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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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失肾记」,竟为西医「摆乌龙」割错肾脏?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幼身体不好,出国竟必备中医的成药「六神丸」与「痧药」?蒋介石怎么应对牙痛、失眠的老毛病?他为什么痛恨国人随意吐痰、放屁?

  您曾为身体的疾病所困扰吗?您知道近代的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及看待自身的疾病吗?他们如何择医,寻求健康之道?又如何扩大自己的患病经历,在中西医论争的年代,来思考整个国族的卫生与健康?

  历史研究的主体应该是「人」,本书从「病人历史」出发,剖析最具代表性的近代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胡适、鲁迅、梁启超、蒋介石等人的患病经历,这些历史名人长期受大病小痛之苦,他们都相信西医,但或多或少也曾发表对传统中医的各式看法与评价。本书立基于扎实的史料,针对近代人物的医疗卫生观进行论述,以期读者能透过这些历史人物的观点,对近代中西医的医疗文化能有更深层的认识,进而认识中医乃至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之必要与其面临的困境。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皮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历史组专任助理教授。出版过《医通中西—唐宗海与近代中医危机》、《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等专书,另编有论文集、大学历史经典阅读教科书。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主要之研究领域为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和身体史。也喜欢研究一些特定的近代军事和政治史,以及图像、知识传播的文化史,特别是和中西医学、卫生、身体文化等相关的历史主题。
 

图书目录

序言 十年磨一剑

绪论   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下的国族与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国的身体与国族 
三、从病人出发的医疗史
四、从病人的言论与视角出发

壹 略论胡适的医学观
一、前言 
二、在挣扎中的传统中医 
三、胡适的身体与医疗 
四、国故中医、科学西医:再探知识分子择医观 
五、医疗、身体与国族:医疗化下的国民性再造 
六、小结 

贰 民初医疗、医生与病人之一隅: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论争
一、前言 
二、病人的经历 
三、早年为学与发现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医对肝癌的认识 
五、更换中医治疗始末 
六、中医治疗的转机与困境 
七、孙的最后时日 
八、小结 

参 「国医」的医疗史反思:中国医学之近代转型与再造
一、前言 082
二、重省中西医汇通史:中西差异在何处 
三、国医建构之初:国学与国粹形象 
四、国医转型的关键年代 
五、形塑科学国医之困境 
六、面对国家与民族:国医责任之再造 
七、小结:一次失败的「成功」转型 

肆 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
一、前言 
二、缘起:反中医幼苗诞生 
三、至死不渝的迷信:偏方与秘方 
四、骗人的把戏:中医辨病与诊断 
五、科学与国粹 
六、中国西医的问题:压力源来自中医的另一种视角 
七、小结 

伍 医疗疏失与「中西医汇通」择医观:梁启超之死与「肾病」公案新考
一、前言 
二、「失肾记」前因后果 
三、此案所反映之中西医技术与医疗环境 
四、余波盪漾:中西医论战与最后的真相 
五、小结 

陆 国家与身体的公与私: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与国族卫生观
一、前言 
二、个人生活经验:1924年前的蒋介石 
三、军校校长与北伐时期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的「私」领域日常卫生与医疗
五、西安事变后,蒋的疾病医疗史 
六、国家卫生和身体现代性之实践:几个视角 
七、小结 

柒 总结论

征引书目   

中英文摘要   
 

图书序言

序言

十年磨一剑


  每到写序言时,我的心中都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有如万语千言之未尽。

  序言通常是一本书完成后才写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写作之动机、经历与感谢。我很认真的对待一本书的序言,原因无他,对自己出版书籍负责的同时,也要对读者负责,尤其是学术专书,必须交代一下写作背景与经过,略陈整本书的思路,我认为才有资格让读者翻阅这本书。

  本书写作之想法,起源于2006年,它介于我的硕士论文出版和博士论文主题逐渐形成的中间时刻。当时我的硕论刚经由李建民老师的推荐而出版,硕论的指导教授张哲嘉建议,唐宗海这个题目虽不错,但我的写作太过偏重技术理论的「内史」,能和我对话的历史学者并不多。我当时很紧张,因为我的博论一开始就锁定书写近代中医的外感热病(发烧、感染)学史,岂不也是「内史」?张老师的提醒,让我思考是不是应该融合内、外史的特点来写博论,这形成了我日后「重层医史」的部分思路,乃《「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一书的主要架构。张老师至今仍常常鼓励我,真为一亦师亦友之学者。在2006年当下,我已开始思考:要怎么写一些可以引起较多人共鸣与欣赏的医史,又能兼顾我中医史的偏好呢?于是我写了一篇〈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论战〉,并于当年9月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七届两岸三地历史系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后来也顺利发表。 (註1)当时适逢台湾书房邀稿,我向她说明我想写一本有关近代病人的书,她很高兴的答应了,只是没想到这本书拖了10年才真正写好,对她非常抱歉,但总算是完成任务。岁月无声,十年磨一剑,人磨剑、剑也最初本来是希望写一本较为通识、大众的学术作品,但是我并不想写成一本流于鸡零狗碎之病人八卦史书,所以还是努力做好历史研究者应该做的工作,要将历史人物对疾病与医疗的看法扩大,寻求更有意义的古今对话。何况自己终归是学院出身,笔调生硬、赘语连绵,只能尽量做到有凭有据、言之成理,也要感谢出版社的包容。谈医、病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雷祥麟老师,他的成名文章之一〈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刊出时,我还是硕士生,当时就已对医病关系的问题感到好奇,后来他的几篇文章,也多次提到病人对自己疾病的看法与自我诊断,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今年出版的新书:《Neither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在出书后也立刻赠我一本,非常感谢他对我研究之「启蒙」。后来我陆续写了〈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3卷,2012,页353-376)上,这要感谢余新忠老师的邀稿。在这中间,我研究之思路一直是延续的,仍旧关心中医在近代的发展史。2008年时,我的硕论经过增补,已达36万字,透过桑兵老师的发觉与介绍,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他在和我通信时,告诉我应该继续深究中医变成「国医」的历史,于是我写就了〈所谓「国医」的内涵—略论中国医学之近代转型与再造〉一文,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49.1,2009,页64-77)上,后来续被《国学文摘》转载, (註2)最后还收在桑兵先生编辑之《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书内的一章,原文只有2万多字,此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章节,已增补至4万多字,补充不少资料,虽失之冗长,但大概可让读者略窥近代中医所面临的危机与转机何在,而这也和民初知识分子择医的主观意志、客观环境有所牵连,读者可慢慢阅读本书,此处就不多言。至于本书梁启超一章,则发表于《台湾中医临床医学杂志》(19.1,2013,页23-37)上,我希望不止史学家注意医史问题,中医也应该省思自身的历史发展,所以就挑一篇发在医学临床期刊上,感谢陈建霖医师的发想,他希望我能担任该杂志的医史编辑,并认为医史、中医各家学说与文献,乃中医养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实际临床疗效,须从古人历史、学说经验中汲取可用资源,显示其对医学人文与历史素养有深刻的体认;后来我和游智胜教授还持续参加他发起的中医各家学说读书会,就是希望能在中医发展中,多介绍、研读一些历史的因素,看能否帮助中医发展得更多元、视野更宽广。更有张恒鸿、苏奕彰、张永贤、许中华、黄怡超、陈潮宗、黄伯瑜、韩丰隆、李徤祥、林伯欣、林政宪、周佩琪、李岳峰等中医师或曾教授医史的师友同道,皆对中医史与中医文化有高度兴趣,有他们的持续关注,我的医疗史写起来不会寂寞。

  最后一章有关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要感谢吕芳上老师的鼓励,他虽为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但我的研究进路其实和他专长的政治军事史比较远,但是他常提醒我看历史不要只看小不看大,这对我影响很深。他当时邀请我写一篇会议论文,我想到很多传统的医史着作都写蒋介石与其政府是反中医的,所以我想看看,到底在蒋的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看待医疗、疾病与卫生的。由于蒋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质领导者,而中西医论争最激烈之时代,也在此时,所以他的经历与患病经验,洞见观瞻,兼可揭示近代中国追求卫生现代性的身体论述,这对读者理解近代中国国族与国医的地位与处境之历史,颇有正面助益,也算我对老师「看大」历史变迁的一种回应。该章呈现的也是既有刊文之增补版,(註3)不单只注意病人蒋介石之病而已,还注意到了国族之病的论述;总之,希望读者看到书中主人翁的「小病」,也能看到中国社会之「大病」。这本书的首章其实是最后写就的,我希望借由一个人的思想、经历与见解,来统括整本书,我选了胡适,该章内有他对自己疾病的处理,也有他对中国科学与医学发展的见解,原文在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之「医家、病家与史家──以医患关系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要感谢张仲民教授的邀请,他对近代广告与药品的研究,用功很深,启发了我不少对研究资料上的看法。

  其他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在2012年以前的缘分,我的感谢文字都见诸于《「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一书之序论,那篇序文字数近万,在网路上被转载多次,读者可自行参看,在此就不再重复感谢一次。我只是要对这些帮助、提携我的学者、老师、朋友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大家都已被我写进历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心存感激。2012年8月,我来到中原大学任教,受学校、中心同仁与单位行政人员不少帮助,这点不能不先提,特别是李宜涯、王成勉、吴昶兴、东海大学历史系的王政文等诸师友,启迪了我对基督教医疗、疾病与身体历史的关怀,在此先感谢他们不嫌弃我这个门外汉。通识中心同仁支持我成立「中原大学医疗史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单位虽小,但总算可以做一些学术上的推广和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自2013年至今办了3次研讨会,感谢刘士永教授与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卫生与东亚社会研究计画」的支持,刘老师对我鼓励与帮助甚多,我有许多不成熟的想法,都会去请教他的建议,最近希望从发展专书与期刊着手,继续推广医疗与疾病史,也一併感谢王汎森老师对医史研究的支持。围绕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诸前辈,是我学术上的启蒙者, (註4)今年也逢《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出版,心中感慨与激动,诚无法以笔墨形容之。拙文也被收入该书,其撰写之历史,大概与这本书一样沧桑,磨得不好、磨得又太慢了。感谢游鑑明老师邀请我参加口述史读书会,和几位朋友们一起讨论历史人物丰富的人生经历,对我的帮助极大,因为每个口述史主角的人生经历,往往包含许多疾病与医药的个人体验。最近一次读王鼎钧的回忆文字,里面就有大量的疾病与医疗论述,对当时为一时代小人物的王来说,周遭人的医疗观念,本来就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有药可用即是万幸,也不介意偏不偏方的问题了。(註5)但对本书的几个大人物而言,处理疾病是自己的事,也攸关国族之发展、个人信念之执行,故中西医的抉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本书不讳言,书中之主角是上层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的观点,但我想探讨国族与国医问题,大概不能先从下层看,而要从上层看起。王鼎钧在书中充分展现他对国家的期待与关心,但可以这么说:上、下层人物感受与触摸国家与民族的方式不同,上层与下层两造,各显示不同之风景,不可偏废。

  感谢曾对各篇章提供意见、评论和相关的审查人,其他如林富士、黄克武、黄金麟、陈登武、祝平一、李尚仁、林文源、王文基、蒋竹山、陈秀芬、郭文华、张淑卿、罗婉娴、曹南屏、乐敏、李玉尚、陈昊、胡颖翀、瞿骏、张勇安、周奇、赵婧、范雅竹等诸师友先进,在这几年或多或少给我鼓励与启发,或提供研究灵感,或给与资料帮助、研究事务上的方便等等,实无法一一交代,或许来日也可写个回忆录,略述一二吧。更多的学者,无法在序言中具名,或见之上一本专书之序言,甚至记忆不及,挂一漏万,还请各方师友见谅。本书在校对、排版的过程中,编辑的细心帮助校对、时时敦促书稿之进度,庄蕙绮与杨筑洁先后担任研究助理,也对书稿的校对与编排帮助甚多,在此一併向她们致谢。

  家人的包容是我最坚强的力量,谢谢老爸、老妈的栽培和老婆、孩子的体谅,当一个学者的家人真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大概只有整日伏案的学者和他们的亲人方知,孩子口中整天陪电脑比陪家人多的爸爸,听起来总感觉有点尴尬与辛酸,不是对做学问有点兴趣,根本难以持续。让我最开心的是:写上一本书的时候,孩子仍需事事看顾,但这本书完成时,孩子已会帮我搥背、找书了,这正是一种平凡的幸福。十年磨一剑,以剑喻书,它不一定是把好剑,但我希望它是一把可观赏兼有用处的剑。期望本书能带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给一般读者一些趣味,给中医一些发展上的省思,如是我已满足,是为总序。
 
皮国立2015年夏序于罗东陋舍

  (註1) 收入胡春惠、唐启华主编,《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选集》(台北:政大历史系,2007),页215-242。

  (註2)刘东,《国学文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页237-240。

  (註3) 皮国立,〈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收入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3),页381-752。

  (註4) 杜正胜,〈另类医疗史研究20年:史家与医家对话的台湾经验〉,《古今论衡》25(2013.10),页3-38。

  (註5)王鼎钧,《怒目少年: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二》(台北:尔雅,民94),页89-94、301。
 

图书试读

二、病人的经历
 
让我们的思绪先来到1924年,当时孙中山虽未满60岁,却已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岁月的磨难,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皱纹。此时他努力想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并希望中国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摆脱军阀混战的大局势。孙于11月12日发表「北上宣言」后,当日即乘坐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赴香港,然后再转乘「春阳丸」继续他离粤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虽抱有救国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变化多端而导致船身不稳,例如在春阳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稳,且时有风浪,故同行者多晕船。」孙自14日以后「均未到餐厅进膳,终日在卧室中阅书。」据随行者所言,孙虽未晕船,然其面色已显「黑暗苍老之象」。17日早晨,抵达上海吴淞口,孙忙于接待各国记者与欢迎群众,却已经在「精神上似现疲劳,形容亦极现苍老之象。」因为孙心系于尽速召开国民会议,遂不事休息,马不停蹄的于21日再乘「上海丸」往日本出发、再转往天津。当时因上海往天津的火车受军事影响而不通达,而且两星期内也无轮船直航天津,故孙选择继续搭上摇晃的轮船,绕道至日本,顺便于日本进行一些政治活动,随后再折往天津,因此这趟旅程可说是山高水远。30日,孙再次转乘「北岭丸」离开日本神户往天津出发。然孙在船内的专属卧室过于狭小,不方便休息,所以他每日均在餐厅阅读,或遇「终日颠簸于狂风巨浪之中」,他就在卧室中休息,并未出来走动,但随行者仍言孙「精神似不见疲劳」。12月4日黎明,轮船终抵天津大沽口外。只是,此时孙已感分外疲惫,加以「北地严寒」,待孙回行辕后,突然「寒热遽作,而肝胃病相继暴发,盖本系宿恙,至是复剧也。」由此可见孙以往就有肝胃方面的毛病,只是一直没有被重视与精确诊断。这一段旅程下来,至少有两件事对孙身体有极大的影响。第一,从日本出来以后,孙都没有带特定的厨师,所以每天只吃日式食物,随行者坦言:「味道既不适口、滋养成分又不多」。其二,也就是前述的「北地严寒」,孙是南方人,广州与天津之纬度不同、气候也不同,加以又碰上冬天,会使水土差异性增大;资料显示,孙在这些年里都非常怕冷,即使在广东过冬天,房内也要升火取暖。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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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国医与病人》在梳理近代中国医疗体系转型过程中,展现了政府、知识分子、医生、以及普通民众的多方博弈与互动。作者并没有将任何一方描绘成完全的“正义”或“邪恶”,而是着力于展现不同力量如何围绕着医疗的改革、医学知识的权威性、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而展开复杂的互动。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关于公共卫生运动的讨论,它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倡导,更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的生动实践,尽管有时充满了误解和抵触。作者通过挖掘大量官方档案、报刊杂志、以及个人回忆录,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起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多维的近代医疗图景。这本书让我明白,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无数个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生存、为了健康、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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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医疗和身体的书,叫做《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这本书让我对那个时代人们的健康观念、疾病的认知以及医疗体系的变迁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讲述历史,更像是带领我走进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让我体会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适应。 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部分在于它对“国医”概念的深入探讨。在近代中国,西医的传入与传统中医的生存危机交织在一起,催生了对“国医”这一身份的复杂构建。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揭示了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教育、立法、学术争鸣等多种方式,将传统医学塑造成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试图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为其定位。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中医教育改革的章节,那些关于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甚至是中西医合并的讨论,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辩论与探索的痕迹。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一过程视为进步或退步,而是展现了其内在的复杂性与多重动力。同时,我也从中看到了知识体系的形成如何受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这让我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传统”有了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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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它对“病人”群体的细致描摹。不同于宏大的叙事,作者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生活在历史边缘的普通人。他们如何面对疾病,如何选择医疗方式,又如何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重塑对身体的认知,这些都通过鲜活的案例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传染病流行时期,普通民众的恐慌、迷信以及对新式医疗的接受过程所打动。作者并没有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细节,反而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呈现,让我们更真实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艰辛与脆弱。从城市富裕阶层对西医的追捧,到农村地区对传统疗法的依赖,再到介于两者之间的纠结与权衡,这些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病人故事,勾勒出一幅幅生动而充满张力的画面,让我不禁思考,在面对未知与痛苦时,人性的共通之处以及社会环境对个体选择的巨大影响。

评分

读这本书,我最深切的感受之一便是对“身体”理解的演变。在近代中国,身体不再仅仅是生命得以延续的载体,它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的隐喻。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的传入,身体的“科学性”和“可改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作者深入探讨了身体如何被量化、被检查、被“纠正”,以及这种转变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深远影响。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关于“卫生”概念的兴起,它如何从一种单纯的生理需求,上升到一种道德实践和社会秩序的体现。这种对身体的全新认知,既带来了对健康的更高追求,也可能压抑了某些个体表达和生活方式。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对身体的理解,其实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充满了特定时代的烙印。

评分

这本书在叙述上独具匠心,它并非流水账式的线性发展,而是通过多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章节,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近代中国医疗与身体的双重转型。作者擅长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枯燥的历史事件和复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同时又保留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我常常因为书中某个细节而陷入沉思,比如关于“麻风病”的社会歧视,或者“育婴堂”的设立背后所包含的伦理困境。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历史的肌理,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在面对疾病、贫困和道德挑战时的复杂心境。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史料时的审慎态度,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通过自己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宝库中寻宝,每一页都可能带来惊喜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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