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爬梳了那些进入传统阳刚领域的女性发展史，并讨论她们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科学的思考方式与认知。她的结论是，女性主义观点目前虽然对物理科学与数学的影响不大，但女性参与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影响却已经在医学、考古学、灵长动物学以及演化与生殖生物学显现出来。
历史的褶皱与知识的重塑：一部关于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学考察 图书名称： 《历史的褶皱与知识的重塑：一部关于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学考察》 作者： [此处可填写一个虚构的、有学术深度的作者姓名，例如：艾莉森·M·霍金斯 (Alison M. Hawkins)] 出版社： [此处可填写一个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名称，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内容简介 《历史的褶皱与知识的重塑》 是一部深刻而细致的社会学专著，它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尤其以英美德三国为核心）在工业化晚期、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浪潮中，其核心制度结构——政治权力、经济分配模式以及文化认同体系——所经历的根本性断裂与重塑过程。本书拒绝线性进步史观，而是通过对大量一手档案、私人通信、政府报告及非主流社会运动文献的交叉比对，揭示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非预期性后果。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并非来自内在的和谐，而是源于一系列在关键历史节点上通过精英阶层间妥协与大众隐性服从而达成的“临时性共识”的累积效应。作者将历史进程视为由不同“知识场域”相互作用和冲突所构成的动态系统，任何对某一领域的考察都必须置于与其他领域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 第一部分：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转型”与国家角色的界定（约1890-1930）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兴起背景下，国家权力如何从传统的“守夜人”角色缓慢转向干预主义的试验田。作者并未将“进步主义改革”简单地视为道德觉醒，而是将其置于跨国竞争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压力之下。 第三章：官僚制的渗透与专家权力的崛起 详尽考察了德国俾斯麦体系的遗产对美国“泰勒主义”实践的影响，尤其关注技术专家（工程师、统计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如何在行政体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本书挑战了传统观点，认为这种专家治理模式的扩张，本质上是一种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策略，从而有效地规避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档案分析显示，早期的企业精英（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通过资助特定的学术研究，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客观性”框架。 第四章：劳工运动的结构性困境 聚焦于战前工会运动的分裂与整合。作者细致梳理了美国“工业工人阶级”与欧洲“政治无产阶级”在组织策略上的根本差异。重点讨论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在议会政治中如何被制度化，以及这种制度化对基层激进主义的“吸纳”或“消解”作用。通过对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晚期手稿的重新解读，本书提出，改良主义的胜利，在结构上预设了对未来彻底变革可能性的放弃。 第二部分：危机、战争与社会重构的“强制加速”（约1914-1945） 本书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并非历史的偶然中断，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暴露后的结构性应激反应。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逻辑，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了国家、经济与民众生活。 第六章：全面战争经济中的“理性化”与“异化” 这一章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的物资配给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作者强调，战争催生的中央计划模式，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心理上的双重预演。通过对战时宣传材料的符号学分析，本书揭示了国家如何有效地将个人牺牲的需求，转化为集体荣耀的叙事，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人力动员。 第七章：大萧条背景下的“信仰危机” 深入探讨了1930年代经济崩溃对传统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冲击。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更侧重于考察在欧洲大陆，民众对“理性治理”信心的全面瓦解如何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温床。通过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分子流亡文献的考察，本书展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结构性失败时所经历的“知识论上的不适”。 第三部分：战后秩序的构建与“冷战下的共识锁死”（约1945-1960） 战后重建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恢复，更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权力博弈结果。本部分分析了被塑造出的“黄金时代”背后的制度性约束。 第十章：福利国家的“矛盾三角” 探讨了美国和西欧福利模式在实践中的核心矛盾：即在维护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如何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缓解阶级紧张。本书认为，战后福利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地缘政治需求（即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与国内劳工运动妥协的产物，而非纯粹的社会正义诉求。这种“安全阀”的设计，有效地将阶级斗争转化为对社会福利的持续性谈判。 第十一章：大众文化的结构性生产 关注战后“消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个体政治能动性的重塑。通过对早期电视媒体和广告产业的研究，作者论证了大众文化如何成为一种“软性规训”工具，它通过提供替代性的、物质化的满足感，成功地将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结构性不平等转移到了个人消费能力的提升上。这种机制，成功地将潜在的政治异议“符号化”和“商品化”。 --- 学术价值与创新点 《历史的褶皱与知识的重塑》的突破性在于，它超越了将社会变迁视为单一因素（如经济基础或政治决策）驱动的还原论倾向。作者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强调了制度惯性、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以及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三者之间复杂的回溯性影响。 本书对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它迫使读者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基础——从官僚程序的效率到消费主义的吸引力——它们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的褶皱中被建构、被“重塑”出来的。这是一部对现代性构建过程进行深刻解剖的里程碑式著作。 本书适合人群： 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生，以及所有对现代西方社会结构根源抱有探究精神的读者。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朗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
为宾州州立大学的科学历史学教授 ，曾获颁爱德温．厄尔．史巴克斯（Edwin Earle Sparks）级荣誉 ，着有《心智无性别？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女性》（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暂译），以及《大自然的身体：现代科学起源中的性别》（Nature’s Body: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暂译）等书。
朗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
为宾州州立大学的科学历史学教授 ，曾获颁爱德温．厄尔．史巴克斯（Edwin Earle Sparks）级荣誉 ，着有《心智无性别？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女性》（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暂译），以及《大自然的身体：现代科学起源中的性别》（Nature’s Body: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暂译）等书。
图书目录
目 录
谢 辞
导 论
第一部分 科学社群内的女性
第一章 海芭夏的遗产
第二章 量度平等
第三章 导管论与科学养成教育
第二部分 科学文化中的性别
第四章 文化冲突
第五章 科学与私人生活
第三部分 物质科学中的性别
第六章 医 学
第七章 灵长动物学、考古学与人类的起源
第八章 生物学
第九章 物理学与数学
结论—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
附 录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谢 辞
导 论
第一部分 科学社群内的女性
第一章 海芭夏的遗产
第二章 量度平等
第三章 导管论与科学养成教育
第二部分 科学文化中的性别
第四章 文化冲突
第五章 科学与私人生活
第三部分 物质科学中的性别
第六章 医 学
第七章 灵长动物学、考古学与人类的起源
第八章 生物学
第九章 物理学与数学
结论—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
附 录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图书序言
序
本书远比我想像的难写许多。在此特别感谢曾费时带我走过各领域复杂难懂之处的所有学者。感谢Linda Fedigan，她不但给我许多灵长动物学上的重要修正意见，也让我对该领域内的女性地位有更深入的了解。感谢Scott Gilbert的幽默和乐观，引领我走过生物学中一些幽暗晦涩之处，要不是他，这些幽晦之处将神祕难解。感谢Amy Bug，让我在写第九章的结论时不至于失去勇气；感谢Catherine Kallin、Katherine Freese与Elizabeth Simmons邀请我到阿斯本物理研究中心（Aspen Center for Physics），我很享受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上的清新空气，也很开心能够直率地讨论物理学中的性别议题。感谢Catherine和她丈夫John Berlinsky亲切地帮我看过第九章，并提出几项重要的建议。感谢Adrienne Zihlman让我这个多半研究已逝者的历史学家重新体会到，与历史人物对话着实大有裨益；Adrienne也提供我许多有用的文件与观点。感谢Nancy Krieger修正了我对于医疗史的诠释，并提出其他珍贵的意见。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Mary Golladay，她不但亲切地回答我许多统计问题，还提供我大量的相关资讯。
感谢与我一起在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科学系所工作的同事，亲切和蔼地忍受我在访谈时探询他们的私人生活、职涯发展，还问出「女性在科学带来什么改变」这个当时措辞不甚精确的问题。后来这些访谈纪录成为一系列的广播节目，讨论科学中的女性与少数族群。另外，我也要感谢下列机构让我有机会和科学工作者讨论这些议题：巴尔的摩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中心（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in Baltimore）、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奥瑞冈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哥廷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Roy Porter和Everett Mendelsohn多年来对本研究计画的慷慨支持；十分感谢Ilse Costas与Regine Kollek，她们不但协助我掌握德国科学与性别研究的最新发展，在我1995年待在德国研究的那段时日也鼎力相助。在此也要谢谢Elke Kleinau帮我在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安排研究室，让我能在那里完成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德意志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硕博研究办事处所提供的研究资助。
感谢我的朋友与同事们，每当我告诉他们草稿已完成时总是知心会意地给我支持：Nancy Brown, Mary Pickering, Claudia Swan, Susan Squier, Gillian Hadfield, France Cordova, Amy Greenberg, Sandra Harding, Margaret Jacob, Joan Landes, Dorothy Nelkin, Bonnie Smith与Lindy Brigham。感谢我优秀的研究助理Anne Demo与Linda Lasalle。感谢我的编辑Elizabeth Knoll，以及她给的意见。
最后，感谢Robert Proctor给我源源不绝的爱、灵感与支持。
导论
女性主义为科学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在短短十年之前，谁想得到美国航太总署（NASA）的首席科学家会是位女性？谁想得到美国空军部长会是个女性工程教授？谁想得到《科学》月刊（Science）这个国家最重量级的科学期刊，会刊出一系列文章，辩论科学中的「女性风格」是否存在？而谁又会想得到，着名的巴黎科学研究院（Parisian Acadie des Sciences）曾经避而不论的玛丽．居礼（Marie Curie），其遗体会被移出、并重新葬于先贤祠（Panth中，和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与雨果（Victor Hugo）这些大人物一同长眠？1
科学内的性别议题一直广受各方学者关注，切入的观点亦十分多元。历史学家研究数百年来女科学家如何在各个刻意与女性保持距离的科学机构中过活；社会学家聚焦于女性如何取得科学生产工具；生物学家检视科学家研究女性的方式；文化批评论者探索关于阴柔气质与阳刚气质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认知；而哲学家与科学史学者则分析性别对于科学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影响。
我将在本书中摘要并分析这些纷杂的学术研究取向。当然，「求广」便难免失之于专精。但即便是专家，若能透过本书全盘检视并重新考量不同研究路线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找出既有的研究成果和亮点、并凸显出尚待回答的问题，那也不枉此书。在科学与性别的研究领域中，我也希望把科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从抽象的批判，导向更正面积极的作为，亦即探究女性主义至今已为科学带来哪些有益的改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问科学做错了什么，现在该来看看性别研究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新观点、新的研究计画，与议题的优先顺序。
性别与科学的文献散布在各个学术领域之中，且经常是以特定领域的惯用话语写成。虽然哲学家与科学历史学家把性别与科学列为专业领域，学术机构中也开始出现相关领域的职缺；然而，他们从史料中辛辛苦苦淬鍊出来的知识，在科学界内却罕为人知，有时甚至连高度关心此议题的科学家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料。当然，时间不足及实验室严酷的工作条件与要求显然都是原因；但更关键的是，这些文献有时不易理解，因其写作所使用的语言是人文学者在其专业领域中，为求发展所经常必须使用的高阶、晦涩的语言，有时候只有内行人才看得懂。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将本书视为一个翻译计画，希望能让多元背景及兴趣的读者明了科学中与女性地位及性别相关的重要议题。
科学家和其批评者之间的激辩经常有点孩子气，这些论辩很不幸地被称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s）；但当前的科学战争多少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在科学界中的成功。看到Paul Gross与Norman Levitt在《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书中声称「现在唯一广泛、明显的歧视，就是针对白人男性的歧视」时，我感到十分讶异，不过我更讶异的其实是我们之间的高度共识。女性主义者以及反对女性主义最力者皆同意，无论学术圈内外，女性都应享有公平的职涯发展机会。我们都同意，有一些女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已得到应有的平反。我们都认为：「直到不久之前，性别因素依然让科学史在记载时有所取舍，就社会层面而言，这是一种缺憾。」我们也一致认为，医学与行为科学界中有些「毫无根据的理论典范」一直都被当作贬抑女性的借口。正如Gross与Levitt所言：「这些都是毫无疑问且为一般人所认知的事情」，即使对政治保守分子来说也是如此。这些高度共识代表了女性所经历的重大变革：女性一直要到一百年前才得以进入欧美的大学求学，进研究所是更后来的事，而即使晚近如1950年，女性仍被告知没有申请升等生物化学的正教授一职的必要。若从这些共识来看，我们大家似乎都成了女性主义者。2
但有一点，我们之间仍有歧见：Gross与Levitt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们声称「至今还没有」女性主义者「在科学的本质」中找到性别歧视的「例子」。仍有歧见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Gross与Levitt只检视身为女性主义者的科学史学家与哲学家，而遗漏了科学家本身─许多科学家不但应用女性主义做研究，其成果对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也有长足的贡献。举例来说，将灵长动物学称为「女性主义科学」的，不是学术圈外人，而是灵长动物学家们自己。无论这个说法有无道理，女性主义观点的介入已根本地重塑了该领域的理论典范。动物学家们不再把非人类的雌性动物看成只会以性和生育换取保护与食物的温顺生物，而开始研究牠们对整个灵长动物社会的独特贡献。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女性主义亦为其他科学领域带来变革。
死巷
女性主义是一组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与人类其他的努力一样，它也遭遇过各种灾难与不幸、走入许多死巷─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就是个例子。自由女性主义长久以来就是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地区主要的女性主义形式，但它也遭逢了各种试炼与磨难。3现在还有谁不赞成女性应享有与男性相等的机会？若要贴标签，有谁不是自由女性主义者？
自从玛丽．沃尔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一书中大力主张男女平等之后，自由女性主义就激励并影响了一些保障女性在教育、薪资和工作机会上受到平等待遇的重大立法，其影响显而易见（如1963年的《薪资平等法》、1972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以及同年的《工作机会平等法》）。《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核心原则，也是希望能够强化女性取得专业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个积极性保障的行动教条后来饱受抨击。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状况下，女性和男性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他们便努力提供女性足够的技能与机会，让她们能够在男人的世界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此派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致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不觉得这些议题是「女性主义」。
然而，虽然自由女性主义十分善待女性，它却也带着大家走进了死巷。由于自由主义者希望能够把「男人」的权利延伸到女人身上，因此他们很容易忽视，甚至是完全拒斥性别差异的存在。他们会主张，女人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与男人完全相同；虽然只有女人会生小孩，不过分娩应该仅在週末或假期发生，不应干扰工作的节奏。自由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相同性与同化（assimilation）看作是平等唯一的基础，因此常会要求女人应该要和男人一样，无论是在文化上，或甚至是生物上─像美国陆军引进「弗雷切特系统」（Freshette System）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想像：那一根塑胶细管与漏斗型集尿器，正是为了让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站着上厕所。4
自由女性主义（又称「科学女性主义」、「女性实证主义」或「平等女性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一直希望能把女性加入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中，却未批判科学本身：在他们的假设中，女性应进入科学，但科学，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内容本身，都不需要改变以向女性靠拢。5
在198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发展所谓的「差异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展开双臂拥抱三个基本信念。首先，差异女性主义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强调相同 （不过差异女性主义并非过去的生物决定论，他们主张男女间的根本差异来自文化形塑的力量，而非难以撼动的天生差异）。差异女性主义也想要重新评估那些被社会贬抑的「阴柔」特质，像是主观、合作、感觉与同理心。这个女性主义新流派主张，如果女性要在科学中更为平等，就不该只有女人要改变，科学教育、课程、实验室、理论、优先顺序和研究计画，全部也都应有所改变。
差异女性主义的哲学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当时的主张就像德国作家Elise Oelsner所说的一样：「女人优越的天性」可以改革科学，能让知识不被用于权力的追逐，并转向追求更宽广的平等、自由与博爱。Oelsner并不认为阴柔特质只属于女人。对她来说，「永恆的阴柔」鼓舞了耶稣、柏拉图（Plato）、席勒（Schiller）与其他展现阴柔价值的男性─而且「那种能够征服世界的价值」，可以让人们「准备好自我牺牲、拥有温柔的心与奉献精神」。在现代也不乏类似的说法，像精神治疗师Bruno Bettelheim就主张，「女性的独特天赋」可以为科学带来珍贵的贡献。6
近来由于开始关注特定文化下的「女性化」特质，促使人们主张女性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如「照顾型」（Nel Noddings）、「整体观」（holism）（Hilary Rose）和「母性思考」（Sara Ruddick）─据称，这些特质都被主流的科学形式与实作所排除。Carol Gilligan认为，女人在做道德判断时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相对于抽象原则，她们更重视脉络与社群。在《女人的认知方式》（Women Ways of Knowing）这本重要着作中，Mary Belenky和她的同事则是主张，女性使用网络型知识、脉络性思考以及协作型论述，而比较不使用较重视客观、抽象规则与标准的「分离型」知识。7
差异女性主义的价值在于，它驳斥了「科学是性别中立」的说法；其实那些被指派给女性的价值，一直都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且这个性别不平等反而还被拿来当作建造知识生产体系与结构的砖石。不过差异女性主义也可能会对女性和科学有害，尤其在它被通俗化了之后，又更为危险。后现代主义者们，从Donna Haraway到Judith Butler皆曾指出，差异女性主义者太容易出现「普世女性」（universal women）的假设，彷彿有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女性形象存在。然而，自古至今无论是基于共同利益、背景、价值、行为，还是共同喜好，女性都从未建立起一个紧密相连的团体。世界上的女人们各自拥有多元的历史、需求以及抱负，因为她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倾向、世代与国家。8
另外，差异女性主义也倾向去浪漫化那些传统上被认定为阴柔的特质。确实，研究性别差异的历史建构过程，让我们得以理解科学家们究竟贬抑了哪些价值，而贬抑的原因何在；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在一个女性从属的文化中赞扬「女性化」或「女性的认知方式」，往往只是呈现文化霸权的另一面而已。换言之，差异女性主义其实并未颠覆任何传统的男女刻板印象。以现在人们最琅琅上口的「整体论」为例，其实这不但不是女性独有的特质，而且也无法带给她们什么帮助。举例来说，Katharine Hayles就指出，把非线性原则与混乱称作是「女性特质」（有时还会误认为是「女性主义」）并企图和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整合，完全无助于增加支持该理论的女性数量。9把所谓的阴柔特质当成批判工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釐清一些过去被误解或被忽视的自然层面，但我们却无法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全新型态的科学。10
另一条死巷，则是企图找到女人独有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同理心向来被看作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在1980年代中期，加州柏克莱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Thelma Rowell便主张，「雌性较能同理雌性」，且同理心已是个「被灵长类研究悄然接受的特性」。11像珍．古德（Jane Goodall）对于黑猩猩及研究对象的深厚同理心，就常被归因于她身为女性这点之上。一般认为，女性参与灵长类的学术研究颠覆了人们看待动物行为的方式：在1950年代之前，动物学家对于灵长类动物所知甚少；到了1950与1960年代，动物学家（多为日本男性）修正了研究方法，开始与猩猿们一起生活后，结果才得以发现黑猩猩懂得制作工具，并进而重新定义了人作为人类的意义。
Evelyn Fox Keller对细胞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的描写，被当成是证明女人有自己一套独特研究法的证据。虽然McClintock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Keller描绘McClintock「对生物的感觉」却激起了极大回响，让她成为「女性化」（feminine）、甚至是「女性主义」科学的经典形象。根据Keller的说法，McClintock和她的研究对象十分亲近，她会「倾听材料所告诉你的东西……让它来找你」。Keller笔下这种「对生物的感觉」，远比一般所理解的还要更为复杂；这种感觉是建立于对个体差异的体认之上，而不是出自于本质性的性别投射。12
Keller其实从未说过女人─作为一个人类群体─拥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确实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女科学家较男科学家更重视整体，也较难接受简化的分析原则。Linda Fedigan与Laurence Fedigan便支持这种论点，并指出：「整体而言，传统定义下的阴柔特质让女性更有毅力与耐性，她们较愿意等待材料自己说话，不会强迫它们给答案；而且她们也多半认为自己跟研究主体之间，属于彼此连结而非控制的关系。」13
Haraway曾指出，强调同理心的方法论主张只强化了情感╱客观二元论中阴柔的那一方，并未重塑整个关系。长久以来，女性就被认为比男性更亲近自然。据说Louis Leakey会把珍．古德送入田野，就是因为他相信女人特别有耐心，而且很敏锐。Leakey在1970年曾向人类学家Sarah Hrdy说：「你可以同时把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都送去教堂，但最后能够告诉你当时每个人穿着的会是那位女性。」14
纳入传统定义下的阴柔特质以改造科学，乍看之下似乎是个不错的尝试：这样可以迅速地创造出肯定生命的研究计画，并鼓励我们思考事情能够如何有所不同。但把善与美的特质贴到女性身上的企图，却不必要地疏远了对女性主义同理的男性。举例来说，Stephen Jay Gould就曾驳斥Keller以「对生物的感觉」描绘McClintock，他并强调，男科学家对研究对象也很有同理心，因此所谓的「女性主义」方法并非女性独有。15实际上，关于女人与「女性化」特质的简化刻板印象，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
当然，另类的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但那和生理性别或所谓的女性特质并不直接相关。有时候，即使使用一般的学术方法也能为女性主义带来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历史学家可以用标准的历史研究法来回答一个新的问题，像是使用史料分析、文本分析、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多重证据比对法；或者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去回答这个新问题。如果历史学家意图重现女性过去隐而难见的生命故事，但特定阶级的女性却未留下信件、日记或其他文字纪录时，历史学家可能就得寻找间接证据，像是法庭纪录，如此才可能一窥当时丝绸女工、酿酒女工、性工作者或助产士（midwives）的生活样貌。这些确实是让我们可以开始处理性别议题的新方法，但是它们是从多年在史料与文物中打滚的经验中所衍生出来的产物，而不是来自所谓的女性特质（feminine quality）。
对灵长动物学来说，也是如此。新方法让我们得以重新纳入过去一直被忽略的研究主体─像是女性或底层男性；但这些方法与典型的阴柔特质（或阳刚特质）没有特别关联。1970年代，Jeanne Altmann注意到代表性抽样的议题，不再只观察占据主宰地位且力量强大的个体，并试图让所有个体的观察时间相同。（在这之前，动物学家多使用「机会取样」，只记录引起他们注意的个体）。代表性抽样让灵长动物学家开始以事件发生的频率与持续的时间长短来评断该事件的重要程度。日常行为（如觅食、整理仪容或在自己的地盘闲晃以宣示主权）开始与较高戏剧张力的事件（如战斗和性交）一併纳入研究，使得人们能更细致、更平衡地检视灵长动物社群。16
抽样是量化研究的操作方式。有一些女性主义者会批评量化方法，认为量化的操作很容易遗漏、或遮掩了自然及社会经验中的混乱性质。不过在这个例子里，量化对于女性主义其实是好事，因为这种系统抽样的技术，让灵长动物学家可以记录雌性动物对于特定群体所作出的贡献。女性主义者应该要避免在未考量脉络的状况下，过度赞扬或批评特定的方法：太快拒斥量化研究方法，反而限制了研究者，无法从多种角度切入去蒐集与诠释资料。在许多其他科学领域中，如人文社会科学，量化与质化研究就能够相互补足。总而言之，历史建构出的性别差异，无法当作新的知识论基础，进而为我们带来新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事实上，无论是在实验室，抑或是在临床上，都不会有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式」或「女性」的研究方式。17追求那些从「神祕的阴柔气质」中所导出的陈腔滥调，丝毫无助于我们实现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目标。是时候抛弃女性科学是有同理心、支配欲低、重视环保或「对人友善」的想法，并开始转向分析工具了，因为那才是女性主义得以批判与改善科学研究的施力点。我并不是要拿这些工具建构一个特殊深奥的「女性主义」科学，而是希望能够把具批判性的性别意识带入年轻科学家的基本训练，以及实际的科学世界中。
女人做科学的方法会不同吗？
人们常常混用「女人」（women）、「性别」（gender）、「女性」（female）、「阴柔」（feminine）和「女性主义者」（feminist）这几个词汇。但其实这些词汇都各自有其不同的意涵。「女人」是指某个特定个人；「性别」指涉的是生理性别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包含男性与女性；「女性」是用来标明特定的生理性别；「阴柔」指的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女性理想上应展现的言谈举止，但也可能由男性展演；而「女性主义」指的则是特定的政治图像或政治议程。
1980年代，人们就一直热烈辩论着打造「女性主义科学」的可能性。当时的论点是：如果性别差异真的像历史学者与社会理论家所发现的那样，与文化脉络深深交织在一起，那么科学家的性别认同必然会影响科学内容。这些讨论后来到了1990年代被去政治化，还被改写成一个问句：「女人做科学的方法有不同吗？」就连有名的《科学》月刊都搭上这波流行，语带保留地问道：「科学中存在『女性风格』（female style）吗？」编辑群显然不想使用「女性主义」这个可怕的词汇，而决定强调「女性风格」，暗示这种科学方式与生理性别有关，而非一种政治想像。这种提问和当初激起差异女性主义的问题遥遥相应：当女人进入科学领域时，她们会不会带入她们独有的价值与优先顺序？当时有200位女性与30位男性填答了月刊的追踪问卷；而惊人的是，超过一半的填答者认为科学中确实有女性风格，只有四分之一回答「不存在」。当然，这些填答者本身就是一群高度自我筛选的群体。18
美国大众对女性主义满怀不信任，因此一直搞混了到底是谁（who）还是什么（what）可能让科学变得对女性更有益处。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女性主义还是个脏字眼，即使是支持女性工作平权的人也一样。19在科学社群内部更是如此，人们似乎较倾向于讨论「女性」，而非「女性主义」。这种排斥政治的做法带来了一种简化─而且不正确─的等式，好像出现女性科学家，就等于科学有所变革。但其实，许多进入科学领域的女人并没有想要颠覆整个体制。那些称唿自己为「爷们」的女性，甚至成为保守派中的重要分子（我有次还真的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性物理学家称唿自己为「爷们」，而且她很显然地并不是在嘲讽）。 研究机构一边打出少数几位资历亮眼的女科学家作为招牌，进而得到尊重，同时一边确保整个基础并未遭到挑战。在某些时候，这些主打的「女王蜂」们甚至还会拒绝栽培其他女性后进。
本书远比我想像的难写许多。在此特别感谢曾费时带我走过各领域复杂难懂之处的所有学者。感谢Linda Fedigan，她不但给我许多灵长动物学上的重要修正意见，也让我对该领域内的女性地位有更深入的了解。感谢Scott Gilbert的幽默和乐观，引领我走过生物学中一些幽暗晦涩之处，要不是他，这些幽晦之处将神祕难解。感谢Amy Bug，让我在写第九章的结论时不至于失去勇气；感谢Catherine Kallin、Katherine Freese与Elizabeth Simmons邀请我到阿斯本物理研究中心（Aspen Center for Physics），我很享受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上的清新空气，也很开心能够直率地讨论物理学中的性别议题。感谢Catherine和她丈夫John Berlinsky亲切地帮我看过第九章，并提出几项重要的建议。感谢Adrienne Zihlman让我这个多半研究已逝者的历史学家重新体会到，与历史人物对话着实大有裨益；Adrienne也提供我许多有用的文件与观点。感谢Nancy Krieger修正了我对于医疗史的诠释，并提出其他珍贵的意见。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Mary Golladay，她不但亲切地回答我许多统计问题，还提供我大量的相关资讯。
感谢与我一起在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科学系所工作的同事，亲切和蔼地忍受我在访谈时探询他们的私人生活、职涯发展，还问出「女性在科学带来什么改变」这个当时措辞不甚精确的问题。后来这些访谈纪录成为一系列的广播节目，讨论科学中的女性与少数族群。另外，我也要感谢下列机构让我有机会和科学工作者讨论这些议题：巴尔的摩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中心（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in Baltimore）、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奥瑞冈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哥廷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Roy Porter和Everett Mendelsohn多年来对本研究计画的慷慨支持；十分感谢Ilse Costas与Regine Kollek，她们不但协助我掌握德国科学与性别研究的最新发展，在我1995年待在德国研究的那段时日也鼎力相助。在此也要谢谢Elke Kleinau帮我在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安排研究室，让我能在那里完成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德意志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硕博研究办事处所提供的研究资助。
感谢我的朋友与同事们，每当我告诉他们草稿已完成时总是知心会意地给我支持：Nancy Brown, Mary Pickering, Claudia Swan, Susan Squier, Gillian Hadfield, France Cordova, Amy Greenberg, Sandra Harding, Margaret Jacob, Joan Landes, Dorothy Nelkin, Bonnie Smith与Lindy Brigham。感谢我优秀的研究助理Anne Demo与Linda Lasalle。感谢我的编辑Elizabeth Knoll，以及她给的意见。
最后，感谢Robert Proctor给我源源不绝的爱、灵感与支持。
导论
女性主义为科学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在短短十年之前，谁想得到美国航太总署（NASA）的首席科学家会是位女性？谁想得到美国空军部长会是个女性工程教授？谁想得到《科学》月刊（Science）这个国家最重量级的科学期刊，会刊出一系列文章，辩论科学中的「女性风格」是否存在？而谁又会想得到，着名的巴黎科学研究院（Parisian Acadie des Sciences）曾经避而不论的玛丽．居礼（Marie Curie），其遗体会被移出、并重新葬于先贤祠（Panth中，和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与雨果（Victor Hugo）这些大人物一同长眠？1
科学内的性别议题一直广受各方学者关注，切入的观点亦十分多元。历史学家研究数百年来女科学家如何在各个刻意与女性保持距离的科学机构中过活；社会学家聚焦于女性如何取得科学生产工具；生物学家检视科学家研究女性的方式；文化批评论者探索关于阴柔气质与阳刚气质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认知；而哲学家与科学史学者则分析性别对于科学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影响。
我将在本书中摘要并分析这些纷杂的学术研究取向。当然，「求广」便难免失之于专精。但即便是专家，若能透过本书全盘检视并重新考量不同研究路线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找出既有的研究成果和亮点、并凸显出尚待回答的问题，那也不枉此书。在科学与性别的研究领域中，我也希望把科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从抽象的批判，导向更正面积极的作为，亦即探究女性主义至今已为科学带来哪些有益的改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问科学做错了什么，现在该来看看性别研究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新观点、新的研究计画，与议题的优先顺序。
性别与科学的文献散布在各个学术领域之中，且经常是以特定领域的惯用话语写成。虽然哲学家与科学历史学家把性别与科学列为专业领域，学术机构中也开始出现相关领域的职缺；然而，他们从史料中辛辛苦苦淬鍊出来的知识，在科学界内却罕为人知，有时甚至连高度关心此议题的科学家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料。当然，时间不足及实验室严酷的工作条件与要求显然都是原因；但更关键的是，这些文献有时不易理解，因其写作所使用的语言是人文学者在其专业领域中，为求发展所经常必须使用的高阶、晦涩的语言，有时候只有内行人才看得懂。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将本书视为一个翻译计画，希望能让多元背景及兴趣的读者明了科学中与女性地位及性别相关的重要议题。
科学家和其批评者之间的激辩经常有点孩子气，这些论辩很不幸地被称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s）；但当前的科学战争多少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在科学界中的成功。看到Paul Gross与Norman Levitt在《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书中声称「现在唯一广泛、明显的歧视，就是针对白人男性的歧视」时，我感到十分讶异，不过我更讶异的其实是我们之间的高度共识。女性主义者以及反对女性主义最力者皆同意，无论学术圈内外，女性都应享有公平的职涯发展机会。我们都同意，有一些女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已得到应有的平反。我们都认为：「直到不久之前，性别因素依然让科学史在记载时有所取舍，就社会层面而言，这是一种缺憾。」我们也一致认为，医学与行为科学界中有些「毫无根据的理论典范」一直都被当作贬抑女性的借口。正如Gross与Levitt所言：「这些都是毫无疑问且为一般人所认知的事情」，即使对政治保守分子来说也是如此。这些高度共识代表了女性所经历的重大变革：女性一直要到一百年前才得以进入欧美的大学求学，进研究所是更后来的事，而即使晚近如1950年，女性仍被告知没有申请升等生物化学的正教授一职的必要。若从这些共识来看，我们大家似乎都成了女性主义者。2
但有一点，我们之间仍有歧见：Gross与Levitt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们声称「至今还没有」女性主义者「在科学的本质」中找到性别歧视的「例子」。仍有歧见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Gross与Levitt只检视身为女性主义者的科学史学家与哲学家，而遗漏了科学家本身─许多科学家不但应用女性主义做研究，其成果对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也有长足的贡献。举例来说，将灵长动物学称为「女性主义科学」的，不是学术圈外人，而是灵长动物学家们自己。无论这个说法有无道理，女性主义观点的介入已根本地重塑了该领域的理论典范。动物学家们不再把非人类的雌性动物看成只会以性和生育换取保护与食物的温顺生物，而开始研究牠们对整个灵长动物社会的独特贡献。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女性主义亦为其他科学领域带来变革。
死巷
女性主义是一组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与人类其他的努力一样，它也遭遇过各种灾难与不幸、走入许多死巷─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就是个例子。自由女性主义长久以来就是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地区主要的女性主义形式，但它也遭逢了各种试炼与磨难。3现在还有谁不赞成女性应享有与男性相等的机会？若要贴标签，有谁不是自由女性主义者？
自从玛丽．沃尔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一书中大力主张男女平等之后，自由女性主义就激励并影响了一些保障女性在教育、薪资和工作机会上受到平等待遇的重大立法，其影响显而易见（如1963年的《薪资平等法》、1972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以及同年的《工作机会平等法》）。《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核心原则，也是希望能够强化女性取得专业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个积极性保障的行动教条后来饱受抨击。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状况下，女性和男性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他们便努力提供女性足够的技能与机会，让她们能够在男人的世界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此派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致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不觉得这些议题是「女性主义」。
然而，虽然自由女性主义十分善待女性，它却也带着大家走进了死巷。由于自由主义者希望能够把「男人」的权利延伸到女人身上，因此他们很容易忽视，甚至是完全拒斥性别差异的存在。他们会主张，女人思考和行为的方式与男人完全相同；虽然只有女人会生小孩，不过分娩应该仅在週末或假期发生，不应干扰工作的节奏。自由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相同性与同化（assimilation）看作是平等唯一的基础，因此常会要求女人应该要和男人一样，无论是在文化上，或甚至是生物上─像美国陆军引进「弗雷切特系统」（Freshette System）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想像：那一根塑胶细管与漏斗型集尿器，正是为了让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站着上厕所。4
自由女性主义（又称「科学女性主义」、「女性实证主义」或「平等女性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一直希望能把女性加入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中，却未批判科学本身：在他们的假设中，女性应进入科学，但科学，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内容本身，都不需要改变以向女性靠拢。5
在198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发展所谓的「差异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展开双臂拥抱三个基本信念。首先，差异女性主义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强调相同 （不过差异女性主义并非过去的生物决定论，他们主张男女间的根本差异来自文化形塑的力量，而非难以撼动的天生差异）。差异女性主义也想要重新评估那些被社会贬抑的「阴柔」特质，像是主观、合作、感觉与同理心。这个女性主义新流派主张，如果女性要在科学中更为平等，就不该只有女人要改变，科学教育、课程、实验室、理论、优先顺序和研究计画，全部也都应有所改变。
差异女性主义的哲学根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当时的主张就像德国作家Elise Oelsner所说的一样：「女人优越的天性」可以改革科学，能让知识不被用于权力的追逐，并转向追求更宽广的平等、自由与博爱。Oelsner并不认为阴柔特质只属于女人。对她来说，「永恆的阴柔」鼓舞了耶稣、柏拉图（Plato）、席勒（Schiller）与其他展现阴柔价值的男性─而且「那种能够征服世界的价值」，可以让人们「准备好自我牺牲、拥有温柔的心与奉献精神」。在现代也不乏类似的说法，像精神治疗师Bruno Bettelheim就主张，「女性的独特天赋」可以为科学带来珍贵的贡献。6
近来由于开始关注特定文化下的「女性化」特质，促使人们主张女性有独特的「认知方式」，如「照顾型」（Nel Noddings）、「整体观」（holism）（Hilary Rose）和「母性思考」（Sara Ruddick）─据称，这些特质都被主流的科学形式与实作所排除。Carol Gilligan认为，女人在做道德判断时会有「不同的声音」，因为相对于抽象原则，她们更重视脉络与社群。在《女人的认知方式》（Women Ways of Knowing）这本重要着作中，Mary Belenky和她的同事则是主张，女性使用网络型知识、脉络性思考以及协作型论述，而比较不使用较重视客观、抽象规则与标准的「分离型」知识。7
差异女性主义的价值在于，它驳斥了「科学是性别中立」的说法；其实那些被指派给女性的价值，一直都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且这个性别不平等反而还被拿来当作建造知识生产体系与结构的砖石。不过差异女性主义也可能会对女性和科学有害，尤其在它被通俗化了之后，又更为危险。后现代主义者们，从Donna Haraway到Judith Butler皆曾指出，差异女性主义者太容易出现「普世女性」（universal women）的假设，彷彿有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女性形象存在。然而，自古至今无论是基于共同利益、背景、价值、行为，还是共同喜好，女性都从未建立起一个紧密相连的团体。世界上的女人们各自拥有多元的历史、需求以及抱负，因为她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倾向、世代与国家。8
另外，差异女性主义也倾向去浪漫化那些传统上被认定为阴柔的特质。确实，研究性别差异的历史建构过程，让我们得以理解科学家们究竟贬抑了哪些价值，而贬抑的原因何在；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在一个女性从属的文化中赞扬「女性化」或「女性的认知方式」，往往只是呈现文化霸权的另一面而已。换言之，差异女性主义其实并未颠覆任何传统的男女刻板印象。以现在人们最琅琅上口的「整体论」为例，其实这不但不是女性独有的特质，而且也无法带给她们什么帮助。举例来说，Katharine Hayles就指出，把非线性原则与混乱称作是「女性特质」（有时还会误认为是「女性主义」）并企图和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整合，完全无助于增加支持该理论的女性数量。9把所谓的阴柔特质当成批判工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釐清一些过去被误解或被忽视的自然层面，但我们却无法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全新型态的科学。10
另一条死巷，则是企图找到女人独有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同理心向来被看作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在1980年代中期，加州柏克莱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Thelma Rowell便主张，「雌性较能同理雌性」，且同理心已是个「被灵长类研究悄然接受的特性」。11像珍．古德（Jane Goodall）对于黑猩猩及研究对象的深厚同理心，就常被归因于她身为女性这点之上。一般认为，女性参与灵长类的学术研究颠覆了人们看待动物行为的方式：在1950年代之前，动物学家对于灵长类动物所知甚少；到了1950与1960年代，动物学家（多为日本男性）修正了研究方法，开始与猩猿们一起生活后，结果才得以发现黑猩猩懂得制作工具，并进而重新定义了人作为人类的意义。
Evelyn Fox Keller对细胞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的描写，被当成是证明女人有自己一套独特研究法的证据。虽然McClintock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Keller描绘McClintock「对生物的感觉」却激起了极大回响，让她成为「女性化」（feminine）、甚至是「女性主义」科学的经典形象。根据Keller的说法，McClintock和她的研究对象十分亲近，她会「倾听材料所告诉你的东西……让它来找你」。Keller笔下这种「对生物的感觉」，远比一般所理解的还要更为复杂；这种感觉是建立于对个体差异的体认之上，而不是出自于本质性的性别投射。12
Keller其实从未说过女人─作为一个人类群体─拥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确实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女科学家较男科学家更重视整体，也较难接受简化的分析原则。Linda Fedigan与Laurence Fedigan便支持这种论点，并指出：「整体而言，传统定义下的阴柔特质让女性更有毅力与耐性，她们较愿意等待材料自己说话，不会强迫它们给答案；而且她们也多半认为自己跟研究主体之间，属于彼此连结而非控制的关系。」13
Haraway曾指出，强调同理心的方法论主张只强化了情感╱客观二元论中阴柔的那一方，并未重塑整个关系。长久以来，女性就被认为比男性更亲近自然。据说Louis Leakey会把珍．古德送入田野，就是因为他相信女人特别有耐心，而且很敏锐。Leakey在1970年曾向人类学家Sarah Hrdy说：「你可以同时把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都送去教堂，但最后能够告诉你当时每个人穿着的会是那位女性。」14
纳入传统定义下的阴柔特质以改造科学，乍看之下似乎是个不错的尝试：这样可以迅速地创造出肯定生命的研究计画，并鼓励我们思考事情能够如何有所不同。但把善与美的特质贴到女性身上的企图，却不必要地疏远了对女性主义同理的男性。举例来说，Stephen Jay Gould就曾驳斥Keller以「对生物的感觉」描绘McClintock，他并强调，男科学家对研究对象也很有同理心，因此所谓的「女性主义」方法并非女性独有。15实际上，关于女人与「女性化」特质的简化刻板印象，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
当然，另类的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但那和生理性别或所谓的女性特质并不直接相关。有时候，即使使用一般的学术方法也能为女性主义带来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历史学家可以用标准的历史研究法来回答一个新的问题，像是使用史料分析、文本分析、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多重证据比对法；或者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去回答这个新问题。如果历史学家意图重现女性过去隐而难见的生命故事，但特定阶级的女性却未留下信件、日记或其他文字纪录时，历史学家可能就得寻找间接证据，像是法庭纪录，如此才可能一窥当时丝绸女工、酿酒女工、性工作者或助产士（midwives）的生活样貌。这些确实是让我们可以开始处理性别议题的新方法，但是它们是从多年在史料与文物中打滚的经验中所衍生出来的产物，而不是来自所谓的女性特质（feminine quality）。
对灵长动物学来说，也是如此。新方法让我们得以重新纳入过去一直被忽略的研究主体─像是女性或底层男性；但这些方法与典型的阴柔特质（或阳刚特质）没有特别关联。1970年代，Jeanne Altmann注意到代表性抽样的议题，不再只观察占据主宰地位且力量强大的个体，并试图让所有个体的观察时间相同。（在这之前，动物学家多使用「机会取样」，只记录引起他们注意的个体）。代表性抽样让灵长动物学家开始以事件发生的频率与持续的时间长短来评断该事件的重要程度。日常行为（如觅食、整理仪容或在自己的地盘闲晃以宣示主权）开始与较高戏剧张力的事件（如战斗和性交）一併纳入研究，使得人们能更细致、更平衡地检视灵长动物社群。16
抽样是量化研究的操作方式。有一些女性主义者会批评量化方法，认为量化的操作很容易遗漏、或遮掩了自然及社会经验中的混乱性质。不过在这个例子里，量化对于女性主义其实是好事，因为这种系统抽样的技术，让灵长动物学家可以记录雌性动物对于特定群体所作出的贡献。女性主义者应该要避免在未考量脉络的状况下，过度赞扬或批评特定的方法：太快拒斥量化研究方法，反而限制了研究者，无法从多种角度切入去蒐集与诠释资料。在许多其他科学领域中，如人文社会科学，量化与质化研究就能够相互补足。总而言之，历史建构出的性别差异，无法当作新的知识论基础，进而为我们带来新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事实上，无论是在实验室，抑或是在临床上，都不会有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式」或「女性」的研究方式。17追求那些从「神祕的阴柔气质」中所导出的陈腔滥调，丝毫无助于我们实现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目标。是时候抛弃女性科学是有同理心、支配欲低、重视环保或「对人友善」的想法，并开始转向分析工具了，因为那才是女性主义得以批判与改善科学研究的施力点。我并不是要拿这些工具建构一个特殊深奥的「女性主义」科学，而是希望能够把具批判性的性别意识带入年轻科学家的基本训练，以及实际的科学世界中。
女人做科学的方法会不同吗？
人们常常混用「女人」（women）、「性别」（gender）、「女性」（female）、「阴柔」（feminine）和「女性主义者」（feminist）这几个词汇。但其实这些词汇都各自有其不同的意涵。「女人」是指某个特定个人；「性别」指涉的是生理性别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包含男性与女性；「女性」是用来标明特定的生理性别；「阴柔」指的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女性理想上应展现的言谈举止，但也可能由男性展演；而「女性主义」指的则是特定的政治图像或政治议程。
1980年代，人们就一直热烈辩论着打造「女性主义科学」的可能性。当时的论点是：如果性别差异真的像历史学者与社会理论家所发现的那样，与文化脉络深深交织在一起，那么科学家的性别认同必然会影响科学内容。这些讨论后来到了1990年代被去政治化，还被改写成一个问句：「女人做科学的方法有不同吗？」就连有名的《科学》月刊都搭上这波流行，语带保留地问道：「科学中存在『女性风格』（female style）吗？」编辑群显然不想使用「女性主义」这个可怕的词汇，而决定强调「女性风格」，暗示这种科学方式与生理性别有关，而非一种政治想像。这种提问和当初激起差异女性主义的问题遥遥相应：当女人进入科学领域时，她们会不会带入她们独有的价值与优先顺序？当时有200位女性与30位男性填答了月刊的追踪问卷；而惊人的是，超过一半的填答者认为科学中确实有女性风格，只有四分之一回答「不存在」。当然，这些填答者本身就是一群高度自我筛选的群体。18
美国大众对女性主义满怀不信任，因此一直搞混了到底是谁（who）还是什么（what）可能让科学变得对女性更有益处。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女性主义还是个脏字眼，即使是支持女性工作平权的人也一样。19在科学社群内部更是如此，人们似乎较倾向于讨论「女性」，而非「女性主义」。这种排斥政治的做法带来了一种简化─而且不正确─的等式，好像出现女性科学家，就等于科学有所变革。但其实，许多进入科学领域的女人并没有想要颠覆整个体制。那些称唿自己为「爷们」的女性，甚至成为保守派中的重要分子（我有次还真的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性物理学家称唿自己为「爷们」，而且她很显然地并不是在嘲讽）。 研究机构一边打出少数几位资历亮眼的女科学家作为招牌，进而得到尊重，同时一边确保整个基础并未遭到挑战。在某些时候，这些主打的「女王蜂」们甚至还会拒绝栽培其他女性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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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让我立刻联想到科学界长期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女性科学家职业发展中的障碍。我猜测，书中可能会详细阐述女性主义思潮如何一步步挑战了这些不平等的现象。我期待书中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统计数字，而是深入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如何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议题设置、研究方法、甚至是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比如，是否因为女性主义的关注，一些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健康问题得到了更好的研究？是否在社会科学领域，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我特别好奇，书中是否会探讨女性主义对科学研究伦理的影响，比如在研究设计中如何避免性别偏见，在成果发布时如何公正地认可女性科学家的贡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展现出女性主义如何不仅为女性科学家创造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何丰富和拓展了科学的视野，使其更加全面、深刻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评分当我看到《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这个书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究竟是关于历史的梳理，还是关于当下的反思？我猜想，书中可能会从历史上女性科学家遭受的种种不公讲起，比如她们的成果被窃取，她们的声音被压制，她们的职业发展受到诸多阻碍。然后，可能会循序渐进地分析，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些现象是如何逐渐得到改善的。但更吸引我的是，书中是否会探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科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有何不同？是否女性主义的介入，让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比如，在医学领域，是否因为女性的参与，对女性特有的疾病和生理现象的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或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女性主义是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我更期待的是，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证明女性主义对科学产生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数据上的统计，更是思想上的解放，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学术生态上的重塑。我希望它能够有力地回应那个“了吗？”的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甚至激发出读者对科学与性别关系的更深入思考。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立刻勾起了我长久以来对科学界性别不平等的关注。我一直好奇，女性主义的思潮，那些关于打破刻板印象、挑战父权结构、倡导多元化视角的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渗透进了科学研究的土壤，又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变化。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探讨，女性主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更是如何在实际的科研选题、方法论、成果解读，甚至是学术界的权力分配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是否一些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因为女性科学家的声音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是否在研究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被揭示和修正，从而使科学结论更加客观和全面？我尤其想知道，那些在科学前沿摸索的女性，她们的经历和贡献，如何被主流科学界所认可，又如何反过来重塑了科学本身的面貌。这本书或许能为我提供一个理解科学发展背后更深层社会动力的视角，让我看到，科学并非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真空地带，而是与性别、权力、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产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出，女性主义并非仅仅是“争取权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推动科学进步、使其更加包容和公正的强大驱动力，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评分《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这个书名，给我一种强烈的探索感，仿佛这本书将带领我潜入科学研究的深层肌理，去探寻那股由女性主义驱动的变革力量。我好奇作者会如何界定“改变”，是数量上的女性科学家增加，还是研究方向的拓展，抑或是思维范式的转型？我猜想，书中可能会引用大量的研究数据和案例，来佐证女性主义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也许会聚焦于某些关键的学科，比如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技术领域，来分析女性主义的介入如何重塑了这些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路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书中是否会探讨女性主义对科学方法的批判和重构。例如，传统的科学研究是否过于强调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忽视了主观性、情境性和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女性主义是否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研究范式，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世界？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挑战我对科学的固有认知，让我看到，科学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的革新。
评分《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被一种对科学界深层变革的探求所吸引。我好奇书中会如何描绘“改变”的轨迹，是从历史的长河中追溯女性科学家们不懈的抗争，还是聚焦于当下女性主义思潮如何渗透并重塑科学的方方面面？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论证女性主义是否真的在科学的“基因”中植入了新的元素，是否改变了科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比如，是否在研究中，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情境化、多元化的视角，而非过去那种一元化的、普适性的解释？是否在一些曾经被视为“中立”的领域，女性主义的介入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性别偏见，从而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突破？我更想知道，女性主义带来的改变，是否也体现在科学的社会责任感上，是否让科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福祉？我期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理解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最终认识到，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科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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