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芳明作品集》 到达年龄的一定高度时,似乎可以回望过去所有的书写。这套散文系列,是我一九九二年最初回到台湾时,开始累积起来。仍然记得,最初回到这块土地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席地而来。这里是我早年的知识启蒙、思想启蒙、政治启蒙的出发点,应该相当熟悉台湾的台风与暴雨。那年夏末抵达台北时,正好迎接一场台风的袭来。那时走在街头,冷冷的雨水打在肌肤上,让我感觉又陌生又熟悉。只要经过一场雨淋之后,我便确知自己终于回到故乡了。雨水与泪水盈眶,我非常明白那是从心里所涌出的喜悦。
生命的再出发,就在那时刻展开。出版《典范的追求》之后,从此便不断地埋首书写,从未中断一直绵延到今天。二十余年之后,印刻出版社的初安民,邀请我把这套散文系列重新整理出版。在整顿之际,我必须铭记一场无法忘怀的友谊。以黑名单的身分第一次回到台湾,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底。回来时,没有多少人敢于前来相认。我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当然已为自己留下恶名。许多旧识未能与我重续前缘,我不会有任何责怪。毕竟那段时期的政治氛围,已经把我塑造成为可畏的禁忌。就在最陌生的时光里,初安民与沈花末一起前来看我。当时初安民是《联合文学》杂志的总编辑,与我是素昧平生。但是,在我人生最低点的时刻,他不仅毫无畏惧与我说话,而且是从下午陪伴到黄昏。我回到圣荷西时,就立即接到他邀稿的信件。
我在民进党担任文宣部主任时,他也是不时来看我。在美丽华饭店的咖啡厅,可以对坐一个下午。当时他就提议我,把已经完成的文稿交给他出版。我在联合文学丛书的第一本之后,凡有散文都会交给他。初安民是非常大气的人,竟然决心同时出版我四本散文集,包括《风中芦苇》、《梦的终点》、《时间长巷》、《掌中地图》。于我而言,文学书写恐怕不只是静态的演出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动态的友谊注入其中。这四本散文容许我收入了大学时代以来的所有书写,纵然只是篇幅有限的四册,却横跨了我生命中的三十年。如果没有初安民的慷慨邀约,恐怕这些作品都已经散逸在四方。只要这几册散文集还在,始于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友谊,就会持续延伸下去。
在二○○八年所出版的《昨夜雪深几许》,是我跨过六十岁时的散文结集。这系列的回忆文字,如果不是初安民的鼓励,恐怕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生命一甲子,无疑是到达了生命的另一个转接点。一方面可以向后回望,一方面也可以向前了望。就在那一个中介点,我陆续写了二十位难忘的人物。他们是我的长辈,老师,朋友,论敌,各种感情的拉扯才使我形塑了这样的精神面貌。这些篇章容纳我太多的爱恨情仇,其中不免也带着血痕。在书写过程中,既有痛意,也有快意。到达七十岁之前,初安民再次催生了我在海外流亡的回忆。经过两年的书写,终于结集成为《革命与诗》。
书写是一种自我疗癒的过程,如果不说出来,从前的挫折、伤害、损毁、刺痛,也许都会积压在内心底层。书写是必要的净化手段,也是重要的超越身段。让腐朽的、下坠的、沉沦的,都能够化为具体可见的文字。正好可以逼迫自己去面对,从而给予消化,最后深化为艺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此漫漫的精神之旅,其实就是一种救赎。只要获得救赎,整个心灵空间也为之开阔。这当然是我最幸运之处,毕竟我的朋辈里,有不少人经历太多的委屈与挫折。他们也许在海外,也许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无法言宣而终于採取自我放逐的方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舔舐伤口。我所有的书写,包括散文、书评、序文、论述,无疑都是属于救赎的一部分。能够仔细写下去,人生格局就不再那么窄仄。
印刻愿意把我所有的散文作品合辑在一起,于我而言,这是相当奢侈的待遇。生命中不同时期的文字,可以同时并置在同一个系列丛书,正好带来一个可以自我观照的契机。我的书写习惯,便是在稿子完成后,都会押上日期与地点。或许编辑成书时,日期与地点可能不见了,但是在我的档案里却可以覆按。从原稿上的时间地点,大约可以看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做了怎样的思考。在我的文稿里,有几个熟悉的地名常常出现。海外时期包括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那是我流亡海外时的生命轨迹。许多黯淡的心情或飞扬的神采,因地点的不同而有了起伏升降。回到台湾后,地点往往包括台北、台中,或甚至是我的故乡高雄。这些旅途上的驿站,鲜明记录了我特定时期的特定感觉。当这一套作品集完整罗列在一起之际,我更加清楚察觉生命版图曾经扩张到多么遥远的境界。那曾经是我的宿命,不断在不同的城市旅行或浪游。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收拢的阶段,这一套文学丛书就是我心路历程的轨迹,也是我生命的终极归宿。
二○一七年五月廿二日 政大台文所
自序
时间越来越倾斜
──《晚秋夜读》 我所有阅读过的书,最后都会捐赠给政治大学台文所图书室。那里是我记忆的归宿,也是我日常生活存档的地方。每次收到赠书,或是我购买的新书,都会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押上日期。这样我就可以提醒自己,什么时候与新书的第一次相遇。这是我的习惯,只有知道日期后,我可以重建最初翻阅新书时的某些感觉。如果说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脾性,也应该可以接受。对于时间的敏感,对于记忆的珍惜,从我大学时代就慢慢养成。在阅读上,我是杂食主义者。在藏书的行列里,并非只有文学与历史的专书,也会有许多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的书籍。英文有一句庸俗的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最浅白的翻译是,你吃什么,你就长成什么。从我藏书的内容,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这辈子我会长成这个样子。我的思维方式与书写途径,无疑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累积起来。透过阅读,我可以窥见社会的一角,也可以察觉时代的一抹。阅读带着我走出孤独的研究室,也带着我走入这个社会的活动。
如果二十岁是青春期,四十岁是中年期,那么进入六十岁后,我便开始迎接晚秋的季节。对我的生命而言,晚秋是一个隐喻,似乎暗藏着一个成熟稳定的魂魄。这是慢慢倾斜的季节,生命走到这个阶段,时间就越来越倾斜。在斜坡上的滑动,速度远远超过从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从前在青春时期,是一个爬坡的阶段。有时觉得时间的峰顶是何等陡峭,几乎高不可攀。到达晚秋时,我不仅可以向下俯望,也可以向四周了望。那样开阔的风景,绝对是从前所无法企及。快要到达峰顶时,心情也逐渐调整为透明而清晰。在阅读上,慢慢摆脱过去那种偏食与挑食的习性,而开始养成杂食的脾性。因为懂得放开,或者放下,这十余年来更加可以接受并置或参差的阅读方式。
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夜读。很多人都说,老年人是早睡早起,我还是维持着研究生以来的晚睡晚起。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十二点以后,到半夜十二点以后。中间毋需午睡或假寐,可以拥有书写与阅读的完整时刻。老人不是一天造成的,夜读其实也不是。我的身体自然有一种规律的流动,就像潮汐升降那样,我也是属于天体活动的一环。当我的前辈与朋辈逐渐停止笔耕之际,我自然而然会把眼光投向年轻世代。我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者,相当熟悉文字的锻铸与浓缩。至少有二十余年的时间,相当乐于穿梭在精致的诗行或精练的散文,以及精制的小说作品。对于文字所释放出来的魅力,有时在深夜时刻我也会产生悸动。尤其在现代诗行中间,相当讶异于诗人在行与行之间的衔接艺术。现代小说所带给我的吸引力,或许不会让我惊声尖叫,但也有拍案叫绝的时刻。这样的阅读,使我的生命增加了质感,也使我的情绪变得特别敏锐。
当我开始翻开年轻作者的诗或小说,已经可以清楚察觉,我对现代主义的乡愁逐渐淡化。于我而言,在我阅读的定义里,一九八○年代崛起的作家就是属于新世代。尤其是见证女性作家大量出现于文坛时,我在内心告诉自己,现代主义的辉煌时期就要变成过去。迎面而来是一个松绑的时代,最能清楚感受的是,家国议题不再是那么严重。代之而起的,无疑是性别与族群的关切。余光中、白先勇的国仇家恨已经变成过去式,在斤斤计较的文字营造之际,总会注入浓烈的乡愁。当我开始接触女性文学、同志文学、原住民文学时,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巍然诞生。这种微妙的变化,正好为战后文学史发展做了精确的诠释。
我是一个晚归的流亡者,终于踏上海岛的土地时,新兴的都市纷纷诞生。我所熟悉的六○年代、七○年代城市,都已经归档在记忆深处。晚期资本主义终于改造了台湾的文化面貌,相应于这样的变化,读书市场也产生重大的变革。一九九二年回到台北定居时,才慢慢去熟悉新兴的作者群。张大春、平路、朱天文、朱天心、林燿德、杨照的作品罗列在眼前时,才终于强烈感觉我迟到了。我是属于受政治干涉的一代,但是在这些陌生作家的小说里,他们竟是干涉政治的一代。这样的翻转,也对我的阅读习惯造成极大挑战。他们是属于一九五○或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作家,仅仅相距十年或二十年,文字与美感的落差竟有如此。
投入新世代作品的密集阅读,正好显示我的时间焦虑感。彷彿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不免有着前生今世的反差。我愿意持续阅读下去,其实是在追赶我来不及参与的时代。必须要回到学界之后,我才能够以比较从容的心情,重新阅读年轻世代的作品。面对那样庞大的年轻作家群,我更加可以感觉时间消逝的速度,也更加可以体会文字技巧的表现更为丰富。必须回到台湾十年之后,我才真正赶上了曾经失去的年代。伴随着文学史的撰写,也伴随着公民运动的参与,我才真正感觉自己的生命有了寄託。这种感觉非常缓慢,我逐渐消化台湾,也被台湾消化。通过这样的互动,我的生命才有扎根的感觉。其中最重要的关键,便是透过阅读的实践。
距离上一本《星迟夜读》的出版,四年已经过去。未曾预料我所写的书序与书评,竟然超过二十万字以上。在文学史研究与散文创作之余,这些额外的文字正好记录着我长年夜读的轨迹。无论是创作或批评的出版,其实都是在对自己生命过程的一种整顿。没有阅读,就不能研究。没有研究,就无法教学。没有教学,就不能整理自己的思考。这些连锁的关系,我体会得特别深刻。现在我愿意整理过去在联合文学出版社的《陈芳明文集》,重新在印刻改版为全新封面。这册《晚秋夜读》是我过去四年的阅读纪录,容纳了许多对新世代作品的感觉。这是我长途旅行的一次总结,新书出版只是代表着旅途上的一个驿站,也预告着下一程的长途跋涉。生命有多长,阅读就有多长。
二○一七年五月一日 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