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读者的话 这本《马基维利语录》不是马基维利思想的概要,而是摘录。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不全部翻译出来,为什么选择了既不是概要,也不是解说,而是摘录这种方式。
第一个理由是:尼可罗‧马基维利与我以前描写的男人和女人,虽然在历史人物这点上有共通之处,但是在一件事上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文艺复兴的女性》、西撒‧博尔吉亚和《上帝的代理人》中出现的四位教皇,以及在《海都物语》里出现后又消失的男人,可以说决定性的不同点,就在于他留下了作品。
前面提到的人,虽然写了诗歌、书信以及公文一类的东西,但是,写作这件事对这些人和马基维利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马基维利来说,写作,就是人生的见证。虽然说因为失业而不得不写作,写出来的东西也只好成为人生的见证。但是,一旦写作成为人生,在气魄上当然就会有所不同。
我在《我的朋友马基维利》一书中描写的正是这样的人物。
然而,我想写他,并不只是由于对他的生涯和思想抱有极大的兴趣,还因为我想写文艺复兴时期义大利代表性的城市国家。既然在《海都物语》里写了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剩下的该是佛罗伦斯共和国了。再说,我认为马基维利是非常适合描写佛罗伦斯共和国的素材。
虽然如此,他的一生只不过六十岁,这与延续了一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相比是短暂的;而要将繁盛了三百年的佛罗伦斯共和国全部历史写出来也是不够的。我常想,佛罗伦斯共和国的历史可分三个部分描写:一是兴盛期,可以写但丁与他那个时代;二是全盛期,可以柯西莫‧麦迪奇为中心加以描写;三是衰退期,可以写马基维利的生涯。前面两个部分,将来总会有人去写吧!人一生什么都做的话,时间太不够用了。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那你是明知道不足够而偏要去写的啦?对此,我只能回答说:不,不是这样!
曾经是兴盛的要因会变成衰退的要因。如果我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只写衰退期也未必是不足够;至少比只写兴盛期更有利于掌握整体形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尽管是衰退期,但有些部分还需要追溯到以前。因此,不能不将整体的情况放进视野里。如果将整体放进视野,就可以抓住该民族固有的精神,而且,我认为这种精神就是「要因」。
马基维利的一生对这样考虑的我来说,是有足够的素材的。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马基维利不仅是个素材,而且是留下了作品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的「人生见证」流传到了今天,而且被当作古代经典,在现代仍然保持其价值。所以,只是追溯他的生涯,就他本身也行不通。我在决定写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这样的问题苦恼着,那就是:如何才能一边将他的一生和思想并存,一边与佛罗伦斯共和国的衰落结合起来进行写作呢?
结果,我最后的决定是将两者分开。在《我的朋友马基维利》中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对他生活时代的佛罗伦斯作一描写的素材。然而,我还想写他的思想根源,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仍富有独创性?因为不涉及这个问题,不但无法写他何以是「历史性」、「戏剧性」、「悲剧性」般的存在,对于亦可评为「历史性」、「戏剧性」、「悲剧性」的佛罗伦斯共和国的衰败情况,一样是无法下笔。
既然将两者分开来了,那么就要考虑分离后留下的思想怎样去写。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能沿袭向来在研究学者之间的权威作法,也就是解释马基维利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牢牢记住了马基维利写过的一段话。原文(收录在《君主论》第十五章)如下:sendo l'intento mio scrivere cosa utile a chi la intende...(我写在这里的目的,在于写出对这样的事情给予关心和想要理解的人实际上能发挥作用的东西。)
毫无疑问的,在马基维利脑子里的对象是他生活的十六世纪初叶的佛罗伦斯人,或是即使范围更大也只不过是同时代的义大利人。
然而,真正的古典作品应该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超越时代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会想:对于五百年后的「想要关心和理解这种事情」的现代人,是否也「实际上能发挥作用」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如果只有这个问题,我会说只须去阅读他的《君主论》与《李维罗马史论》。虽然并不是全部的马基维利着作都有日文译本,但这两本是代表作,只要好好阅读这两部作品,几乎就可以掌握马基维利的全盘思想。
但是,不仅是他的生涯,在他的思想方面,我也想把横隔在他和五百年后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清除掉,希望读者也能体会作品在当时洋溢的生机。
对于抱有这种愿望的我来说,如果不把人们为什么对古典作品敬而远之这个问题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进行。
为什么会对古典作品敬而远之呢?
依我个人浅学之见,原因似乎在于附在正文里庞大的「註解」。可是不详细阅读註解,又无法充分理解文章的内容,因此感到很麻烦。特别是马基维利,因为他是採用了一边引用具体的实际例子、一边进行论述的方法,所以,如果不明白那些具体的事情和人物,论述方面就无法理解。在译文中的大量註解,正是对那些事情和人物所作的解释。但是,在他的手稿和他去世后五年出版的第一版书里,却没有任何的「註解」。
那是当然的。因为马基维利一边把不需要作「註解」的事情和人物引用为例、一边进行论述。所以只要是和他同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马基维利正是借由引用这样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他在《李维罗马史论》中用作「教材」的李维《罗马史》,对于当时的西欧人来说,就像司马迁的《史记》对于从前的日本人那样熟悉。
所以,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马基维利是生于现代的日本,在写《君主论》时引用的人物,一定会是圣德太子和秦始皇,以及中曾根康弘、竹下登、雷根、戈巴契夫、柴契尔夫人等等,对于这样的人物,难道还需要作「註解」吗?
我想说,这种条件的差异,不只限于日本人,对于现代的西欧人也是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圣德太子和成吉思汗对于我们是不需要作特别「註解」的人物。同样的,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对于现代的欧洲人,即使是没有接受过特别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会不知道。现在出版的《马基维利全集》里也几乎没有「註解」这类东西。义大利语版的,也就是正版原着中的註解,只是将某些古代用语改成现代语言的表达形式。即使是英语版和法语版,也不过是简单的义大利历史常识而已。
总而言之,不仅是十六世纪当时的义大利人,就连现代的西欧人,也不用受庞大註解的干扰就能轻易地接触马基维利的思想,而且能表示赞同或不赞同的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中引用的都是些不用敬而远之、众所周知的人和事物。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五百年间,在西欧,马基维利派和非马基维利派之间的争论从未间断过。论争的活跃,说明古代产物仍具有生命力。
于是我决定去掉「註解」。
另外,由于即使是对于西欧人是众所周知的事物,但对于与他们不是同一个文化圈的我们却不一定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把没有註解就无法理解的、马基维利所引用的具体例证也删掉。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马基维利的思想,以较为容易理解的方式,提供给他认为应该提供的现代人。所以这部《马基维利语录》是他「人生见证」的精华。这是否适合现代人,我并没有考虑,我只是想将精华抽出来。我个人的主观是考虑哪些是其真髓,其他的就不管了。
另外,从《论战争与艺术》中摘录的次数比较少,我想马基维利对此是会同意的。因为他曾经这样写道:过去和今天差距最大的是关于战争的部分。只是这个部分,即使在古代是非常有效的,但在今天往往有许多内容没有採纳的价值,因为那是受技术进步影响最大的领域。
马基维利生前可以看到的自着印刷本只有这本《论战争艺术》。据说这部着作比《君主论》和《李维罗马史论》更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尽管如此,在五百年后的今天,用不着伯特兰‧罗素的认同,大家都公认他的代表作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君主论》和《李维罗马史论》。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越是被时代接受的东西、越容易落后于时代的一个例子吧!
基于这样的理由,这本《语录》主要摘录于《君主论》和《李维罗马史论》。
我在分析马基维利的思想时,之所以不是进行「解说」,而是选择了「摘录」的方式,除了上述的理由,另外,这也是我在研究了五百年来对马基维利的思想赞同与否定的两种对立观点后作出的结论。
批评马基维利的人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那是违背人伦的东西。
另一方面,为马基维利辩护的人又是怎样的观点呢?他们主张看一下马基维利那个时代的佛罗伦斯和义大利的实际情况。这其实是不得已的结论!
我在写《我的朋友马基维利》时也曾困惑该如何处理后世对马基维利思想的看法,最后我决定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都无碍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基维利的意图。所谓「违背人伦,对于良好的基督教徒是有害的思想」,这是批评派的意见。尽管我不属于这个派别,但也只能回答说:哦!是这样吧!
但是马基维利说过:所谓政治,有时不得不做违背人伦的事情。他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要将政治和伦理明确地区别开来。否定这种观点,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所以,不选择马基维利式的政治观点,当然就是持否定态度的了。
不过,我也不赞同所谓辩护派的观点。辩护派认为:马基维利之所以产生那种思想,是因为他生于那种时代。这种观点隐藏着他们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漏洞,那就是:越是强调马基维利生活时代的特殊性,就越否定他思想的普遍性。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就不能说马基维利的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超越时代了。也就是说,辩护派打算为他所作的辩护却成了对他的否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马基维利的着作成为世界名着之一,被列入人类智慧系谱,原因是什么呢?
对思想的评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归根究底还是反映出评论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既然这样,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直接接触马基维利的思想而要透过第三者呢?尽管他们是研究学者。我认为唯有不透过这类过泸,直接面对马基维利的思想,即使是反对他的,也会从中得到莫大的收获,不是吗?
就像某书评家指出在《我的朋友马基维利》中,我採取的是既不批评他、也不为他辩护的态度一样。在这本《语录》中,我用的还是相同的作法。
在日本,曾经也有人想将马基维利的思想,不用全本译文或解说的方式,而是以日本人容易亲近的形式作介绍。这是我从佐佐木毅着的《马基维利》(讲谈社)书中知道的,这个人的名字叫森鸥外。那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情。鸥外先生在题为《人主策》一书中陈述了为什么他明知道《君主论》已经有两种日语翻译版本,却还要重新用概要的形式进行写作的理由:「马基维利的《人主策》虽然已经成为一本小册子,但文章迂曲,证例冗长,不可称为易读之书。吾曾在阅读之时摘要抄下。」看到这段话,我不禁笑出声来,心想:鸥外先生读到了笨拙的翻译!
摆在我面前的是义大利语的原文。现代义大利文豪莫拉维亚在文章中曾这样指出:只是读一次,就感到马基维利文章所蕴藏的力量,就像运动员的肌肉运动虽然隐藏在皮肤底下,但仍能被人们感觉到一样。而要将这样的文体简括成我的文体,我无论如何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选择摘录这种方法时有这样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读者也能体会到马基维利毫不「迂曲」的文体给予的快感;而且摘录精华的方式,绝对不会被人说是「证例冗长」。
然而,即使成功地将他「真实的声音」呈现于读者面前,仅仅这样还不能说我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因为马基维利本人说,他的目的是要写实际有用的东西。
所以,读者们,我在此有个请求。
我想听听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些地方。认同和不认同都没有关系,即使是深受马基维利影响的我,也有些地方是和他持不同意见的。
说不定,我相信最想知道你们的,其实是现在人在地狱因为他曾经说过天堂里都是无趣的人,所以应该是在地狱正与历史上伟人们交谈的马基维利本人。
顺便提一下,我用来为翻译的原着是现代最有信誉的版本,也就是1960年出版的「菲尔德里尼利版」。另外,我还想说句也许是多余的话,菲尔德里尼利公司在义大利是有很高评价的左翼出版社。
请不要说因为在谈论政治,就联想到在国会和县政府里进行的那种政治。虽然那也叫作政治,但遗憾的是在那种地方进行的政治,不过是狭义的政治罢了。而真正的政治应该是更广泛的。具体地说,是能够更加公正、有效地发挥力量的一种技巧。正因为如此,古代希腊人比起经济人更看重政治人。历史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民族的兴亡总是始于经济的强大,然后达到政治的成熟。也就是说,政治是值得人们竭尽智慧作为的一种艺术。
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基维利也曾经想将自己的人生赌在政治上。我也认为,现代人所追求的应该是这种政治。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西欧人对于「君主」的原词“Principe”的理解,这个词在现代也常用于指创始人、领袖以及领导者。而「国家」一词也是根据不同场合,有时可译为共同体或组织等。
塩野七生
1988年春于佛罗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