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导论(摘录)
一、汉语基督教小说的翻译与创作
十九世纪,随着欧美各国的扩张,基督教传教运动蔓延全球,这差传运动与宣布、传扬「天国」(Kingdom of God)的降临密切相关,而天国的概念既涉及世界末日的来临,又与改变人世现状的诉求逐渐结合。在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思潮中,「天国」常被诠释为理想基督教社会的建立,即使其基督教色彩依然浓厚,但该理想已经变得世俗化。他们认为天国的实现,可借由社会进步、发展及富庶达成。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北美工业城市兴起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更以天国为焦点,社会福音不仅关注个人的得救,同时着重社会的转化及救赎。即使神学和宗派背景各异的传教士对「福音」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传播天国的福音始终是他们远赴中国的核心目标,例如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传教士纪好弼(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明言:「今且全球五大洲几无一国不获闻耶稣福音,而以方言翻译圣经,亦已逾四百种。……而如此传佈者,实因其是万国应共率循,万民悉莫能外之世界唯一真道。」
1807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揭开了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序幕。从基督新教来华开始,一直到清朝覆亡(1807-1911)之间,不少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致力参与文字出版的工作,其中翻译西方的基督教着作成为关键的传教策略。晚清时期,传教士译着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为叙事文学类,以及神学思想与崇拜礼仪类,前者主要包括《圣经》故事、宗教寓言、基督教儿童文学及基督徒传记等,后者主要包括护教书籍、讲道集、灵修作品、教义问答、信仰声明,以及规范崇拜礼仪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等。翻译本身更是极为复杂的多元系统,作者、译者、读者、文本、社会、历史等因素互相制约。译文往往受以上种种错综因素影响,我们也可把翻译视为对原着的一次重写或改写(rewriting),即是对源文本(source text)的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manipulation)。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量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一点在来华传教士的文学翻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