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你不知道的土地黑历史，
第一本全方位解剖台湾的土地政策。
第一本全方位解剖台湾的土地政策。
★从1949年施行的「三七五减租」到今天，为何还有3万多笔未解除的租约？
★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总共征收了14万多甲土地，为何其中还包含了将近10万甲「共有出租耕地」？
★为何当年蒋介石要急着推动土地改革？当年接收台湾的资源委员会究竟是怎样一个单位？它与现在的中油、台糖和经济部又有何关系？
★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我们琅琅上口的「政府德政」，到底影响、改变了台湾什么？
★台糖公司的土地有如「魔戒」，政商名流趋之若鹜，其广大的土地如何演变而来？
★何谓土地改革、区段征收、一般征收、市地重划、都市计画？在这些名词背后，地方派系与财团究竟在操作着什么样的「土地游戏」？
★依照《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几乎台湾的每一片土地都可以被「区段征收」，台湾现今处处充斥着浮滥征收案件的起源是什么？
★宪法第15条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但为何台湾政府不需经过人民同意，就能强制剥夺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与人性尊严？
出身云林农村的徐世荣教授，秉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关怀与社会实践，在土地政策研究与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台湾盘根错节的土地问题，虽然政权几度转换，人民的土地和家园被侵害、强夺的故事，仍不断上演。
他在本书检视了台湾近代以来的土地发展，处处充斥着看不见的「合法掠夺」。从日治时期糖业株式会社半强迫征收土地，到战后的土地改革、经年累月遍布全台的浮滥征收，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征收，其实都是政权掠夺与炒作土地的工具。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等政策，不仅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剥夺了数万小面积土地的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工具，导致台湾的经济菁英大量流失；而国民党政权则借此培植桩脚、扶植地方派系、改组农会，并与财团、特权相结合，以政策法令保护特权和财团，进而控制地方政治。
然而，大多数的掠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进行，如近年爆发的土地征收抗争事件，包括苗栗大埔、湾宝、竹北璞玉、二重埔、桃园航空城、彰化二林中科四期等，在在印证了土地政治就是地方政治，而土地炒作往往是拉拢地方政治势力最简单的方式，被牺牲的往往是无辜的弱势民众。
土地究竟是什么？是人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心之所向、家之所在？还是政治家与财团眼中的庞大利益？被剥夺与被损害的土地所有人，何时才能得到补偿与正义？土地正义如何能达成？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这段历史之中，不能不关心，因为「看不见」的掠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谈论台湾的土地政策，也就是谈论土地的转型正义！
本书特色
本书历经长时间制作，收录数十张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徐世荣教授多年研究和参与运动的心得，唯一完整阐述台湾土地政策的震撼力作。
名人推荐
萧新煌 中研院社会所特聘研究员
许雪姬 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
李承嘉 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教授兼副校长
陈立夫 政大地政学系教授
颜爱静 政大地政学系教授
陈东升 台大社会系教授
范 云 台大社会系副教授
黄绍恆 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教授
张怡敏 中国科技大学财政税务系助理教授
蔡培慧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管中祥 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詹顺贵 前苗栗大埔区段征收案自救会律师、环保署副署长
林子凌 惜根台湾协会秘书长
杨斯棓 医师
王美琇 自由时报专栏作家
尤美女 立法委员
土地、住宅与空间的议题一直都是台湾社会的核心问题，徐世荣教授钻研这个研究主题已经有十多年，《土地正义》一书正是他长久学术心得的累积，内容非常深入与丰富，值得所有的读者好好阅读，可以说是台湾土地课题研究的代表作品。
世荣兄在这本书充分揭橥一种以公民权益为主体的土地正义观，借此评析耕者有其田、区段征收、市地重划等政策，是否完整符合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的比例原则。他的论点相当有批判性，促使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成功的政策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
一般学者主要会专注在理论论述，但世荣兄是言行合一，对于不合理的土地征收作为可以说是无役不与，总是冲到第一线，长期投入社会运动，从体制外来维护公众权益，展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令我非常佩服，也是当前学术界少有的实践型学者。
本书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以严谨的分析来支撑社会运作，挑战既有政策的限制，非常值得推荐给所有关心土地议题的朋友。──陈东升（台大社会系教授）
世荣老师真正做到不以学识服务权势，而是用以济弱扶倾，是萨伊德所定义公共知识份子的最佳诠释者。──詹顺贵（前苗栗大埔区段征收案自救会律师、环保署副署长）
一位从研究土地改革历史，到义无反顾投身捍卫土地正义的行者，再次用心、用行动写我们自己土地的历史。──林子凌（惜根台湾协会秘书长）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一本名为《土地正义：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征收，一段被掩盖、一再上演的历史》的图书简介，内容力求详尽且不提及该书的实际内容。 --- 图书名称：土地正义：从土地改革到土地征收，一段被掩盖、一再上演的历史 图书简介 重构历史叙事：土地问题的多维透视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的历史编年史，而是一场对人类社会结构性权力演变的深度挖掘。它以一个核心议题——“土地”——为轴心，穿透不同时代与地域的表象，揭示了围绕这一稀缺资源的复杂博弈如何塑造了文明的轨迹、阶层的固化与瓦解，以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第一部分：根源的探寻——传统社会中的土地与权力结构 本卷深入探讨了前工业时代，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的地位。我们审视了不同文明区域如何确立其土地所有权制度，从古代的公社制、封建领主制到早期的私有化尝试。 1. 土地的“神圣性”与世俗化进程： 考察了在早期社会中，土地往往与宗教信仰、血缘纽带紧密结合，其分配与使用受到超出经济范畴的道德和仪式约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土地所有权如何逐步脱离神权或部族权威的掌控，转变为一种可交易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物权”。 2. 早期分配机制的张力： 细致分析了早期旨在实现某种形式“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尝试，无论是基于人口的均田制，还是基于宗族或军事功绩的授予。这些机制在建立初期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色彩，与随着人口增长、资源稀缺以及地方豪强崛起而逐渐显现的结构性矛盾，构成了早期社会紧张的根源。我们着重讨论了这些制度如何不可避免地导向土地兼并的循环，以及对底层生产者产生的长期影响。 3. 法律、习俗与地方治理： 探讨了在缺乏统一、高效中央监管的环境下，地方性的土地管理惯例和司法实践如何与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产生冲突或融合。这部分内容着重于展现地方精英如何利用法律的模糊性或执行的漏洞，来巩固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从而在微观层面塑造了社会等级的稳固性。 第二部分：现代转型期的剧烈震荡——工业化与法律重构 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土地的经济属性被空前强化，其作为资本的潜力被激发。这一时期的分析聚焦于现代国家如何通过立法手段，对传统土地关系进行剧烈的“重构”。 1. 从“土地所有权”到“产权的工具化”： 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土地观念的根本性冲击。土地不再仅仅是生存的依托，而是必须被量化、分割、抵押和交易的资产。本书详细梳理了这一转变过程中，不同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所采用的路径差异，以及这些路径对后续的社会分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2. 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利益”的界定： 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的集中建设——铁路、工厂、城市扩张。本部分深入剖析了现代国家为了推动这些“进步”项目，如何界定和行使“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以及这种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对个体土地权利的挤压和重塑。我们关注权力话语如何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将个体的财产权置于宏大叙事之下。 3. 知识精英的反思与社会运动的勃兴： 记录了在土地兼并加剧、城市贫民窟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思想家、改革者和工人运动对土地分配不公提出的尖锐批评。这部分内容侧重于探讨理论模型如何试图修正市场失灵，以及这些理论如何在权力斗争中被采纳、扭曲或最终边缘化。 第三部分：当代困境与全球视野下的持续冲突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中后期直至当代，探讨在技术进步与全球化背景下，土地问题的表现形式如何演变，以及其背后不变的权力逻辑。 1. 城市化的加速与“空间的剥夺”： 分析了当代特大城市圈的扩张，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周边乃至遥远地区的土地资源。重点讨论了“城市更新”、“土地金融化”等概念背后，如何产生新的土地使用权与既有居住权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如何影响社会流动性。 2. 资源控制权的转移与地缘政治： 探讨了在全球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土地及其深层资源（水、矿产等）如何成为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角力的焦点。本书考察了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获取土地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主权争议和地方社区的反抗。 3. 历史的循环与未来的选择： 结尾部分并非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回归开篇的哲学思辨：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关于土地正义的诉求为何总是在短暂的高潮后被新的权力结构所吸收或压制？作者试图引导读者认识到，每一次看似全新的土地政策或法规出台，都可能潜藏着历史中既有模式的幽灵。理解这些“一再上演的历史”，是构建可持续社会秩序的关键前提。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 它摒弃了单纯的技术性或经济学分析，而是将土地视为社会契约、政治合法性与文化认同的交汇点。通过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本书旨在揭示隐藏在法律条文和政治口号之下的，关于谁有权决定谁能使用何种土地的永恒权力斗争。它邀请读者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及那些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的、尚未被完全揭示的历史回响。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徐世荣
政治大学地政学系学士及硕士、美国德拉瓦大学政治学系硕士、都市事务及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现任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教授兼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台湾第三部门学会理事长、惜根台湾协会理事长。徐教授强调沟通实践及行动参与，长期关注「土地正义」议题。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有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地政策、规划理论、都市计画及第三部门。
口述整理者简介
张雅绵
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口述历史室专任助理、《台湾全志》〈卷二：土地志．胜绩篇〉编纂助理。着有《失序的森林：日治末期太鲁阁林业开发》（2012）等。
徐世荣
政治大学地政学系学士及硕士、美国德拉瓦大学政治学系硕士、都市事务及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现任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教授兼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台湾第三部门学会理事长、惜根台湾协会理事长。徐教授强调沟通实践及行动参与，长期关注「土地正义」议题。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有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地政策、规划理论、都市计画及第三部门。
口述整理者简介
张雅绵
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口述历史室专任助理、《台湾全志》〈卷二：土地志．胜绩篇〉编纂助理。着有《失序的森林：日治末期太鲁阁林业开发》（2012）等。
图书目录
推荐序
读《土地正义》有感 许雪姬
从土地研究到社会实践 陈立夫
土地与国家 黄绍恆
自序
土地征收及强制迫迁应是台湾「转型正义」的重大课题
上篇：土地改革的真相，你不知道的黑历史
第一章 土地与我
大埤乡的童年
在务农者观念里，祖产是不能卖的
我的博士班指导教授
返国之初的研究动向
踏入土地改革的研究
从事田野时受到莫大冲击
台湾史的关键议题
第二章 三七五减租
租佃制度与实施土地改革的由来
「三七五减租」脱胎自「二五减租」
威权气氛下，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问题
行政命令的施行缺乏法律依据
为实施土地改革，刻意强化业佃冲突
业佃租约无落日条款，租额自1949年冻结至今
被污名化与受损害的地主
第三章 耕者有其田
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背景
蒋介石极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耕者有其田」实施前的土地调查
土地总登记
地籍总归户
「耕者有其田」政策的问题
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不符程序正义
「耕者有其田」征收共有土地，有待商榷
台湾地主并非西方定义下的「大地主」
申请条件极为限缩的「耕者有其田」补救措施
「耕者有其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土地改革扫除了台湾的经济菁英
第四章 公地放领
资源委员会与接收台湾
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土地的归属
从公地放租到公地放领
实施「公地放领」的过程
台糖任意撤佃招致农怨
「雷正琪信函」效应
土地改革的正反意义
下篇：与民争地？与土地共生？问题重重的土地征收
第五章 土地征收
进入社会运动的契机
回溯土地改革的历史
土地政策与政治息息相关
一般征收、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征收要件
台南铁路地下化与苗栗大埔案
地方政府应提高土地税来增加财源，以落实地方自治
真正的公共利益
第六章 台湾农地发展的历史
第一阶段：农地剥削时期（1945-1949）
第二阶段：农地压榨时期（1949-1965）
第三阶段：农工争地时期（1960-1974）
工业区、科学园区、加工出口区与土地征收
农地污染
黄墘溪下游的镉污染
第四阶段：农地管制时期（1974-1993）
第五阶段：农地释出时期（1993-）
第七章 土地征收的要件
土地征收六要件
德国政府「以地换地」的比例是5：1
举办听证会，才是符合行政程序和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的两大财源：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的本质：地方政府以「合作开发」之名行征收之实
不合时宜的「区段征收」
「土地政治」等于「地方政治」
浮滥征收遍布全台
「都市更新」案例：士林文林苑
「区段征收」案例：苗栗大埔张药房
「一般征收」案例：台南铁道地下化
其他征收案例：湾宝、璞玉计画
第八章 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
台湾农村阵线的努力成果
期待新政府的良善政治
附录
人生有几个六十年？──为「三七五地主」请命！
在「麦当劳」与「摩斯汉堡」之间
怀念张森文大哥！
怀念一位好朋友──朱炳坤先生
为什么要举办听证会？
大排沙农场的悲歌轮回
参考资料
读《土地正义》有感 许雪姬
从土地研究到社会实践 陈立夫
土地与国家 黄绍恆
自序
土地征收及强制迫迁应是台湾「转型正义」的重大课题
上篇：土地改革的真相，你不知道的黑历史
第一章 土地与我
大埤乡的童年
在务农者观念里，祖产是不能卖的
我的博士班指导教授
返国之初的研究动向
踏入土地改革的研究
从事田野时受到莫大冲击
台湾史的关键议题
第二章 三七五减租
租佃制度与实施土地改革的由来
「三七五减租」脱胎自「二五减租」
威权气氛下，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问题
行政命令的施行缺乏法律依据
为实施土地改革，刻意强化业佃冲突
业佃租约无落日条款，租额自1949年冻结至今
被污名化与受损害的地主
第三章 耕者有其田
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背景
蒋介石极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耕者有其田」实施前的土地调查
土地总登记
地籍总归户
「耕者有其田」政策的问题
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不符程序正义
「耕者有其田」征收共有土地，有待商榷
台湾地主并非西方定义下的「大地主」
申请条件极为限缩的「耕者有其田」补救措施
「耕者有其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土地改革扫除了台湾的经济菁英
第四章 公地放领
资源委员会与接收台湾
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土地的归属
从公地放租到公地放领
实施「公地放领」的过程
台糖任意撤佃招致农怨
「雷正琪信函」效应
土地改革的正反意义
下篇：与民争地？与土地共生？问题重重的土地征收
第五章 土地征收
进入社会运动的契机
回溯土地改革的历史
土地政策与政治息息相关
一般征收、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征收要件
台南铁路地下化与苗栗大埔案
地方政府应提高土地税来增加财源，以落实地方自治
真正的公共利益
第六章 台湾农地发展的历史
第一阶段：农地剥削时期（1945-1949）
第二阶段：农地压榨时期（1949-1965）
第三阶段：农工争地时期（1960-1974）
工业区、科学园区、加工出口区与土地征收
农地污染
黄墘溪下游的镉污染
第四阶段：农地管制时期（1974-1993）
第五阶段：农地释出时期（1993-）
第七章 土地征收的要件
土地征收六要件
德国政府「以地换地」的比例是5：1
举办听证会，才是符合行政程序和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的两大财源：区段征收、市地重划
「区段征收」的本质：地方政府以「合作开发」之名行征收之实
不合时宜的「区段征收」
「土地政治」等于「地方政治」
浮滥征收遍布全台
「都市更新」案例：士林文林苑
「区段征收」案例：苗栗大埔张药房
「一般征收」案例：台南铁道地下化
其他征收案例：湾宝、璞玉计画
第八章 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
台湾农村阵线的努力成果
期待新政府的良善政治
附录
人生有几个六十年？──为「三七五地主」请命！
在「麦当劳」与「摩斯汉堡」之间
怀念张森文大哥！
怀念一位好朋友──朱炳坤先生
为什么要举办听证会？
大排沙农场的悲歌轮回
参考资料
图书序言
推荐序
读《土地正义》有感
一、再读〈怀念张森文大哥〉
再读一次徐世荣教授〈怀念张森文大哥〉一文，仍然掉下眼泪。第一次读时，才知道大埔案原来这么惨，也才能理解陈为廷为什么要向官贼丢鞋子。但这一次我由书中娓娓道来台湾的土地征收，再次看大埔案，竟是这样的憷目惊心，才更能明了张森文先生的痛，痛彻心腑。原来政府是这样粗暴地「征收」人民的土地，地方政府迫于派系、建商的压力，利用市地重划、一般征收、区段征收，压低补偿地价，拉高土地价格，让原居住户的抵价地因地价高而减少坪数，也为了补财政亏损的大洞，不惜一再的「合」法征收。这些作为，美其名是为了公共设施的取得，却毫不尊重原有地主，也丝毫不顾及宪法规定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之规定。张森文先生的药房原有二十多坪，却已被征收两次，而减到六坪，为了竹南科学园区周遭农地的炒作、开发，最后连这六坪也不保，而且在「天赐良机」之下给拆毁了。
人民的声音政府听得到吗？怎忍心让牺牲的弱势者再被社会给牺牲掉？为了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徐教授在2008年12月「农村再生条例」通过后，为了关心农村与农业，出与伙伴成立「台湾农村阵线」，初由农村调查开始，由调查中发现土地征收的问题，乃全身投入。只要在缺少土地正义的会议、土地现场，都可以看见他和他的朋友挺身而出，以行动支援社会的牺牲者；进而研究台湾的土地问题，而能在「土地征收条例」修法时尽力，让2012年1月通过的修法，加入三之二条，对于要征收的土地必须做公益性和必要性的评估；在第十条第三项加入特定农业区经行政院核定为重大建设需办理征收者，若有争议，应依行政程序法举行听证。
可惜的是，原本听证会的范围是包括所有的征收案，只要被征收人要求召开听证会即必须召开，但国民党政府反对，故办听证会的只限于「特定农业区」，功败垂成，但这已是一页重要而难得的历史记录，表示着一个走出学术、进入田野的学者，所做出的具体贡献。
二、土地的历史原来是这様的
台湾土地史本来就是台湾史研究的范畴，但迄今没有一个历史学者通盘研究战后台湾土地史，令人汗颜。徐教授在这本书中先说明自己如何在从事田野时受到莫大的冲击，体认到土地问题是台湾社会问题重要的部分，土地的分配、使用问题是台湾史的关键问题，因而走入土地问题的研究。他首先处理「三七五减租的问题」，说明在中国施行的「二五减租」之失败，以如此之经验要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之所以能成功，和省参议会的支持、以及发佈戒严令有关。在实施三七五减租的过程中，只有行政命令而没有法律根据，而且刻意强调业佃冲突，并对「地主」污名化，台湾到底有多少地主？有多少地才是地主？这些并未有过细密的研究，即使如此，若与之后的耕者有其田相比，仍是利大于弊，对地主的伤害较小。三七五过后接着是耕者有其田，颁佈「耕者有其田条例」、「施行细则」，这是在日治时期所做的调查做基础下，进行总归户，再依政府规定，个人私有土地可以保留中等水田三甲，若上等则减半、下等则保留四甲五分。由于吴国桢省主席对施行细则有不同的意见，1953年4月才公佈，而这年的一月已开始调训相关人员，5月1日就开始征收地方的土地。在没有法律依据，仓促进行，缺点难免。其中耕者有其田最大的问题在于征收共耕地，该地都是小面积的土地所有人，主要原因是台湾拥有二甲以下土地的持有者高达87％，能被征收的个人的耕地才三万多甲，似不必为此而大费周章；于是才把持有土地最高比例的「共有耕地」将近十万甲纳入，这一来原本只有一甲以下土地的共有耕地所有者，反而成为被征收的对象，求告无门，这种对小土地所有者的剥夺行为，罄竹难书其罪悪。另外，只要有土地出租的，不论大小，土地所有者都被认定为地主，更是没有天良。往后的补救措施也只是亡羊补牢罢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被执政者不断吹嘘为「成功」，之所以能彻底执行，主要原因是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在台湾放领土地，才能「拿人家的拳头拇去撞石狮」；而「成功」不只在土地问题的表面上，而是让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为国民党的桩脚；更轻易地切断向来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而得以扶助另一批亲国民党的社会领导阶层和派系。至于「公地放领」，战后国府接收的公有地共有18万多甲，其中由资源委员会掌控的台糖接收12万甲。原本陈仪在1946年12月31日公布「台湾省公有耕地放租办法」，想将在日治时台糖半强迫征收、购买的土地，租给现耕农民，将来优先放领给现耕农民。但资委会反对，国府并将土地登记在台糖下，台糖又撤佃，自僱工人经营，引起更大的风波。1951年美国顾问雷正琪来台考察土地问题，抨击国府变相保留公有土地的作法，应该释出更多的土地，国府才不得不改弦更张。然而此一放领，却部分放领给与土地无缘故关系的退役军人，而台糖放领的土地也不过44551甲而已。徐教授在研究后下的结论是：这是个充满殖民者色彩、开倒车的决策，可知当时国民党政府并没把台湾人当「国民」看待。这是何等沉重的控诉。
三、「土地」为何不能正义
从本书第五至七章，徐教授针对「土地征收」的六要件做一番敍述，最重要的命题是要揭出国民党政府向来「都靠都市计划来控制派系」、「用都市计划来拢络派系」，让他们能够炒作土地赚钱，并补地方财政的不足。而土地征收一般分成一般征收（台南铁路地下化）、区段征收（桃园航空城）、市地重划（台中的自办市地重划）。向来民主国家因公共建设而需要土地，必须付出很高的价格买地，或用等值的土地交换，不採征收的下策，但台湾往往视土地徴收为优先的手段，要人民做出牺牲。国府甚至有特殊的区段征收，为一般国家所不採的办法。而要被征收的土地，不需经过所有者同意，即能强制剥夺其财产权、生存权与人性尊严。美其名，征收之前都要「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通过。其程序是由地方政府来拟订都市计划，并附带决议要用一般征收还是区段征收，而后送到「都市计画委员会」审理，通常都迅速通过，这就是征收浮滥的原因。至于「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是如何组成的？真能客观中立吗？这中间行政官僚占将近一半，政府只要再掌握某些学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委员，即可顺利通过。徐教授指出：「很多专家其实都是听命于人，是非常政治的。」
徐教授所属的「农阵」制作出「全国浮滥徴收总表」、「全国浮滥征收地图」，指出不合理征收的地块，各地都设有「自救会」，能否得救？难以逆料。其中士林文林苑、苗栗大埔张（森文）药房、台南铁道地下化都是着名的例子。农阵的介入协助，常被视为搞破坏的外来者，不受欢迎。但徐教授等仍坚定地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令人敬佩。
四、转型正义中的土地问题
近十多年来转型正义喊得震天价响，但转型正义的内容不够具体，而且也没有彻底执行的方案，以及有能力的执行者。就以调查不当国民党党产一事而言，只知道钱项的追查，对于国民党党国不分时期（2000年以前）留下来的中央党部（包括海工、文工、组工等会）、省党部的档案，是否被「送出国外」或甚至销毁，没有一位民进党政府的官员对此有所发言，有的只有国史馆伟大到不管该馆的「历史档案」要将之全部「拂下」给几乎没有历史研究者的档案管理局，还要别的单位一起「拂下」。至于对政治受难者的转型正义，要追出加害者，但是政府从未对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案件进行全面的研究，有的只在对尚活着的受难者进行口述历史、拍摄影像记录；对于真正的案头、被判死刑者，却未进行研究；而有些受难者及其家属更在意的是增加「补偿费」，而非进行研究、究责加害者。至于土地问题，是否也有转型正义的需要？绝对需要，所以徐教授说：「最令我难过并想为他们发声的，是土地被征收的共有出租耕地地主。他们的土地在1953年被征收后，生活一夕变色，冲击实在太大了。当时的历史文件还记载着：虽然他们哭着向政府机构哀求，却无法改变被征收的命运。这是一段被掩盖的历史，都已经过了六十多年，仍没办法还他们公道，我们这些学者实在太不努力了。」
政府能否以加税和增收较高的土地增值税，来补充地方预算的不足？土地徴收若不符合六大要件不能轻率征收，若经征收，土地所有者必须取得不打折的赔偿。亦即上述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包含在转型正义的要项中。而早期民营唐荣铁工厂被以总动员法收为省营，这样的案子有没有重启调查的可能性。
五、以我的田野经验来理解这本书
我个人原本研究制度史，下田野的空间较少，然而我因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家族史、调查传统建筑，因而在田野中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可成为了解本书重要的基础。1986年我进行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唐传宗的访问，想了解其铁工厂何以被省政府接收？他的朋友常听他骂：「贼仔政府、土匪仔党」，以示对政府的不满，在访问时他偶尔也会以三字经斥骂政府。一度拥有4,000名员工的大钢铁厂，最后却变成只能做针车的「针」，相差太大，从这次访谈，我才知道天下「无不是之政府」，受到了第一次的震撼教育。
1988-89年为了研究台中龙井林家，在台中赁居一年，进行我第一次、较长期的田野调查，他们是当地的地主，不可能不受到土地改革的影响，他们五个祭祀公业有几十甲地，但被征收到不到二十甲；之后又因龙井为农地重划最先施行的地区，我这才对耕者有其田有点概念，也才了解农地重划产生的问题。但因为报导人本身在乡公所任职，他是说服族人、乡人配合政府施政的人，所以语多保留，而且往好的方面讲。但我在乡间听到一句「给政府三七五去」，这句话和政府宣传「三七五新娘」中的三七五大异其趣。1991年我受台中县文化局委託，进行台中县的民宅调查，由于那时还有的传统民宅，多半建在日治时期，我常请教他们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你们有多少土地？其中丰原的13座传统民宅宅主，无不用三字经伺候政府，以发洩他们对土地被征收的怒气。而这三个例子，我只是把它们写入书中或记入脑中，从未直接去探讨土地问题，更没有主动发掘土地问题，或投身于社会运动，仍只在研究室中做我的研究工作。比起徐教授的起而行，我还真是冥顽不灵。
六、但愿不要常在电视上看到徐世荣
拿到这本书的草稿，我正水深火热地赶论文，以便9月10日的研讨会不致开天窗，不是我拖稿，而是不得不为他人作嫁。于是这稿子我片片断断、陆陆续续的读，拿着它到绿岛、拿着它到咖啡店，终于我第二次读到〈怀念张森文大哥〉一文，不禁掩书而泪下，也终于看完了这本书。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土地问题的来龙去脉，彷彿打通我对土地无知的任督二脉，让我功力大增，同时也知道徐教授投入救援弱势者的动机、经过和贡献，以及为何揪团成立「农阵」。于是我眼前浮现了在我课堂上和在电视萤光幕的徐世荣，但愿土地的转型正义早日到来，希望贤明的立法诸公能修出好的法，让徐世荣教授不必再出现在抗议政府的现场，谨为之序。
许雪姬（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
读《土地正义》有感
一、再读〈怀念张森文大哥〉
再读一次徐世荣教授〈怀念张森文大哥〉一文，仍然掉下眼泪。第一次读时，才知道大埔案原来这么惨，也才能理解陈为廷为什么要向官贼丢鞋子。但这一次我由书中娓娓道来台湾的土地征收，再次看大埔案，竟是这样的憷目惊心，才更能明了张森文先生的痛，痛彻心腑。原来政府是这样粗暴地「征收」人民的土地，地方政府迫于派系、建商的压力，利用市地重划、一般征收、区段征收，压低补偿地价，拉高土地价格，让原居住户的抵价地因地价高而减少坪数，也为了补财政亏损的大洞，不惜一再的「合」法征收。这些作为，美其名是为了公共设施的取得，却毫不尊重原有地主，也丝毫不顾及宪法规定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之规定。张森文先生的药房原有二十多坪，却已被征收两次，而减到六坪，为了竹南科学园区周遭农地的炒作、开发，最后连这六坪也不保，而且在「天赐良机」之下给拆毁了。
人民的声音政府听得到吗？怎忍心让牺牲的弱势者再被社会给牺牲掉？为了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徐教授在2008年12月「农村再生条例」通过后，为了关心农村与农业，出与伙伴成立「台湾农村阵线」，初由农村调查开始，由调查中发现土地征收的问题，乃全身投入。只要在缺少土地正义的会议、土地现场，都可以看见他和他的朋友挺身而出，以行动支援社会的牺牲者；进而研究台湾的土地问题，而能在「土地征收条例」修法时尽力，让2012年1月通过的修法，加入三之二条，对于要征收的土地必须做公益性和必要性的评估；在第十条第三项加入特定农业区经行政院核定为重大建设需办理征收者，若有争议，应依行政程序法举行听证。
可惜的是，原本听证会的范围是包括所有的征收案，只要被征收人要求召开听证会即必须召开，但国民党政府反对，故办听证会的只限于「特定农业区」，功败垂成，但这已是一页重要而难得的历史记录，表示着一个走出学术、进入田野的学者，所做出的具体贡献。
二、土地的历史原来是这様的
台湾土地史本来就是台湾史研究的范畴，但迄今没有一个历史学者通盘研究战后台湾土地史，令人汗颜。徐教授在这本书中先说明自己如何在从事田野时受到莫大的冲击，体认到土地问题是台湾社会问题重要的部分，土地的分配、使用问题是台湾史的关键问题，因而走入土地问题的研究。他首先处理「三七五减租的问题」，说明在中国施行的「二五减租」之失败，以如此之经验要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之所以能成功，和省参议会的支持、以及发佈戒严令有关。在实施三七五减租的过程中，只有行政命令而没有法律根据，而且刻意强调业佃冲突，并对「地主」污名化，台湾到底有多少地主？有多少地才是地主？这些并未有过细密的研究，即使如此，若与之后的耕者有其田相比，仍是利大于弊，对地主的伤害较小。三七五过后接着是耕者有其田，颁佈「耕者有其田条例」、「施行细则」，这是在日治时期所做的调查做基础下，进行总归户，再依政府规定，个人私有土地可以保留中等水田三甲，若上等则减半、下等则保留四甲五分。由于吴国桢省主席对施行细则有不同的意见，1953年4月才公佈，而这年的一月已开始调训相关人员，5月1日就开始征收地方的土地。在没有法律依据，仓促进行，缺点难免。其中耕者有其田最大的问题在于征收共耕地，该地都是小面积的土地所有人，主要原因是台湾拥有二甲以下土地的持有者高达87％，能被征收的个人的耕地才三万多甲，似不必为此而大费周章；于是才把持有土地最高比例的「共有耕地」将近十万甲纳入，这一来原本只有一甲以下土地的共有耕地所有者，反而成为被征收的对象，求告无门，这种对小土地所有者的剥夺行为，罄竹难书其罪悪。另外，只要有土地出租的，不论大小，土地所有者都被认定为地主，更是没有天良。往后的补救措施也只是亡羊补牢罢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被执政者不断吹嘘为「成功」，之所以能彻底执行，主要原因是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在台湾放领土地，才能「拿人家的拳头拇去撞石狮」；而「成功」不只在土地问题的表面上，而是让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为国民党的桩脚；更轻易地切断向来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而得以扶助另一批亲国民党的社会领导阶层和派系。至于「公地放领」，战后国府接收的公有地共有18万多甲，其中由资源委员会掌控的台糖接收12万甲。原本陈仪在1946年12月31日公布「台湾省公有耕地放租办法」，想将在日治时台糖半强迫征收、购买的土地，租给现耕农民，将来优先放领给现耕农民。但资委会反对，国府并将土地登记在台糖下，台糖又撤佃，自僱工人经营，引起更大的风波。1951年美国顾问雷正琪来台考察土地问题，抨击国府变相保留公有土地的作法，应该释出更多的土地，国府才不得不改弦更张。然而此一放领，却部分放领给与土地无缘故关系的退役军人，而台糖放领的土地也不过44551甲而已。徐教授在研究后下的结论是：这是个充满殖民者色彩、开倒车的决策，可知当时国民党政府并没把台湾人当「国民」看待。这是何等沉重的控诉。
三、「土地」为何不能正义
从本书第五至七章，徐教授针对「土地征收」的六要件做一番敍述，最重要的命题是要揭出国民党政府向来「都靠都市计划来控制派系」、「用都市计划来拢络派系」，让他们能够炒作土地赚钱，并补地方财政的不足。而土地征收一般分成一般征收（台南铁路地下化）、区段征收（桃园航空城）、市地重划（台中的自办市地重划）。向来民主国家因公共建设而需要土地，必须付出很高的价格买地，或用等值的土地交换，不採征收的下策，但台湾往往视土地徴收为优先的手段，要人民做出牺牲。国府甚至有特殊的区段征收，为一般国家所不採的办法。而要被征收的土地，不需经过所有者同意，即能强制剥夺其财产权、生存权与人性尊严。美其名，征收之前都要「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通过。其程序是由地方政府来拟订都市计划，并附带决议要用一般征收还是区段征收，而后送到「都市计画委员会」审理，通常都迅速通过，这就是征收浮滥的原因。至于「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是如何组成的？真能客观中立吗？这中间行政官僚占将近一半，政府只要再掌握某些学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委员，即可顺利通过。徐教授指出：「很多专家其实都是听命于人，是非常政治的。」
徐教授所属的「农阵」制作出「全国浮滥徴收总表」、「全国浮滥征收地图」，指出不合理征收的地块，各地都设有「自救会」，能否得救？难以逆料。其中士林文林苑、苗栗大埔张（森文）药房、台南铁道地下化都是着名的例子。农阵的介入协助，常被视为搞破坏的外来者，不受欢迎。但徐教授等仍坚定地与公平正义站在一起，令人敬佩。
四、转型正义中的土地问题
近十多年来转型正义喊得震天价响，但转型正义的内容不够具体，而且也没有彻底执行的方案，以及有能力的执行者。就以调查不当国民党党产一事而言，只知道钱项的追查，对于国民党党国不分时期（2000年以前）留下来的中央党部（包括海工、文工、组工等会）、省党部的档案，是否被「送出国外」或甚至销毁，没有一位民进党政府的官员对此有所发言，有的只有国史馆伟大到不管该馆的「历史档案」要将之全部「拂下」给几乎没有历史研究者的档案管理局，还要别的单位一起「拂下」。至于对政治受难者的转型正义，要追出加害者，但是政府从未对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案件进行全面的研究，有的只在对尚活着的受难者进行口述历史、拍摄影像记录；对于真正的案头、被判死刑者，却未进行研究；而有些受难者及其家属更在意的是增加「补偿费」，而非进行研究、究责加害者。至于土地问题，是否也有转型正义的需要？绝对需要，所以徐教授说：「最令我难过并想为他们发声的，是土地被征收的共有出租耕地地主。他们的土地在1953年被征收后，生活一夕变色，冲击实在太大了。当时的历史文件还记载着：虽然他们哭着向政府机构哀求，却无法改变被征收的命运。这是一段被掩盖的历史，都已经过了六十多年，仍没办法还他们公道，我们这些学者实在太不努力了。」
政府能否以加税和增收较高的土地增值税，来补充地方预算的不足？土地徴收若不符合六大要件不能轻率征收，若经征收，土地所有者必须取得不打折的赔偿。亦即上述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包含在转型正义的要项中。而早期民营唐荣铁工厂被以总动员法收为省营，这样的案子有没有重启调查的可能性。
五、以我的田野经验来理解这本书
我个人原本研究制度史，下田野的空间较少，然而我因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家族史、调查传统建筑，因而在田野中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可成为了解本书重要的基础。1986年我进行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唐传宗的访问，想了解其铁工厂何以被省政府接收？他的朋友常听他骂：「贼仔政府、土匪仔党」，以示对政府的不满，在访问时他偶尔也会以三字经斥骂政府。一度拥有4,000名员工的大钢铁厂，最后却变成只能做针车的「针」，相差太大，从这次访谈，我才知道天下「无不是之政府」，受到了第一次的震撼教育。
1988-89年为了研究台中龙井林家，在台中赁居一年，进行我第一次、较长期的田野调查，他们是当地的地主，不可能不受到土地改革的影响，他们五个祭祀公业有几十甲地，但被征收到不到二十甲；之后又因龙井为农地重划最先施行的地区，我这才对耕者有其田有点概念，也才了解农地重划产生的问题。但因为报导人本身在乡公所任职，他是说服族人、乡人配合政府施政的人，所以语多保留，而且往好的方面讲。但我在乡间听到一句「给政府三七五去」，这句话和政府宣传「三七五新娘」中的三七五大异其趣。1991年我受台中县文化局委託，进行台中县的民宅调查，由于那时还有的传统民宅，多半建在日治时期，我常请教他们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你们有多少土地？其中丰原的13座传统民宅宅主，无不用三字经伺候政府，以发洩他们对土地被征收的怒气。而这三个例子，我只是把它们写入书中或记入脑中，从未直接去探讨土地问题，更没有主动发掘土地问题，或投身于社会运动，仍只在研究室中做我的研究工作。比起徐教授的起而行，我还真是冥顽不灵。
六、但愿不要常在电视上看到徐世荣
拿到这本书的草稿，我正水深火热地赶论文，以便9月10日的研讨会不致开天窗，不是我拖稿，而是不得不为他人作嫁。于是这稿子我片片断断、陆陆续续的读，拿着它到绿岛、拿着它到咖啡店，终于我第二次读到〈怀念张森文大哥〉一文，不禁掩书而泪下，也终于看完了这本书。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土地问题的来龙去脉，彷彿打通我对土地无知的任督二脉，让我功力大增，同时也知道徐教授投入救援弱势者的动机、经过和贡献，以及为何揪团成立「农阵」。于是我眼前浮现了在我课堂上和在电视萤光幕的徐世荣，但愿土地的转型正义早日到来，希望贤明的立法诸公能修出好的法，让徐世荣教授不必再出现在抗议政府的现场，谨为之序。
许雪姬（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
图书试读
第七章土地征收的要件
德国政府「以地换地」的比例是5：1
在此举一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我在政大担任系主任时，曾经两度邀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者马格尔（Holger Magel）和德国巴伐利亚自由邦Weyarn镇长佩尔泽（Michael Pelzer）来政大交流。在第二次访台时（2014年），两位学者分享德国的「土地征收」经验──巴伐利亚自由邦虽有「土地征收」的法令，但因为「土地征收」有严重侵害基本人权的疑虑，政府其实很少使用，大都用「以地换地」的方式取得公共用地，而换地的比例竟然是5：1──用五倍大的土地，交换地主的土地，但交换的土地未必在原址。
德国政府也会直接购买或以重划的方式与原地主换地，当然要符合法律、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等要件，土地所有权人也较能体谅接受。到现在德国政府仍持续购买土地，因为德国有「土地储备制度」，规定德国农民要出售土地时，市政府或乡公所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德国政府才能持有很多公有地，当有需要时就可以用公有地和地主交换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国有地（如台北华光社区），也可以和被征收者换地，但是政府觉得不划算。
《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的财产和生存权，而《宪法》第二十三条则规定：为促进公共利益，可以剥夺人民财产权。「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词汇，也是法律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如何决定、定义、诠释「公共利益」，是都市计画及公共政策研究中最核心的课题。在威权时代，我们让专家及少数行政官僚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现在依旧不变，还是透过如都市计画委员会、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现改名土地征收审议小组）来决定大多数人的权益。
德国政府「以地换地」的比例是5：1
在此举一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我在政大担任系主任时，曾经两度邀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者马格尔（Holger Magel）和德国巴伐利亚自由邦Weyarn镇长佩尔泽（Michael Pelzer）来政大交流。在第二次访台时（2014年），两位学者分享德国的「土地征收」经验──巴伐利亚自由邦虽有「土地征收」的法令，但因为「土地征收」有严重侵害基本人权的疑虑，政府其实很少使用，大都用「以地换地」的方式取得公共用地，而换地的比例竟然是5：1──用五倍大的土地，交换地主的土地，但交换的土地未必在原址。
德国政府也会直接购买或以重划的方式与原地主换地，当然要符合法律、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等要件，土地所有权人也较能体谅接受。到现在德国政府仍持续购买土地，因为德国有「土地储备制度」，规定德国农民要出售土地时，市政府或乡公所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德国政府才能持有很多公有地，当有需要时就可以用公有地和地主交换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国有地（如台北华光社区），也可以和被征收者换地，但是政府觉得不划算。
《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的财产和生存权，而《宪法》第二十三条则规定：为促进公共利益，可以剥夺人民财产权。「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词汇，也是法律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如何决定、定义、诠释「公共利益」，是都市计画及公共政策研究中最核心的课题。在威权时代，我们让专家及少数行政官僚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现在依旧不变，还是透过如都市计画委员会、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现改名土地征收审议小组）来决定大多数人的权益。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它不局限于宏大叙事，而是巧妙地将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相结合。作者以一种近乎自述的口吻，娓娓道来，仿佛一位老友在向你倾诉尘封的往事。我尤其被其中描绘的那些在土地变迁中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的命运所打动。书中那些生动的细节，比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讨论未来、争论着是否应该接受补偿方案时的纠结，或是那些因为土地问题而产生的邻里矛盾，都让我感同身受。它让我看到了历史事件背后，那些被符号化、被概括化的“人民”，他们真实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无奈。读这本书，就像在翻阅一本厚重的家族史，虽然背景是广阔的社会变革，但落脚点却是具体的人，那些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历史事件变得触手可及，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作者并没有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现实，反而以一种冷静而又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制度变迁对个体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和伦理困境。它不只是一本关于土地的书，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在时代巨变中保持个体尊严和价值的书。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在探讨社会结构性问题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警醒的深刻洞察力。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通过层层剥茧的方式，深入挖掘了土地问题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和利益纠葛。书中的分析，从历史的纵深感出发，清晰地勾勒出了不同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逻辑，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格局。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批判性分析中保持的客观性，它不煽情，不夸大，而是用严谨的论证和大量的佐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读到书中关于某些群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时，我深感愤怒，但同时也被作者冷静的分析所说服，理解了这种不公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产生的。这本书迫使我去重新审视很多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实”，去思考“正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有力拷问。那些关于土地分配、资源占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化的论述，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让我意识到，理解土地问题，就是理解当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关键。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社会调查报告。作者以一种非常扎实的调研精神，深入到社会肌理之中，去触摸那些最真实的痛点。我被书中那些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人物访谈深深吸引。它没有使用晦涩的理论术语，而是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关于土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辛酸，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对公平的渴望。作者并没有将这些故事简单地堆砌，而是将它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通过这些个体命运的展现，我看到了宏大历史叙事背后，那些被忽略的角落和被边缘化的声音。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理解土地正义，不仅仅是理解政策条文，更是要理解政策对人的影响，理解那些因为土地问题而改变命运的人们。它的叙事手法非常灵活，时而细腻入微，时而视野宏大，但始终贯穿着一种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和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评分从阅读的整体感受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土地问题，它并非简单地呈现一个历史事件的编年史，而是通过对土地这一核心元素的聚焦，展现了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者的叙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层层递进，将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及其深远影响一一展现。我尤其惊叹于书中对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概念的细致辨析，以及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演变和解读。它让我明白，土地问题并非是一个静态的议题，而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其中充满了博弈、妥协和转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发读者对土地这一基本社会资源的深刻反思，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理论支持。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极其丰富，它融合了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法学等多方面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其全面的理解土地问题的框架。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当下土地制度的深入剖析。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土地价值的讨论印象深刻。作者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土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甚至政治价值，这使得我对土地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其物理形态上，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具哲学和伦理高度的层面。书中的论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动态演变，这种动态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它打破了我之前对土地问题的单一认知，让我看到了其中交织着个体权利、集体利益、国家发展和市场逻辑的种种矛盾。读这本书，就像是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不断激发我新的思考和疑问。它挑战了我固有的观念，让我开始用一种更加审慎和多元的眼光去看待土地这个最基本却又最关键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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