由民族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2年至今,已出汉文版28辑,藏文版29辑。这些文章为西藏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使我们得以了解藏族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汉藏本并非完全对应,汉译更有不少失误之处,甚至有时随意添加内容,这是利用时要十分留意的。12
就既往研究而言,在中国方面,由于中国的藏学研究自始即与民族存亡、边疆危机等民族主义情绪紧密相连,因此就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史而言,国人较多关注的是英俄侵略西藏史及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之交涉;而对西藏内部的社会政治变迁及错综复杂的汉藏关系,则未见综合全面且学术性较强的论着问世。一些着作概述了民国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种种努力,但无论在史料还是观点上均乏善可陈。13在英、俄与西藏关系方面,不能否认,国人数十年来的研究失在政治义愤多于学术分析,且多数文章缺少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所得结论较少说服力。近年来,由于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台湾、大陆所藏相关档案材料的逐步开放和汇编出版,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善。14但是总体上讲,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研究观点仍然多偏于保守,较少考虑藏族人在相关事件上的立场。15
就国外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自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bsTan’dzin rgya mtsho, 1935–)流亡印度至今,西方对西藏的兴趣有增无减,不仅成立了许多藏学研究机构;16同时西藏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在那些关涉西藏近代史的着作中,一部分作者站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认为西藏从古至今都是独立的;一部分作者认为从1912年开始,西藏处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还有一些持西藏地位未定论。17强烈的政治立场无疑会影响作者对史料的选择、诠释和判断以及其结论的公允。但是多数西方学者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标准,从原始材料入手进行研究,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西藏与中、英、俄的关系以及西藏内部的政教冲突。至于其不足之处,则是多数学者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材料。18而西藏历史可以说是不能脱离中国史进行研究的,史料的片面难免使其结论同样有失片面。19
本书的工作,是解读以上所介绍的丰富材料,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与综合并重,敍述民国政府的专使前往西藏的历史背景、他们在西藏的主要活动、他们体察藏族社会的独特视角、他们对藏地藏民的观感等各个方面。在结构安排上,本书将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对民国政府西藏专使的活动作尽可能连贯序列的敍事,同时交待时代背景以及文化、宗教、社会等各方面情况,然后从中概括提炼这些专使的藏事活动在近代汉藏关系发展史上的意义。
本书第一章回顾清代的汉藏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绍民国初年的西藏局势:辛亥革命后,清朝官员及军队被西藏人驱逐出境;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进行一系列内政外交上的改革,以图自强;袁世凯政府试图派人入藏,和拉萨当局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第四章敍述1917–1918年的川藏战争及此后甘肃使团入藏的经过。北伐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一时汉藏往返频繁,从1929至1931年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国民政府先后派贡觉仲尼(dKon mchog ’byung gnas)、刘曼卿和谢国樑、谢伏波父子出使西藏。然而,随后爆发的第二次川藏边界冲突却恰恰突显出双方观点上的分歧:国民政府试图恢复中央对西藏「旧有之统属关系」;20拉萨当局注重的却是汉藏边界之确定,在宗教上,达赖喇嘛愿意恢复「旧有」关系,但在政治上,他显然无意接受南京的领导。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于次年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同时附带解决西藏问题的目的。然而,由于汉藏双方在上述问题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本书第五、六、七章将就此做详细分析。
黄慕松返回南京后,留下专使行署未撤,派行署参议刘朴忱、蒋致余等人继续在拉萨连系汉藏事务。1940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达拉萨,办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他离藏前夕,正式成立驻藏办事处,以孔庆宗为处长。1944年8月,沈宗濂到拉萨接任孔庆宗。1946年1月,沈宗濂启程内返,此后的驻藏事务由陈钖璋实际负责,直至1949年7月被藏政府勒令撤退。本书以后各章即分别介绍留藏参议和各任驻藏长官的活动,旁及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特工以及入藏求学的汉僧的藏事活动。
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中,西藏是个敏感的话题,有关近现代时期的西藏研究也因此布满荆棘。21但是,本书作者希望本着一位史学研究者的立场,尽可能客观地进行研究,尽量做到无所偏倚,把求真放在首位。俄罗斯中亚史家巴托尔德(W. Barthold)在其博士论文《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答辩之前有一段发言,笔者感同深受,故全文抄录如下:「我们深信,世界各地的生人有着彼此相同的本性,仅因历史生活的条件不同,重以历史传统的影响,以至彼此互异;这种信念会使我们避免由于高自位置而鄙视那些文化后进的民族。历史家满怀这样的信念,就能够把对于各族人民的同情纳入自己的撰述;具有这种同情,并不妨碍敍述历史生活的阴暗面,没有这种同情,就不能写出富有成果的科学着作来。」他认为,这种对他民族同情的理解,既「不同于一时的温情慰借,也根本不带任何种族、宗教以及政治的偏狭成见,而是从整个人类的普遍真理来研讨一切生活现象」。22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的希望正在于此。
註释
1 参见:许世雄:〈序言〉,蒙藏委员会编译室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第1册(台北:蒙藏委员会,2005),页ii–iii;黎裕权着:〈驻藏办事处的设置、功能与影响 —兼论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1939–1949)〉(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页3。
2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1980.
3 Leiden: IDC, 2002.
4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microform]: FO17: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 1815–1906 (Nendeln, Liechtenstein:Kraus-Thomson Organization Limited, 1972–); Paul Kesaris ed.,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5–1999), Series 1–3, 1906–1945.
5 《康藏轺征》,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记载作者1929至1930年出使西藏情况。书后附〈康藏轺征续记〉,记载作者1932年赴康藏调查情况。1987年台北南天书局影印再版,列入《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五辑。
6 邢肃芝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7 法尊法师1937着《我去过的西藏》与《现代西藏》,由重庆汉藏教理院刊行。1943年《现代西藏》由成都东方书社再版时,收录了《我去过的西藏》,书前有太虚大师及顾颉刚先生的序言。1980年,《现代西藏》在台北由天华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改为《西藏与西藏佛教》。1937年版的《现代西藏》已经很难找到,香港佛教志莲图书馆有该书复印本。
8 1940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达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西藏纪要》一书即记载此一事件经过以及作者当时观察到的西藏概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曾于1953和1959年两次出版。1991年,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时,收录了此书。参见《使藏纪程、拉萨见闻记、西藏纪要三种合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9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前言,载《使藏纪程、拉萨见闻记、西藏纪要三种合刊》,页1。
10 《拉萨见闻记》作者朱少逸是吴忠信入藏时的秘书,名章,少逸是他的号。此书可与《西藏纪要》互为补充。
11 辛亥革命后,驻藏川军发生哗变,四处劫掠,导致拉萨局势混乱将近一年,〈藏乱始末见闻记〉是对此事经过的记载。作者忧患余生自称所记均为目睹,信而可征。载《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页119–135。
12 关于研究资料,参见拙稿:〈有关近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回顾〉,《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页201–206。
13 如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本书是西藏知识小丛书之一种。郭卿友编着:《民国藏事通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14 如: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伍明昆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15 参见拙稿:〈近代中国的藏学研究〉,《文史哲》2005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增刊,页290–291。
16 关于国外的藏学研究机构及其代表人物,请参见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49–197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页182–298;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页271–281;同氏着:〈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页76–80、166;樱井龙彦着,李连荣译:〈百年日本藏学研究概况〉,《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页100–110、125,等等。
17 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5。
18 葛瑞.塔特尔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西方学界,汉学家很少学习内亚语种,而藏学家却往往不懂汉语,少数西藏研究者虽能利用汉文资料,但研究的时段又多不在近代。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5–6.
19 关于研究回顾,参见拙稿:〈有关近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回顾〉,《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页206–210。
20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呈解决西藏悬案方案,1933年,JZZW,光碟号08A-00254,档号080101第058卷,页8。
21 有关藏学研究的多重层面及其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可参阅Chris Vasantkumar, “Tibet Incidental to Tibetan Studies?,” in Contermporary Vision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getologists, edited by Brandon Dotson, et al. (Chicago: Serindia, 2009), 3–13.
22 巴托尔德着,张钖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附录二〈论文答辩前的发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67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