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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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日本刀挥舞下,藏人的血把白雪染成了黑色。
  世界最强的骑兵军团,却使天罚降临草原上。
  司马辽太郎大奖、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作家杨海英另一纪实文学力作
  
  头发花白的老兵们,还是鼓起勇气整齐地站在昔日日系教官的面前。或许他们心中认为,在经历了如「天罚」般的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洗礼后,他们的罪孽已经被洗清了。
  
  「在战场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战马的势头以及日本刀的利刃,就能轻易取敌人首级。不能胡乱舞刀,要用巧劲。这需要与生俱来的才能」。从日本士兵学会了武士手法和掌握近代军事战略的蒙古骑兵,在日本战败后梦想着与北蒙古成为统一国家,却因大国之间擅自签订的《雅尔达协议》而遭分裂。1958年,中共号召蒙古骑兵参加青藏「剿匪平叛」,无数西藏人因而遭到屠杀,煽动了两族对立,落入中国「以夷制夷」的陷阱。文革期间,蒙古骑兵几乎全部遭到肃清,被杀害的蒙古人超过十万,这段历史被他们自视为歼灭西藏人的天罚,亦意味着对民族自决权宣告了死刑。
  
  南蒙古出身的作者,以多视角的历史观及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再现这段以「日本洋刀」和「骑兵」编织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时代悲剧。
  
  得奖纪录
  2015年第十届樫山纯三大奖
  2016年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会」奖
  
本书重点
  
  *由日本洋刀与骑兵交织出蒙古与西藏民族的悲剧,打破不能触及的历史禁区。
  *成吉思汗的战术是如何经过欧洲人和日本人改良后,辗转由现代蒙古骑兵所继承,成为一支世界最强的骑兵军团?
  *满洲国的蒙古青年如何借助日本的军士训练,梦想实现蒙古的复兴,力求挣脱殖民者的统治,以踏上民族自决之路?
  *蒙古骑兵如何落入中共「以夷制夷」的陷阱,成为中国的佣兵杀害了无数西藏人。这段历史一直是被中共掩盖,更被蒙古人引以为耻。

名人推荐
  
  不只是一部悲忏之书,它更是一部悼亡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唯色
好的,下面是一份为您构思的图书简介,内容完全围绕“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这一主题展开,旨在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与悲剧性,但不涉及具体的故事情节或情节细节,而是聚焦于历史背景、人物群像与时代冲突。 --- 铁蹄与信仰的交错:一部关于近代亚洲边缘地带的史诗 导言:历史迷雾中的奇异图景 在二十世纪初的东亚版图上,雪域高原与蒙古草原,本是两个被高山阻隔、信仰紧密相连的古老文明。然而,时代巨轮的轰鸣,将它们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本书试图揭开那段尘封的、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历史侧影:一支由蒙古铁骑组成的武装力量,手持着来自遥远岛国的兵器——日本刀,出现在了被神圣光环笼罩的西藏腹地。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的记录,更是一次对“认同危机”的深度剖析。它迫使我们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古老的民族传统、新兴的政治思潮与外部势力的干预交织在一起时,那些曾经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忠诚,将如何被重新定义?“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这一充满张力的意象,象征着一个时代中边缘民族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无奈与挣扎。 第一部:草原的宿命与高原的召唤 1. 蒙古的黄昏:草原文明的转型期 本书首先追溯了二十世纪初蒙古草原的社会图景。在沙俄与中华民国的双重挤压下,曾经威震欧亚大陆的蒙古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的重塑。传统贵族制度的崩塌、游牧经济的衰退,使得一批批年轻的骑手渴望寻找新的出路,以重振昔日荣光。他们的军事技能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退,只是等待着新的号角。 2. 信仰的纽带:从贝加尔到拉萨的千年联系 尽管地理上遥远,蒙藏之间在宗教上拥有深厚的渊源。藏传佛教不仅是西藏的精神支柱,也是蒙古贵族与僧侣阶层共同的精神家园。本书详细考察了这种超越国界的信仰纽带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为后来的跨区域协作奠定了情感基础。然而,这种精神的联合,在政治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3. 西藏的孤立与自卫的渴望 在清廷衰落后,西藏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英国和中国内地势力的窥视。高原的统治者们,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深感军事上的孤立无援。他们急需能够理解草原文化、又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盟友,以维护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 第二部:刀刃上的结盟与异质文化的碰撞 1. 异军的崛起:为何是日本刀? “日本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符号堆砌,而是特定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在彼时彼刻的东亚棋局中,日本作为一支新兴的、对中俄均抱有警惕的势力,其军事哲学和武器装备,在某些特定圈层中,拥有独特的吸引力。本书细致梳理了这些蒙古武装力量如何接触到日本的军事顾问、武器供应,以及这种异质文化输出对蒙古骑兵战斗风格与精神面貌的潜移默化。刀的冷光,映照着对力量的原始渴望。 2. 身份的错位:骑兵的“西藏使命” 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蒙古骑兵而言,他们肩负的使命是复杂的。他们是信徒,是战士,也可能是被利用的棋子。他们必须在高原的严酷环境中,扮演守护者的角色,同时面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与所效忠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张力。他们的每一次挥刀,都可能是在捍卫一个遥远的信仰,抑或是在完成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政治目标。 3. 制度的摩擦与文化的不适 本书着重分析了蒙古骑兵与西藏本土社会在军事组织、生活习俗乃至宗教解读上的差异和摩擦。当快速机动的草原战术遭遇高原的复杂地形和保守的僧侣体系时,协作的效率与内部的矛盾,共同编织出了一张充满张力的历史网。 第三部:时代悲剧的投影与回响 1. 共同的敌人,不同的未来 最终,无论是蒙古骑兵还是西藏的守护者,都发现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个体力量的英勇与集体的悲剧,构成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底色。他们的努力,往往在宏大叙事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2. 失去的传统与未竟的理想 这场短暂的联盟与冲突,最终未能阻止各自文明的传统结构走向衰亡或剧变。蒙古骑兵最终走向何方?他们手中的日本刀,是光荣的象征,还是最终被遗弃的工具?西藏的独立与自主权,又因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本书试图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到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命运,以理解这场“时代悲剧”的深刻含义。 结语:对边缘群像的深沉致敬 本书不是一部简单的军事史,而是一部关于在破碎世界中寻求秩序与意义的群像志。它描绘了那些在历史的巨大惯性下,不得不做出痛苦抉择的民族个体。蒙古骑兵在雪域挥舞的异国之刀,成为了一面棱镜,折射出近代亚洲边缘地带错综复杂、令人扼腕叹息的民族命运。这是一段需要被记住的、关于忠诚、误解与消逝的史诗。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杨海英


  1964年出生于南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蒙古名字俄尼斯.朝格图,蒙译日文名大野旭。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本语系后,留校任助教。1989年赴日留学。修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院的博士课程,获博士(文学)学位。文化人类学专业。现为日本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本书是作者荣获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的《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八旗文化)后,推出的又一部纪实文学全新力作。

  主要着作:
  《续 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岩波书店,2011)
  《作为殖民地的蒙古——中国的官制国家主义与革命思想》(勉诚出版,2013)
  《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间——乌兰夫民族自决未竟之梦》(岩波书店,2013)
  《蒙古和伊斯兰式的中国》(文艺春秋.文春学艺丛书,2014)
  《种族灭绝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勉诚出版,2014)
  《日本陆军与蒙古》(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2348,2015)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
推荐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 唯色
前言:日本人,勿忘蒙古! 杨海英
本书重要人物生平简介
 
第一部 民族自决

 
 第一章 青春豪迈习志野
1 近代日本骑兵与蒙古
2 日本的政策与蒙古人的命运
3 兴安岭的旭日
4 习志野的黎明
 
第二章 燃烧的兴安岭
1 大亚洲主义者的草原
2 民族的复兴与亡国的行程
3 化为草原泥土的日本人
 
第三章 烽火滚滚科尔沁
1 民族自决的象征:兴安军官学校
2 品尝胜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
 
第四章 马蹄响彻天安门
1 少女们的满洲国与准国家时代
2 陆士荣耀闪烁草原
3 最后的威风
 
第二部 中国的佣兵

第五章 「比欧洲中世纪更为黑暗」的西藏
1 「和平解放」导致亡国
2 各民族发起抵抗中共军队的武装起义
3 与中国共生的结局
 
第六章 战功照耀唐古拉
1 前哨战
2 被平定的「叛乱」
3 众生的劫难
 
第七章 血潮滚滚玉树
1 佣兵军营
2 骑兵的天上作战
3 崑崙的震撼
 
第八章 武士横扫崑崙
1 崇尚日本军队的成吉思汗后裔
2 日本洋刀割刎西藏人
3 跨马英雄无归路
 
第九章 意气风发青海湖
1 迎接民族自决的军队
2 天上雪国的逃亡
3 不曾存在的「叛乱」
 
第十章 女神的崑崙路
1 女神度母菩萨
2 理想王国香格里拉的创痕
 
第十一章 悲恋玄界滩
1 天罚降临草原
2 离别
 
结语:日本人,毋需自虐自大!
译者记
参考文献及资料

图书序言

中文版序

杨海英

  
  南蒙古,即内蒙古自治区,与台湾的命运极其相似。在历史上都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近代以来也不曾与「中华民族(即汉人)同甘苦、共患难」;两者都曾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同殖民者又有着复杂的关系。日本的近代化机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完全适合于二十世纪的人类;但是中国没有走入近代化,加上其传统的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一直没变,因此二十世纪的蒙古和台湾理所当然地要走向民族自决的道路。
  
  蒙古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利用日本的力量达到从中国独立的目的,而台湾人也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然而,女神并没有向我们微笑,大国之间签订的《雅尔达协定》,使背着饭锅的国民党军和穿着不合身的「二尺八」的共产党兵,分别占领了已经近代化的福尔摩沙和草原。洗练的蒙古人和台湾人不得不迎接毫无教养的「战胜者」,战胜者们却丝毫没有往日日本殖民者的军纪。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南蒙古则自战后二十一年之际的一九六六年起,遭受中共发动的大屠杀。两者都是以被殖民者曾经「与日本合作」为罪名而遭到屠杀,从这一点,台湾读者可以把事件理解成「草原上的二二八」。关于中共大屠杀蒙古人,请读者参阅拙着《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出版社)。
  
  不光如此,蒙古人还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充当了中共的僱佣军,去屠杀同样是为了抵制中国人的侵略而揭竿起义的藏人。如今,藏区和南蒙古一样沦落为中共统治下的殖民地;中共则在最美丽的口号之下强制推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南蒙古和藏区的命运绝不是隔岸之火,台湾在思索自己的将来的同时,离不开蒙古人和藏人的民族自决运动。全世界的殖民地也许在上个世纪的六○年代得以解放,但是蒙古和藏区,以及台湾的民族自决运动还在进行中。

推荐序(节录)
  
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
日本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唯色


  一
  
  二○一四年夏天,我们驱车南蒙古全境万余公里,几十个旗与盟都有停驻。对于我来说,蒙古这个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词与形容词的伟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过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都是匆匆而过。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过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态恶化状况写过:「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早就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
  
  我们动身前,收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先生的着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电子版,旅途中用朗读软体在车上播放。经过今被命名为「兴安盟」一带,目睹车窗外被移民开垦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变的蒙古草原,听着电子男声机械地朗读着蒙古民族几十年的悲惨史,尤以文革时代遭致惨绝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声称的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有两样。
  
  我还带了一本纸质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约西莫・布克汉森(Joachim Barkhausen)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关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对某个缘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战争结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们眼中都是极其清晰的。即使亚细亚人常喜欢故意将神话与象征性的故事加诸于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伟大而质朴的本来面目都丝毫不会被更动。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却盖上了一层模煳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当他的生活越迫近亚细亚的核心,即神祕的青藏高原,这个黑幕也越形厚重了。佛教与喇嘛教以其传说的晕影,掩盖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还终将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国——最实质的和最具体的帝国——的真正战胜者。」
  
  记得在唿和浩特的蒙古餐馆,喝着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几块干肉的奶茶,很合我这个藏人的胃口。望着高挂墙上的成吉思汗画像,我说起数百年来图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诸部族领袖攀附外族、借力壮势却又遗下后患的漫长历史,如萨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压宝蒙古皇帝忽必烈;噶举派二世噶玛巴压宝蒙古可汗蒙哥;噶举派五世噶玛巴压宝中国明永乐皇帝;格鲁派四世达赖喇嘛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转世。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去北京见满清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去北京见满清干隆皇帝等等。
  
  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夹杂了汉语与蒙语的称唿,也是得名于唿和浩特的大召寺。当然有藏语称唿,即觉康或祖拉康,意为释迦牟尼佛殿。藏语的默朗钦莫,即藏历新年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昭法会」,而「昭」或「召」,据唿和浩特大召寺门口的碑文介绍,是大庙的意思。大召寺内的中国游客比磕头的信众多,女导游身穿类似舞台表演装束的那种蒙古服装,用普通话介绍说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仓库和军营,所以就保护住了。其实留下的应该只是空空荡荡的外壳,彼时连蒙古人视为神圣至尊的成吉思汗庙都被夷为平地。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僧人交谈,他说全寺今有僧侣七十多人,五十多人会说蒙语,近二十人已不会蒙语。而在满都拉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境小镇,一座寺院的遗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经幡,问当地蒙古人,说当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时被砸,现在开始重建,去年请了拉萨的喇嘛来赐福。
  
  二
  
  旅行中经过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里富丽堂皇的广宗寺,又称南寺,藏语名为「噶旦丹吉林」,与两百多年前流亡至此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殊胜因缘,不但依循他的愿望而建,并筑塔供奉他的法体。六世祕传中也有同样叙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见到两位高龄僧人,告知六世尊者灵塔于文革初期,被以汉人为主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所砸。尊者法体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斗,强迫僧侣焚烧,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装面粉的柜子,直到八○年代重建寺院时才敢拿出,供奉于新修的塔中。老僧还说文革前有四、五百位僧人,文革时都被驱赶,返回草原当牧民,成家、生儿女。现在只有二十多个僧人,也都成家,平时忙碌世俗营生,有佛事时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游景点,门票八十元,寺院分得一点五元,其余都归公司和政府,「我们没办法。」老僧叹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说你们藏族不喜欢我们蒙族;我否认,说我们两个民族因缘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蒙古骑兵去你们藏地「平叛」,杀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吗?还说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萨朝佛,一听是蒙古族,藏族的态度就不好了。蒙古骑兵进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听说,但不清楚细节,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话让我惊讶。之后留意到杨海英先生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提到文革时遭大肃清的内蒙古骑兵师,在上个世纪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曾「入藏参与镇压」。
  
  杨海英先生介绍内蒙古骑兵师是由「日治时代接受现代教育,被称为『挎日本洋刀』的蒙古人将校为中心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五个师,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上个世纪四○年代中期被收编为中共军队。参加过东北内战、朝鲜战争等,尤其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铁骑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五八年,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三、十四团共三千二百名骑兵,接到中共下达的参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务。尽管蒙古人任职中共最高官员的乌兰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表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对少数民族用兵,「但终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不由己地陷入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听从兰州军区的指挥」的两个骑兵团于一九六二年从藏区撤回,中共官方称:「两个团分别被授予『战功伟绩』锦旗,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骑五师被解除武装,取消番制,二百八十六人被打成「内人党」,惨遭迫害,内蒙古骑兵师团的历史就此谢幕,「蒙古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军队」。
  
  那么,蒙古骑兵是如何「入藏参与镇压」藏人起义的?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未有更多着墨的杨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写了一部日文专着——《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骑兵の现代史)。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而这部专着是他特别看重并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说:「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僱佣兵。」
  
  三
  
  最早由蒙古人辟为帝国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别称,叫霾都。即雾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气般的昏暗日子里,读完了杨海英先生发来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译电子版。期间有几次因事出门,我将书稿存入手机,一路上透过耳机倾听朗读软体毫无感情地读着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雾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彷彿再现几十年前家园被毁的悲惨景象,我只觉心痛难忍。
  
  而且,男女老少,老弱妇孺,与一座座寺院和帐篷,与一群群牛羊等家畜,被声称要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救出来的「解放者」驾机轰炸、开枪射击、挥刀砍杀,正如书中所写:「当时中国以『解放』为名,摆出一副宽容的占领军的姿态,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当西藏人为了反击中国的侵略而开始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时,中国却毫不留情地对西藏人民进行了大虐杀和镇压。」而其中,「将西藏人民的抵抗逼至绝境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蒙古骑兵部队。」
  
  书中有多处这样的记录:
  
  战斗的方法很简单。中国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的混乱,步兵趁此时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果断突破步兵包围圈的人们,迎接他们的则是握着日本洋刀的蒙古骑兵。
  
  蒙古人骑兵犹如狼一般,挥舞着日本洋刀冲进了陷入混乱四散而逃的畜牧民中。
  
  「解放西藏同胞!」
  
  他们吶喊着。日落时,「叛匪集团」的一半以上被杀害。
  
  他们在名叫达木沁滩的地方,发现了藏人「叛匪」大集团。对西藏牧民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带着家畜群一起行动和追捕者是蒙古人。这是双重的不幸。蒙古人在看到家畜群的足迹的瞬间就能判断其规模,因为对方是和自己过着同样生活的人。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洋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
  
  尼玛仁钦证言道:「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戮」。
  
  我在给杨海英先生的邮件中写道:「读你的这本书,读得我很难过⋯⋯我想说的是,读到藏人被像杀老鼠一样杀死的时候,太难过了。就像今天的IS斩人首级那样可怕⋯⋯」杨海英先生回覆:「悲惨,但这是事实。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世人会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你们知道。」
  
  四
  
  但藏人自己知道吗?或者说,有多少藏人知道呢?我接着重又阅读了两本书,是两位藏人关于同一时期求生与反抗的记录。由藏文译为中文的《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作者是如今居住西宁的纳仓・怒罗先生,回忆了在一九五八毁灭之年,目睹父亲及无数族人丧生于「毛主席的军队」手中,寺院尽遭破坏,村落尽遭涂炭,十岁的他也被关进地牢,险些饿死。而他的叙述中,带来「世时翻转」的,如书中所写:「举凡汉军所到之处,所有村落寺院被毁的情形是一样的⋯⋯不管是因为反抗汉军还是汉军进攻灭杀,这种马死人亡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今是横尸荒野无人收,任乌鸦鸟雀啄食」,提到骑兵,也是以「汉军」、「汉兵」代之,大概并不知道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派来「剿匪平叛」的蒙古骑兵。
  
  另一本以中文写作的《血祭雪域》是集诸多倖存者的口述与史料的鸿篇巨着。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已经插满红旗的藏地,青年时翻越雪山投奔尊者达赖喇嘛,成为新一代流亡者,现在台湾为流亡西藏工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九○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翔实记录。他的家乡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是当年蒙古骑兵「剿匪平叛」战功赫赫之地。但在五百多页书中,我只找到这样一段相关记述:
  
  有一支兰州军区的军队,即所谓的西宁骑兵,约六百余人,佩着长马刀——就像电影中的日本军官指挥刀,皮马鞍上的皮袋子里装着子弹,还配备有转盘机枪和枪枝卡壳时替换的枪管等,都驮在马上。总之,装备精良。这些骑兵从囊谦二十五族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情况下中军都是这些骑兵打前锋,三千余步兵和驮着大炮的骡子等在后面跟进,并兵分成几路尾追藏军。
  
  所谓「中军」,即中国军队。但是作者并没有清楚地指明,那些打前锋的应该就是蒙古骑兵,虽然他们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一位倖存者谈到过蒙古骑兵,是在前不久于台湾出版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8中。此书由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流亡西藏的难民定居点访谈十一位流亡老人而辑成。原籍为安多果洛的老妇人卓洛回忆一九五八年跟随部落逃亡,遭遇中共军队追杀:「有一次⋯⋯我们被十多个解放军发现了。这些解放军是蒙古人,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军比汉人解放军兇勐很多,他们追了上来。我丈夫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儿前去阻挡,一直打到下午。那两个同伴,有一个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个被打死了。」但老人的记忆可能有误,蒙古骑兵应该不会穿蒙古服「剿匪平叛」,如杨海英先生在书中写道:「蒙古人是与生俱来的优秀战士,又经历了日本军式一流近代化的训练。在这样的骑兵面前,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藏人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这是对其中一次战斗的描述:
  
  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藏人马队停止前进,阵形被打乱了。此时,纹丝不乱的骑兵分队组成方阵冲入敌阵。拔刀出鞘的尖声和马镫踢踏马腹的钝声交织在一起,白刃在阳光下闪烁。
  
  五
  
  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内蒙古骑兵在结束四○年代末的战事后,六○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一九五七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一九五八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父亲是「剥削阶级出身」,在「整理部队的精神状态的运动」中,被除队回到了家乡。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西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身上的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一九九○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至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西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一九五九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二○一○年十二月的某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玛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地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抖着,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图书试读

第一章 青春豪迈习志野
 
(一)近代日本骑兵与蒙古
 
源自日本的欧亚近代骑兵

 
二○一三年六月九日,我从东京品川车站乘电车前往千叶县津田沼站。前夜下了一场大雨,顶着闷热,我从津田沼站换乘了新京成巴士,目的地是自卫队前车站。
 
我原本想了望蓝天下无边无际的习志野,但是被近代建筑物所淹没的习志野早已看不到往昔的面容了。我找到了位于东邦大学药学部内刻有「骑兵第十三联队发祥之地」的一座石碑,静静地、长久地凝望着它。尔后,从学校正门走出来到旁边的日本大学生产工学部,瞻仰写有「骑兵第十四联队发祥之地」的石碑(照片一,二)。
 
在「骑兵第十三联队发祥之地」石碑旁边并立着的,是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文学碑。这是因为司马文学最高杰作之一的《坂上之云》(坂の上の云),其主人公秋山好古被尊为「日本骑兵之父」。
 
离开这两座「骑兵发祥之地」碑,我来到了附近的八幡公园。八幡公园曾是骑兵第一旅司令部的所在地。公园内矗立着「军马忠魂塔」、「军马之碑」和「马头观世音」等纪念碑。听着公园里到处响起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开始想像往昔响彻习志野的军马的嘶鸣。
 
至今仍驻扎着自卫队的习志野台地,自古就是饲养军马的牧场。古时候的此地下总国有很多被称为「牧」的地方。例如,比较着名的有高津马牧、大结马牧和中州马牧等。江户幕府的军马也在这里牧放饲养,当时这里被称为下野牧或小金牧。
 
提起骑兵,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游牧民族的战士。但是,欧亚近代骑兵实际上并不是发源于游牧民族蒙古,而是源于日本。我认为,东邦大学和日本大学内的两座「日本骑兵联队发祥地」石碑,应被称为「欧亚近代骑兵发祥地」石碑,载入世界史。我之所以这样考虑,是有历史原因的。
 
曾任满洲国国军顾问的骑兵少佐佐久间良三的研究表明,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建皇军时,陆军借鉴了法国,海军则借鉴了英国的模式。天皇亲率的御亲兵里诞生的两支骑兵小队,当时也是由法国的教师指导操练的。对于其后,八幡公园的纪念碑则有如下记载:「于一八七六(明治九)年,明治天皇驾临大和田原,御览了近卫兵举行的演习。被篠原国干少将的指挥风采所深深打动,于是,天皇下令所有骑兵要『向篠原学习』。尔后,下总国历史悠久的牧场之一,便成为了习志野」。日语中,「习志野」与「向篠原学习」发音近似。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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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有些令人联想到历史的奇诡碰撞,但吸引我的,更多的是它背后蕴含的“时代悲剧”四个字。我一直对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身不由己的群体命运深感好奇,而“蒙藏民族”这个组合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神秘感。翻开这本书,我期待的不仅仅是关于一场特定历史事件的记述,更是一次深入探究,去理解在那个变革的年代,蒙藏民族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阵痛。书名中的“蒙古骑兵”和“日本刀”,或许是某种象征,也可能是某个关键的切入点,引导读者去窥探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体验和民族情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破我对历史的刻板印象,呈现出更加立体、多元的蒙藏民族形象,让他们不再只是某个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注脚,而是具有独立意志和情感的鲜活个体。我期待作者能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在这些背景下,蒙藏人民所扮演的角色和承受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思考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认同在历史变迁中的演变。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勾起我无数的想象,我渴望在书中找到那些关于勇气、牺牲、失落与传承的故事,去感受那份属于蒙藏民族的独特而又令人心碎的时代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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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感和一种奇特的历史张力,让我立刻产生了阅读的冲动。我首先想到的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场景?蒙古骑兵的彪悍形象,日本刀的锋利与精巧,再加上西藏这片神秘而壮丽的土地,这几个元素的组合,已经足够引发我无穷的想象。它似乎预示着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甚至阵营的复杂交织。更让我驻足的是“时代悲剧”这四个字,它暗示着这本书的主题将是沉重的,是关于一个民族在历史浪潮中的无奈与抗争。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解读,去了解蒙藏民族在那个特定时期所经历的动荡与变革,他们是如何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重因素的裹挟下,书写自己的命运。我希望作者能够以一种客观而富有同情心的笔触,去展现那些被历史淹没的个体故事,去感受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去铭记他们的牺牲。这本书,在我看来,将是一次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一次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一次对人类共通情感的细腻描摹。它不仅仅是关于战争与政治,更是关于人心,关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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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的书名,乍一听,确实足够让人脑洞大开,甚至有点超现实的联想。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奇观?在我的知识体系里,蒙古骑兵与日本刀似乎没有太多直接的交集,更何况是在西藏这个地域。这让我迫切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促成了这样的场景?是战争的洗礼?是民族的融合?抑或是某种被遗忘的角落?更让我心动的,是“时代悲剧”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如同一个沉重的问号,瞬间将我的好奇心引向了更深层的主题——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奈。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剥开历史的表象,去触及蒙藏民族在那个特定时期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牺牲,以及那些可能被忽略的伤痛。我希望作者能够像一位细致的考古学家,从零散的史料中挖掘出那些被时间尘封的故事,用生动的叙述,还原出那个时代蒙藏民族的真实面貌。我更渴望的是,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悲剧”这个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不仅仅是宏观的历史事件,更包括那些无数个体的悲欢离合,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被无情拍打的生命。这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更是一次对人类命运的追问,一次对民族精神的探寻,一次对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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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充满了引人遐思的意象,让我立刻被吸引。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画面: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疾驰的蒙古骑兵,手中却挥舞着东瀛的刀刃。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交织?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我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件,使得蒙藏民族的命运与这奇特的组合联系在了一起。“时代悲剧”这四个字,更是为这本书注入了灵魂,它承诺了一个关于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牺牲与失落的动人故事。我期待着,作者能够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去解析蒙藏民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无奈。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揭示那些被历史掩埋的真相,那些关于个体命运与民族精神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像是一次对历史伤痛的触碰,一次对民族记忆的唤醒,一次对人类共同情感的共鸣。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对“悲剧”更深刻的理解,感受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被无情裹挟的生命,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坚韧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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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的书名,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谜题,立刻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这是否是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边缘叙事?“蒙古骑兵”的形象是雄浑而充满力量的,而“日本刀”则往往带有精致而致命的意味,当这两者出现在“西藏”这片神圣而广袤的土地上时,所形成的奇特景象,足以让人产生无数的疑问和想象。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是战争的洗礼?是文化的交融?还是某种历史的偶然?而“时代悲剧”这四个字,更是为这本书定下了深刻的基调。它预示着,这本书将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罗列,而是一次对蒙藏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生存困境、文化冲突以及命运的无常的深刻剖析。我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严谨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去挖掘那些被尘封的史料,去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去展现蒙藏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我穿越时空的阻隔,去感受那些鲜活的生命,去理解他们的痛苦,去铭记他们的牺牲,去思考“悲剧”这个词汇在历史维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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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的书名,带着一种浓厚的历史色彩和戏剧性的冲突感,瞬间点燃了我探索的欲望。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之上,威武的蒙古骑兵,他们的手中,赫然出现的是来自东瀛的战刀。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交汇?又暗示着怎样的命运纠葛?它突破了我原有的历史认知,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时代悲剧”这四个字,则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它预示着,这将是一次关于民族在历史浪潮中经历的痛苦、挣扎与失落的深刻叙述。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细腻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去描绘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去解析蒙藏民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无奈。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呈现历史的事件,更能触及到那些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的个体生命,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去铭记他们的牺牲。这本书,在我看来,将是一次对历史深层肌理的探寻,一次对民族命运的悲悯关怀,一次对人类共同情感的细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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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单单是读出来,就有一种史诗般的宏大感,又带着一丝诡异的色彩。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的是一个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在雪域高原的背景下,矫健的蒙古骑兵,他们的武器竟然是来自东瀛的战刀,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反差和历史的悬念。是什么样的力量,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强行连接在了一起?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脉络?而“时代悲剧”四个字,则如同为这本书定下了基调,它预示着,这绝非是一部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一次深入探索蒙藏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是一次对他们命运悲剧性的深刻剖析。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历史碎片,编织成一个完整而动人的故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包括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文化冲突,以及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蒙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我期待着,作者能够以一种充满人情味和历史厚重感的方式,去讲述那些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的个体命运,去感受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失落,以及在绝望中可能闪耀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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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书名,《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就仿佛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的序章,立刻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对历史谜团的探索欲。我一直对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结合,或者说,那些历史发展中的“拐点”特别感兴趣。蒙古骑兵的骁勇善战,日本刀的锋利与某种特定历史时期联系,再加上广阔神秘的西藏,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已经构成了一幅极具画面感却又充满疑问的图景。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否发生了某些我们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而“时代悲剧”这几个字,则像一记重锤,直击我的内心,让我明白这本书的核心并非在于猎奇,而在于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我期待作者能够带领我穿越时空的迷雾,去探寻蒙藏民族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去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生存、抗争,甚至被卷入历史的漩涡。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视角,去关注那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去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失落与无奈。这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更是一次对民族精神的深情回望,一次对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承受之重的深刻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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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带着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吸引了我。我最先被触动的是“蒙藏民族”这个关键词,它代表着两个古老而独特的文明,它们在地理上的邻近,在历史上的交织,本身就充满了故事。而“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这样的画面,无疑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意象,它打破了我原有的认知框架,让我对历史的复杂性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我无法想象,在这片高原之上,究竟发生了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才造就了这样一幅矛盾而又充满张力的图景。更重要的是,“时代悲剧”这四个字,直击人心。它预示着,这本书不会是一部轻松的读物,而是一次对历史深层伤痕的挖掘。我渴望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如何将那些零散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来,如何揭示蒙藏民族在那个动荡年代所经历的生存挑战、文化冲突以及命运的无常。我期待着,作者能够以一种深沉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去描绘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个体,去理解他们的痛苦,去感受他们的无奈,去铭记他们的牺牲。这本书,在我看来,将是一次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探索,一次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一次对人类普遍情感的细腻体察。它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关于情感的共鸣,关于人性的拷问,关于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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