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不仅涵盖沈宗瀚先生的一生，也是一部海崃两岸现代农业史。
沈宗瀚先生（1895-1980）是20世纪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从一个贫寒出身的农家子弟，苦学奋进，接受西式农业高等教育，毕生献身于海崃两岸农业的现代化工作。本书依据沈宗瀚先生所藏档案及相关公私文献史料，将其事迹编成年谱。年谱前的导论，综述了沈先生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看法，并分析其农业改良思想的特质。年谱后的附录，第一部分是沈先生的着作系年，第二部分则是採取沈先生所藏具有时代意义，足以反映当时中国大陆及台湾农业发展状况之史料，依时序编次，以供治史者参考。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黄俊杰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新加坡儒家伦理小组顾问。现任台湾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近年获得学术荣誉：教育部国家讲座（2013）、教育部学术奖（2011）、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通识教育终身贡献荣誉奖」（2011）、教育部全国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2010）。着有《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韩译本2011由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出版，日译本2014由ぺりかん社出版）、《东アジア思想交流史──中国•日本•台湾を中心として》（藤井伦明等译）（东京：岩波书店，2013）、《东亚儒家人文精神》（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0）、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个人网页：huang.cc.ntu.edu.tw
黄俊杰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新加坡儒家伦理小组顾问。现任台湾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近年获得学术荣誉：教育部国家讲座（2013）、教育部学术奖（2011）、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通识教育终身贡献荣誉奖」（2011）、教育部全国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2010）。着有《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韩译本2011由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出版，日译本2014由ぺりかん社出版）、《东アジア思想交流史──中国•日本•台湾を中心として》（藤井伦明等译）（东京：岩波书店，2013）、《东亚儒家人文精神》（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Humanism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ontexts（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0）、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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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目录
许序 许倬云
增订新版自序
新版说明
导论 沈宗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看法：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一、序论
二、从传统式农业到现代化农业：沈宗瀚对发展中国大陆农业的看法
三、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沈宗瀚对台湾农业发展的看法
四、沈宗瀚农业改良思想的特质
五、结语
年谱
上篇：克难苦学时期（1895-1926）
中篇：建设大陆农业时期（1927-1948）
下篇：发展台湾农业时期（1949-1980）
附录
一、沈宗瀚先生着作系年
二、资料选辑
第一期 民国三十八年以前
一：How Can America Best Help China?
二：改进西北农业应取之程序
三：小麦杂粮紧急措施纲要
四：赴山东省洽商战时粮食生产事宜报告
五：全国各地小麦麪粉数量及价格
六：最近小麦麪粉运销市况及调整之途径
七：改进贵州农业计划
八：食粮生产之增进
九：推进小麦杂粮生产案
十：抗战期中的食粮生产问题
十一：小麦工作报告
十二：中国粮食问题
十三：田赋征收实物及政府征购粮食须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案
十四：中国战后麪粉业之设计
十五：My Observa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During War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十六：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n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 1946
十七：Text of Notes Exchanged August 5, 1948,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ovi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48
第二期 民国三十八年以后
一：台湾农业四年计划
二：读尹仲容先生〈对当前粮食政策之意见〉一文后之商榷
三：从最近米价趋势谈到台湾粮食问题
四：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Fertilizer and Rice Bartering System in Taiwan
引用书目
增订新版自序
新版说明
导论 沈宗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看法：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一、序论
二、从传统式农业到现代化农业：沈宗瀚对发展中国大陆农业的看法
三、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沈宗瀚对台湾农业发展的看法
四、沈宗瀚农业改良思想的特质
五、结语
年谱
上篇：克难苦学时期（1895-1926）
中篇：建设大陆农业时期（1927-1948）
下篇：发展台湾农业时期（1949-1980）
附录
一、沈宗瀚先生着作系年
二、资料选辑
第一期 民国三十八年以前
一：How Can America Best Help China?
二：改进西北农业应取之程序
三：小麦杂粮紧急措施纲要
四：赴山东省洽商战时粮食生产事宜报告
五：全国各地小麦麪粉数量及价格
六：最近小麦麪粉运销市况及调整之途径
七：改进贵州农业计划
八：食粮生产之增进
九：推进小麦杂粮生产案
十：抗战期中的食粮生产问题
十一：小麦工作报告
十二：中国粮食问题
十三：田赋征收实物及政府征购粮食须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案
十四：中国战后麪粉业之设计
十五：My Observa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During War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十六：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n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 1946
十七：Text of Notes Exchanged August 5, 1948,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ovi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48
第二期 民国三十八年以后
一：台湾农业四年计划
二：读尹仲容先生〈对当前粮食政策之意见〉一文后之商榷
三：从最近米价趋势谈到台湾粮食问题
四：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Fertilizer and Rice Bartering System in Taiwan
引用书目
图书序言
许序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工商业也有过几度飞跃的进展，但是农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面貌。自从秦汉大一统以后，土地私有制下的小农耕作成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即使中间有过几种其他的方式，终究还是变回了小农制。中国人口多，可耕地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不够，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成为严重问题。在儒家人本精神的理想下，国的社会改革，总是以均土地为一个大课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变乱，土地分配不均亦为主因之一。治乱相寻，土地问题成为一个重要关键。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口号中，平均地权出现很早，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历史上均田的尝试也有过好几次。可是每次都不能成功。只有在廿多年前在台湾进行的耕者有其田成功了。这次土改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以技术改进与地权重新分配同时进行。
中国的精耕农业，发展甚早，在汉代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后精益求精，成为极高产的农耕方式。精耕制要求大量的投入劳力，而且每一阶段都不能掉以轻心。为此之故，农夫必须有强烈的工作动机，才能充分的发挥精耕制的长处。中国的小农制可能是精耕制的必然条件。只有在农夫觉得自己的收获归自己的情况下，精耕方能真正有用。
台湾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正是强化农夫生产动机的惟一途径。不过，若是农夫仍照传统的耕作方式生产，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传统的耕作方式已到达潜力的极限。突破这个极限必须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成果，例如使用化学肥料及杀虫剂；科学的选种、育种；农业机械的使用，和以现代的设备储存运送。台湾的农业在本世纪初期即接受了现代农业技术的第一次洗礼。廿多年前进行土地改革时，农复会的同仁们以其专业知识与技术，帮助新获耕地产权的农夫，完成了更上层楼的技术突破。我个人以为，这次土改的成功，既实现中国自古以来向往的平均地权的理想，也承认了精耕农业看重技术的传统，实在是中国迈向现代而又与传统接榫的最佳成就。由此可见，走向现代，并不一定要与过去切断，更不必一定要对过去「革命」。
余姚沈宗瀚先生，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人物。沈先生由农家子弟，接受现代农业教育，以其所学，奉献给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工作。沈先生自己的育种工作为中国找到了优良麦种；他的推广工作，使中国农夫接受了现代农业的成果。他在农复会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大事，也主持了农业推广，使这次土改不是单纯的分配土地，而兼顾农业技术的提昇。沈先生的远见，可以肥料换谷一事觇见。当时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很多，但沈先生坚决的为这个政策辩护。由今回顾，这个政策在实施初期使农夫在作物未收获前，可以不必「贵青苗」。几千年来，中国农夫在「贵青苗」上吃尽大亏。而肥料换谷的政策使农夫终于可获得现代科技的裨益，而不必担心一时负担不了这笔肥料款。这一环节的突破，农夫不必因举债而再度面临丧失土地的危险。沈先生的功劳又岂仅在为社会确实的掌握余粮，以稳定粮价来安定社会一端而已。
沈先生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与沈先生的一生事迹殊不可分。台湾大学黄俊杰先生把沈先生的事迹编为年谱。这本书的内容不仅涵盖沈先生的一生，而且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农业史。此稿尚未付梓，而先生竟归道山，从此不能再在他左右请益，悲夫。然而，先生的遗惠当永在台湾农友心中，长志不忘。
许倬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增订新版自序（摘录）
这部《沈宗瀚先生年谱》的初稿完成于1978年秋间，其后续有修订，而于1981年八月印行初版。
这部书稿的撰写，初非有意为之，它基本上是我的农业史研究的副产品。自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对农业与农村问题就产生极大的兴趣，常到台大农学院旁听杨懋春先师所授的「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希望从学术立场为我所熟悉、所关怀的台湾农村，找寻一条出路。从1975年开始教书以来，我开始有系统地蒐集近代台湾农业史的相关论着与史料。就在这个时候，我逐渐发现了宗瀚先生在现代农业史上的重要性。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与战后台湾农业与农村是分不开的。为了更深入地釐清这一段所谓「台湾经验」，我开始从长期所蒐集的史料中，挑出有关宗瀚先生的部分，加以整理排比，撰成年谱长编初稿。到了1978年夏间，《年谱》初稿长编已近杀青阶段的时候，我才获缘拜见宗瀚先生。
记得初次拜见宗瀚先生大约是1978年五月间的某一天午后。他的亲切诚恳和蔼可亲，解除了见面前我的侷促与紧张。侍谈之际，宗瀚先生告诉我，他自民国十六（1927）年任教金陵大学开始，所写大部分的档案、报告、公文、论文、笔记等都有留有副本。他并引导我参观置于他办公室，装订成册的手稿和文件。我当时的欣喜若狂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是，就利用这批资料，将《年谱长编》初稿很快地增订成为定稿。在爬梳这批资料的过程中，我对沈先生一生治事为学那种一丝不苟，实实在在的风格，开始有了最亲切的体认，衷心钦佩。
在我所亲炙宗瀚先生的风范，以及在他逝世之后细读他留下的大批史料之中，使我最敬佩的另一点，是他坚守农业心系农民的心志。宗瀚先生从少年时代立志学习，一生奉献中国与台湾农业，这是人人共知的事实。正因为他坚持此志毕生不渝，所以，他在二十世纪农业史上，所留下的脚印是扎实而深刻的。近年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到农复会（1948.10.1-1979.3.16）的历史。我愈深入农复会的历史，就愈了解沈先生所代表的其实正是早期农复会的工作精神──「以农民为主体」的精神。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看法，至少有四个比较明显的流派：第一是「农业派」，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提昇的问题；第二是「平教派」，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在于平民教育水准的提高；第三是「分配派」，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第四是「折中派」，认为农业技术创新必须与制度改良同时并进才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这四种意见，取径固然有所不同，或从农业技术创新入手，或从农民教育着眼，或主张以地权分配为要务，或以技术与制度并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对「农民主体性」都同样地加以肯定。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只有农民才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农民生活的提昇是一切农业技术改良的最终目的，而土地改革正是从制度面根本保障农民之不再受剥削。由于这项基本认知，所以，当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创立，综合以上四派见解时，「农民主体性」就特别受到重视。蒋梦麟曾特别强调农复会工作的根本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依归，他说：
「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导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了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针，故本会工作常在进步中，常从农民处获得新的经验。吾等不以先入之观念推行工作，但虚心自农民处学习。此乃本会方针所以不断进步之一重要因素。不问吾等之意向如何良好、计划如何健全，倘不为农民所需要，吾等无法勉强使之实行。」
所谓「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正是早期农复会最根本的精神之所在。沈宗瀚先生的一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日特别值得我们怀念，并发扬光大。远在1979年，着名的经济学家Erik Thorbecke回顾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的历程，就指出1970年代末期的台湾农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何去何从，有待于明智的抉择。十一年后的今日，台湾农业仍在这个十字路口徘徊，但随着1987年解严以后整个大环境的急速变迁，国内农民的政治自觉日益提昇，农民的主体意识日益成熟，他们勇于走上街头，争取最起码的经济人权；另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力，却又日甚一日，美国三○一条款的梦魇，像一只贪婪的苍鹰始终盘旋在台湾的上空；来自中国大陆的走私入口农产品，则严重的打击台湾农民已经江河日下的农业收益。1950年代台湾农村的风和日丽，满园春色，凌夷至于今日，已经变成雪冷霜严，秋声萧瑟。三十年前台湾农村所见的几点鹭鸶，一双鸂鵣的景色，在今日的工业污染之下，已经转变为枯井颓巢，砖台砌草。如何在这种台湾农业的困境中走出一片蔚蓝的天空？这是我们当前努力的方向。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我衷心期望这部书稿的再版，能使我们在台湾农业的道路上走得更正确、更扎实！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工商业也有过几度飞跃的进展，但是农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面貌。自从秦汉大一统以后，土地私有制下的小农耕作成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即使中间有过几种其他的方式，终究还是变回了小农制。中国人口多，可耕地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不够，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成为严重问题。在儒家人本精神的理想下，国的社会改革，总是以均土地为一个大课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变乱，土地分配不均亦为主因之一。治乱相寻，土地问题成为一个重要关键。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口号中，平均地权出现很早，足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历史上均田的尝试也有过好几次。可是每次都不能成功。只有在廿多年前在台湾进行的耕者有其田成功了。这次土改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以技术改进与地权重新分配同时进行。
中国的精耕农业，发展甚早，在汉代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后精益求精，成为极高产的农耕方式。精耕制要求大量的投入劳力，而且每一阶段都不能掉以轻心。为此之故，农夫必须有强烈的工作动机，才能充分的发挥精耕制的长处。中国的小农制可能是精耕制的必然条件。只有在农夫觉得自己的收获归自己的情况下，精耕方能真正有用。
台湾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正是强化农夫生产动机的惟一途径。不过，若是农夫仍照传统的耕作方式生产，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传统的耕作方式已到达潜力的极限。突破这个极限必须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成果，例如使用化学肥料及杀虫剂；科学的选种、育种；农业机械的使用，和以现代的设备储存运送。台湾的农业在本世纪初期即接受了现代农业技术的第一次洗礼。廿多年前进行土地改革时，农复会的同仁们以其专业知识与技术，帮助新获耕地产权的农夫，完成了更上层楼的技术突破。我个人以为，这次土改的成功，既实现中国自古以来向往的平均地权的理想，也承认了精耕农业看重技术的传统，实在是中国迈向现代而又与传统接榫的最佳成就。由此可见，走向现代，并不一定要与过去切断，更不必一定要对过去「革命」。
余姚沈宗瀚先生，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人物。沈先生由农家子弟，接受现代农业教育，以其所学，奉献给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工作。沈先生自己的育种工作为中国找到了优良麦种；他的推广工作，使中国农夫接受了现代农业的成果。他在农复会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大事，也主持了农业推广，使这次土改不是单纯的分配土地，而兼顾农业技术的提昇。沈先生的远见，可以肥料换谷一事觇见。当时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很多，但沈先生坚决的为这个政策辩护。由今回顾，这个政策在实施初期使农夫在作物未收获前，可以不必「贵青苗」。几千年来，中国农夫在「贵青苗」上吃尽大亏。而肥料换谷的政策使农夫终于可获得现代科技的裨益，而不必担心一时负担不了这笔肥料款。这一环节的突破，农夫不必因举债而再度面临丧失土地的危险。沈先生的功劳又岂仅在为社会确实的掌握余粮，以稳定粮价来安定社会一端而已。
沈先生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与沈先生的一生事迹殊不可分。台湾大学黄俊杰先生把沈先生的事迹编为年谱。这本书的内容不仅涵盖沈先生的一生，而且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农业史。此稿尚未付梓，而先生竟归道山，从此不能再在他左右请益，悲夫。然而，先生的遗惠当永在台湾农友心中，长志不忘。
许倬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增订新版自序（摘录）
这部《沈宗瀚先生年谱》的初稿完成于1978年秋间，其后续有修订，而于1981年八月印行初版。
这部书稿的撰写，初非有意为之，它基本上是我的农业史研究的副产品。自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对农业与农村问题就产生极大的兴趣，常到台大农学院旁听杨懋春先师所授的「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希望从学术立场为我所熟悉、所关怀的台湾农村，找寻一条出路。从1975年开始教书以来，我开始有系统地蒐集近代台湾农业史的相关论着与史料。就在这个时候，我逐渐发现了宗瀚先生在现代农业史上的重要性。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与战后台湾农业与农村是分不开的。为了更深入地釐清这一段所谓「台湾经验」，我开始从长期所蒐集的史料中，挑出有关宗瀚先生的部分，加以整理排比，撰成年谱长编初稿。到了1978年夏间，《年谱》初稿长编已近杀青阶段的时候，我才获缘拜见宗瀚先生。
记得初次拜见宗瀚先生大约是1978年五月间的某一天午后。他的亲切诚恳和蔼可亲，解除了见面前我的侷促与紧张。侍谈之际，宗瀚先生告诉我，他自民国十六（1927）年任教金陵大学开始，所写大部分的档案、报告、公文、论文、笔记等都有留有副本。他并引导我参观置于他办公室，装订成册的手稿和文件。我当时的欣喜若狂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是，就利用这批资料，将《年谱长编》初稿很快地增订成为定稿。在爬梳这批资料的过程中，我对沈先生一生治事为学那种一丝不苟，实实在在的风格，开始有了最亲切的体认，衷心钦佩。
在我所亲炙宗瀚先生的风范，以及在他逝世之后细读他留下的大批史料之中，使我最敬佩的另一点，是他坚守农业心系农民的心志。宗瀚先生从少年时代立志学习，一生奉献中国与台湾农业，这是人人共知的事实。正因为他坚持此志毕生不渝，所以，他在二十世纪农业史上，所留下的脚印是扎实而深刻的。近年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到农复会（1948.10.1-1979.3.16）的历史。我愈深入农复会的历史，就愈了解沈先生所代表的其实正是早期农复会的工作精神──「以农民为主体」的精神。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看法，至少有四个比较明显的流派：第一是「农业派」，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提昇的问题；第二是「平教派」，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在于平民教育水准的提高；第三是「分配派」，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第四是「折中派」，认为农业技术创新必须与制度改良同时并进才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这四种意见，取径固然有所不同，或从农业技术创新入手，或从农民教育着眼，或主张以地权分配为要务，或以技术与制度并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对「农民主体性」都同样地加以肯定。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只有农民才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农民生活的提昇是一切农业技术改良的最终目的，而土地改革正是从制度面根本保障农民之不再受剥削。由于这项基本认知，所以，当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创立，综合以上四派见解时，「农民主体性」就特别受到重视。蒋梦麟曾特别强调农复会工作的根本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依归，他说：
「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导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了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针，故本会工作常在进步中，常从农民处获得新的经验。吾等不以先入之观念推行工作，但虚心自农民处学习。此乃本会方针所以不断进步之一重要因素。不问吾等之意向如何良好、计划如何健全，倘不为农民所需要，吾等无法勉强使之实行。」
所谓「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正是早期农复会最根本的精神之所在。沈宗瀚先生的一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日特别值得我们怀念，并发扬光大。远在1979年，着名的经济学家Erik Thorbecke回顾战后台湾农业发展的历程，就指出1970年代末期的台湾农业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何去何从，有待于明智的抉择。十一年后的今日，台湾农业仍在这个十字路口徘徊，但随着1987年解严以后整个大环境的急速变迁，国内农民的政治自觉日益提昇，农民的主体意识日益成熟，他们勇于走上街头，争取最起码的经济人权；另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力，却又日甚一日，美国三○一条款的梦魇，像一只贪婪的苍鹰始终盘旋在台湾的上空；来自中国大陆的走私入口农产品，则严重的打击台湾农民已经江河日下的农业收益。1950年代台湾农村的风和日丽，满园春色，凌夷至于今日，已经变成雪冷霜严，秋声萧瑟。三十年前台湾农村所见的几点鹭鸶，一双鸂鵣的景色，在今日的工业污染之下，已经转变为枯井颓巢，砖台砌草。如何在这种台湾农业的困境中走出一片蔚蓝的天空？这是我们当前努力的方向。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我衷心期望这部书稿的再版，能使我们在台湾农业的道路上走得更正确、更扎实！
图书试读
导论╱沈宗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看法：理想与现实的交融（摘录）
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沈宗瀚对台湾农业发展的看法
民国三十八年，政府播迁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亦于是年迁台北。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沈宗瀚一生从事农业建设的转捩点。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沈宗瀚飞抵台北，从此与大陆隔绝，而专业于台湾农业之建设矣。
台湾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较大陆农业为早，远在1920年代化学肥料即已开始施用于台湾农田，农会组织的建立也为农业人力资源的运用奠下了初步的基础，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稳定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奠基甚早，基础亦佳。例如：自1930年起台湾稻谷产量大增，约为1900年之三‧四倍，全岛稻田面积与每公顷产量亦增加一倍，1938年稻谷产量已达日据时期稻谷生产之最高点矣。但日本殖民地政府发展台湾经济乃为补充日本经济之需要，故努力增产稻米，以应日本国内需要及弥补外汇赤字。所以，台湾农业发展之形态不仅与大陆农业有所不同，其所面临之问题亦因之有所差异。
沈宗瀚初到台湾之时因农复会工作尚未展开，所以用较多时间研究台湾农业文献，与同事赴各地农业试验场、农会及农村考察，并常与台湾省政府农林厅顾问矶永吉实地考察台湾农村，对日据时代之农业政策做深入之了解，作为此后建设台湾农业之基础。抵台以后的工作，不仅使沈宗瀚一生事业臻于巅峰时期，也对近三十年台湾农业发展有直接之影响。沈有关农业的重要论着也都发表于这个时期。
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沈宗瀚对台湾农业发展的看法
民国三十八年，政府播迁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亦于是年迁台北。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沈宗瀚一生从事农业建设的转捩点。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沈宗瀚飞抵台北，从此与大陆隔绝，而专业于台湾农业之建设矣。
台湾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较大陆农业为早，远在1920年代化学肥料即已开始施用于台湾农田，农会组织的建立也为农业人力资源的运用奠下了初步的基础，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稳定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奠基甚早，基础亦佳。例如：自1930年起台湾稻谷产量大增，约为1900年之三‧四倍，全岛稻田面积与每公顷产量亦增加一倍，1938年稻谷产量已达日据时期稻谷生产之最高点矣。但日本殖民地政府发展台湾经济乃为补充日本经济之需要，故努力增产稻米，以应日本国内需要及弥补外汇赤字。所以，台湾农业发展之形态不仅与大陆农业有所不同，其所面临之问题亦因之有所差异。
沈宗瀚初到台湾之时因农复会工作尚未展开，所以用较多时间研究台湾农业文献，与同事赴各地农业试验场、农会及农村考察，并常与台湾省政府农林厅顾问矶永吉实地考察台湾农村，对日据时代之农业政策做深入之了解，作为此后建设台湾农业之基础。抵台以后的工作，不仅使沈宗瀚一生事业臻于巅峰时期，也对近三十年台湾农业发展有直接之影响。沈有关农业的重要论着也都发表于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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