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评 据说,纸是在西元105年,由一位名叫蔡伦的宦官,在中国洛阳供职时发明的。蔡伦以桑树的树皮和植物的纤维研磨成浆,然后将其晒干、铺成片状。纸的成本低廉、携带方便,而且可供印刷;它重量轻盈、可吸收墨水,而且质地强韧。在随后几百年间,纸已经取代了竹简和丝帛,成为中国书写文字的载体。
将近两千年以后的今日,每年都有超过四亿吨的纸张和纸板、报纸、大型纸箱和小香菸纸卷、墙上的广告传单和书籍被生产制造出来。本书作者孟洛对于这样精疲力竭的一一详述这五花八门的种类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对纸的用途里,最重要的一种创发:纸钞,也同样没有详述的兴趣。他宣称说:「历史上最有激励振奋作用的思想理念,已经搭上(纸)表面这班便车了,」实际上等于是将前述这些可堪写成专书的各种功能,只当成是陪衬的细节。
孟洛的焦点摆在他知之甚详的中国。当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还在石碑上铭刻、在羊皮卷上写字时,中国的读书人已经在运用纸张了。到了西元四世纪时,中国成了一个纸张的文明,而佛教则成为第一个将经典书写在纸张上,以向人们传教的宗教运动。随着佛教传播到高丽(今韩国)与日本,造纸术同样也传到这些地方。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在751年的怛罗斯之役以后,开始了它向西方传递的过程;中国的军队在此役中,遭到阿拉伯阿巴斯的军队击败。中国的俘虏教导阿拉伯人造纸技术,到了795年时,巴格达有了一座造纸厂。在九世纪时,《古兰经》一般已经以纸张传抄,而不是写在羊皮卷上了。
在欧洲,纸张的运用随着1439年古腾堡发明活版印刷术而有了大幅跃进;印刷机成了强大的马达引擎,造就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各种文化思想、宗教和科学革命。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是第一本畅销书籍。人权的概念透过书籍传播;大众传播借由报纸而得以达成。活版印刷术的发明,更加证明了蔡伦在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这使得孟洛得以在本书里主张,纸的发明比起诸如电力、盘尼西林、玻璃或内燃机之类的创发,来得更加重要。
从纸钞到盥洗室使用的厕纸(中国自八世纪开始使用),纸张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也使得理念思想的传播更为便利。它的用处在这部历史当中,更值得大书特书。另外一方面,电脑和网路的出现,构成了纸张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像孟洛这样优雅追索纸的大历史的书籍,终有一天会成为明日的陈迹。
导读(节录) 二○○八年北京奥运,中国重回世界舞台,迫不及待且雄心壮志地向全球展现自身文化,令人目眩神迷的文房四宝、竹简论语与舞动的卷轴展演的,不仅是一个崇尚书写与纸张的历史文明,更隐晦地指出此文明自竹简迈向纸张的轨迹。纸张作为书写的平面与文字的载体,在数位发达的今日,显得有些过时甚至岌岌可危。然而也拜科技之赐,这个围绕纸张发展的文明及纸张本身,才能被展演至全世界的观众面前。这样一个拗口迂回的逻辑,与此番展演所联系的历史、文明与全球,被《纸的大历史》这本书的作者以一种更恋物、更怀旧、更宏观也更鉅细靡遗的方式呈现出来。
本书的作者孟洛,在剑桥大学与北京研读中文,对于中国历史与纸张的热爱在本书中表露无遗。在语言与文字的巴别塔中,作者试图以纸张为媒介,黏合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地图。或许是作者身上流窜着大英帝国的血液,因此关于纸张与发明者的故事,作者以一种世界帝国般的宏观视野,热烈缱绻地回望着一个远方的文明;并以一种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视角,让纸张从中国到全球的传递过程,紧紧唿应着世界文明的进程。纸张的传奇,虽然自东亚发轫,得经由西方的认证才能完成。
本书第一章便是以马可‧波罗(Marco Polo)拉开序幕,《马可波罗行记》中描述的元帝国,每天有一千辆马车将白银往京城里送,并且拥有鍊金术般的纸钞制造法。纸张在元帝国不只握有财富的象征,也握有统治的权柄。此一横跨欧亚的帝国靠着撰写中文、藏文、波斯文与蒙古文等各种语言的敕命律令,治理着辖下幅员广阔的疆域。马上民族的骁勇善战只能征服,得是纸张才能砌起一个帝国。这一切或许都要感谢千年前的蔡伦。
《纸的大历史》顾名思义是在追索纸张从发明到发展的历程,作者将本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纸张在东亚的故事,第二部分为纸张在中亚与中东的发展,而第三部分则为纸张在欧洲的凯旋。纸张的产生先决得是文字书写的需求提升,并且让纸张之前的书写媒介屈居下风。因此,苏美的楔形文字、埃及与中国的象形文字,以及其后衍生的语言巴别塔,为纸张的出现筑建了舞台;而苏美泥版的厚重、埃及莎草纸的脆弱,与中国甲骨青铜竹简的不食人间烟火,则预告着纸张的登场。西元一世纪,皇帝命宦官蔡伦为皇家藏书阁整理图书,为寻求更好的书写材质以便详加记录藏书,蔡伦浸渍植物纤维来磨成纸浆,此番程序研发出来的纸张制作快速且易于使用。邓太后青睐的这种「蔡侯纸」取代过去神祕又尊贵的青铜与竹简等书写载体,进入官僚体系与知识阶层。竹简成就了先秦的圣哲经典,却也因为乱世中的散佚而遗失了经典。纸张的便宜、大量、易于携带与书写自由,不仅能缝补秦朝焚书坑儒的伤痕,更打开了汉朝经典诠释的话匣子。纸张的柔韧与亲民性格更预示了随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一个书法的文明与佛教的兴盛。
人称书圣的王羲之,开启了中国书法文明的璀璨篇章,据悉王羲之是从对天鹅弯下脖颈的观察当中悟出运笔挥毫的技法。可想而知,承继王羲之遗泽的中国书法,自当饱含生机气韵与流畅优美。纸张的柔韧赋予中国文字表达情感的可能,更提供中国文人一方仕宦之外,得以吐纳天地、挥毫己怀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纸张的亲民性格则使其德泽远及边陲之地,如敦煌藏经洞所见证的。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队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西北之境寻宝,让此地数以千计的佛教石窟重见天日。其中,敦煌藏经洞中总数超过四万两千卷的手抄经卷,尤其惊为天人。
藏经洞中四万多件的卷轴,几乎全是纸张,佛教经文即占了五分之四。纸张书写出一个佛教盛世,与一个靠文字与纸张便可得渡的信仰。抄录经文、保存经文与供奉经文皆是功德,简单重复的梵呗唱颂,亦可取代艰深晦涩的经文读讲。纸张成为佛教渡化众生的信使,随者佛陀的恩泽雨露洒向日、韩与越南诸国。韩纸、日纸相继问世,纸张在这些国度不仅披上炫目的金银华裳,更催化了在地文字的产生。
藏经洞中的经卷不仅数量庞大,使用的语言更高达二十几种,汉文、藏文、梵文、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絮絮叨叨唱和出一个纸张谱出的大唐盛世。藏经洞如一个时光隧道,我们得以望而遥想各国僧侣、各式人种与奇珍异兽不绝于途的大唐盛世。在这一个盛朝底下,纸张进得了上层菁英的书阁,也出得了众声鼎沸的市肆;纸张承载得起圣哲的智慧、经典的重量、文人的情思、庶民的救赎与异国的旅程。如同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借着纸张,他可以文思泉涌成一名诗人,也可以经世济民如一介儒家圣哲,亦可以抄录誊写如一佛门弟子。纸张至此,在东亚的故事即将告一段落。
藏经洞向我们预示了纸张即将开启的世界旅程,而《马可波罗行记》的出版,则证明纸张的旅程至少在相当于中国的元朝时已然在欧洲落脚生根。《马可波罗行记》出版问世后二十年间,便出现另五种不同语言的新编版本。借由纸张,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物资丰饶的帝国,让西方心神向往,触发之后的航海大发现,西方终于征服了世界。纸张在东亚统治帝国、书写帝国,而最终在西方完成了它的世界霸权。而这个纸张霸权能够环游世界,还得仰赖《一千零一夜》的魔法地毯助其一臂之力。
如果说,纸张在东亚帮助佛陀普渡众生的方式,是不断地抄写经文,那么纸张在中亚成全阿拉拿下天下的方式,便是为《古兰经》描绘美丽的扉页。
纸张在唐朝已经遍布朝廷、士大夫、诗文、宗教与贸易市场,迎来了它在中国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大唐版图也在怛罗斯河畔与大食帝国(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短兵相接,大食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之役后所带回的俘虏,将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了中亚,纸张由东亚往全世界的交棒传播正式开始。
怛罗斯河流经之处,自古为商旅络绎不绝的丝路。远方物品经此辗转买卖,异国风情的妆点,将能轻易为其标上奇珍与昂贵。相传白居易为胡人之后,而胡服、胡服与胡毒,迄今仍是大唐电影《通天帝国》的吸睛之处。中国书籍在畏兀儿胡人手中自然也摇身成为神圣而充满魅力的事物,即便以游牧为传统的畏兀儿人大多不识字。然而,畏兀儿人在西域所建立的回鹘王廷尊摩尼教为国教,此一追求书籍之美的宗教,替畏兀儿在纸张西传的故事中占了一席之地。
摩尼亲自撰写经文,因此摩尼教打从一开始便视书写为极端神圣之事。摩尼教将书写等同于灵魂,优美的字体必来自洁净的灵魂。随着惊人的传播速度,摩尼教东至中国境内、西至北非,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远比语言更能沟通世界的图像便成为摩尼教经书的重心,因此,颜色、图画、几何线条与花卉藤蔓爬上宗教的扉页,艺术找到了救赎之处。摩尼教的美在中亚花繁叶茂,或许得力于早先在此地撒下种子的波斯。
伊斯兰随后强势地征服了中亚十数个世纪,繁忙的贸易与迁徙自古为此地汇聚的多元文化,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纵使此地分歧庞杂的语言与文字,促使穆罕默德的女婿为了成就一个团结的帝国,而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版本定于一尊。然而,中国的绘色、摩尼教的装饰技法,以及受到影响的波斯细密画,仍持续不懈地令《古兰经》更加璀璨夺目。《古兰经》上作者与绘者皆能留名,这样的双署名昭告着日后伊斯兰经文与艺术共生的特质。当蒙古的铁骑踏上这块土地,兴建起无数在阳光下闪耀着青绿光芒的清真寺,是镶嵌其上的《古兰经》文令其更加熠熠生辉,帮助起草设计的则是纸张。
随着真主的神力日益远播,《古兰经》的数量也日益增加。伊斯兰来自一个热爱吟咏而对文字冷漠的民族,而最终这个宗教所缔造的哈里发帝国,其统治基础却是一本仰赖纸张的经书。
王舒津(佛光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台湾版作者序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时,曾经骑着马、搭乘吉普车遍游蒙古。这里一片壮阔景色,而围篱、道路和房屋,这些寻常的文明印记,在此毫无踪迹。在离开以前,我已经在地图上标记出所有和成吉思汗有关联的地方,特别是他青年时期和早年崛起时经历之处。
我到斡离(Onon)河去旅行,这里是成吉思汗出生长大的地方。我跟随他的人生进程,看着他逃离杀父仇人的追捕,充当马贼直到有朝一日崛起于草原,在蒙古各部的一次大盟会上,升起氂牛尾制成的帅旗。
他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在各个定居文明的堂皇威严面前却显得毫无畏惧。然而这位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创立者很快就发现,在以纸张施行统治时,帝国运作方能臻于至善。
在此时纸张已经遍及亚洲多数地方,但是它在十三世纪的欧洲仍是新奇而无足轻重的物事,还静待着属于它的时刻到来。
我在伦敦长大,说到这座城市,就令人想起那恶名昭着、而且还无休无止批评抨击这座城市的报业媒体。它们在城市西侧的弗列特街发展起来,这里是旧日伦敦的金融中心。这是一座充满书籍、杂志和报刊的城市。我父亲会穿着他那件细条纹西装步行去上班,他一边读着旧式宽版《泰晤士报》,一边还得忙着设法在街衢之中穿行─这可是一项须同时兼顾平衡、节奏和专注力的壮举。不过,这样的举动在一座满是由律师、诗人和匠师们所写下、刊印出文字的城市里,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这本书说的就是我父亲如何能够读到手中报纸的故事。它首先在亚洲开场,当中满是皇帝、狂热信徒、传教士、诗人、激进分子、文官公仆、书法家、神学家、宣传家和清洁工的记载。与其说这是由一群心志坚定的天才谱写下的记载,不如说是一则关于识字大众的故事,大众阅读的缓慢进展,先从亚洲开始,然后是欧洲,最终遍及全世界。
而最重要的,这本书说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书写平面,成为知识和理念传递者的故事。随着这些思想理念受到更多的人们阅读,它们在宗教和政治层面上,就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所信仰秉持。
即便我们已经减少对纸张的使用,我们的世界仍旧持续见识到它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纸张在多元社会里的角色,与在由政府宣传所主导宰制的社会一样。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一个由纸张所构成的世界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