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记从朋斋先生学习的二三事 犹记三年前周师荣膺胡适纪念讲座,他以「为学当如金字塔」为题作专题演讲,自比为「金字塔底的一块砖」。先生以砖瓦砾石自居,固是谦辞,然亦有其深意:他希望大学的教师要厚植学养,乐于作时贤晚辈攀登高峰的踏脚石,为广大崇高的金字塔添砖加瓦,劬瘁其力。
一般熟悉周师的同道会认为他是一位古文字学家及书法家,但他在一次公开场合明白地说:「我是语言学家,学术专业是古代汉语。」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字学应当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形体脱离了语言脉络,便只是点画线条。周师从上世纪九零年代投入战国竹简的研究领域,从最早发表的〈包山楚简文字初考〉开始,到后来一系列考释郭店、上博、清华竹书的专文,莫不细心还原文本所涉语境,充分考虑文献的性质、对话人物的身分及古代的词汇、语法特点,从而最大程度地复原文本,让一幅幅古代思想文化的图卷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正因为周师将文字纳入广大的语言系统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其研究中,考释文字并非目的,而是考证史实、阐明义理的手段。收于本书中讨论上博所藏国语类竹书的几篇专文,集中反映了先生考史的成就,如其论〈昭王与龚之脽〉、〈君人者何必安哉〉联系楚昭王经吴兵入郢后励精图治的经历,考释〈姑成家父〉则穷究晋「三郄之乱」的原委,均能呈现一个时代或一历史事件的鲜明面貌。
在思想的阐发方面,如〈郭店竹简文字补释〉一文论〈五行〉首章仁义礼智圣「型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型于内谓之行」之「型」,周师未从俗说释为「形」,而如字读为「型范」之「型」。他解释道:「仁、义、礼、智、圣五种道德意识在人心中产生如模型、器范的规范作用,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标准,这就是『德之行』;若任性纵情而为,心中缺乏道德意识的规范,这只是『行』。」更引郭店竹书〈成之闻之〉「型于中,发于色」及〈大学〉「诚于中,形于外」证之。通过此一「型」字的精确破译,使我们深切地体悟到先秦儒家成德成圣之修养,始于内在道德对于心的规范,归结于表里如一的彬彬君子。对于子思学派此一论述的学术史意义,先生也只眼独具地指出:「〈五行〉为儒家后学留下了一个问题:即道德意识究竟从何而来?这正是孟、荀思想同源异派的起点。」
先生的为学宗旨大体如上所陈,而在微观的古文字考释上,他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代,唐兰于《古文字学导论》慨叹当时古文字学界「根本没有是非的标准,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说」,到了八十年后的今日,这种情况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善。正因如此,周师近年针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筹办多次读书班及研讨会,屡次撰文希望学术界的同道正视此一问题。他曾总结清干嘉以来学者考释文字的经验,提出十二字要领:「析形定音」、「循音别词」、「因文求义」,将古文字研究应该遵循的法则,和盘托出,可谓金针度人。在考证战国竹书诸多疑难字词时,周师极力贯串上述三项原则,如其解郭店〈老子〉「大曰衍,衍曰转,转曰反」、释上博〈彭祖〉之「沖子」、说郭店〈穷达以时〉及上博〈姑成家父〉之「顑颔」,莫不如此,洵为后学之范式。
对于读书,周师强调要在无字处读书,贵能发现问题、独立思考,每以「读书得闲」勉励后学。窃以为最能体现先生此一特长者,非〈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莫属。在该文中,他提出郭店竹书各篇的简长、简端形状等形式特征,可以做为判断文献性质的标准,即「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简端修为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据此可将这批竹书分为经典及传注两类。字体方面,先生指出郭店竹书的部分篇章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具有齐国文字的特征,从而提出战国写本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所谓「驯化」之现象,如传入楚地较久者,经学者反覆抄写,逐渐褪去文本起源地的字体特色;而新近传入者,因驯化尚暂,所以仍保有原来的书体风格。由文字的驯化现象,先生进一步强调「研读出土楚简不能局限于楚国一隅,必须从字形的特征与战国诸子学术的大格局来追溯楚简的文本来源,进而釐清先秦诸子的传播与学派形成。」(别见〈读书与释字方法的省思〉)这些创见,无非是先生平日精思深虑的成果。
提及此文,也不禁令人慨叹,当今学术界对于竹书形式特征的系统研究并无长足之进展,原因不在后继无人(冯胜君先生于十年前即在周师的字体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主要的障碍在于郭店楚简发现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一波盗掘竹简的高潮。近年公布的战国秦汉出土古书,如上博简、岳麓简、清华简及北大简等,均为盗墓所得。这些材料虽经各单位「抢救性蒐购」,但盗掘流出的同一批竹书,出土地可能不同,且材料本身无法参照考古地层及共出器物的脉络,这对于实际研究产生很大的干扰,尤其是对竹书时代的判定及形制的归纳而言,更是如此。中国的文物主管单位应当正视此一问题,切莫让简帛文献的发现热潮演变成一场文化浩劫。
笔者于九零年代进入台大中文系就读,当时周师讲授大学部文字学课程,于汉字起源借鉴汪宁生、李孝定之说,于文字构形则评介唐兰、龙宇纯先生之理论,并兼及唐代以来的正字之学及俗字、简化字的概况。对于许慎「六书」说,周师主张还原其时代背景,将之视为受汉代经学影响的文字理论,明其局限,不必纠缠于「转注」异说之是非。在先生课上,文字初谊的探讨并非枯燥地举例解说,而有生动的呈现。一次上课,我因故迟到,赶到教室时,见三两同学跪坐于讲台前,心里纳闷「究竟作了如何大逆不道之事,竟需跪地悔过?」原来,先生正讲解「乡」、「即」、「既」三字之创意,为了直观地呈现古人席地就食的情况,所以让诸生上台示范。此一事例足见周师教学之用心,也可看出他强调「文字并不仅是语言的符号,亦是历史与文化载体」的立场。
1999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不久,是年我在硕士班选修先生郭店竹书讨论课。课上由同学轮流进行导读,主讲者除介绍各篇竹书的概况外,并需即席回答老师及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每回上课宛如一次严格的答辩,主讲者莫不全力以赴,而先生也以极大的耐性听着我们浅薄的发言,通过质疑、辩难、讨论,进行脑力的激盪。有时,遇疑难问题无法解决,如郭店三组〈老子〉是处在发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说究竟近荀还是近孟等,先生并不马上点破,而是让我们当下自己去思考,任由课堂时间随沉默流逝。先生指导研究生,虽属「大音希声」之类型,然则「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一旦学生接触到问题的核心,必扣其两端而竭之,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在私下从先生问学的过程中,有两次珍贵的经验,令我难以忘怀。2004年我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周师撰写〈上博三〈彭祖〉新探〉,我因帮忙核查文中所涉文献,得以最早拜读此文初稿。先生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竹书「心白身怿」四字,明显与《管子》「白心」说有关,不妨假设其为稷下学派之产物。同时,他发现郭店儒家佚书〈五行〉、〈性自命出〉等也出现见于《管子》的稷下学派术语「心术」与「内业」,周师认为此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受其启发,我集中精力将此篇竹书与《管子.心术》、〈白心〉及〈内业〉等反覆对读,发现上博〈彭祖〉的思想与《庄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尤近,而《管子.心术》诸篇存在较多的文本校勘、诠解之问题,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学派归属,近世学者颇有争论,如果能解决这些疑难,不但可以增进稷下道家之了解,对于战国时期儒、道二家彼此竞争、互相影响的过程,也能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我将上述构想告诉周先生,并大胆地拟了一份论文写作计画,想征求他的同意,以此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先生欣然允诺,并惠赐〈上博三〈彭祖〉新探〉之定稿,鼓励我继续探索。
2009年笔者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返台期间周师邀我回母校作报告,我集中讨论了战国楚简中的「曷」字(原作),将其形构说为以人停步张口表达问疑之意,惟此字往往于左侧增一直笔,原本我以饰笔目之,没有追究此一笔划之深意。在报告后,先生告诉我,应该将此字与「疑」字合观,甲骨文「疑」作「」,象人驻杖顾盼而有惑之形,「曷」字所增之笔即人所持之杖。得其开导,形构上的疑点涣然冰释,且因「疑」、「曷」之形义俱有一定的关联,也增强了拙文的论证强度。笔者虽非周师门下的指导学生,却屡屡得到先生无私的帮助及提携,盛情美意,让在异乡飘泊求学的我备感温暖。
去年仲夏,周师嘱门生为其编订文集,原本想将先生以往的学术文章汇为全集,然卷帙过大,加以先生学问所涉除古文字学、简帛学及经学外,更旁及金石学、楚辞学、敦煌学、书法史、语文教育等领域,一时无法找到理想的编排方案。后来,我建议不妨先汇集先生近二十年来最为着力的战国楚简研究专文,其余则日后陆续编订为别卷,如此一来不但主从有序,更能呈现出先生学术堂庑之宏壮。此一提案得到周师的赞同,遂指示由我初步整理篇目,范丽梅博士负责文集的统筹及校订工作。我参考了周师的论着目录,从其中择取战国竹书专文三十余篇,略依主题别「文本复原及方法论」、「郭店儒家佚书」、「上博藏『诸子』类佚书」、「上博藏『国语』类竹书」、「北京清华大学藏『书』类竹书」及「其他」等六编。其后,范博士在上述编次的基础上又增补若干篇,并新加「包山与九店楚简」一编。今周师的文集付梓在即,谨记下从其受业近二十年来的体会,愚虽不敏,且深知执笔为序难免僭越之讥,然师之所望厚矣,亦不敢推辞,遂化用其「我在金字塔底」之语,以志先生治学之旨趣。
林志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