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施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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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中國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現代派作傢施蟄存先生,具備的現代思想、現代意識、現代觀念,使他永遠走在瞭時代的前列。

  施蟄存先生是一位思維敏捷、永遠具有現代意識、年輕心態的學者。他的「現代」不僅錶現在對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推崇與藉鑒,而且錶現在思想的先進,視野的廣闊,精神的超前,以及高度的責任心等諸多方麵。這種明確的文化意識,高尚的品格和人生境界,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是開闢蹊徑,探索現代,追求理想等行為方式的根本,施蟄存先生是一位跨世紀的文化人。本書從綜閤論創作論與比較論三方麵論述施蟄存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本書特色

  作者與施蟄存先生交流十幾年,多次近身接觸,因此本書提供給讀者從不同麵嚮來認識施蟄存先生。
《光影流轉: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的時代迴響》 內容提要 本書以宏大的曆史視野和細膩的文本分析相結閤的方式,深入探討瞭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的發展曆程及其所承載的社會變遷、文化思潮與民族精神。全書以時間為軸,大緻分為“默片時代的拓荒與探索”、“有聲電影的崛起與流派紛呈”、“抗戰烽火中的民族敘事”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探索與轉型”四大闆塊,力求全麵、立體地呈現中國電影從早期萌芽到成熟階段的復雜圖景。 第一部分:默片時代的拓荒與探索(約1905-1930) 本部分聚焦於中國電影的“童年時期”。從西方放映技術的傳入,到中國本土電影製作的艱難起步,本書詳細梳理瞭早期電影人如何在一無所有中摸索前行。我們不僅考察瞭張石คองโก等先驅者的嘗試,更著重分析瞭早期電影內容對民間娛樂、道德教化以及對西學東漸思潮的迴應。 關鍵議題包括: “影戲”到“電影”的身份轉換: 探討瞭電影作為新興媒介,如何逐漸脫離戲麯雜耍的窠臼,確立自身的藝術語言。 早期敘事母題的本土化: 分析瞭神怪片、武俠片、譴責小說改編劇本的流行,反映瞭當時社會對傳統與現代衝突的焦慮。 上海作為中心的形成: 闡述瞭上海的商業環境、租界文化以及人纔匯聚如何使其成為中國電影工業的搖籃。 第二部分:有聲電影的崛起與流派紛呈(約1930-1937) 隨著有聲技術的引入,中國電影迎來瞭第一個黃金時期。本部分將重點剖析有聲片對傳統錶演體係的衝擊,以及由此催生的多元化電影流派。 “左翼”電影運動的興盛: 深入探討瞭以夏衍、蔡楚生等為代錶的左翼電影人如何將現實主義精神注入銀幕,關注底層人民的疾苦,形成瞭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性的作品群。分析瞭《漁光麯》、《神女》等經典影片的藝術成就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明星”與“時尚”的商業探索: 另一條綫索是探討瞭由阮玲玉、鬍蝶等“電影皇後”所代錶的、側重於言情、傢庭倫理的商業片領域。這兩條看似對立的路綫,共同構築瞭三十年代上海電影的活力。 方言電影的嘗試與地域色彩: 簡要迴顧瞭粵語片、閩南語片等在地方市場的成功,揭示瞭電影工業在全國範圍內的不平衡發展態勢。 第三部分:抗戰烽火中的民族敘事(約1937-1945) 戰爭的爆發,徹底改變瞭中國電影的格局和主題。電影不再僅僅是娛樂或單純的階級批判,而成為凝聚民族意誌、進行抗戰動員的重要工具。 “孤島”時期的抵抗與妥協: 分析瞭在淪陷區上海,電影製片業如何在日方的嚴格管控下,通過隱晦的象徵手法、曆史題材的重新詮釋,進行“軟抵抗”。 國統區的寫實主義轉嚮: 重點研究瞭重慶、昆明等地電影製片廠的努力,如何創作齣反映後方人民生活、歌頌正麵戰場精神的史詩性作品,如《大地之歌》。 紀錄片與新聞片的作用: 考察瞭由政府主導的新聞紀錄片在記錄戰爭真相、進行國際宣傳方麵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第四部分:新中國成立後的探索與轉型(約1949-2000) 新政權建立後,電影被納入國傢計劃體係,其藝術目標、審查機製和敘事重點都發生瞭根本性的轉變。本部分將關注這一曆史轉摺點帶來的深刻影響。 建國初期的“十七年”電影(1949-1966): 詳細分析瞭如何學習蘇聯經驗,確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範式。重點分析瞭如何通過革命曆史題材、英雄人物塑造以及對工農兵形象的塑造,來建構新的國傢意識形態。 特殊曆史時期的“十七年”電影的反思與流變: 探討瞭“大躍進”和“文革”期間電影製作的停滯與非常態下的特殊産物,尤其關注瞭京劇電影的興盛與現代舞劇的影像化嘗試。 改革開放後的解放與多元化: 電影的復蘇與“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登場,標誌著電影創作重迴對個人經驗、地域文化和電影語言本身的關注。本書將分析他們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新定義“中國性”的錶達,以及市場經濟對電影産業結構帶來的衝擊。 結語:流動的曆史與凝固的瞬間 全書最後將對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的整體貢獻進行總結,探討電影藝術如何作為一份獨特、生動且極具情感深度的曆史檔案,記錄並塑造瞭中國人在百年劇變中的精神麵貌。本書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理解中國電影如何在政治動蕩、技術迭代與文化交鋒中,鍛造齣獨樹一幟的東方影像美學。 本書特色 本書不僅梳理瞭重要的導演、演員和作品,更注重將電影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通過大量一手資料的引用、未曾公開的行業報告分析,以及對重要電影事件的深度復盤,力求擺脫空泛的贊美或批判,呈現一部既具學術深度又兼具閱讀趣味的中國電影史。讀者將通過本書,不僅瞭解瞭銀幕上的故事,更洞察瞭銀幕背後的時代脈搏。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楊迎平


  1953年生,湖北孝感人,畢業於湖北師範學院文學院。現為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教授,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老捨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理事。

  主要進行中國現代小說流派研究、中國新感覺派文學研究、施蟄存研究、茅盾研究、老捨研究、中國現代戲劇研究和中國現代女作傢研究。重點進行現代派作傢施蟄存研究,與施蟄存交往十四年,獲得很多施蟄存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於《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各刊物共發錶論文133篇。

  •2004~2006年主持完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施蟄存研究」。
  •2007~2010主持完成教育部項目「施蟄存研究」。著作《永遠的現代—施蟄存論》。
  •2011年獲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奬。「海派小說」課程獲江蘇省微課教學比賽一等奬。
  •2014年獲江蘇省優秀教育工作者稱號。
  *2016年獲國傢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施蟄存評傳。
 

圖書目錄

序/徐中玉
前言:走近施蟄存先生

上編:綜閤論
第一章 施蟄存同魯迅的交往與交鋒
第一節 施蟄存與魯迅論爭之前的友好交往
第二節 施蟄存與魯迅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第二章 施蟄存與30年代的詩歌革命——兼談與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的友誼
第一節 詩的嘗試
第二節 詩歌革命
第三節 手足之情

第三章 論施蟄存的小說創作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第一節 融眾傢之長,寫心中的故鄉
第二節 取名傢之經,寫變態的心理
第三節 對感覺主義的藉鑒與改造

第四章 論施蟄存的編輯事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第一節 從《瓔珞》到《新文藝》
第二節 創辦《現代》雜誌
第三節 使《現代》成為最有人氣的刊物
第四節 使《現代》成為最「現代」的刊物
第五節 使《現代》成為中國現代派文學的搖籃
第六節 使《現代》成為文學批評的園地

第五章 論施蟄存的翻譯工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第一節 各種文體的翻譯和引進,譯文內容的完整和忠實
第二節 引進弱小國傢的作品,注重自強不息的精神
第三節 廣泛引進各種創作方法,追新求異關注現代主義文學

第六章 在傳統與現代、政治與藝術之間——施蟄存的選擇與睏惑
第一節 「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節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第三節 在政治與藝術之間(兼論蘇汶的「第三種人」)

中編:創作論
第一章從《上元燈》看施蟄存小說的懷舊情結
第一節 對往昔的感懷與追憶
第二節 對都市的恐懼與逃離
第三節 做「從容」而「舒緩」的文字

第二章 從《將軍底頭》看施蟄存小說的虛構色彩
第一節 小說是幻想的結晶
第二節 抒寫心中的曆史
第三節 幻想的寫實主義

第三章 從《梅雨之夕》看施蟄存小說的潛意識描寫
第一節 都市人「創傷的執著」
第二節 中國意味的潛意識描寫
第三節 意識流方法的運用

第四章  從《善女人行品》看施蟄存小說的內心獨白
第一節 施蟄存小說對「善女人」的解構
第二節 與奧地利作傢顯尼誌勒筆下女性形象的差異
第三節 與五四時期女性作傢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差異

下編:比較論
第一章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女性形象比較談  
第一節 現代作傢筆下女性形象的多種形態
第二節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女性形象的不同描述
第三節 不同的認識源於不同的生活背景
第四節 不同的形象源於不同的錶現方法
第五節 不同的形象源自相同的情緒心態

第二章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都市小說比較談
第一節 都市描寫的多種形態
第二節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各具特色的現代主義
第三節 風格形成的復雜環境

第三章  潛意識:創傷的執著——施蟄存與魯迅心理分析小說比較談之一
第一節 心理分析理論的廣泛引進
第二節 潛意識描寫的中國版本
第三節 心理分析小說的不同錶現

第四章 性心理分析的不同話語——施蟄存與魯迅心理分析小說比較談之二
第一節 魯迅小說的性心理流露與性心理描寫
第二節 不同稟性對性心理的不同錶現

第五章 心理寫實與社會寫實——施蟄存與茅盾創作比較談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並存
第二節 心理寫實與社會寫實共生
第三節 革命傢與自由思想者的衝突

第六章 南施北錢縱橫談
第一節 具有創新精神、開闊視野、現代意識的南施北錢
第二節 施蟄存的「有所為」與錢鍾書的「有所不為」
第三節 孤傲與謙和

後記
附錄 作者與本課題相關的論文發錶情況
 

圖書序言

前言

走近施蟄存先生


  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派作傢施蟄存先生於2003年11月19日走完瞭他近一百年的生命曆程。

  施先生匆匆離我們而去,這噩耗來得那麼突然,施先生的音容笑貌還曆曆在目,甚至我幾月前還給施先生打過電話,是他的曾孫女接的,說近期去上海看望他老人傢,曾孫女擱下話筒去告訴施先生,然後迴話給我:「可以。」因為一些鎖事的拖纍,上海之行就拖下來,沒想到成為終生的遺憾。

我與施先生認識、通信交往已十幾年。

  認識施先生以前,我對施先生充滿瞭神秘感。這神秘感是來自多方麵的,首先是讀瞭他的具有現代因素和荒誕魔幻色彩的小說以後,由作品的神秘而對作者的神秘,並以為他是十裏洋場風流倜儻的人物,是如劉吶鷗一樣的浪蕩子。其次,是因為他與魯迅的論爭,以及他主編的《現代》雜誌中的關於「第三種人」的論爭,文藝界對他誤解較深。也使我對施先生充滿神秘感,甚至迷惑不解。

  走近施先生之後,使我弄清楚瞭我曾經迷惑不解的問題,神秘感也化為親切感,我覺得施先生不僅是我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我的一個可親可敬的親人,我將施先生當作我的無話不說的親爺爺,我有什麼苦惱,有什麼疑問,有什麼解決不瞭的問題都是寫信給施先生,施先生接到信立即迴信,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瞭。

  1991年初,我正在為寫《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一書收集資料,經春曆鞦,已頗有收獲,唯對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知之甚少,資料的缺乏確實讓人吃驚。在目前傳記文學蜂擁的情況下,竟沒有一本施蟄存的傳記或評傳。為瞭瞭解30年代現代派作傢的情況,這年7月初,我冒昧寫信求教於施先生,將信寄到華東師大中文係。我當時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沒指望施先生真給我迴信。一個月後,我收到施先生8月9日的迴信,信一開始就說明瞭遲迴覆的原因:「大函昨日始從校中轉到,因我已退休,不住在校內,一切書信文件均須便人帶來,現在暑假中,已好久無人來,故大函遲瞭一月纔見到。」在這封信裏,施先生嚮我介紹瞭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的研究現狀,並談瞭他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說:「我在青年時代,寫瞭一些小說,中年以後,擱筆改行,舊作也自己不想提起。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紅』,亦頗感青年人好奇好古。但我自己卻不想多談,行過之生命,已為陳跡。這些作品,在我,已是曆史文獻瞭。」對我在信中談到的對他的作品的理解,施先生也給我鼓勵:「承你推重,隻有慚愧,……你說我的小說『乾淨』,這一觀點,倒沒有人說起過,大概這是一位女讀者的特有敏感,男讀者不會注意及此。」施先生還隨信給我開瞭一個他的作品目錄。

  因為施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與施先生的通信中,我不但請教學問,也談一些思想睏惑,針對我的信中的情緒,施先生迴信說:「有一句話,我要和你辯論,你說我『可能不會理解』你,錯瞭,我很理解你,因為像你這樣的女教師,我這裏很多,她們的想法境況,都和你沒有什麼不同。你今年纔三十多歲,可知你讀大學是在『撥亂反正』之後,這已經是幸運瞭,有許多五十多歲的講師、副教授,都是在1958―1968年間讀大學的,他們根本沒有讀書,隻是靠運動發跡,1978年以後,他們的過去的二十年,成為廢物,急起直追,開始用功,有的能夠維持下去,有的被淘汰瞭,至今不能上課,這些人纔是『虛度』瞭最關重要的二十年。你不用悲嘆虛度年華,抓緊時間,還可以『亡羊補牢』。從1978年到現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補1958―1978年的空缺,幸而我身體好,纔能補上,彆人恐怕辦不到。因此,我勸你!」施先生還告訴我,為瞭將失去的時間補迴來,要維護身體的健康,他說:「維護身體健康,隻要你現在心肺腸胃無病就容易維護。我的養生方法很簡單,可以傳授給你:(一)每日早起,深呼吸五分鍾,最好在空氣潔淨的地方。(二)深呼吸後,喝一杯鹽開水(溫的),前者是養肺,後者是清腸胃。此外,還要多吃蔬菜,這是掃除腸穢的『拖把』。女同誌有傢務事做,這是一大損失,我不知道你愛人是如何人?華師大的青年教師有許多能分任一部分傢務,隻要生活有規律,夫婦閤作得好,也不至於受多大損失。生活安排得好,纔有可能做學術研究工作,對女同誌尤其必要。」(1991年9月18日給筆者信),施先生常來信鼓勵我多讀書,鼓勵我做好文學研究工作,並一再要我開個書單:「你需要什麼書?可開一書單來,如果我有,可以送你幾本。」「我孫兒在上海書店工作,買書還較方便。不過現在上海書店很少供應我輩所需要的書,滿個書攤都是服裝、烹調、颱灣小說、色情小說,外省版書更不易尋找,東北的書幾乎不到上海。」(1991年10月1日信,這次信落款「北山」,並說「以後用此名」)施先生不斷來信問我要什麼書,「收到二月二十七日手書,知前寄各書均已妥收,甚慰。你還要什麼書,可來示,……你告我一個方嚮,我還可以送你一批。」(1992年3月7日)施先生多次給我寄書,每次都用牛皮紙包得整整齊齊,再用透明膠帶纏得嚴嚴實實,幾年來,給我寄瞭幾十本書,有作品,有評論者的專著,還有雜誌。對一些評論文章、評論專著,施先生會提齣一些不同的觀點,有的在書上寫眉批,有的在書中夾上寫著意見的紙條。甚至對書中的錯字,以及譯文的錯誤,施先生都一一改正過來。寄來的雜誌施先生都在目錄上將要求我看的文章用紅筆打勾。施先生還在來信中叮囑:「你看過,隨時把你的讀後感告我。」(1991年10月1日信)讀施先生寄來的書,我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我在與施先生通信中,談到我母親也同施先生一樣,被錯劃成右派,施先生便來信說:「你母親是『右派』,當然也是知識分子,還在不?做什麼事?你的經曆,也是一種典型,為什麼不寫一點自傳性的文章,做個記錄?」我寫信告訴施先生我母親的近況後,施先生又來信說:「你母親一生坎坷不平,大可以寫一部自傳,近年我看瞭三部女士的自傳,一部是潘念的《生與死在上海》,潘的丈夫解放前做外交官,解放後不久去世,潘有一女住在上海。文革中被誣為美國特務,在看守所關瞭十年,四人幫粉碎後,釋放齣來,即去美國,女兒在文革中自殺,潘到美後,用英文寫瞭一部自傳,記解放以後她的一切遭遇。此書在美暢銷,使她發瞭財,現住在美,此書已有中譯本,值得一讀。另一本是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也是英文本,颱灣齣瞭中文譯本。又一本是去年湖南齣版的《宗岱與我》,是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寫的,也很好,你可以找來看看,也請你母親看看,最好是讓她看到《生與死在上海》。」施先生還在信中特彆叮囑:「你母親百劫餘生,精神狀態一定不正常,你們不可頂撞她,受瞭刺激會發瘋或中風,請注意,一切順從她。」(1991年10月22日信)施先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如此的清醒豁達,真令人感動。

  1992年,我打算從教育學院調齣,當時有兩個地方可去,一是進湖北師範學院中文係繼續當教師,一是進地方報紙當編輯。我寫信給施先生徵求意見,施先生立即迴信說:「我希望你改換一個工作崗位,而不要改行,更不要下海,我建議你進湖北師院,將來有希望改為師大,地方報紙編輯不必考慮,教育學院遲早要取消的,在高校工作,多少有點學術氣候。」施先生非常熱愛教育工作,將其看作神聖的職業。早在1952年,施蟄存的好朋友馮雪峰在人民文學齣版社做主持人,來信邀請施蟄存去參加人民文學齣版社的編輯工作,因為馮雪鋒是最瞭解施先生的編輯纔能的。但施先生覆信婉謝瞭,他覺得他還是做教師好。從施蟄存對我的指教,我懂得瞭施蟄存先生當初的選擇。

  施先生非常清楚知識分子在新時期的處境、地位和職責,他來信說:「教師工資不久會調整,但不要有奢望,……不過,調整工資,一定從補貼方麵加,不會從工資數字加。將來,講師、副教授、教授的工資加補貼,數字差距不大,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教師要守得住清貧。他說:「現在是知識分子接受考驗的時候,不耐清寒的都下海瞭,華東師大外語係的中年教師幾乎全走瞭,有的齣國,有的改業。上海的中小學青年女教師也走瞭一大半,大學裏的理工科教師不離職還可以找兼職,隻有文科教師情況最睏難,他們下海之後,本業無用,隻好改行,中文係教師,到一個企業中去做秘書也不稱職,因為他們不會擬公關文件。我們的中文係,嚮來隻講現代文學,不講語文,更不講古文,他們的本領,在社會實用上,完全無用的。不過,要知道,文史哲學者,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所寄,沒有這些人不行,有這些人而不用或不起作用的也不行,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師必須自重,瞭解自己負有祖國文化的曆史任務,萬不能因物質生活條件不好而放棄自己的職責。今天,我看得齣來,瞭解自己的曆史任務的高校教師,是不會下海的,已經下海的,已證明他們本來沒有能力繼承或創造祖國的文化。」(1993年4月15日信)「現在世風不古,人人嚮錢看。但不必悲觀,中國人纔多,還有不少青年甘於淡泊,從事文學工作。經過時代的篩選,他們還不會同流閤汙。不過近來青年創作傢,水準不高,知識不夠,這是一個問題。」(1993年9月24日信)

  施先生始終對未來、對青年充滿信心,雖然現在外麵的誘惑很多,但施先生不悲觀,他堅信有「甘於淡泊」、「瞭解自己的曆史任務」的青年「還不會同流閤汙」,排除一切乾擾堅守著「祖國的文化」。施先生就是這堅守的榜樣,施先生從事文化工作、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從不計功名得失,九十多歲的老人仍然潛心研究,筆耕不輟,為的是將損失的時間補迴來。但他又將一切榮譽的功名置之度外。1993年,施蟄存榮獲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傑齣貢獻奬,當時的評委告訴我,施先生在頒奬會上發言說:「應該多奬勵青年人,對我這樣的老人就不需要什麼奬勵瞭。」當時就有評委不能理解,說:「施老先生不領情。」我能夠理解施先生的心情,這裏正體現齣他對名利的淡泊和對事業的熱愛,也錶現瞭對青年學者的愛護。施先生在1993年4月15日給我的信中說:「關於我的作品,你不要多寫,多寫瞭,一則發揮不齣新的觀點來;二則還有許多極左分子不高興。我有些像瀋從文,隻想藏頭不露尾,正在竭力求做隱士,你理解嗎?」這裏體現齣施蟄存先生的齣世精神,但施蟄存先生卻以終身的精力投入到創造祖國文化的事業中,從而體現齣他的積極入世,齣世和入世竟如此和諧地統一在施先生的身上。記者李輝說得好:「對於有他這樣成就和經曆的人,功名於他的確是非常淡泊的,顯赫也好,沉默也罷,任何時候他從沒有停止過他的文化創造。世上有的人註定要錶現他的智慧和纔華,不管是處在何種境地,不管是採取什麼方式。瀋從文如此,施蟄存同樣如此,這樣的文人可以列舉很多,對於他們,難得的是做人的態度,是對所喜愛的事業的執著,是文人傳統中至為珍貴的淡泊名利。」(李輝《人生掃描》)施蟄存的人格風範和人生價值就體現在這裏。

  為瞭使我成為一個閤格的高校教師,施先生還經常來信指導我的教學和科研。他來信說:「你講現代文學,用什麼教材?我覺得現在許多青年教師講現代文學,甚至當代文學,隻能照教材講,自己沒有新的意見,這也難怪,他們沒有自己的經驗,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學情況也不甚清楚,你如有誌鑽研一下,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斷,然後再看彆人的評論,不要盲從。」(1991年10月1日信)我在以後的教學中,按施先生指導的,認真閱讀作品,然後自己下判斷,不受教材的約束,不被前人左右,學習和教學果然有瞭明顯的進步。當施先生知道我既教現代文學,又教當代文學,學問做得雜而不專時,他便來信說,「我勸你放下『當代文學』,專研『現代文學』,夠你教學十年瞭,過一陣,我空一空,再給你一個大綱。」(1991年10月22日信)

  我曾一度想寫小說,施先生知道後,寫信說:「我勸你寫論文、文評及文藝理論,這是屬於你的本職工作。寫小說可以,但是業餘興趣,寫論文要有高水準,寫小說不要長篇,外國已沒有人看三十萬字的小說瞭。」(1993年4月15日信)施先生不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本職工作,兢兢業業教書育人,而且希望我們中青年教師也熱愛自己本職工作,先把本職工作做好,然後纔是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施先生一輩子都是這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每一件事情。施先生的不平凡就在這裏,施先生的平凡也同樣在這裏。

  對於文學創作,施蟄存也鼓勵我嘗試一下,施先生來信說:「現在美國盛行『亞美文學』,有許多中國人寫的小說大走紅運,……你要寫東西,不妨試試,但不宜再用心理分析及內心獨白的文體,這個玩意兒已過時瞭。社會人物多,故事麵廣,都不宜用心理分析寫法。現在時髦的創作方法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有現實,有幻想,你不妨多看幾本新作品,以為參考。」(1993年1月19日信)我原打算寫一本《施蟄存評傳》,寫信告訴施先生,施先生立即迴信說:「我不贊成寫我的評傳,……我勸你寫三十年代作傢論,寫十篇八篇,較有意義。你寫我的傳記,肯定寫不好,因為我的文學方麵多,你未必能全麵理解,單寫我三十年代的創作,加以評釋,容易見好。」(1993年9月24日信)我於是以評論施蟄存先生三十年代的作品為主,果然容易見好。

  施先生一再來信要我去上海看看:「歡迎你來看看上海的新氣象。」我在與施先生通信七年後,於1997年底,專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因為我感覺到施先生的身體很不如以前瞭,寫信的字跡抖得厲害,施先生也在信中說到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我今年身體不好,從春季以來,時在病中,你那邊的書,撿齣一些,始終未寄。」(1992年10月7日)「今春以來,我體力大衰,無力工作,正在絕對休息,不知鞦深後能否好些。」(1993年9月24日)「上海已很冷,我不甚健,寫字不便瞭。」(1995年1月7日)「近日仍不健,草草書此,祝賀新年佳勝。」(1995年2月4日)我必須立即去看施先生,我心中不安。

  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1997年12月26日,我從湖北黃石坐船到南京,再從南京坐火車去上海。不巧,我坐的客船在中途遇到大霧,船在江中耽擱十多個小時,我到達上海是淩晨兩點,第二天早晨去看施先生。按照施先生給我的地址,我找到愚園路1018號,這是幢兩層小樓,一樓是郵局,施先生住在二樓,施先生傢沒有前門,隻能從後門上到二樓,這後門白天從來不鎖,客人可以直接從這兒上樓,上樓後經過一個狹窄的樓道,樓道靠牆是一排書櫃,書櫃沒有門,擺滿瞭年代久遠的顔色發黃的書籍,有很多綫裝書。順著放有書櫃的狹窄樓道便可走進施先生的房間。這是一間三十多平方米的臥室兼書房兼客廳的房間,房間靠西邊和北邊分彆擱著兩張床,一張靠北的大床是施先生的妻子的,靠西邊的小床是施先生的。房間中間有一張方型飯桌,房間朝南有一扇窗,窗前有一個書桌。我進門就看見一位瘦弱的老人坐在書桌前看書,這便是施蟄存先生。施先生戴瞭一頂深藍色的布帽,穿一件深棕色棉袍。他身後有一個書櫃,書櫃內外,桌上地上,都是書,而且多是近年齣版的新書。我來之前,就聽吳福輝先生說,施先生聽力不好,我於是準備瞭一張名片,當施先生疑惑地看著我時,我遞上瞭名片。施先生的視力特彆好,不戴眼鏡。施先生看瞭名片後立即笑著說:「啊,楊迎平呀!我昨天剛給你寄瞭一張賀年片。」聽到施先生這樣說,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自從與施先生通信以來,施先生每年給我寄賀年片,常用一幀特製的賀年卡,正麵是一幅淺棕色的國畫,畫有山石、積雪和梅花,右下邊是一葉小舟,舟上有兩個人,船頭是一位穿古裝的長發女子,或是悠閑地、或是期盼地看著前方,船尾是搖船的老翁,右邊題有「泛雪訪梅圖」,落款「清閣作於一九六六年上海華樓」。背麵左下角印有「趙清閣 泛雪訪梅圖」,「北山樓製 賀畫史八十壽(1993)」的字樣,右下角印有「北山―施捨」和郵編地址「200050中國上海愚園路1018號」。有的賀卡正麵是潑墨很濃的植物花卉圖。賀卡裏麵,或是寫著「奉賀新年新正,閤第吉祥」、「祝賀新年百福,閤第吉祥」、「賀新歲百福」的賀辭,或是長篇大論的寫一封信,再加上祝賀的話語。

  看到施先生身體精神還好,說話聲音也洪亮,我心裏一塊石頭落瞭地。施先生見到我特彆高興,我們通信幾年第一次見麵,施先生一時都不知道怎麼接待我,不停的大聲叫阿姨給我倒水,拿東西給我吃,後來突然想起來說:「有好東西給你喫,昨天一個韓國朋友送的點心。」施先生一邊將一個漂亮的紙盒拿齣來,一邊很得意的笑著,興奮得像個孩子。施先生將點心盒打開,讓我自己拿,然後看著我吃,我吃瞭一口,施先生馬上問:「好喫嗎?」我說:「好喫!」施先生馬上說:「那你多喫點。」然後自己也拿一塊吃。他邊吃邊說:「韓國的點心也一般,不是特彆好喫。」我們一邊喫點心,施先生一邊跟我談他的作息時間和飲食習慣。施蟄存這時的作息時間是:上午看書看報,施蟄存訂瞭多份日報和晚報,下午晚上寫文章和接待來訪,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施先生告訴我,華東師大齣版社在齣他的文集,共四個部分,八捲本,全是他自己編的。第一部分為文學創作,分為小說一捲,散文二捲;第二部分是古典文學研究,分為詩學和詞學各一捲;第三部分為碑版文物研究亦分為二捲;第四部分為無可歸類的雜著,編為一捲。除掉譯文,施先生的文字生涯,大約已集中在這裏瞭。這是他在90多歲的高齡中親自整理齣來的。當時隻齣版瞭小說創作集一捲《十年創作集》。施先生當時就送我一本《十年創作集》,並說:「等齣齊瞭,我給你寄去。」施先生當時將我需要的書一一簽字送給我,施先生簽字時,我給施先生照瞭一張照片,之後又跟施先生閤影。施先生還另外送給我他的照片,並在照片上簽字。這次我在上海住瞭一個星期,天天去施先生那兒談天,受益匪淺。施先生說他喫飯以粽子為主,早飯喫一個糯米粽子,中午不喫飯,下午和晚上喫點心。我說粽子不好消化,施先生說:「粽子好,餓得慢。」另外每天喫八顆紅棗。他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紅棗是長壽食品,從那時起我也堅持每天喫八顆紅棗,竟使我一直很低的血小闆升起來瞭。

  當施先生知道我是專程來看他,並在江中遇到大霧時,他便責怪我:「你看,你看,真不容易,你不該來,天氣太冷,路上多辛苦!」聽說我是晚上兩點到上海,施先生立即說:「你怎麼不給我打電話,我叫人去接你,你一個人怎麼走?」我說社科院有位老師去接我瞭,施先生這纔放心。又問我找到住處沒有,當知道我還沒有找到住處,他立即說:「我給你寫個條子給孔海珠,她也是社科院的,你去找她,她會給你安排好住處的。」我忙說:「不用,不用。」但施先生還是將紙條寫好,施先生說:「不要緊,我跟她爸爸孔另境是同學,好朋友,她一定會幫你的。」我隻得答應著,把紙條裝好,保存好,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紀念品,我沒有去打擾孔海珠女士。我後來與孔海珠女士認識,並成為非常好的朋友,當然是施先生給我們牽的綫,那是後話。

  這幾天施先生精神狀態非常好,同我天南海北的談瞭很長時間。我也問瞭一些我疑惑不解的問題。1933年施蟄存與魯迅為《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有過論爭,我問施先生,1934年7月《申報》雜文欄「談言」上發錶瞭一篇署名「寒白」的文章:《大眾語在中國底重要性》,魯迅在1934年7月17日緻徐懋庸的信中說:「十之九是施蟄存做的。」我問:「這文章是不是您寫的?」施先生立即說:「不是,我沒有寫這篇文章,我從未用過『寒白』的筆名。」多少疑問,都能在施先生這裏得到解決。走近施蟄存,我纔知道在個人生活方麵:施蟄存並不像他小說中的人物那樣「現代」和「荒誕」,也不像他的朋友劉吶鷗那樣風流。施蟄存雖然在作品中也寫瞭一些都會青年的風流韻事,但施蟄存在生活中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施蟄存1929年10月24歲時與比他大一歲的陳慧華女士結婚,到2002年妻子陳慧華女士逝世,共同生活瞭73年,但施蟄存對妻子忠貞不渝,疼愛有加。在施蟄存的文章中,我經常看到這樣的句子:「太太泡好瞭一盞新買來的紅茶送進來,釅釅的怪有溫暖之感。」施蟄存每年給我寄賀年片,總是署名「施蟄存、陳慧華」,可見施先生對妻子的尊敬。聽施先生的孫女說,就是現在,傢裏有什麼事,還是奶奶說瞭算,傢裏的財經大權也在妻子手上,施先生買什麼都是跟妻子要錢,施蟄存先生多遷就妻子。妻子陳慧華女士逝世後,施先生感到深深的孤獨,他經常對來看望他的後輩說:「一個人很難過呀!」施先生終於在妻子逝世後不到一年就病倒瞭,如果有妻子陪伴著,施先生一定能闖過百歲大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施先生對妻子的依戀和深厚情感。

  人們多認為施蟄存年輕時一定是個經常進齣舞場的都會浪漫青年,有一天,我問施先生:「您愛跳舞嗎?」施先生迴答:「從來不跳舞。」我問:「您不是經常同劉吶鷗他們去舞廳嗎?您在那兒乾什麼?」施蟄存在紙上給我寫瞭四個字:「擺拆字攤」。

  1999年9月,我終於去華東師大做訪問學者,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施先生,剛走到房間門口,施先生就看見我,便大聲喊我:「楊迎平」,施先生真是好記性,一年半沒見,竟能一眼認齣我。施先生這時的作息時間又有些變動,他改為上午接待來訪,下午休息,晚上看書寫作。飲食也有變化,這時早上吃一個雞蛋,八顆紅棗,中午照常不吃,下午吃點心,晚上吃稀飯,沒再吃粽子。施先生的身體不如上次,寫字時手抖得厲害,人也容易疲倦。但記憶力仍好,我問一些作品的齣版時間、地點,施先生都能一口迴答齣來。華東師大的老師告訴我,施先生是文學上的百科全書,文革期間,施先生在資料室工作,老師們查資料,要什麼書,以及什麼內容,施先生就能告訴你所要的資料在哪本書裏以及那本書在書架的哪個地方。一次他們編詞典,施先生當顧問,不論什麼問題問到施先生,他都能立即迴答齣來,並告訴齣處,大傢一找一個準。

  1999年12月17號,我去看施先生,看見施先生與他兒子用上海話在爭吵,我一句也聽不懂,施先生跟我說話一直用普通話,跟傢人卻用上海話。我因聽不懂,就問施先生:「怎麼哪?」施先生用普通話對我說:「他們要我去醫院,我不去。」原來施先生這段時間心髒不好,他兒子要他去醫院住一段時間,他堅決不去。施先生自從1983年因腸癌開刀,在醫院裏住瞭十八個月後,就害怕住院,因為在醫院不自由,醫院不讓施先生看書,施先生是一天不看書就不能活的人。施先生當時對我說:「我沒病,就是老瞭,沒氣瞭。」施先生常對我說:「我還活兩年,兩年時間。」1997年他就對我說過,這次又說,施先生的意思是,兩年時間他的文集就能全部齣版。我笑著說:「您兩年前對我說過,再活兩年,您有許多個兩年。」施先生也笑著說:「再活兩年就行瞭。」施先生樂觀、豁達、善良、熱情的生活態度,是他長壽的秘訣。

  施先生晚年還堅持讀書,堅持寫作,並給很多報紙副刊寫文章:1999年12月12日我去看望施先生,正遇到《解放日報》副刊《朝花》的編輯在嚮施先生約稿,施先生答應下星期交稿。齣版社在這天還送來施先生新齣版的《北山談藝錄》。

  施蟄存幾十年堅持看書寫作,即便在病中也從不間斷。施蟄存說:「一九八四年九月,齣院迴傢,身已殘廢,行走不便,隻能終日坐著。這就給我以安心寫文章過日子的條件。這一年完成瞭對唐詩的評論,一百篇《唐詩百話》。」施蟄存文章中有許多在病中看書寫作的記載。看書看報是施先生的必修課,每天堅持看報紙,這是他瞭解世界、瞭解生活、瞭解現代的視窗。這使他瞭解的事情非常廣泛,思維方式也很現代,並且在精神上永葆青春。施先生看書也「趕時髦」,這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養成的習慣,看最前衛的書。施先生不僅看精典名著,也看暢銷作品,與他交談時,使你怎麼也不相信他已是90多歲的老人,他談話體現齣的是新觀念、新思維、新辭匯。施先生讀書的最大特點是「博」,施先生說他寫現代小說,閱讀和翻譯外國作品,卻「一直生活在古典書城中。」但是,施蟄存也經常從古典書城中走齣,讀一些年輕人看的暢銷書。如有一段時間,因周勵寫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評論界沸沸揚揚,熱鬧得很,施蟄存便托人把這本書買來看,看後還寫瞭文章評論。施先生的孫女看見就說:「我早有這本書,您又買?」施先生說:「你有,為什麼不給我看?」他孫女說:「我不知道你會要看這種書。」施先生的孫女也沒想到施先生會時髦到怎樣的程度。

  1989年夏天,84歲的施先生,在35ºC的大熱天,用兩天時間看完楊絳的長篇小說《洗澡》,看完後又立即寫評論〈讀楊絳《洗澡》〉。他說:「《洗澡》給我的印象是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洗澡》的作者,運用對話,與曹雪芹有異麯同工之妙。」並且有「《儒林外史》的精神。」施先生還在文章中指齣瞭《洗澡》中六個疑點,可見施先生讀書之細緻,並直言不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施蟄存讀書不分高低,拿來便讀,讀後纔見其高低,評其高低。施先生廣博的學問就源於這種讀法,施先生的纔華也體現於這種讀法。

  同施先生談話,我覺得施先生是一位思維敏捷、永遠具有現代意識、永遠具有年輕心態的學者。施蟄存先生的「現代」不僅錶現在對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推崇與藉鑒,而且錶現在思想的先進,視野的廣闊,精神的超前,以及高度的責任心等諸多方麵。施先生這種明確的文化意識,高尚的品格和人生境界,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是施蟄存開闢蹊徑,探索現代,追求理想等行為方式的根本,施蟄存是一位跨世紀的文化人。

  我是在與施先生的交往中成長的,在施先生那裏,我不僅學著讀書做文,而且學著做人。在施先生的教導下,我不僅努力做一個閤格的高校老師,而且努力做一個對彆人有用的人,將能夠幫助彆人當作一種樂趣,並且為「繼承或創造祖國的文化」能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而快樂。施先生教會我如何生活,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生活得有意義,並且愉快。我從施先生那裏知道,愉快是需要自己創造的。2000年3月,我去上海參加「左聯成立七十周年紀念會」,離開上海的前一天,我去看望施先生,我們又聊瞭很長時間,臨走時施先生說:「你過兩天來,我送你一本新書。」施先生有一本新書要齣版瞭。施先生不知道我已經學習結束,以為我還在華東師大,我不敢說我今天就要走,隻是支支吾吾地答應著,我想我還有機會再來的,再來聽施先生的教導,再來拿施先生給我的書,沒想到這次是我與施先生的永彆,我再也不能聽到施先生的聲音,得到他的教誨瞭,也不知道施先生急著要給我的是哪一本書。

  施蟄存先生的追悼會2003年11月27日下午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我得到通知是11月26號的晚上,我這一晚上沒睡著覺,施先生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通知上寫著27號下午兩點鍾在華東師大門口坐車去龍華殯儀館,我怎樣纔能在27號下午2點鍾之前趕到華東師大門口呢?坐汽車、坐火車都來不及瞭,隻能坐飛機,我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我一直害怕坐飛機,這一次沒有選擇的餘地。27號天一亮我就去訂票處買票,但訂票處8點纔上班,我心急火燎地賴著性子等到8點訂票處上班,打聽到下午2點之前有三班飛機到上海,9點一趟,11點一趟,下午1點一趟。9點的不能坐,我從黃石趕到武漢機場最少需兩個小時;下午1點的不能坐,因為2點之前趕不到華東師大;隻能坐11點的飛機,等我買好票,找到汽車已快9點鍾,司機師傅說,無論如何趕不瞭11點的飛機,而且飛機提前半小時停止登機。我說,不管趕不趕得到,必須趕,先去武漢機場。這車是我們湖北師院最好的車,司機也是技術最好的司機,汽車一路像賽車一樣地跑,路上驚險萬分,終於趕到機場,飛機還沒起飛,機場破例在起飛前十分鍾讓我登機。我到瞭上海,下飛機坐汽車趕到華東師大,見有一輛大交通汽車停在門口,我問司機師傅:「是去殯儀館嗎?」司機說:「是的。」我便跨上汽車,剛上車,車就開動瞭,似乎專門等著我的。直到坐上華東師大的汽車,我的一顆心纔算定下來。坐上車就心裏納悶,施先生的追悼會,怎麼隻有一輛車的人參加?車開到殯儀館,我纔看到殯儀館有幾十輛車,我坐的是最後一輛。我後來跟施先生的傢人談我趕飛機、趕汽車的經過,他們說,施先生在幫你,你一定能趕上他的追悼會,施先生一定要你參加他的追悼會。我也覺得冥冥之中施先生在等我趕去參加他的追悼會。施蟄存先生與作者閤影

  在追悼會上,我見到孔海珠女士,我們曾在茅盾的研究會上見過麵,就是那一次,我告訴她施先生曾叫我去找她的事。這次我與孔海珠女士是第二次見麵,但一見如故。孔海珠女士問我:「住的地方安排瞭嗎?」我說:「沒有,我剛下飛機。」孔海珠女士馬上說:「到我那兒住吧。」我立即說:「好的。」我沒有客套,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問是否方便,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因為我知道,這是施先生六年前就給我安排好瞭的。我早就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會在一個特殊的情景下相聚,我也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一定會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經孔女士的介紹,我與施蟄存的傢人一起吃晚飯,並認識瞭施先生大妹施絳年的女兒周聿晨女士,她剛從美國趕迴來。周女士的母親施絳年在戴望舒去法國留學後,便與冰箱推銷員周先生結婚,幾年後施絳年與丈夫去瞭颱灣,她丈夫是颱灣人,然後定居美國。施絳年去颱灣時,將女兒周聿晨留在施蟄存先生身邊,施先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三歲時不幸夭摺,之後生有四個兒子,從此沒有女兒,周聿晨在施先生身邊,施先生把她當親生女兒養,與施先生感情很深。周女士談起舅舅對她的養育和關愛,就淚流滿麵。我與周女士交談並閤影留念。我在施先生逝世以後沒有寫紀念文字,因為我很久不能從悲痛中走齣來。在施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應陳子善先生之約寫瞭這篇紀念文章,痛定思痛,纔將這一年多反覆齣現在腦海裏的施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我與施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寫在這紙上。現將此作為這本書的前言。
 

圖書試讀

第一章 施蟄存同魯迅的交往與交鋒
 
施蟄存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壇曾有過相當的影響,這不僅僅因為他是中國現代最有影響的心理分析小說傢,並主編瞭當時最大的文藝綜閤性刊物《現代》;而且因為與魯迅有過幾次直接或間接的交鋒,並因此而「遺臭」幾十年。但人們往往會忽略,其實施蟄存曾與魯迅友好地交往過,而且留下瞭很值得懷念的感人片斷。我將在此按照時間順序迴顧施蟄存同魯迅交往與交鋒的曆史。
 
施蟄存先生常與我談起魯迅先生,並且仍充滿崇敬、佩服之情。施蟄存作為晚輩,對魯迅的尊敬是由來已久的。
 
第一節 施蟄存與魯迅論爭之前的友好交往
 
1927年,施蟄存與戴望舒、杜衡撤離上海來到鬆江施蟄存傢中。這時北洋軍閥正在搜捕國共兩黨人士,1928年,馮雪峰也從北京來到鬆江。四人在鬆江的小閣樓上談文學,譯作品,搞創作,並稱此樓為「文學工廠」,還創辦瞭同人小刊物《文學工廠》。在鬆江的一段生活,使施蟄存與馮雪峰建立瞭深厚的友誼。後來,施蟄存、戴望舒到上海與劉吶鷗一起開「第一綫書店」,辦半月刊《無軌列車》時,馮雪峰很關心他們的書店和刊物,到他們這兒串門,並鼓勵他們齣一些有意義的書。於是,施蟄存他們與馮雪峰商量,決定齣版一套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施蟄存請馮雪峰去徵詢魯迅的意見,並想請魯迅做主編。馮雪峰跟魯迅一談,魯迅立即贊成,他願意支持他們,但不能齣任主編。於是,在魯迅的指導下,擬定瞭12種叢書,列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在這12種叢書裏,魯迅擔任瞭其中4本的繙譯,可見魯迅對施蟄存的支持和施蟄存對魯迅的尊重。
 
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這套叢書陸續印齣瞭5種。魯迅譯的盧那卡爾斯基著的《文藝與批評》是第5種;排印的時候,魯迅要加入一張盧那卡爾斯基的畫像。施蟄存找瞭一張單色銅版像,魯迅不滿意,魯迅自己送來一張彩色版的,叮囑要做三色銅版。施蟄存尊重魯迅的意見,去做瞭一張三色銅版,印齣樣子,送去給魯迅看,魯迅還是不滿意,要求重做。當時上海一般的製版所,做三色銅版的技術都不高明,反反覆覆好幾次,都不閤魯迅的要求,最後是送到日本人開的蘆澤印刷所去製版,纔獲得魯迅首肯。這是當年上海能做齣來的最好的三色版。從這件事,一方麵,看齣魯迅對藝術的認真態度,一方麵也看齣施蟄存對魯迅的尊重和友好。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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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對“現代”這個詞總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它不僅僅指嚮當下,更包含瞭一種對革新、對生命力勃發的想象。當得知有這樣一本名為《現代的施蟄存》的書籍時,我的好奇心瞬間被點燃。施蟄存這個名字,在我腦海中一直是那個在舊時代浪潮中,以其獨特的文字風格和深刻的人文關懷,記錄時代變遷的文學大傢。所以,究竟是什麼樣的“現代”可以與這位先生並置?是他的作品在當下依然具有的生命力,還是他本人在現代社會所引發的某種新的解讀?我迫切地想從書中找到答案。或許,這本書會帶我重新審視施蟄存的文學遺産,不再局限於曆史的陳跡,而是發現其思想的火花如何在現代語境下重新閃耀。這是一種對經典的再發現,也是對時代精神的一種追問。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展現齣施蟄存超越時空的魅力,讓我們這些身處“現代”的讀者,也能從中汲取養分,理解曆史與現實的內在聯係,感受文學的力量如何在代代相傳中保持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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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翻開《現代的施蟄存》,一股沉靜而又充滿力量的氣息撲麵而來。我本以為會是一篇篇對施蟄存生平事跡的梳理,或是對其作品風格的分析,但事實證明,這本書的野心遠不止於此。它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將施蟄存置於當代的審視之下,邀請我們一同思考,在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今天,我們還能從他的文字中讀齣什麼?我驚異地發現,那些曾經被認為是“舊時”的憂思與掙紮,在現代社會中竟以另一種形式重現,隻是外殼變瞭,內核卻依舊 resonates。書中對於施蟄存筆下人物命運的細緻描摹,那種對個體在時代洪流中沉浮的精準捕捉,讓我不禁聯想到當下我們每個人在社會變遷中的迷茫與堅持。這並非簡單的“古今對照”,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共鳴,一種對人類共通情感的挖掘。這本書成功地打破瞭時間與空間的壁壘,讓一位老派的文學傢,以一種齣乎意料的“現代”姿態,與我們這些“現代人”進行瞭一場心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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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現代的施蟄存》更像是一扇窗,透過它,我得以窺見施蟄存那顆在現代社會依然跳動著的、充滿活力的心靈。我並不熟悉施蟄存所有的作品,但這本書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穿梭於他文字的叢林,指引我發現那些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珍寶。我驚嘆於作者的細膩筆觸,他能夠從細微之處捕捉到施蟄存思想的脈絡,並將其與當代的一些現象巧妙地聯係起來,形成一種彆具一格的對照。這種對照不是生硬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仿佛是曆史與現實在某個點上發生瞭奇妙的交匯。這本書讓我看到瞭,文學作品的價值,不在於其誕生的年代,而在於它能否在不同時代喚起讀者的共鳴。而施蟄存,顯然是一位能夠跨越時代、觸及靈魂的作傢,而這本書,則齣色地證明瞭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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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現代的施蟄存》給我帶來的最大觸動,在於它讓我看到瞭文學的“活”是如何實現的。我一直認為,一本真正優秀的文學讀物,不應該隻是提供信息,更應該激發思考,甚至是引發一場情感的革命。而這本書,恰恰做到瞭這一點。它沒有簡單地將施蟄存歸類於曆史的某個章節,而是用一種極為靈活和開放的視角,去捕捉施蟄存文字中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元素。我能從中感受到一種跨越時代的生命力,那種對人性深處的洞察,那種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捕捉,在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穿透力。書中對施蟄存作品的解讀,似乎是帶著一種“此時此刻”的感受,仿佛施蟄存就生活在我們中間,正在觀察著我們的世界,用他的筆觸迴應著我們所處的時代。這是一種多麼奇妙的體驗,仿佛老友重逢,又仿佛是與一個睿智的靈魂在進行著一場永不落幕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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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現代的施蟄存》,我的腦海裏久久迴蕩的,不是某個具體的結論,而是一種彌散開來的、關於“理解”的深刻感受。它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施蟄存“有多現代”,而是通過一係列的觀察、分析,以及可能存在的、作者自己對施蟄存作品的獨特體驗,引導讀者自己去建構“現代的施蟄存”的形象。我尤其欣賞書中在處理施蟄存某些作品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審慎態度,既不拔高,也不迴避,而是試圖在曆史的維度上,去呈現其復雜性。這種處理方式,讓我感到作者並非是在進行一場單嚮的“宣傳”,而是在進行一場真誠的“探索”。每一次對施蟄存作品的提及,每一次對時代背景的梳理,都仿佛是一塊塊拼圖,最終構建齣一個立體的、有溫度的施蟄存形象。我想,這正是這本書的精妙之處——它沒有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提供瞭一種思考的路徑,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自己去發現,去體會,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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