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港粉碎：日本农民的怒吼与成田机场悲剧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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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国门「东京成田机场」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机场之一，然而，自1978年启用以来，成田机场一直维持着畸形缺陷的状态，二十几年来只有一条正式跑道，直至2002年第二条跑道才增修完工，且比原定长度缩短了将近一半。机场外观也宛如一座要塞，四周布满一层层铁丝网与监控塔台，所有出入口都戒备森严，长期有高达数千人的常驻机动队在严格盘查周边居民与出入者，全面性的安检关卡直至2015年3月才废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由于羽田机场已不堪负荷，日本内阁早在1962年便决定修建新的东京国际机场，并于1966年决议选址在成田市的三里冢和芝山地区。此后，便在未经任何专业调查，也未获当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推动机场工程。

　　成田地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曾被迫参与战争，战后又为了解决粮荒，在政府号召下前往成田地区开拓，好不容易将荒地开垦为沃土，取得安身立命之地，国家又突然说要盖机场，逼迫他们搬迁。三里冢和芝山地区的农民组成反对同盟发起各式抗争，各地的声援者也涌入当地支援，日本政府则动用机动队压制，双方屡次爆发激烈冲突。1971年的「东峰十字路事件」甚至造成三名警察死亡、反对同盟一百多人负伤，青年行动队的三之宫文男先生也因而自杀身亡。

　　成田抗争持续了二十几年，期间各式冲突不断，酿成许多悲剧。直到1991年，包括本书作者宇泽弘文在内的几位知识分子（包含经济学家、环境专家、新闻记者及前航空局局长等）组成「隅谷调查团」，协助政府和反对同盟进行对话，召开了数次公开座谈会与圆桌会议，最终才促成反对同盟中的最大派别热田派与政府达成和解，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武力对抗。

　　宇泽弘文是日本理论经济学大家，他在本书中运用「社会成本」的概念，分析政府与机场开发的各方受惠者，如何将所谓「公共建设」产生的社会成本，透过国家的强制力转嫁给社会弱势者，不但轻视农业价值，也漠视成田当地居民的基本人权。同时，他也努力釐清成田抗争的本质，试图让社会大众理解，反对同盟与其支援者，为何要赌上自身性命，一路战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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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慕情、徐世荣、陈思宇、环境部落客 munch（漂浪岛屿）真挚推荐

　　「乐生抗争今年迈入第十一年，三里冢则已跨越五十年的长河。什么原因，让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坚忍不拔？1992年，曾参与1991年三里冢抗争协调的经济学者宇泽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农民的怒吼与成田机场悲剧》，梳理成田机场这一公共政策决策、推进的荒谬与残忍。宇泽弘文在参与抗争期间曾思考如何『平和』解决，以及各退一步的谈判可能，却在卷入之后赫然醒觉：恶因无可能结出善果，除非当权者有心彻悟。那群平凡无比的农民之所以不愿妥协，是守着抗争里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挠，盼望尊严来临的一天。也因如此，尽管宇泽弘文的语句平铺直述，却读来悚然——直至公共册所出版社引进出版的2017年，那样横霸的开发思维，仍在台湾这座岛屿的天空盘绕。」——胡慕情（记者）

　　「当初日本政府把这个地方规划为成田机场时，根本是黑箱作业，完全没有告知当地的农民，更遑论谘询他们的意见，内阁私自决定之后，就硬干下去，后来纵使农民发起许多激烈抗争，日本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悲剧。宇泽弘文教授认为，『成田机场事件，正是以反对同盟成员为主的国民，在面对这样的国家权力施行明确侵犯了市民基本权利时，展开激烈的批判与反抗运动。』这样的论述可谓是相当的精辟，三里冢事件显示的就是国家暴政，人民起义。」——徐世荣（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教授）

　　「宇泽弘文在疏理成田抗争的历史轨迹、记录隅谷调查团的活动过程时，都将『成田机场问题』视为战后日本为追求发展而牺牲社会正义所造成的悲剧。而这场悲剧最后是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介入，经由各方的重新对话而得到了初步解决。隅谷调查团的成员，不仅在调查、调停过程中，将学术专长应用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将『成田机场问题』，由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提升至对思想层次、社会体制与结构性问题的探讨。宇泽弘文的这本着作，就是其中一项行动与思考的纪录总结，或许可以作为台湾着手化解一连串土地正义问题的重要参考。」——陈思宇（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内容力有限公司营运企划长）

　　「《空港粉碎》是一本全面分析日本成田机场抗争事件的书籍，作者宇泽弘文长期追踪事件发展，透过大量访谈，以及文献的蒐集，重塑抗争事件之原貌。此外，他也分析了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并探讨该如何以符合土地正义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部有着宽广视野的作品。」——环境部落客munch（漂浪岛屿）
 

作者简介

宇泽弘文（1928-2014）

　　日本理论经济学大家，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终身会员。1928年出生于鸟取县，1951年从东京大学理学部数学系毕业。曾任职于统计数学研究所、寿险公司，后论文得到美国史丹佛大学教授Kenneth J. Arrow（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认可，赴美担任其研究助手，并先后就任于史丹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64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当时年仅36岁。1968年返日，任教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89年退休。1983获选为文化功劳者，1989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199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年获得文化勋章。2014年，因肺炎在东京家中逝世。

　　宇泽弘文在数理经济学领域有许多开创性贡献，因提出关于经济增长机制的「两部门成长模型」而享誉世界。同时他也相当关注环境议题与成田机场问题，曾参与调查水俣症等公害问题，并于1991年加入隅谷调查团，协助调停成田机场问题。他在1974年出版的《汽车的社会成本》（自动车の社会的费用）一书中，首次将各种建设及发展计画的社会成本问题，引入日本公众的讨论视野。

　　其重要着作有《汽车的社会成本》、《近代经济学的重新检讨》（近代経済学の再検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経済学の考え方）、《思考地球暖化》（地球温暖化を考える）、《思考日本的教育》（日本の教育を考える）、《社会共通资本》（社会的共通资本）、《宇泽弘文着作集——追求新的经济学》（宇沢弘文着作集—新しい経済学を求めて，全12卷）、《让人喜欢上的数学入门》（好きになる数学入门，全6卷）、《经济学与人心》（経済学と人间の心）等。

校订者简介

颜雪雪

　　社会学、文学专业，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硕士，留学庆应。热爱翻译，现为专职译者。兴趣为电玩与花道，专长是日语教学。

译者简介

陈柏杰

　　台北人。日本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专攻硕士，现就读于同系所博士班，并担任内容力有限公司特约译者。研究领域为台湾外交与国际组织、东亚区域整合。译作涵盖自然科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译有砺波护等着《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过去与现在》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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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者序　在那以后的成田机场（颜雪雪）
导读 　成田抗争的历史轨迹（陈思宇）
 
前言
序
第一章  机场的社会成本
・成田机场问题的重量与深度
・迈向解决之路的前提条件
・成田机场的社会缺陷
・何谓机场？
・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破坏
・该讨论哪些问题？
・对国民的责任
 
第二章  成田抗争的轨迹（一）
・征求参加「公开座谈会」
・第二期工程的完工压力
・「郊游之歌」
・地域振兴连络协议会的问题
・「隅谷调查团」
・运输大臣声明
 
第三章  成田抗争的轨迹（二）
・成田机场的某处
・为何变成是成田？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内阁决议
・反对同盟的动向
・建设大臣发布的「公共事业认定」公告
・第一次代履行
 
第四章  成田抗争的轨迹（三）
・第二次代履行
・三里冢东峰十字路判决
・三之宫文男先生之死
・成田机场的启用
・「岛宽征．加藤纮一备忘录」事件
・「岛宽征．加藤纮一备忘录」路线为何失败？
 
第五章  成田抗争的轨迹（四）
・小川嘉吉的战斗
・小川嘉吉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
・横堀墓地判决
・基本人权的侵害
・青年行动队的现在
・「ONE PACK小组」
・佐山忠先生
・为了守护人性尊严
 
第六章  成田抗争的轨迹（五）
・给Ｑ先生的信
・迈向公开座谈会
・成田抗争的本质
 
第七章  「德政精神，开创革新」
 
后记
成田年表

推荐序

在时间里抵抗
胡慕情（记者）

　　远方的山坡。房舍前的菜园。湮没的历史。隔离的记忆。樑柱与大树上的亡灵。为保护这些被漠视的所有，居所上各式零件被移来堆叠，因为意志，高耸入天。木塔台。破烂空床。阳春堡垒。铁鍊。火把。但痲疯病患被驱离住所，哭声满溢。怪手。镇暴警察。电锯。铁剪。木棍。镇压、镇压，镇压手无寸铁的人。天光，只剩残破。

　　不忍卒睹的画面，在二〇一四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重现。开幕片是已逝导演大津幸四郎与导演代岛治彦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冢》。坐在暗黑影厅，泪流满面——想起乐生疗养院抵抗捷运开发的那些守卫，原来是移植三里冢的斗争方法。遥远两地，一农民，一痲疯病人，但其抗争核心并无二致。而时至今日，残破的两处家园，皆仍有人伫立。

　　乐生抗争今年迈入第十一年，三里冢则已跨越五十年的长河。什么原因，让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坚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参与一九九一年三里冢抗争协调的经济学者宇泽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农民的怒吼与成田机场悲剧》，梳理成田机场这一公共政策决策、推进的荒谬与残忍。宇泽弘文在参与抗争期间曾思考如何「平和」解决，以及各退一步的谈判可能，却在卷入之后赫然醒觉：恶因无可能结出善果，除非当权者有心彻悟。那群平凡无比的农民之所以不愿妥协，是守着抗争里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挠，盼望尊严来临的一天。也因如此，尽管宇泽弘文的语句平铺直述，却读来悚然——直至公共册所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二〇一七年，那样横霸的开发思维，仍在台湾这座岛屿的天空盘绕。

　　《空港粉碎：日本农民的怒吼与成田机场悲剧》紧抓的问题意识，是「成田抗争的轨迹」。宇泽弘文透过疑问与参与，一层一层剖析，揭露成田抗争因何成为战后日本的最大悲剧——

　　「北总台地，以堆积数十万年火山灰而成的关东沃土层为基盘，不单创造出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孕育出丰饶的可耕土壤，自古以来便是农民生活的依靠，也给予人们荣耀与希望。」序章开篇，有这样简短的，对成田机场兴建地的描述。这段话看似平凡，却显露开发评估忽略了区位不宜的最基础原则。开发带来的影响从不只是「创造」，在创造之前，须先进行大规模的剥夺，农地的填覆坑杀了生物多样性与人的倚靠，这是所谓社会经济的影响，一直以来，却总被忽略。

　　忽略的背景，与战后经济发展的扭曲与国际政经角力扣连。如同台湾，日本虽在战后迎接了「经济起飞」的年代，这金钱荣景，却是建立在一种极不安定的形态上而扩大。宇泽弘文指出，尽管迈入了近代化社会，当时日本的决策过程，国家权力依旧是以一种非民主主义、有时甚至是专制主义的形式被使用。这使得政府在处理「社会共同资本」，也就是管理与经营全体国民「重要的」公有财产时，未能遵照宪法规定的内容，在国民的「委託」与「信任」基础上进行。

　　所有开发，都欠缺不了土地这项元素。土地是有限资源，且具不可恢复的特性。理想的发展应建立在对土地的面积、特性有深刻理解之上，才能避免适宜性的欠缺、周边资源短失，从而让开发得以有最大效益，并有合理分配的可能。但往往，政经强权会独厚某些资本，挪用「公有财」予其累积，并箝制制度的变革。宇泽弘文将其称为「一九五五年体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党与大企业们结成坚固的勾结同盟与利益共同体。行政官员、特别是国家，作为触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着强化上述「勾结」关系的角色。「一九五五年体制」从战后的重工业开始蔓延，扩张至土木、建设、金融、不动产，借由各种形式，利用行政干预或者政府补助，透过与执政党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追求利润。

　　「一九五五年体制」的描绘，对熟悉台湾土地与环境运动抗争者应不陌生。台湾战后以来，国、民两党对自然资本的错误滥用与偏厚，使得土地成为最后的搜刮对象。二〇〇八年，台湾一连爆发了多起与土地征收相关的抗争。但二〇〇八年并不是土地征收争议第一次发生。往回追溯，从日殖时期的军事所需、战后「国有」的台糖经营，乃至一九六〇年，以振兴工业为名，政府开发了六堵工业区，开启了制度化掠夺私人土地之滥觞。当时农地征收价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业区一共征收超过五十四公顷的农地，花费五年才征收完成。部分无意卖地的小农户，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被迫失去生产工具与工作。但这样侵害相对弱势者权益的「发展」概念，却从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〇年代变本加厉，配合国际热钱涌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与中央联手制订更细致化土地征收的工具，以短暂的房地产热蒙蔽人民之眼关注发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并使我们忽略土地的多元价值，进而恣意扫荡居住其上的人。

　　乐生的抗争始于二〇〇五年。它的冲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岛上透过各式开发名目变形，除了捷运，还有工业园区、都市计画、铁路立体化等交通建设。二〇〇八年，是恶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驶入大埔农地铲田、农妇朱冯敏饮药自尽，那之后，还有张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们无土可守，精确地说，是台湾人民几近无土可守，抗争于是轮回，无穷无尽。宇泽弘文说，透过「成田」事件，战后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质可谓原形毕露，同样的，二〇〇八年以来迄今未休的各地征收抗争，也在戳刺着台湾愈加腐败的政治本质。

　　在书中，宇泽弘文有一段深刻自省，描绘自己在聆听运输大臣回覆同盟成员的发言后意识到，政府经常为了平息反对运动，视场合再决定说话内容，但其实内心还是把使用强制公权力当作是最后手段。这样的场景，也在台湾土征条例修法的过程中，彰显无遗。

　　二〇一一年底，土地征收条例修法，在国民党甲动、民进党以选举为名出席惨淡的背景下，通过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后续爆发前苗栗县长刘政鸿行使「天赐良机」蛮横拆屋，这可憎的暴力诱发极大的素朴情感动员，化为二〇一六年的选战动能，但在张森文灵堂前承诺再次修正土地征收条例的总统蔡英文并未兑现承诺，目前内政部虽有修法草案，却比国民党的版本更恶。

　　过往民间团体主张废除区段征收，新法版本并未同意。草案内虽新增「必须取得九成协议价购同意」才可申请区段征收，但却把过往补偿方案中的配地挪移进来，这将使得不同意者只剩领征收补偿一途，根本换汤不换药。此外，依法规定，征收核准后才可配地，如今新法版本等于未核准征收即配地，是违法的预标售行为。不仅如此，公益性跟必要性评估也被拆开个别评估。而这篇书序写就当日，高雄市长陈菊倣效刘政鸿的天赐良机，抬离了绝食孱弱的居民，接着快速剷除高雄果菜市场，那些抵抗者住居一世的家。

　　若凝视抗争，必对「死亡」感到质疑与骇怕。国家暴力的毫不妥协，总使人化为杀戮机器，三里冢抗争中，机动队狂暴攻击农民招致了汽油弹的回报，双方皆有死人，和解成为永恆的悬念。无解且巨大的压力，使青年队的领导者三之宫选择自杀。他的死亡改变抗争运动， 三之宫死后，运动溃散。不见得是害怕，而是绝望。绝望再多的牺牲也无法换来倾听。但三之宫的遗书写着「粉碎空港」。于是，仍有人继承他的遗志。尽管，那更贴近一道诅咒。

　　确实是诅咒。无论离开或留下，都要被其纠缠。我想起抵抗后龙科技园区的湾宝农民洪箱。抗争期间，许多人因土地征收死亡，湾宝幸而度过劫难，挚爱张木村却在自己家乡抗争成功后因病辞世。她曾沮丧，曾说「没有我先生，我什么也不会做」。但她终归回来抗争的路。只因湾宝抗争成功那日，他们许下「希望以后每个农村都能像我们一样保有土地」的心愿。

　　几次夜里和洪箱同寝，她会絮絮说着过世的爱人与抗争。在她身旁听她重复记忆而困去，往往揪心。有时候这么想：湾宝的成功，某程度对居民来说，也是诅咒。他们的成功与社会的介入有关。那样庞大的人情无以偿还，续与许多许多死去的魂灵结合，成为固定他们的钉桩。

　　抗争如此疲惫。它索取魂灵、鲜血、肉身、意志、信仰，却从未保证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冢》选择以三之宫之死作为观看与翻转的支点。因为观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宽宥，甚至，因着倾吐省视自己如何被机场改变一生。导演召唤抗争者的苦痛与孤独，在国家暴力的本质从未改变的此刻，要未曾经历那样历史时刻的人，直视死亡如何出现，而我们该攫取的，是复仇以外的意义。

　　那一刻，才理解导演为何在片头打上《约翰福音》的这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生者与死者从不二分对立，他们的命运彼此系缚，诅咒也好，继承也罢，唯尊严获得恢复，才不愧为人。这是理解跨越漫长时间抗争的意义：人们得以窥见一个超越胜负、一个和「破坏者们」所居住的国度截然不同的世界，从而反省自身欠缺，进行改变。

序

　　北总台地，以堆积数十万年火山灰而成的关东沃土层为基盘，不单创造出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孕育出丰饶的可耕土壤，自古以来便是农民生活的依靠，也给予人们荣耀与希望。然而突如其来地，日本政府却凭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的一纸内阁决议，在这块土地上单方面地策划并强制实行新国际机场的建设计画。然而，关于该计画的必要性，却没有事先进行过充分的专业与科学的调查。此外，也没有经过像是事先取得在此营生之农民的同意之基本程序，在这种状态下强行推动成田机场的建设计画，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这项轻率且违反民主主义的政府决策，是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幻影下，日本不加批判地推动重化工业与都市化的时代氛围中所形成的产物，在其根源，存在着一种看轻农业、将农业经营贬低为市场价值较工业低下之产业的思想与政治趋向。

　　自那时起历经二十五年，成田的农民面对国家不当行使公权力，一路全力对抗，奋战至今。这件事不单纯仅是守护自己的土地、继续务农，更是对日本经济与社会的空洞化、非道德化，表示严厉的批判与抵抗。日本全国，乃至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给予这场战役强力的支援与协助，让利用国家权力作为后盾、使用机动队的力量想要强行兴建机场的日本政府与公营事业团体，最终仍旧无法达成其预期目标，被逼得只能放弃代履行的念头。成田机场从启用至今已经过了十几年，但到现在为止，却依旧以一种不完备、有缺陷的机场样态，冒着危险持续营运，甚至还演变成不得不想办法将整座机场要塞化的状况。成田机场正是一个象征着日本政治与社会的不成熟与不足，将日本的阴暗面展露在全世界目光之下的存在。

　　然而，从成田机场开始部分营运的那天起，距今也已经过了十几年，机场周边地区以一种超乎想像的方式在发展着，特别是农业所处的地位有了显着的变化。虽然这是日本农业整体危机的结果，但这里的情况又因为机场的出现而持续恶化，特别是对农民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该如何找到务农的后继者。此外，从苏联经济改革开始，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与解体，也以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形式在进行着，彻底摧毁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以越战为契机所引发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崩解过程，在经历了波斯湾战争这样始料未及的曲折后，混乱程度也逐步加剧。

　　立足在这样的世界史层面与地域层面的一大转折点上，我认为以更积极的形式重新建构至今为止的抗争行动，开始变得有其必要。为了将焦点重新置于农业经营的再生与振兴，以地方社会活跃且和谐地发展为目标，纳入地方居民与相关地方自治体一同摸索新的方向，这要集结所有人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

　　成田机场问题横跨了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日本全国都被卷入其中，成为战后规模最大的社会问题。这当中产生了由历史的经纬交织而成的复杂样貌与许多人伦悲剧。虽然通往理性解决的路途未必平坦，然而到访成田的人可以看到，熬过二十五年的风雨，性情和思想都茁壮成长的青年农民，以及前来支援抗争后就留在成田的那些昔日的年轻人们，依然充满能量地活着。在日本农业所面临的整体危机下，他们将机场周边区域活化的问题，聚焦于农业经营的再造，正在试图摸索新的发展之道。我认为成田机场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必须以这些人理想主义式的运动作为核心，将那些理想化为现实。

　　成田机场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到日美之间存在已久的政经摩擦，而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增加隶属于美国航空公司之民航班机进出成田机场的数量，但以成田机场物理条件上的限制为由拒绝美国的要求，实际上变得极为困难。日本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为了完成第二期工程，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声音。假使日本政府因为过度重视对美关系，採取了就社会或道德角度来看皆无法接受的强制手段，强制征收第二期工程用地的话，那么不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府的信任都会大为崩解，日本因此受到的伤害，将远大于完成第二期工程所能获得的利益，两者根本不能比拟。因此，就此面向观之，理性地解决成田机场问题，是日本社会最要紧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已超过将近半个世纪。即使是以日本漫长的历史来看，日本在这段期间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也非常明显。战前与战争期间，在军国主义的高压统治下，日本深受封建制度所束缚，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所有层面，自由且人性地发展的机会全都遭受阻断。军国主义因战败而瓦解后，占领日本的盟军主导倡议除去了封建制度的桎梏，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渗透至日本社会的各个面向。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与社会各项制度的民主化、学校教育与文化各项制度的近代化等，战后的复兴过程相互响应，同时也促使社会的基本结构产生巨大变化。五○年代中叶，所谓「战后已经结束」的标语，不单在经济指标上得到印证，当时的日本已具备面向全新发展的各种经济与社会条件。从五○年代中叶开始，出现了给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新进展。那就是以池田内阁的所得倍增计画为契机，所产生的高度经济成长过程。这段经济成长过程企图透过全力推动日本的重化工业，让日本经济结构的条件迈向近代化，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借此使日本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超过十％，成就一种异常的经济成长。

　　如同前述，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其规模之大与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恐怕无出其右，且这段成长过程对日本社会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极为巨大。在经济成长最高峰的一九六○年代中叶，日本国民的名目所得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水准，看似已具备享受经济成长果实的条件。然而，若是越过国民生产毛额、国民所得、矿工业生产指数、进出口的规模等市场经济指标，将目光移转到人们生活的实际样态之上，以社会、文化、人性的视角来看的话，会发现日本的经济与社会，依旧被极为贫困的状况所支配，我认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市场表现与实质内容之间所存在的断裂，在经过高度经济成长时期与后来的调整期后，变得愈发严重。我认为此断裂之巨大，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特色所在。

　　日本经济的市场表现，与其实质的、文化的内涵之间的断裂，之所以正以一种极不安定的型态大幅扩大，最主要的原因，可说是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依旧是以一种非民主主义、有时甚至是专制主义的形式被使用。此外，政府在管理、经营对全体国民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共有财产，即「社会共同资本」时，未必有遵照宪法上所规定的「应该要得到国民的委任与信託」之原则。这不只明显展现在土地征收法的条文上，在实际进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更是清晰可见。「成田机场事件」，正是以反对同盟成员为主的国民，在面对这样的国家权力施行明确侵犯了市民基本权利时，展开激烈的批判与反抗运动。

　　关于土地征收，日本政府之所以无视于宪法规定强行使用国家公权力，起源于俗称一九五五年体制、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保守政党集团。一九五五年体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党与大企业们结成坚固的勾结同盟与利益共同体。行政官员、特别是国家，作为触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着强化上述「勾结」关系的角色。此时，大企业们也就不再侷限于基础的重化工业这种类型，也包含了土木、建设、金融、不动产等所有产业，它们借由各种形式，利用行政干预或者政府补助，透过与执政党的相互依存关系，企图有效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最原初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是在这个自民党、行政体系与大企业群的结合之下才得以实现，借由后来的调整时期，也成功地让日本的经济表现放眼国际间也显得相当卓越。然而，若是从文化与社会的观点来进行审视的话，这个自民党、行政体系与大企业群的结合，使得日本经济的实质内涵变得极为贫乏，就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也让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内部暗藏着巨大的缺陷。

　　毫无疑问地，是「成田」将一九五五年体制的本质如实地呈现出来。为了部分人士的产业利益，无视宪法规定强制行使国家权力，而且是以人性的、整体社会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突显出这种战后日本政治之不成熟本质的，正是「成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