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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三○年代的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先生，具备的现代思想、现代意识、现代观念，使他永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施蛰存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永远具有现代意识、年轻心态的学者。他的「现代」不仅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与借鉴，而且表现在思想的先进，视野的广阔，精神的超前，以及高度的责任心等诸多方面。这种明确的文化意识，高尚的品格和人生境界，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开辟蹊径，探索现代，追求理想等行为方式的根本，施蛰存先生是一位跨世纪的文化人。本书从综合论创作论与比较论三方面论述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本书特色

　　作者与施蛰存先生交流十几年，多次近身接触，因此本书提供给读者从不同面向来认识施蛰存先生。

《光影流转：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的时代回响》 内容提要 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变迁、文化思潮与民族精神。全书以时间为轴，大致分为“默片时代的拓荒与探索”、“有声电影的崛起与流派纷呈”、“抗战烽火中的民族叙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与转型”四大板块，力求全面、立体地呈现中国电影从早期萌芽到成熟阶段的复杂图景。 第一部分：默片时代的拓荒与探索（约1905-1930） 本部分聚焦于中国电影的“童年时期”。从西方放映技术的传入，到中国本土电影制作的艰难起步，本书详细梳理了早期电影人如何在一无所有中摸索前行。我们不仅考察了张石คองโก等先驱者的尝试，更着重分析了早期电影内容对民间娱乐、道德教化以及对西学东渐思潮的回应。 关键议题包括： “影戏”到“电影”的身份转换： 探讨了电影作为新兴媒介，如何逐渐脱离戏曲杂耍的窠臼，确立自身的艺术语言。 早期叙事母题的本土化： 分析了神怪片、武侠片、谴责小说改编剧本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焦虑。 上海作为中心的形成： 阐述了上海的商业环境、租界文化以及人才汇聚如何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摇篮。 第二部分：有声电影的崛起与流派纷呈（约1930-1937） 随着有声技术的引入，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本部分将重点剖析有声片对传统表演体系的冲击，以及由此催生的多元化电影流派。 “左翼”电影运动的兴盛： 深入探讨了以夏衍、蔡楚生等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如何将现实主义精神注入银幕，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形成了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作品群。分析了《渔光曲》、《神女》等经典影片的艺术成就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明星”与“时尚”的商业探索： 另一条线索是探讨了由阮玲玉、胡蝶等“电影皇后”所代表的、侧重于言情、家庭伦理的商业片领域。这两条看似对立的路线，共同构筑了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的活力。 方言电影的尝试与地域色彩： 简要回顾了粤语片、闽南语片等在地方市场的成功，揭示了电影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态势。 第三部分：抗战烽火中的民族叙事（约1937-1945） 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格局和主题。电影不再仅仅是娱乐或单纯的阶级批判，而成为凝聚民族意志、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工具。 “孤岛”时期的抵抗与妥协： 分析了在沦陷区上海，电影制片业如何在日方的严格管控下，通过隐晦的象征手法、历史题材的重新诠释，进行“软抵抗”。 国统区的写实主义转向： 重点研究了重庆、昆明等地电影制片厂的努力，如何创作出反映后方人民生活、歌颂正面战场精神的史诗性作品，如《大地之歌》。 纪录片与新闻片的作用： 考察了由政府主导的新闻纪录片在记录战争真相、进行国际宣传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与转型（约1949-2000） 新政权建立后，电影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其艺术目标、审查机制和叙事重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本部分将关注这一历史转折点带来的深刻影响。 建国初期的“十七年”电影（1949-1966）： 详细分析了如何学习苏联经验，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重点分析了如何通过革命历史题材、英雄人物塑造以及对工农兵形象的塑造，来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特殊历史时期的“十七年”电影的反思与流变： 探讨了“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电影制作的停滞与非常态下的特殊产物，尤其关注了京剧电影的兴盛与现代舞剧的影像化尝试。 改革开放后的解放与多元化： 电影的复苏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登场，标志着电影创作重回对个人经验、地域文化和电影语言本身的关注。本书将分析他们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新定义“中国性”的表达，以及市场经济对电影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 结语：流动的历史与凝固的瞬间 全书最后将对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的整体贡献进行总结，探讨电影艺术如何作为一份独特、生动且极具情感深度的历史档案，记录并塑造了中国人在百年剧变中的精神面貌。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理解中国电影如何在政治动荡、技术迭代与文化交锋中，锻造出独树一帜的东方影像美学。 本书特色 本书不仅梳理了重要的导演、演员和作品，更注重将电影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引用、未曾公开的行业报告分析，以及对重要电影事件的深度复盘，力求摆脱空泛的赞美或批判，呈现一部既具学术深度又兼具阅读趣味的中国电影史。读者将通过本书，不仅了解了银幕上的故事，更洞察了银幕背后的时代脉搏。

作者简介

杨迎平

　　1953年生，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现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

　　主要进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研究、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研究、施蛰存研究、茅盾研究、老舍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和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重点进行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研究，与施蛰存交往十四年，获得很多施蛰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各刊物共发表论文133篇。

　　•2004~2006年主持完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施蛰存研究」。
　　•2007~2010主持完成教育部项目「施蛰存研究」。着作《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
　　•2011年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海派小说」课程获江苏省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2014年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2016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施蛰存评传。
 

序／徐中玉
前言：走近施蛰存先生

上编：综合论
第一章　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
第一节　施蛰存与鲁迅论争之前的友好交往
第二节　施蛰存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第二章　施蛰存与30年代的诗歌革命——兼谈与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友谊
第一节　诗的尝试
第二节　诗歌革命
第三节　手足之情

第三章　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第一节　融众家之长，写心中的故乡
第二节　取名家之经，写变态的心理
第三节　对感觉主义的借鉴与改造

第四章　论施蛰存的编辑事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第一节　从《璎珞》到《新文艺》
第二节　创办《现代》杂志
第三节　使《现代》成为最有人气的刊物
第四节　使《现代》成为最「现代」的刊物
第五节　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摇篮
第六节　使《现代》成为文学批评的园地

第五章　论施蛰存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第一节　各种文体的翻译和引进，译文内容的完整和忠实
第二节　引进弱小国家的作品，注重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三节　广泛引进各种创作方法，追新求异关注现代主义文学

第六章　在传统与现代、政治与艺术之间——施蛰存的选择与困惑
第一节　「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三节　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兼论苏汶的「第三种人」）

中编：创作论
第一章从《上元灯》看施蛰存小说的怀旧情结
第一节　对往昔的感怀与追忆
第二节　对都市的恐惧与逃离
第三节　做「从容」而「舒缓」的文字

第二章　从《将军底头》看施蛰存小说的虚构色彩
第一节　小说是幻想的结晶
第二节　抒写心中的历史
第三节　幻想的写实主义

第三章　从《梅雨之夕》看施蛰存小说的潜意识描写
第一节　都市人「创伤的执着」
第二节　中国意味的潜意识描写
第三节　意识流方法的运用

第四章　　从《善女人行品》看施蛰存小说的内心独白
第一节　施蛰存小说对「善女人」的解构
第二节　与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
第三节　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差异

下编：比较论
第一章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女性形象比较谈　　
第一节　现代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多种形态
第二节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女性形象的不同描述
第三节　不同的认识源于不同的生活背景
第四节　不同的形象源于不同的表现方法
第五节　不同的形象源自相同的情绪心态

第二章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都市小说比较谈
第一节　都市描写的多种形态
第二节　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各具特色的现代主义
第三节　风格形成的复杂环境

第三章　　潜意识：创伤的执着——施蛰存与鲁迅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谈之一
第一节　心理分析理论的广泛引进
第二节　潜意识描写的中国版本
第三节　心理分析小说的不同表现

第四章　性心理分析的不同话语——施蛰存与鲁迅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谈之二
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性心理流露与性心理描写
第二节　不同禀性对性心理的不同表现

第五章　心理写实与社会写实——施蛰存与茅盾创作比较谈
第一节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存
第二节　心理写实与社会写实共生
第三节　革命家与自由思想者的冲突

第六章　南施北钱纵横谈
第一节　具有创新精神、开阔视野、现代意识的南施北钱
第二节　施蛰存的「有所为」与钱钟书的「有所不为」
第三节　孤傲与谦和

后记
附录　作者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发表情况
 

前言

走近施蛰存先生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先生于2003年11月19日走完了他近一百年的生命历程。

　　施先生匆匆离我们而去，这噩耗来得那么突然，施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甚至我几月前还给施先生打过电话，是他的曾孙女接的，说近期去上海看望他老人家，曾孙女搁下话筒去告诉施先生，然后回话给我：「可以。」因为一些锁事的拖累，上海之行就拖下来，没想到成为终生的遗憾。

我与施先生认识、通信交往已十几年。

　　认识施先生以前，我对施先生充满了神秘感。这神秘感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读了他的具有现代因素和荒诞魔幻色彩的小说以后，由作品的神秘而对作者的神秘，并以为他是十里洋场风流倜傥的人物，是如刘吶鸥一样的浪荡子。其次，是因为他与鲁迅的论争，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中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文艺界对他误解较深。也使我对施先生充满神秘感，甚至迷惑不解。

　　走近施先生之后，使我弄清楚了我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神秘感也化为亲切感，我觉得施先生不仅是我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我的一个可亲可敬的亲人，我将施先生当作我的无话不说的亲爷爷，我有什么苦恼，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写信给施先生，施先生接到信立即回信，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91年初，我正在为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一书收集资料，经春历秋，已颇有收获，唯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知之甚少，资料的缺乏确实让人吃惊。在目前传记文学蜂拥的情况下，竟没有一本施蛰存的传记或评传。为了了解30年代现代派作家的情况，这年7月初，我冒昧写信求教于施先生，将信寄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指望施先生真给我回信。一个月后，我收到施先生8月9日的回信，信一开始就说明了迟回覆的原因：「大函昨日始从校中转到，因我已退休，不住在校内，一切书信文件均须便人带来，现在暑假中，已好久无人来，故大函迟了一月才见到。」在这封信里，施先生向我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研究现状，并谈了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说：「我在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中年以后，搁笔改行，旧作也自己不想提起。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亦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但我自己却不想多谈，行过之生命，已为陈迹。这些作品，在我，已是历史文献了。」对我在信中谈到的对他的作品的理解，施先生也给我鼓励：「承你推重，只有惭愧，……你说我的小说『干净』，这一观点，倒没有人说起过，大概这是一位女读者的特有敏感，男读者不会注意及此。」施先生还随信给我开了一个他的作品目录。

　　因为施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与施先生的通信中，我不但请教学问，也谈一些思想困惑，针对我的信中的情绪，施先生回信说：「有一句话，我要和你辩论，你说我『可能不会理解』你，错了，我很理解你，因为像你这样的女教师，我这里很多，她们的想法境况，都和你没有什么不同。你今年才三十多岁，可知你读大学是在『拨乱反正』之后，这已经是幸运了，有许多五十多岁的讲师、副教授，都是在1958―1968年间读大学的，他们根本没有读书，只是靠运动发迹，1978年以后，他们的过去的二十年，成为废物，急起直追，开始用功，有的能够维持下去，有的被淘汰了，至今不能上课，这些人才是『虚度』了最关重要的二十年。你不用悲叹虚度年华，抓紧时间，还可以『亡羊补牢』。从1978年到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补1958―1978年的空缺，幸而我身体好，才能补上，别人恐怕办不到。因此，我劝你！」施先生还告诉我，为了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要维护身体的健康，他说：「维护身体健康，只要你现在心肺肠胃无病就容易维护。我的养生方法很简单，可以传授给你：（一）每日早起，深唿吸五分钟，最好在空气洁净的地方。（二）深唿吸后，喝一杯盐开水（温的），前者是养肺，后者是清肠胃。此外，还要多吃蔬菜，这是扫除肠秽的『拖把』。女同志有家务事做，这是一大损失，我不知道你爱人是如何人？华师大的青年教师有许多能分任一部分家务，只要生活有规律，夫妇合作得好，也不至于受多大损失。生活安排得好，才有可能做学术研究工作，对女同志尤其必要。」（1991年9月18日给笔者信），施先生常来信鼓励我多读书，鼓励我做好文学研究工作，并一再要我开个书单：「你需要什么书？可开一书单来，如果我有，可以送你几本。」「我孙儿在上海书店工作，买书还较方便。不过现在上海书店很少供应我辈所需要的书，满个书摊都是服装、烹调、台湾小说、色情小说，外省版书更不易寻找，东北的书几乎不到上海。」（1991年10月1日信，这次信落款「北山」，并说「以后用此名」）施先生不断来信问我要什么书，「收到二月二十七日手书，知前寄各书均已妥收，甚慰。你还要什么书，可来示，……你告我一个方向，我还可以送你一批。」（1992年3月7日）施先生多次给我寄书，每次都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再用透明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几年来，给我寄了几十本书，有作品，有评论者的专着，还有杂志。对一些评论文章、评论专着，施先生会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在书中夹上写着意见的纸条。甚至对书中的错字，以及译文的错误，施先生都一一改正过来。寄来的杂志施先生都在目录上将要求我看的文章用红笔打勾。施先生还在来信中叮嘱：「你看过，随时把你的读后感告我。」（1991年10月1日信）读施先生寄来的书，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与施先生通信中，谈到我母亲也同施先生一样，被错划成右派，施先生便来信说：「你母亲是『右派』，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还在不？做什么事？你的经历，也是一种典型，为什么不写一点自传性的文章，做个记录？」我写信告诉施先生我母亲的近况后，施先生又来信说：「你母亲一生坎坷不平，大可以写一部自传，近年我看了三部女士的自传，一部是潘念的《生与死在上海》，潘的丈夫解放前做外交官，解放后不久去世，潘有一女住在上海。文革中被诬为美国特务，在看守所关了十年，四人帮粉碎后，释放出来，即去美国，女儿在文革中自杀，潘到美后，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记解放以后她的一切遭遇。此书在美畅销，使她发了财，现住在美，此书已有中译本，值得一读。另一本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也是英文本，台湾出了中文译本。又一本是去年湖南出版的《宗岱与我》，是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写的，也很好，你可以找来看看，也请你母亲看看，最好是让她看到《生与死在上海》。」施先生还在信中特别叮嘱：「你母亲百劫余生，精神状态一定不正常，你们不可顶撞她，受了刺激会发疯或中风，请注意，一切顺从她。」（1991年10月22日信）施先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如此的清醒豁达，真令人感动。

　　1992年，我打算从教育学院调出，当时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进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当教师，一是进地方报纸当编辑。我写信给施先生征求意见，施先生立即回信说：「我希望你改换一个工作岗位，而不要改行，更不要下海，我建议你进湖北师院，将来有希望改为师大，地方报纸编辑不必考虑，教育学院迟早要取消的，在高校工作，多少有点学术气候。」施先生非常热爱教育工作，将其看作神圣的职业。早在1952年，施蛰存的好朋友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主持人，来信邀请施蛰存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因为冯雪锋是最了解施先生的编辑才能的。但施先生覆信婉谢了，他觉得他还是做教师好。从施蛰存对我的指教，我懂得了施蛰存先生当初的选择。

　　施先生非常清楚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处境、地位和职责，他来信说：「教师工资不久会调整，但不要有奢望，……不过，调整工资，一定从补贴方面加，不会从工资数字加。将来，讲师、副教授、教授的工资加补贴，数字差距不大，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教师要守得住清贫。他说：「现在是知识分子接受考验的时候，不耐清寒的都下海了，华东师大外语系的中年教师几乎全走了，有的出国，有的改业。上海的中小学青年女教师也走了一大半，大学里的理工科教师不离职还可以找兼职，只有文科教师情况最困难，他们下海之后，本业无用，只好改行，中文系教师，到一个企业中去做秘书也不称职，因为他们不会拟公关文件。我们的中文系，向来只讲现代文学，不讲语文，更不讲古文，他们的本领，在社会实用上，完全无用的。不过，要知道，文史哲学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所寄，没有这些人不行，有这些人而不用或不起作用的也不行，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师必须自重，了解自己负有祖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万不能因物质生活条件不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今天，我看得出来，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高校教师，是不会下海的，已经下海的，已证明他们本来没有能力继承或创造祖国的文化。」（1993年4月15日信）「现在世风不古，人人向钱看。但不必悲观，中国人才多，还有不少青年甘于淡泊，从事文学工作。经过时代的筛选，他们还不会同流合污。不过近来青年创作家，水准不高，知识不够，这是一个问题。」（1993年9月24日信）

　　施先生始终对未来、对青年充满信心，虽然现在外面的诱惑很多，但施先生不悲观，他坚信有「甘于淡泊」、「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青年「还不会同流合污」，排除一切干扰坚守着「祖国的文化」。施先生就是这坚守的榜样，施先生从事文化工作、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从不计功名得失，九十多岁的老人仍然潜心研究，笔耕不辍，为的是将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但他又将一切荣誉的功名置之度外。1993年，施蛰存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当时的评委告诉我，施先生在颁奖会上发言说：「应该多奖励青年人，对我这样的老人就不需要什么奖励了。」当时就有评委不能理解，说：「施老先生不领情。」我能够理解施先生的心情，这里正体现出他对名利的淡泊和对事业的热爱，也表现了对青年学者的爱护。施先生在1993年4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关于我的作品，你不要多写，多写了，一则发挥不出新的观点来；二则还有许多极左分子不高兴。我有些像沈从文，只想藏头不露尾，正在竭力求做隐士，你理解吗？」这里体现出施蛰存先生的出世精神，但施蛰存先生却以终身的精力投入到创造祖国文化的事业中，从而体现出他的积极入世，出世和入世竟如此和谐地统一在施先生的身上。记者李辉说得好：「对于有他这样成就和经历的人，功名于他的确是非常淡泊的，显赫也好，沉默也罢，任何时候他从没有停止过他的文化创造。世上有的人註定要表现他的智慧和才华，不管是处在何种境地，不管是採取什么方式。沈从文如此，施蛰存同样如此，这样的文人可以列举很多，对于他们，难得的是做人的态度，是对所喜爱的事业的执着，是文人传统中至为珍贵的淡泊名利。」（李辉《人生扫描》）施蛰存的人格风范和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为了使我成为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施先生还经常来信指导我的教学和科研。他来信说：「你讲现代文学，用什么教材？我觉得现在许多青年教师讲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只能照教材讲，自己没有新的意见，这也难怪，他们没有自己的经验，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学情况也不甚清楚，你如有志钻研一下，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不要盲从。」（1991年10月1日信）我在以后的教学中，按施先生指导的，认真阅读作品，然后自己下判断，不受教材的约束，不被前人左右，学习和教学果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当施先生知道我既教现代文学，又教当代文学，学问做得杂而不专时，他便来信说，「我劝你放下『当代文学』，专研『现代文学』，够你教学十年了，过一阵，我空一空，再给你一个大纲。」（1991年10月22日信）

　　我曾一度想写小说，施先生知道后，写信说：「我劝你写论文、文评及文艺理论，这是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写小说可以，但是业余兴趣，写论文要有高水准，写小说不要长篇，外国已没有人看三十万字的小说了。」（1993年4月15日信）施先生不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而且希望我们中青年教师也热爱自己本职工作，先把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才是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施先生一辈子都是这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施先生的不平凡就在这里，施先生的平凡也同样在这里。

　　对于文学创作，施蛰存也鼓励我尝试一下，施先生来信说：「现在美国盛行『亚美文学』，有许多中国人写的小说大走红运，……你要写东西，不妨试试，但不宜再用心理分析及内心独白的文体，这个玩意儿已过时了。社会人物多，故事面广，都不宜用心理分析写法。现在时髦的创作方法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现实，有幻想，你不妨多看几本新作品，以为参考。」（1993年1月19日信）我原打算写一本《施蛰存评传》，写信告诉施先生，施先生立即回信说：「我不赞成写我的评传，……我劝你写三十年代作家论，写十篇八篇，较有意义。你写我的传记，肯定写不好，因为我的文学方面多，你未必能全面理解，单写我三十年代的创作，加以评释，容易见好。」（1993年9月24日信）我于是以评论施蛰存先生三十年代的作品为主，果然容易见好。

　　施先生一再来信要我去上海看看：「欢迎你来看看上海的新气象。」我在与施先生通信七年后，于1997年底，专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因为我感觉到施先生的身体很不如以前了，写信的字迹抖得厉害，施先生也在信中说到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今年身体不好，从春季以来，时在病中，你那边的书，捡出一些，始终未寄。」（1992年10月7日）「今春以来，我体力大衰，无力工作，正在绝对休息，不知秋深后能否好些。」（1993年9月24日）「上海已很冷，我不甚健，写字不便了。」（1995年1月7日）「近日仍不健，草草书此，祝贺新年佳胜。」（1995年2月4日）我必须立即去看施先生，我心中不安。

　　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1997年12月26日，我从湖北黄石坐船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不巧，我坐的客船在中途遇到大雾，船在江中耽搁十多个小时，我到达上海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早晨去看施先生。按照施先生给我的地址，我找到愚园路1018号，这是幢两层小楼，一楼是邮局，施先生住在二楼，施先生家没有前门，只能从后门上到二楼，这后门白天从来不锁，客人可以直接从这儿上楼，上楼后经过一个狭窄的楼道，楼道靠墙是一排书柜，书柜没有门，摆满了年代久远的颜色发黄的书籍，有很多线装书。顺着放有书柜的狭窄楼道便可走进施先生的房间。这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兼客厅的房间，房间靠西边和北边分别搁着两张床，一张靠北的大床是施先生的妻子的，靠西边的小床是施先生的。房间中间有一张方型饭桌，房间朝南有一扇窗，窗前有一个书桌。我进门就看见一位瘦弱的老人坐在书桌前看书，这便是施蛰存先生。施先生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布帽，穿一件深棕色棉袍。他身后有一个书柜，书柜内外，桌上地上，都是书，而且多是近年出版的新书。我来之前，就听吴福辉先生说，施先生听力不好，我于是准备了一张名片，当施先生疑惑地看着我时，我递上了名片。施先生的视力特别好，不戴眼镜。施先生看了名片后立即笑着说：「啊，杨迎平呀！我昨天刚给你寄了一张贺年片。」听到施先生这样说，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从与施先生通信以来，施先生每年给我寄贺年片，常用一帧特制的贺年卡，正面是一幅浅棕色的国画，画有山石、积雪和梅花，右下边是一叶小舟，舟上有两个人，船头是一位穿古装的长发女子，或是悠闲地、或是期盼地看着前方，船尾是摇船的老翁，右边题有「泛雪访梅图」，落款「清阁作于一九六六年上海华楼」。背面左下角印有「赵清阁　泛雪访梅图」，「北山楼制　贺画史八十寿（1993）」的字样，右下角印有「北山―施舍」和邮编地址「200050中国上海愚园路1018号」。有的贺卡正面是泼墨很浓的植物花卉图。贺卡里面，或是写着「奉贺新年新正，合第吉祥」、「祝贺新年百福，合第吉祥」、「贺新岁百福」的贺辞，或是长篇大论的写一封信，再加上祝贺的话语。

　　看到施先生身体精神还好，说话声音也洪亮，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施先生见到我特别高兴，我们通信几年第一次见面，施先生一时都不知道怎么接待我，不停的大声叫阿姨给我倒水，拿东西给我吃，后来突然想起来说：「有好东西给你喫，昨天一个韩国朋友送的点心。」施先生一边将一个漂亮的纸盒拿出来，一边很得意的笑着，兴奋得像个孩子。施先生将点心盒打开，让我自己拿，然后看着我吃，我吃了一口，施先生马上问：「好喫吗？」我说：「好喫！」施先生马上说：「那你多喫点。」然后自己也拿一块吃。他边吃边说：「韩国的点心也一般，不是特别好喫。」我们一边喫点心，施先生一边跟我谈他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施蛰存这时的作息时间是：上午看书看报，施蛰存订了多份日报和晚报，下午晚上写文章和接待来访，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施先生告诉我，华东师大出版社在出他的文集，共四个部分，八卷本，全是他自己编的。第一部分为文学创作，分为小说一卷，散文二卷；第二部分是古典文学研究，分为诗学和词学各一卷；第三部分为碑版文物研究亦分为二卷；第四部分为无可归类的杂着，编为一卷。除掉译文，施先生的文字生涯，大约已集中在这里了。这是他在90多岁的高龄中亲自整理出来的。当时只出版了小说创作集一卷《十年创作集》。施先生当时就送我一本《十年创作集》，并说：「等出齐了，我给你寄去。」施先生当时将我需要的书一一签字送给我，施先生签字时，我给施先生照了一张照片，之后又跟施先生合影。施先生还另外送给我他的照片，并在照片上签字。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施先生那儿谈天，受益匪浅。施先生说他喫饭以粽子为主，早饭喫一个糯米粽子，中午不喫饭，下午和晚上喫点心。我说粽子不好消化，施先生说：「粽子好，饿得慢。」另外每天喫八颗红枣。他说：「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红枣是长寿食品，从那时起我也坚持每天喫八颗红枣，竟使我一直很低的血小板升起来了。

　　当施先生知道我是专程来看他，并在江中遇到大雾时，他便责怪我：「你看，你看，真不容易，你不该来，天气太冷，路上多辛苦！」听说我是晚上两点到上海，施先生立即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叫人去接你，你一个人怎么走？」我说社科院有位老师去接我了，施先生这才放心。又问我找到住处没有，当知道我还没有找到住处，他立即说：「我给你写个条子给孔海珠，她也是社科院的，你去找她，她会给你安排好住处的。」我忙说：「不用，不用。」但施先生还是将纸条写好，施先生说：「不要紧，我跟她爸爸孔另境是同学，好朋友，她一定会帮你的。」我只得答应着，把纸条装好，保存好，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我没有去打扰孔海珠女士。我后来与孔海珠女士认识，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是施先生给我们牵的线，那是后话。

　　这几天施先生精神状态非常好，同我天南海北的谈了很长时间。我也问了一些我疑惑不解的问题。1933年施蛰存与鲁迅为《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有过论争，我问施先生，1934年7月《申报》杂文栏「谈言」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寒白」的文章：《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鲁迅在1934年7月17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我问：「这文章是不是您写的？」施先生立即说：「不是，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我从未用过『寒白』的笔名。」多少疑问，都能在施先生这里得到解决。走近施蛰存，我才知道在个人生活方面：施蛰存并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现代」和「荒诞」，也不像他的朋友刘吶鸥那样风流。施蛰存虽然在作品中也写了一些都会青年的风流韵事，但施蛰存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施蛰存1929年10月24岁时与比他大一岁的陈慧华女士结婚，到2002年妻子陈慧华女士逝世，共同生活了73年，但施蛰存对妻子忠贞不渝，疼爱有加。在施蛰存的文章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酽酽的怪有温暖之感。」施蛰存每年给我寄贺年片，总是署名「施蛰存、陈慧华」，可见施先生对妻子的尊敬。听施先生的孙女说，就是现在，家里有什么事，还是奶奶说了算，家里的财经大权也在妻子手上，施先生买什么都是跟妻子要钱，施蛰存先生多迁就妻子。妻子陈慧华女士逝世后，施先生感到深深的孤独，他经常对来看望他的后辈说：「一个人很难过呀！」施先生终于在妻子逝世后不到一年就病倒了，如果有妻子陪伴着，施先生一定能闯过百岁大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先生对妻子的依恋和深厚情感。

　　人们多认为施蛰存年轻时一定是个经常进出舞场的都会浪漫青年，有一天，我问施先生：「您爱跳舞吗？」施先生回答：「从来不跳舞。」我问：「您不是经常同刘吶鸥他们去舞厅吗？您在那儿干什么？」施蛰存在纸上给我写了四个字：「摆拆字摊」。

　　1999年9月，我终于去华东师大做访问学者，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施先生，刚走到房间门口，施先生就看见我，便大声喊我：「杨迎平」，施先生真是好记性，一年半没见，竟能一眼认出我。施先生这时的作息时间又有些变动，他改为上午接待来访，下午休息，晚上看书写作。饮食也有变化，这时早上吃一个鸡蛋，八颗红枣，中午照常不吃，下午吃点心，晚上吃稀饭，没再吃粽子。施先生的身体不如上次，写字时手抖得厉害，人也容易疲倦。但记忆力仍好，我问一些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施先生都能一口回答出来。华东师大的老师告诉我，施先生是文学上的百科全书，文革期间，施先生在资料室工作，老师们查资料，要什么书，以及什么内容，施先生就能告诉你所要的资料在哪本书里以及那本书在书架的哪个地方。一次他们编词典，施先生当顾问，不论什么问题问到施先生，他都能立即回答出来，并告诉出处，大家一找一个准。

　　1999年12月17号，我去看施先生，看见施先生与他儿子用上海话在争吵，我一句也听不懂，施先生跟我说话一直用普通话，跟家人却用上海话。我因听不懂，就问施先生：「怎么哪？」施先生用普通话对我说：「他们要我去医院，我不去。」原来施先生这段时间心脏不好，他儿子要他去医院住一段时间，他坚决不去。施先生自从1983年因肠癌开刀，在医院里住了十八个月后，就害怕住院，因为在医院不自由，医院不让施先生看书，施先生是一天不看书就不能活的人。施先生当时对我说：「我没病，就是老了，没气了。」施先生常对我说：「我还活两年，两年时间。」1997年他就对我说过，这次又说，施先生的意思是，两年时间他的文集就能全部出版。我笑着说：「您两年前对我说过，再活两年，您有许多个两年。」施先生也笑着说：「再活两年就行了。」施先生乐观、豁达、善良、热情的生活态度，是他长寿的秘诀。

　　施先生晚年还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并给很多报纸副刊写文章：1999年12月12日我去看望施先生，正遇到《解放日报》副刊《朝花》的编辑在向施先生约稿，施先生答应下星期交稿。出版社在这天还送来施先生新出版的《北山谈艺录》。

　　施蛰存几十年坚持看书写作，即便在病中也从不间断。施蛰存说：「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回家，身已残废，行走不便，只能终日坐着。这就给我以安心写文章过日子的条件。这一年完成了对唐诗的评论，一百篇《唐诗百话》。」施蛰存文章中有许多在病中看书写作的记载。看书看报是施先生的必修课，每天坚持看报纸，这是他了解世界、了解生活、了解现代的视窗。这使他了解的事情非常广泛，思维方式也很现代，并且在精神上永葆青春。施先生看书也「赶时髦」，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养成的习惯，看最前卫的书。施先生不仅看精典名着，也看畅销作品，与他交谈时，使你怎么也不相信他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谈话体现出的是新观念、新思维、新辞汇。施先生读书的最大特点是「博」，施先生说他写现代小说，阅读和翻译外国作品，却「一直生活在古典书城中。」但是，施蛰存也经常从古典书城中走出，读一些年轻人看的畅销书。如有一段时间，因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评论界沸沸扬扬，热闹得很，施蛰存便托人把这本书买来看，看后还写了文章评论。施先生的孙女看见就说：「我早有这本书，您又买？」施先生说：「你有，为什么不给我看？」他孙女说：「我不知道你会要看这种书。」施先生的孙女也没想到施先生会时髦到怎样的程度。

　　1989年夏天，84岁的施先生，在35ºC的大热天，用两天时间看完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看完后又立即写评论〈读杨绛《洗澡》〉。他说：「《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有「《儒林外史》的精神。」施先生还在文章中指出了《洗澡》中六个疑点，可见施先生读书之细致，并直言不讳。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施蛰存读书不分高低，拿来便读，读后才见其高低，评其高低。施先生广博的学问就源于这种读法，施先生的才华也体现于这种读法。

　　同施先生谈话，我觉得施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永远具有现代意识、永远具有年轻心态的学者。施蛰存先生的「现代」不仅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与借鉴，而且表现在思想的先进，视野的广阔，精神的超前，以及高度的责任心等诸多方面。施先生这种明确的文化意识，高尚的品格和人生境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施蛰存开辟蹊径，探索现代，追求理想等行为方式的根本，施蛰存是一位跨世纪的文化人。

　　我是在与施先生的交往中成长的，在施先生那里，我不仅学着读书做文，而且学着做人。在施先生的教导下，我不仅努力做一个合格的高校老师，而且努力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将能够帮助别人当作一种乐趣，并且为「继承或创造祖国的文化」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而快乐。施先生教会我如何生活，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生活得有意义，并且愉快。我从施先生那里知道，愉快是需要自己创造的。2000年3月，我去上海参加「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去看望施先生，我们又聊了很长时间，临走时施先生说：「你过两天来，我送你一本新书。」施先生有一本新书要出版了。施先生不知道我已经学习结束，以为我还在华东师大，我不敢说我今天就要走，只是支支吾吾地答应着，我想我还有机会再来的，再来听施先生的教导，再来拿施先生给我的书，没想到这次是我与施先生的永别，我再也不能听到施先生的声音，得到他的教诲了，也不知道施先生急着要给我的是哪一本书。

　　施蛰存先生的追悼会2003年11月27日下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我得到通知是11月26号的晚上，我这一晚上没睡着觉，施先生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通知上写着27号下午两点钟在华东师大门口坐车去龙华殡仪馆，我怎样才能在27号下午2点钟之前赶到华东师大门口呢？坐汽车、坐火车都来不及了，只能坐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一直害怕坐飞机，这一次没有选择的余地。27号天一亮我就去订票处买票，但订票处8点才上班，我心急火燎地赖着性子等到8点订票处上班，打听到下午2点之前有三班飞机到上海，9点一趟，11点一趟，下午1点一趟。9点的不能坐，我从黄石赶到武汉机场最少需两个小时；下午1点的不能坐，因为2点之前赶不到华东师大；只能坐11点的飞机，等我买好票，找到汽车已快9点钟，司机师傅说，无论如何赶不了11点的飞机，而且飞机提前半小时停止登机。我说，不管赶不赶得到，必须赶，先去武汉机场。这车是我们湖北师院最好的车，司机也是技术最好的司机，汽车一路像赛车一样地跑，路上惊险万分，终于赶到机场，飞机还没起飞，机场破例在起飞前十分钟让我登机。我到了上海，下飞机坐汽车赶到华东师大，见有一辆大交通汽车停在门口，我问司机师傅：「是去殡仪馆吗？」司机说：「是的。」我便跨上汽车，刚上车，车就开动了，似乎专门等着我的。直到坐上华东师大的汽车，我的一颗心才算定下来。坐上车就心里纳闷，施先生的追悼会，怎么只有一辆车的人参加？车开到殡仪馆，我才看到殡仪馆有几十辆车，我坐的是最后一辆。我后来跟施先生的家人谈我赶飞机、赶汽车的经过，他们说，施先生在帮你，你一定能赶上他的追悼会，施先生一定要你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也觉得冥冥之中施先生在等我赶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施蛰存先生与作者合影

　　在追悼会上，我见到孔海珠女士，我们曾在茅盾的研究会上见过面，就是那一次，我告诉她施先生曾叫我去找她的事。这次我与孔海珠女士是第二次见面，但一见如故。孔海珠女士问我：「住的地方安排了吗？」我说：「没有，我刚下飞机。」孔海珠女士马上说：「到我那儿住吧。」我立即说：「好的。」我没有客套，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是否方便，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知道，这是施先生六年前就给我安排好了的。我早就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会在一个特殊的情景下相聚，我也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一定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经孔女士的介绍，我与施蛰存的家人一起吃晚饭，并认识了施先生大妹施绛年的女儿周聿晨女士，她刚从美国赶回来。周女士的母亲施绛年在戴望舒去法国留学后，便与冰箱推销员周先生结婚，几年后施绛年与丈夫去了台湾，她丈夫是台湾人，然后定居美国。施绛年去台湾时，将女儿周聿晨留在施蛰存先生身边，施先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三岁时不幸夭折，之后生有四个儿子，从此没有女儿，周聿晨在施先生身边，施先生把她当亲生女儿养，与施先生感情很深。周女士谈起舅舅对她的养育和关爱，就泪流满面。我与周女士交谈并合影留念。我在施先生逝世以后没有写纪念文字，因为我很久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在施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应陈子善先生之约写了这篇纪念文章，痛定思痛，才将这一年多反覆出现在脑海里的施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与施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写在这纸上。现将此作为这本书的前言。
 

第一章　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
 
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有过相当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家，并主编了当时最大的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而且因为与鲁迅有过几次直接或间接的交锋，并因此而「遗臭」几十年。但人们往往会忽略，其实施蛰存曾与鲁迅友好地交往过，而且留下了很值得怀念的感人片断。我将在此按照时间顺序回顾施蛰存同鲁迅交往与交锋的历史。
 
施蛰存先生常与我谈起鲁迅先生，并且仍充满崇敬、佩服之情。施蛰存作为晚辈，对鲁迅的尊敬是由来已久的。
 
第一节　施蛰存与鲁迅论争之前的友好交往
 
1927年，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撤离上海来到松江施蛰存家中。这时北洋军阀正在搜捕国共两党人士，1928年，冯雪峰也从北京来到松江。四人在松江的小阁楼上谈文学，译作品，搞创作，并称此楼为「文学工厂」，还创办了同人小刊物《文学工厂》。在松江的一段生活，使施蛰存与冯雪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施蛰存、戴望舒到上海与刘吶鸥一起开「第一线书店」，办半月刊《无轨列车》时，冯雪峰很关心他们的书店和刊物，到他们这儿串门，并鼓励他们出一些有意义的书。于是，施蛰存他们与冯雪峰商量，决定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施蛰存请冯雪峰去征询鲁迅的意见，并想请鲁迅做主编。冯雪峰跟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他们，但不能出任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拟定了12种丛书，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在这12种丛书里，鲁迅担任了其中4本的繙译，可见鲁迅对施蛰存的支持和施蛰存对鲁迅的尊重。
 
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这套丛书陆续印出了5种。鲁迅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着的《文艺与批评》是第5种；排印的时候，鲁迅要加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施蛰存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鲁迅不满意，鲁迅自己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施蛰存尊重鲁迅的意见，去做了一张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鲁迅看，鲁迅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做三色铜版的技术都不高明，反反覆覆好几次，都不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这是当年上海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从这件事，一方面，看出鲁迅对艺术的认真态度，一方面也看出施蛰存对鲁迅的尊重和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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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现代”这个词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它不仅仅指向当下，更包含了一种对革新、对生命力勃发的想象。当得知有这样一本名为《现代的施蛰存》的书籍时，我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施蛰存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一直是那个在旧时代浪潮中，以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学大家。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现代”可以与这位先生并置？是他的作品在当下依然具有的生命力，还是他本人在现代社会所引发的某种新的解读？我迫切地想从书中找到答案。或许，这本书会带我重新审视施蛰存的文学遗产，不再局限于历史的陈迹，而是发现其思想的火花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新闪耀。这是一种对经典的再发现，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追问。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展现出施蛰存超越时空的魅力，让我们这些身处“现代”的读者，也能从中汲取养分，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感受文学的力量如何在代代相传中保持鲜活。

评分☆☆☆☆☆

这部《现代的施蛰存》给我带来的最大触动，在于它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活”是如何实现的。我一直认为，一本真正优秀的文学读物，不应该只是提供信息，更应该激发思考，甚至是引发一场情感的革命。而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它没有简单地将施蛰存归类于历史的某个章节，而是用一种极为灵活和开放的视角，去捕捉施蛰存文字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素。我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跨越时代的生命力，那种对人性深处的洞察，那种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捕捉，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书中对施蛰存作品的解读，似乎是带着一种“此时此刻”的感受，仿佛施蛰存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正在观察着我们的世界，用他的笔触回应着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仿佛老友重逢，又仿佛是与一个睿智的灵魂在进行着一场永不落幕的对话。

评分☆☆☆☆☆

读完《现代的施蛰存》，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结论，而是一种弥散开来的、关于“理解”的深刻感受。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施蛰存“有多现代”，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分析，以及可能存在的、作者自己对施蛰存作品的独特体验，引导读者自己去建构“现代的施蛰存”的形象。我尤其欣赏书中在处理施蛰存某些作品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审慎态度，既不拔高，也不回避，而是试图在历史的维度上，去呈现其复杂性。这种处理方式，让我感到作者并非是在进行一场单向的“宣传”，而是在进行一场真诚的“探索”。每一次对施蛰存作品的提及，每一次对时代背景的梳理，都仿佛是一块块拼图，最终构建出一个立体的、有温度的施蛰存形象。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它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路径，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去体会，去定义。

评分☆☆☆☆☆

初初翻开《现代的施蛰存》，一股沉静而又充满力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本以为会是一篇篇对施蛰存生平事迹的梳理，或是对其作品风格的分析，但事实证明，这本书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它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将施蛰存置于当代的审视之下，邀请我们一同思考，在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今天，我们还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什么？我惊异地发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旧时”的忧思与挣扎，在现代社会中竟以另一种形式重现，只是外壳变了，内核却依旧 resonates。书中对于施蛰存笔下人物命运的细致描摹，那种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沉浮的精准捕捉，让我不禁联想到当下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迷茫与坚持。这并非简单的“古今对照”，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共鸣，一种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挖掘。这本书成功地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让一位老派的文学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现代”姿态，与我们这些“现代人”进行了一场心灵的交流。

评分☆☆☆☆☆

对我而言，《现代的施蛰存》更像是一扇窗，透过它，我得以窥见施蛰存那颗在现代社会依然跳动着的、充满活力的心灵。我并不熟悉施蛰存所有的作品，但这本书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梭于他文字的丛林，指引我发现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珍宝。我惊叹于作者的细腻笔触，他能够从细微之处捕捉到施蛰存思想的脉络，并将其与当代的一些现象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对照。这种对照不是生硬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仿佛是历史与现实在某个点上发生了奇妙的交汇。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诞生的年代，而在于它能否在不同时代唤起读者的共鸣。而施蛰存，显然是一位能够跨越时代、触及灵魂的作家，而这本书，则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