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爱比死难
镇魂歌为时间的旅人而作
镇魂歌为时间的旅人而作
我欲凝视事物，但一无所见……
在最后旅程中
他试着窥探时间和记忆
以便进入生命中
一再向他告别的肉体与灵魂，并一一见证
爱的丰饶，诡谲，及其荒凉……
在读完最后一页，阖上第六册笔记本那个晚上，他熄灯上床，发觉月光溢满房中。他没有多想，就告诉自己，要给自己十年的时间，即使人生只是一条简单的河和它寂寞的流域，即使世界只是一座漂泊的湖，而时间以无边无际的荒漠包围着这一切。
或许会有一个「我」，跌跌撞撞也好，迷迷煳煳也好，轻松愉快也好，有一天突然从蜃气楼的幻影中走来，见证他短暂的存在。──《天河撩乱》
吴继文将世纪末的孽子告白与一个内陆大湖的漂流史话相提并论，的确让我们一开眼界。书中的自叙者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禁色之恋，身心俱伤；他的姑姑为了追求色相的完成，不惜跨越性别、伦理疆界。这对姑侄是亲人，也更是师徒。他们各以肉身为道场，证验慾望的黑洞。——王德威（哈佛大学教授，中研院院士）
作者以安静节制的笔法，深刻描绘了在时代搬弄下，离散家族、边缘人、性少数者这些造物的弃儿彷彿残酷剧场展演般充满困厄、孤绝、救赎与惊人祕密的人生。
本书曾获一九九八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并先后被收入中、英、日等多种文学选集，感动海内外两代读者。
本书特色
※20年同志文学畅销版，绝版重来。
※作者最新修订版本。
※「二十年后重读吴继文小说，仍然为那字里行间，满溢出来的慈悲心震动不已。」──杨泽‧专文推荐。
※特别收录作者最新书写「新版赘语」。
※「上世纪九〇年代中我离开职场，我的两部长篇习作——《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与《天河撩乱》陆续完成于四十岁多一些的年纪……当时或未必有此自觉，但两部作品却不约而同採取了『临终之眼』的视角。」──吴继文
※「……我有爱人，也有许多朋友，可是只有你让我实实在在感觉到『家人』这种东西。不是所谓血缘上的家人，也许是你出现的时候吧，正好是我的身体和心理都跨越了一大步，迈向另一个成熟期的当口，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一个母亲，而你是我无性生殖的产物，我的孩子，我们属于只有两人构成，却完整具足的特别家族。可能是这样，我才会对你讲一些本来并不准备向任何人透露的事，好像，好像自然涌现的乳汁，我只能用我生命的祕密哺乳你。」──《天河撩乱》
名人推荐
〈吴继文的慈悲心〉杨泽专文推荐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吴继文
1955年生于南投，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日本广岛大学哲学硕士；曾任联合报副刊编辑，时报文化出版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着有长篇小说《世纪末少年爱读本》（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好书）、《天河撩乱》（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剧本《公园1999的一天》；译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井上靖《我的母亲手记》、藤原新也《印度放浪》、中平卓马《为何是植物图鑑》、野野村馨《云水一年》，以及吉本芭娜娜《厨房》、《蜥蜴》、《哀愁的预感》等多种。
吴继文
1955年生于南投，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日本广岛大学哲学硕士；曾任联合报副刊编辑，时报文化出版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着有长篇小说《世纪末少年爱读本》（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好书）、《天河撩乱》（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剧本《公园1999的一天》；译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井上靖《我的母亲手记》、藤原新也《印度放浪》、中平卓马《为何是植物图鑑》、野野村馨《云水一年》，以及吉本芭娜娜《厨房》、《蜥蜴》、《哀愁的预感》等多种。
图书目录
013溯河回流
059不幸有很多种，但不幸不会对彼此有太多怜惜
123玫瑰是复活的过去式
161白昼的虚构，夜的徬徨
211沙之悲歌
295作者附识
305【代跋】吴继文的慈悲心一一重读九○年代同志小说／杨泽
311新版赘语
059不幸有很多种，但不幸不会对彼此有太多怜惜
123玫瑰是复活的过去式
161白昼的虚构，夜的徬徨
211沙之悲歌
295作者附识
305【代跋】吴继文的慈悲心一一重读九○年代同志小说／杨泽
311新版赘语
图书序言
代跋
吴继文的慈悲心一一重读九○年代同志小说
杨泽
二十年后重读吴继文小说，仍然为那字里行间，满溢出来的慈悲心震动不已。
吴继文小说流露出的慈悲心，很难一语道尽。它首先有别于过去文学中较常见的怜悯或悲悯心。那也是读者相对熟悉的，台湾乡土文学以降，对所谓小人物及乡土本身的凝视和关注。
如果说，怜悯或悲悯心大抵落在人道范畴，慈悲心心量更大，同时多了份属于天道的不可知层次。吴的慈悲心来自他对「情幻色空」主题的一番领悟，且背后隐隐然有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神祕宿命感在。
到二○一七年今天为止，吴继文其实只出了两本长篇，分别是《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一九九六）和《天河撩乱》（一九九八）。《世纪末少年》一作，由吴改写清末狭邪小说陈森原作《品花宝鑑》而成，最大的变动就在「小使」这一人物的设计上。
小使既是书中名伶兼相公杜琴言的贴身仆人，也是贯穿故事情节的敍述者，以他取代旧章回的全知敍述观点，堪称石破天惊的一笔：
我们是没有名字的一群人……对小说家而言，我们可老可小，我们是没有情绪的……我们散佈在主人生活的周边，随时回应主人的召唤，此外就没有声音……一如无情的顽石、衰草兀自独立在天地之间，我们也不时出现在章节之间，面无表情地为时间、空间的推移串场。不管寒冬、溽暑，风、沙、雨、雪，梦里或病中，我们随时都要出门为主人传话、回礼、买药、送花……我们是宇宙的尘沙，小说的游魂，主人的影子……我们成为很理想的观察者和评论家，没有人在意我们的存在。我们永远是不在场的出席者……
二十年后看来，小使绝对是吴继文最动人心弦的发明。当小使在这里写道：「我们永远是不在场的出席者」，所谓「不在场的出席」一点也并不玄虚，说的岂不是，今天后工业文明下的芸芸众生，所谓「寂寞的诸衆」（the lonely crowd），那「渇望与寂寞永远成正比」的心？
的确，小使不单负责说故事，穿针引线，为故事中人代言，他也帮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卑微者／无名者群体发声，分明是寂天寞地，有情众生的一个化身。上引开场白频频拿「我们」来说「我」，人我不分，且多以否定句出之，说穿了，不就是作者吴继文刻意以无说有，以不在场说在场，以宇宙尘沙，人间游魂揭露无常，一语道出天地万物及众生的归宿？
从小说开场到结尾，小使利用他「理想的观察者和评论家」位置，为读者转述，他追随主人杜琴言浪荡一生，看到，听到，许多常人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事物。吴继文沿用旧说部的笔法章法，在内景部分极力舖陈人情世故，写欲望，写受苦，写身心灵的细微变化；外景部分，吴则善用他从沈从文学到的长镜头，空镜头手法，荡开去写天地人，写风土，写离别与死亡，俨然有历史长卷的气势格局。
作为众生的代表，吴继文笔下的小使乃是有善根宿慧之人。他卑微而高贵，感伤而睿智，既是美的仆人，也是历史沧桑（从个人历史到集体历史）的见证者与书写者。从情真，情至，到情了，小使最终出家证道，成了「过来人」（众生是佛），也展现了吴一心追求佛家「真空妙有，悲智双运」境界的初步成果。
表面上看，吴继文出道稍晚，且是在九○年代酷儿书写，身体书写等时代风潮的强大召唤下始投身写作的，其实并不尽然。这里无法细细辩证此事，只能简单的说，对吴而言，时代精神（Spirit）及心性论（Soul）的追寻，同样不可偏废，而倘以结果论，他大抵倒向了后者。事实是，吴不单有意避开酷儿同侪，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最终也避开大多数同代人，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甚少人行的路。
《天河撩乱》是吴的第二本书，也是他真假掺半，半自传性的「力作」（tour de force）。先是，九○年代初，吴继文写出了〈记忆－边缘－迷路〉一文，追记他大半在日，小半在台度过的青春岁月，这篇带浓浓自敍传风的奇文，大部分内容简直闻所未闻，大大开了众人眼界，在台北文艺圈轰动一时，其后收入我编的《七○年代忏情录》（一九九四）书中。此文从东京六○写到台北七○，从安保斗争，全共斗，三岛自裁一路带到相对平静无浪的台北，以蒋介石逝世及中坜事件作结，集体与个人历史（主要是情史）形成了两条线，这也是吴第一次提到，他在全共斗外围场子上认识的同性恋人川上鸿史。
川上鸿史一度为赤军连核心，川吴恋时已成脱落者，七一年暑假曾来台，和吴两人携手单车环岛，这段脱落者与「局外人」的情缘经吴扩充，相当原汁原味地重现在《天河撩乱》中。容我先在这里引出王浩威针对此文的小评：
（吴继文）以稀松平常的态度传达同性恋的事实，就彷彿有的人吃饭用左手，有人用右手一样的自然而自在……
王的观察一针见血，他说的「自然而自在」，正是佛家说的「平等心」、「无差别心」，也是凡夫证悟「慈悲心」、「菩提心」的起点。战后台湾同志文学，以白先勇《孽子》（一九八一）发其端，面对社会的无知，大多以不同程度的「酷异」自许，但太想突破体制的结果，不仅让精神肉体恆处于（自我）隔绝的紧张状态，也将众人大力标榜的身体书写推向某种存在主义式／「荒人」式的绝境。
吴继文的「无差别心」用在同志身上，也用在川上鸿史所属赤军连身上，这当然也是令读者当年百般匪夷所思，啧啧称奇之处。同时，吴从改写《品花》，写出《世纪末少年》以来，无形中对隐藏在《品花》背后的风月鑑元素，所谓「市井江湖风尘」的民间传统，又多了一份理解，这份对「众生平等」的深入领悟，很快便落实在《天河撩乱》的写作中。
如果说，《世纪末少年》是由内向外看，《天河》则是从外向内看；前者酷似，从敍述者小使眼中看出去的，一幅幅浮世群像，后者则是主人翁时澄（小说家吴继文书中化身）返观自身，从错综复杂的家庭身世记忆里重新「创造」出来的自画像。限于篇幅，底下是我重读归纳出的几点心得，简述如下。
a.《世纪末少年》受益于沈从文「历史长河体」独多，突显的是一种无常变易的时空观，写作者只能勇于面对生命的渺小与无限，透过写作捕捉人世沧桑，再现那些很快便被天地抹去的岁月光影。对照下，《天河》执着得多，却也大心，佛心得多。执着在于，为了从时间的激流，记忆的激流中打捞出一幅完整的自画像，主人翁时澄被迫得不停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生离与死别的危险流域；大心，佛心则在于，它不止提出深广自足的「性海」作为众生最后的归宿，且在「众生之河」与「佛性之海」中间，巧妙设定了另一「修为的湖泊」（书中一再提到的，可知而又不可知罗布泊）作为理想中继站。
b.《世纪末少年》企图面对永恒，探讨那不变的「变易」，《天河》则选择处理危机，深入挖掘个体的「变异」。时澄所造自画像的奥祕，也许就在于：画面上固然有其他虚像存在（生父成渊与男友川上鸿史），实体却是「母子」二人；也就是，时澄和（「姑姑」兼「义母」）成蹊的灵魂的叠像。事实上，这也是一张倒过来的「圣母恸子图」（Pieta），患了爱滋的时澄（圣子），抱着癌末自杀的变性人成蹊（圣母）的「圣子恸母图」。
c.最后一点，《天河撩乱》既写市井（如时澄的早场二轮电影院），也写江湖（川上鸿史一度涉入的赤军连），更有那传统而又颠覆传统的旧风尘（东京歌舞伎町的跨性别俱乐部「雪姬」，这也是变性兼变装人成蹊上班的地方）。
这种染有传统「世情书」色彩的写法，既接地气，又见众生，我们其实稍早在白先勇的《孽子》中见识过，差别就在于一一《孽子》写情写欲，多少失之于过度强调原始激情或魔性的存在，而后者则更自觉地朝向，人性与佛性，自性与空性的完成或未完成。
我不确定中文小说家中，有几个如继文般，具这等大慈悲心的人。粗粗考察过一轮后，我想像，除了佛经及「红楼」泰山压顶式的直接影响外，在吴之前写作的，也许还有沈从文，白先勇，陈映真等二、三人，对他或有所启示也说不定。只是在吴的同侪及后人身上，似乎早已不大见得到这等慈悲心的踪影（暂不论极少数例外，如林俊㯋），因此它到底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也许并没有人真的知道吧。
新版赘语
时间可以极温柔，也可能极暴力，端看你正在什么样的时间中。
时间也不仅仅是抽象刻度的产物，或是钟表上的那些有形有声的分分秒秒；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却又有表有征的「场」。
比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或者从「我即世界／世界即我」开始分裂为「我与非我－世界」），也许就是我们告别童年的起点：一次水中倒影、对镜凝视，人群之中对名字发出的一声叫唤。比方，意识到青春（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何时永远离你而去。后者于我，恰恰就在二十岁上那难忘的成年礼。
我的生日紧接在儿童节（如今叫妇幼节）和清明节之后，自入学读书开始，生日总会放长假（春假），直到大学时期依然如此。我一向不过生日，但二十岁或许比较特别吧，同班同学阿岫与阿盛难得约了要来南投家中一起吃饭。前一天深夜突然下了一场声势惊人的大雷雨，以至睡得有点不安不稳，但天亮后倒是一片清朗，路上也相对平静得有几分诡异。不过很快地，大家陆续听到了消息，并确认那件事终于发生，而那个人走了。是的，二十岁生日这天，怎么就巧遇了台湾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幕大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那天开始岛上每份报纸头版不是大号的「働」就是粗黑体的「悼」，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则是哀乐盈耳。同学、家人相见，任何欢声笑语都显得不合时宜，大家不约而同压低声音说话，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一律转为黑白画面的电视节目，气氛尴尬，食不知味。
如此具象而鲜明的「场」，如此的成年礼。那是一九七五年。
七七年大学毕业，十月入伍，经过短暂训练，于十一月和来自全岛新兵中心的愣头青们在基隆集结，准备发配外岛。那时节天候转冷，海象不佳，船期一再展延，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得以登上人员运补舰。天黑后出航，偌大的一艘船一到外海即开始被风浪摆弄得犹如巨大的铁摇篮。船舱通风不佳，弥漫着浓浓臭油味，加上逐渐多起来的晕船者酸馊的呕吐物，我和许多同船旅伴陆续走上漆黑的甲板，随便找个稍能避风的地方窝着。深夜尿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厕所，只好摸黑走到人少的船尾下风处，也没好好抓着什么，靠在船舷边排尿入海，正好一阵大浪，船尾勐地一沉，整个人差点被甩进风急浪高的黑水沟。只要浪再大一些……死生毫釐，无人知晓。
到了外岛才上陆，又被转分发到一座没有平民、没有供电的离岛。那是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地方，却也是当时冷战的最前沿，对岸每两天炮击一次，只是弹壳里面塞的不是炸药而是心战传单。想了解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唯一资讯来源是过期的报纸。我是在整整一个月之后，才知道我差点掉进海里那天，台湾发生了中坜事件。
一九八六年春，结束日本的学业返台前，未告知任何人，悄悄自大坂搭上鉴真号客货轮前往上海（在戒严时期，叫做「潜赴匪区」），经六朝古都南京，苏北刘、项故里，帝都北京，殷墟安阳，李白的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最后入蜀走访成都杜甫草堂。五月四日（大陆的青年节，台湾的文艺节）夏令时间开始那天准备下重庆，傍晚去成都火车站的路上，听司机说前一天有架华航七四七班机飞到了广州白云机场（也就是王钖爵事件，于大陆是投诚，于台湾是劫机），心头一惊，生怕事件导致两岸紧张再也回不去，而下落亦无人知晓。夜车于天蒙蒙亮时到达重庆，无心再停留，大雨中直接前往江岸码头，找到第一班开往武汉的江轮出川，只想赶快离开。
九四年秋，在北京书展奔忙一个礼拜，期间办了入藏证，此外未做任何准备即飞成都转海拔三千六的拉萨。高原反应自是预料中事，但没想到那样严重，踏上藏地三个小时不到，脑部开始缺氧头疼欲裂，自此睡不着也没胃口，只能不断喝水，每天强迫自己吃一颗小苹果；到了第三天只剩意识清晰，但灵魂涣散。第五天，想到此生不知道能否再来一次，于是依原计画前往海拔更高的日喀则。经过几天没吃没睡，感觉自己轻得像只游魂，颓靠车窗，半昏迷状态下用尽全力才能勉强睁开眼睛，所见无非梦中风景：海拔四七九四的康巴山口脚下雾散后翠绿如土耳其玉的圣湖羊卓雍错，湖畔沼泽上浪卡子的牧民与羊群，海拔五千米的卡惹山口上方悬凝于七二〇六米宁金冈桑峰圈谷的皎洁冰河……傍晚抵达日喀则时已气若游丝，头疼依旧剧烈而全身火烫，想冰敷向旅店服务员问冰块但没有，幽幽踱回房间，那时一小片金黄色夕照贴在走道墙上，告诉自己或许这是最后一眼了，却了无忧惧。遥远如斯，孤独如斯；多么纯净，多么的美。
人生实难。死亡环伺的「场」之连续。
这也难怪我会有感而在书中写道「当时澄回忆过往，偶尔无心将一些断裂与离散拼凑在一块……竟然会兴起『这一路好像是踏着腐尸走过来』的念头」。
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的受奖演说（〈日本的美与我——序说〉）中，提到芥川龙之介的临终之眼。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芥川在自杀前不久写了一封不算短的信给老友久米正雄（〈致一老友之手记〉），里面不厌其烦地说明做为一个人形兽的自己，如何失去了动物性的求生本能，久已处于「冰也似透明的、神经质的病态世界」，而毫不迟疑地怀抱必死之心。这时的他对自身以及周遭的一切都深感嫌恶，唯独大自然在他眼中比任何时候都美。「你或许要笑我，既然爱着大自然之美，却又想着要自杀，岂不矛盾！」然而，他说，之所以觉得大自然如此迷人，正是因为映照在「我这双临终之眼」的缘故。
上世纪九○年代中我离开职场，我的两部长篇习作——《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与《天河撩乱》陆续完成于四十岁多一些的年纪，心理上虽然没有老、死逼近的实感，但过着一种与过去多年俨然有别的生活，那种出离的状态，仿佛置身（相对于社会生活之）彼岸的感觉。当时或未必有此自觉，但两部作品却不约而同採取了「临终之眼」的视角。
告别原来想定的人生路线图，从此与世界素面相见，遁入未知之境，旷野踯躅，夕露沾衣，但求做自己时间的主宰，生活倒也简单踏实得可以，最主要的，当你宣称要为自己负责，端的是再无借口，想做的事、想读的书、该补的课、待修的缺憾，田园将芜，不容顾盼，唯有老实行去了。正因为都是想做、该做的事，于是每一样都容许也必须是「细嚼慢咽」，常常几天、几星期也没有完成个什么像样的劳作。
久久见面一次的职场旧识，特别是忙碌辛苦日甚一日的出版界友人，最爱问我「到底都在忙些什么」，明明没有什么说得出口非忙不可的事，总不能诚实却很不道德的给个「就每天都睡到自然醒」之类的答覆，但真要细说又不得要领，只好笑着回道「忙着认识自己啊」，然后对方就好像听到蹩脚冷笑话般僵在那里，我还来不及加上「真的」强化其可信度，人家早已忙不迭换了话题。
然而事实如此。比方知识的耙梳考索，遇到难处就不能像过去轻易找个借口逃逸。以前读《首楞严经》，每次遇到有咒王之称、长达四百多句、近三千字又充满奇音怪字有如天书的《首楞严咒》一定略过不念，现在可不能这样了，于是寻找国内外资料、汇整各家说法，将全文还原梵音并弄清楚本意，总共用了不下三个月时间。这还是短的。为了和生活周遭逐渐无感的事物重新建立连结，举凡观星，进行植物、昆虫定点观察，因地缘关系走遍大屯山系、五指山系大小步道拍照记录，每一样功课莫不是历时好几年。若季节的递嬗，温度、气味、颜色都无法成为自己体感的一部分，如何奢言认识自己？但以这样的节奏、态度面对日常的事事物物，从世俗眼光看来，不过是忙着被遗忘、努力做一个无用之人罢了。何况，记得谁说过，自我即虚构。
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连续出版《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与《天河撩乱》之后，二十年了一直没有第三本书的消息。简单说，因为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就越发的看清自己过去那底气不足却装腔作势的面目，然后告诉自己再不能这样了。做为一个创作者我是幸运的，多年来不管生活上亲人、朋友、同事的包容成全，或是写作上来自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回馈，都远超出它所应得。今后如有所做，只有出之以更真诚、同时也必须更勇敢的态度此外无以为报。今次旧作重出，深知不免有资源回收之嫌，亦将难逃敝帚自珍之讥，唯祈读者诸君海涵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 吴继文
吴继文的慈悲心一一重读九○年代同志小说
杨泽
二十年后重读吴继文小说，仍然为那字里行间，满溢出来的慈悲心震动不已。
吴继文小说流露出的慈悲心，很难一语道尽。它首先有别于过去文学中较常见的怜悯或悲悯心。那也是读者相对熟悉的，台湾乡土文学以降，对所谓小人物及乡土本身的凝视和关注。
如果说，怜悯或悲悯心大抵落在人道范畴，慈悲心心量更大，同时多了份属于天道的不可知层次。吴的慈悲心来自他对「情幻色空」主题的一番领悟，且背后隐隐然有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神祕宿命感在。
到二○一七年今天为止，吴继文其实只出了两本长篇，分别是《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一九九六）和《天河撩乱》（一九九八）。《世纪末少年》一作，由吴改写清末狭邪小说陈森原作《品花宝鑑》而成，最大的变动就在「小使」这一人物的设计上。
小使既是书中名伶兼相公杜琴言的贴身仆人，也是贯穿故事情节的敍述者，以他取代旧章回的全知敍述观点，堪称石破天惊的一笔：
我们是没有名字的一群人……对小说家而言，我们可老可小，我们是没有情绪的……我们散佈在主人生活的周边，随时回应主人的召唤，此外就没有声音……一如无情的顽石、衰草兀自独立在天地之间，我们也不时出现在章节之间，面无表情地为时间、空间的推移串场。不管寒冬、溽暑，风、沙、雨、雪，梦里或病中，我们随时都要出门为主人传话、回礼、买药、送花……我们是宇宙的尘沙，小说的游魂，主人的影子……我们成为很理想的观察者和评论家，没有人在意我们的存在。我们永远是不在场的出席者……
二十年后看来，小使绝对是吴继文最动人心弦的发明。当小使在这里写道：「我们永远是不在场的出席者」，所谓「不在场的出席」一点也并不玄虚，说的岂不是，今天后工业文明下的芸芸众生，所谓「寂寞的诸衆」（the lonely crowd），那「渇望与寂寞永远成正比」的心？
的确，小使不单负责说故事，穿针引线，为故事中人代言，他也帮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卑微者／无名者群体发声，分明是寂天寞地，有情众生的一个化身。上引开场白频频拿「我们」来说「我」，人我不分，且多以否定句出之，说穿了，不就是作者吴继文刻意以无说有，以不在场说在场，以宇宙尘沙，人间游魂揭露无常，一语道出天地万物及众生的归宿？
从小说开场到结尾，小使利用他「理想的观察者和评论家」位置，为读者转述，他追随主人杜琴言浪荡一生，看到，听到，许多常人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事物。吴继文沿用旧说部的笔法章法，在内景部分极力舖陈人情世故，写欲望，写受苦，写身心灵的细微变化；外景部分，吴则善用他从沈从文学到的长镜头，空镜头手法，荡开去写天地人，写风土，写离别与死亡，俨然有历史长卷的气势格局。
作为众生的代表，吴继文笔下的小使乃是有善根宿慧之人。他卑微而高贵，感伤而睿智，既是美的仆人，也是历史沧桑（从个人历史到集体历史）的见证者与书写者。从情真，情至，到情了，小使最终出家证道，成了「过来人」（众生是佛），也展现了吴一心追求佛家「真空妙有，悲智双运」境界的初步成果。
表面上看，吴继文出道稍晚，且是在九○年代酷儿书写，身体书写等时代风潮的强大召唤下始投身写作的，其实并不尽然。这里无法细细辩证此事，只能简单的说，对吴而言，时代精神（Spirit）及心性论（Soul）的追寻，同样不可偏废，而倘以结果论，他大抵倒向了后者。事实是，吴不单有意避开酷儿同侪，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最终也避开大多数同代人，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甚少人行的路。
《天河撩乱》是吴的第二本书，也是他真假掺半，半自传性的「力作」（tour de force）。先是，九○年代初，吴继文写出了〈记忆－边缘－迷路〉一文，追记他大半在日，小半在台度过的青春岁月，这篇带浓浓自敍传风的奇文，大部分内容简直闻所未闻，大大开了众人眼界，在台北文艺圈轰动一时，其后收入我编的《七○年代忏情录》（一九九四）书中。此文从东京六○写到台北七○，从安保斗争，全共斗，三岛自裁一路带到相对平静无浪的台北，以蒋介石逝世及中坜事件作结，集体与个人历史（主要是情史）形成了两条线，这也是吴第一次提到，他在全共斗外围场子上认识的同性恋人川上鸿史。
川上鸿史一度为赤军连核心，川吴恋时已成脱落者，七一年暑假曾来台，和吴两人携手单车环岛，这段脱落者与「局外人」的情缘经吴扩充，相当原汁原味地重现在《天河撩乱》中。容我先在这里引出王浩威针对此文的小评：
（吴继文）以稀松平常的态度传达同性恋的事实，就彷彿有的人吃饭用左手，有人用右手一样的自然而自在……
王的观察一针见血，他说的「自然而自在」，正是佛家说的「平等心」、「无差别心」，也是凡夫证悟「慈悲心」、「菩提心」的起点。战后台湾同志文学，以白先勇《孽子》（一九八一）发其端，面对社会的无知，大多以不同程度的「酷异」自许，但太想突破体制的结果，不仅让精神肉体恆处于（自我）隔绝的紧张状态，也将众人大力标榜的身体书写推向某种存在主义式／「荒人」式的绝境。
吴继文的「无差别心」用在同志身上，也用在川上鸿史所属赤军连身上，这当然也是令读者当年百般匪夷所思，啧啧称奇之处。同时，吴从改写《品花》，写出《世纪末少年》以来，无形中对隐藏在《品花》背后的风月鑑元素，所谓「市井江湖风尘」的民间传统，又多了一份理解，这份对「众生平等」的深入领悟，很快便落实在《天河撩乱》的写作中。
如果说，《世纪末少年》是由内向外看，《天河》则是从外向内看；前者酷似，从敍述者小使眼中看出去的，一幅幅浮世群像，后者则是主人翁时澄（小说家吴继文书中化身）返观自身，从错综复杂的家庭身世记忆里重新「创造」出来的自画像。限于篇幅，底下是我重读归纳出的几点心得，简述如下。
a.《世纪末少年》受益于沈从文「历史长河体」独多，突显的是一种无常变易的时空观，写作者只能勇于面对生命的渺小与无限，透过写作捕捉人世沧桑，再现那些很快便被天地抹去的岁月光影。对照下，《天河》执着得多，却也大心，佛心得多。执着在于，为了从时间的激流，记忆的激流中打捞出一幅完整的自画像，主人翁时澄被迫得不停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生离与死别的危险流域；大心，佛心则在于，它不止提出深广自足的「性海」作为众生最后的归宿，且在「众生之河」与「佛性之海」中间，巧妙设定了另一「修为的湖泊」（书中一再提到的，可知而又不可知罗布泊）作为理想中继站。
b.《世纪末少年》企图面对永恒，探讨那不变的「变易」，《天河》则选择处理危机，深入挖掘个体的「变异」。时澄所造自画像的奥祕，也许就在于：画面上固然有其他虚像存在（生父成渊与男友川上鸿史），实体却是「母子」二人；也就是，时澄和（「姑姑」兼「义母」）成蹊的灵魂的叠像。事实上，这也是一张倒过来的「圣母恸子图」（Pieta），患了爱滋的时澄（圣子），抱着癌末自杀的变性人成蹊（圣母）的「圣子恸母图」。
c.最后一点，《天河撩乱》既写市井（如时澄的早场二轮电影院），也写江湖（川上鸿史一度涉入的赤军连），更有那传统而又颠覆传统的旧风尘（东京歌舞伎町的跨性别俱乐部「雪姬」，这也是变性兼变装人成蹊上班的地方）。
这种染有传统「世情书」色彩的写法，既接地气，又见众生，我们其实稍早在白先勇的《孽子》中见识过，差别就在于一一《孽子》写情写欲，多少失之于过度强调原始激情或魔性的存在，而后者则更自觉地朝向，人性与佛性，自性与空性的完成或未完成。
我不确定中文小说家中，有几个如继文般，具这等大慈悲心的人。粗粗考察过一轮后，我想像，除了佛经及「红楼」泰山压顶式的直接影响外，在吴之前写作的，也许还有沈从文，白先勇，陈映真等二、三人，对他或有所启示也说不定。只是在吴的同侪及后人身上，似乎早已不大见得到这等慈悲心的踪影（暂不论极少数例外，如林俊㯋），因此它到底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也许并没有人真的知道吧。
新版赘语
时间可以极温柔，也可能极暴力，端看你正在什么样的时间中。
时间也不仅仅是抽象刻度的产物，或是钟表上的那些有形有声的分分秒秒；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却又有表有征的「场」。
比方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或者从「我即世界／世界即我」开始分裂为「我与非我－世界」），也许就是我们告别童年的起点：一次水中倒影、对镜凝视，人群之中对名字发出的一声叫唤。比方，意识到青春（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何时永远离你而去。后者于我，恰恰就在二十岁上那难忘的成年礼。
我的生日紧接在儿童节（如今叫妇幼节）和清明节之后，自入学读书开始，生日总会放长假（春假），直到大学时期依然如此。我一向不过生日，但二十岁或许比较特别吧，同班同学阿岫与阿盛难得约了要来南投家中一起吃饭。前一天深夜突然下了一场声势惊人的大雷雨，以至睡得有点不安不稳，但天亮后倒是一片清朗，路上也相对平静得有几分诡异。不过很快地，大家陆续听到了消息，并确认那件事终于发生，而那个人走了。是的，二十岁生日这天，怎么就巧遇了台湾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幕大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那天开始岛上每份报纸头版不是大号的「働」就是粗黑体的「悼」，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则是哀乐盈耳。同学、家人相见，任何欢声笑语都显得不合时宜，大家不约而同压低声音说话，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一律转为黑白画面的电视节目，气氛尴尬，食不知味。
如此具象而鲜明的「场」，如此的成年礼。那是一九七五年。
七七年大学毕业，十月入伍，经过短暂训练，于十一月和来自全岛新兵中心的愣头青们在基隆集结，准备发配外岛。那时节天候转冷，海象不佳，船期一再展延，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得以登上人员运补舰。天黑后出航，偌大的一艘船一到外海即开始被风浪摆弄得犹如巨大的铁摇篮。船舱通风不佳，弥漫着浓浓臭油味，加上逐渐多起来的晕船者酸馊的呕吐物，我和许多同船旅伴陆续走上漆黑的甲板，随便找个稍能避风的地方窝着。深夜尿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厕所，只好摸黑走到人少的船尾下风处，也没好好抓着什么，靠在船舷边排尿入海，正好一阵大浪，船尾勐地一沉，整个人差点被甩进风急浪高的黑水沟。只要浪再大一些……死生毫釐，无人知晓。
到了外岛才上陆，又被转分发到一座没有平民、没有供电的离岛。那是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地方，却也是当时冷战的最前沿，对岸每两天炮击一次，只是弹壳里面塞的不是炸药而是心战传单。想了解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唯一资讯来源是过期的报纸。我是在整整一个月之后，才知道我差点掉进海里那天，台湾发生了中坜事件。
一九八六年春，结束日本的学业返台前，未告知任何人，悄悄自大坂搭上鉴真号客货轮前往上海（在戒严时期，叫做「潜赴匪区」），经六朝古都南京，苏北刘、项故里，帝都北京，殷墟安阳，李白的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最后入蜀走访成都杜甫草堂。五月四日（大陆的青年节，台湾的文艺节）夏令时间开始那天准备下重庆，傍晚去成都火车站的路上，听司机说前一天有架华航七四七班机飞到了广州白云机场（也就是王钖爵事件，于大陆是投诚，于台湾是劫机），心头一惊，生怕事件导致两岸紧张再也回不去，而下落亦无人知晓。夜车于天蒙蒙亮时到达重庆，无心再停留，大雨中直接前往江岸码头，找到第一班开往武汉的江轮出川，只想赶快离开。
九四年秋，在北京书展奔忙一个礼拜，期间办了入藏证，此外未做任何准备即飞成都转海拔三千六的拉萨。高原反应自是预料中事，但没想到那样严重，踏上藏地三个小时不到，脑部开始缺氧头疼欲裂，自此睡不着也没胃口，只能不断喝水，每天强迫自己吃一颗小苹果；到了第三天只剩意识清晰，但灵魂涣散。第五天，想到此生不知道能否再来一次，于是依原计画前往海拔更高的日喀则。经过几天没吃没睡，感觉自己轻得像只游魂，颓靠车窗，半昏迷状态下用尽全力才能勉强睁开眼睛，所见无非梦中风景：海拔四七九四的康巴山口脚下雾散后翠绿如土耳其玉的圣湖羊卓雍错，湖畔沼泽上浪卡子的牧民与羊群，海拔五千米的卡惹山口上方悬凝于七二〇六米宁金冈桑峰圈谷的皎洁冰河……傍晚抵达日喀则时已气若游丝，头疼依旧剧烈而全身火烫，想冰敷向旅店服务员问冰块但没有，幽幽踱回房间，那时一小片金黄色夕照贴在走道墙上，告诉自己或许这是最后一眼了，却了无忧惧。遥远如斯，孤独如斯；多么纯净，多么的美。
人生实难。死亡环伺的「场」之连续。
这也难怪我会有感而在书中写道「当时澄回忆过往，偶尔无心将一些断裂与离散拼凑在一块……竟然会兴起『这一路好像是踏着腐尸走过来』的念头」。
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的受奖演说（〈日本的美与我——序说〉）中，提到芥川龙之介的临终之眼。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芥川在自杀前不久写了一封不算短的信给老友久米正雄（〈致一老友之手记〉），里面不厌其烦地说明做为一个人形兽的自己，如何失去了动物性的求生本能，久已处于「冰也似透明的、神经质的病态世界」，而毫不迟疑地怀抱必死之心。这时的他对自身以及周遭的一切都深感嫌恶，唯独大自然在他眼中比任何时候都美。「你或许要笑我，既然爱着大自然之美，却又想着要自杀，岂不矛盾！」然而，他说，之所以觉得大自然如此迷人，正是因为映照在「我这双临终之眼」的缘故。
上世纪九○年代中我离开职场，我的两部长篇习作——《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与《天河撩乱》陆续完成于四十岁多一些的年纪，心理上虽然没有老、死逼近的实感，但过着一种与过去多年俨然有别的生活，那种出离的状态，仿佛置身（相对于社会生活之）彼岸的感觉。当时或未必有此自觉，但两部作品却不约而同採取了「临终之眼」的视角。
告别原来想定的人生路线图，从此与世界素面相见，遁入未知之境，旷野踯躅，夕露沾衣，但求做自己时间的主宰，生活倒也简单踏实得可以，最主要的，当你宣称要为自己负责，端的是再无借口，想做的事、想读的书、该补的课、待修的缺憾，田园将芜，不容顾盼，唯有老实行去了。正因为都是想做、该做的事，于是每一样都容许也必须是「细嚼慢咽」，常常几天、几星期也没有完成个什么像样的劳作。
久久见面一次的职场旧识，特别是忙碌辛苦日甚一日的出版界友人，最爱问我「到底都在忙些什么」，明明没有什么说得出口非忙不可的事，总不能诚实却很不道德的给个「就每天都睡到自然醒」之类的答覆，但真要细说又不得要领，只好笑着回道「忙着认识自己啊」，然后对方就好像听到蹩脚冷笑话般僵在那里，我还来不及加上「真的」强化其可信度，人家早已忙不迭换了话题。
然而事实如此。比方知识的耙梳考索，遇到难处就不能像过去轻易找个借口逃逸。以前读《首楞严经》，每次遇到有咒王之称、长达四百多句、近三千字又充满奇音怪字有如天书的《首楞严咒》一定略过不念，现在可不能这样了，于是寻找国内外资料、汇整各家说法，将全文还原梵音并弄清楚本意，总共用了不下三个月时间。这还是短的。为了和生活周遭逐渐无感的事物重新建立连结，举凡观星，进行植物、昆虫定点观察，因地缘关系走遍大屯山系、五指山系大小步道拍照记录，每一样功课莫不是历时好几年。若季节的递嬗，温度、气味、颜色都无法成为自己体感的一部分，如何奢言认识自己？但以这样的节奏、态度面对日常的事事物物，从世俗眼光看来，不过是忙着被遗忘、努力做一个无用之人罢了。何况，记得谁说过，自我即虚构。
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连续出版《世纪末少年爱读本》与《天河撩乱》之后，二十年了一直没有第三本书的消息。简单说，因为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就越发的看清自己过去那底气不足却装腔作势的面目，然后告诉自己再不能这样了。做为一个创作者我是幸运的，多年来不管生活上亲人、朋友、同事的包容成全，或是写作上来自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回馈，都远超出它所应得。今后如有所做，只有出之以更真诚、同时也必须更勇敢的态度此外无以为报。今次旧作重出，深知不免有资源回收之嫌，亦将难逃敝帚自珍之讥，唯祈读者诸君海涵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 吴继文
图书试读
姑姑向时澄揭露祕密的晚上，她过了十二点就提早下班。鸿史在「不贞」门口，与时澄、姑姑辞别；这一别几乎就是永远了，凉冷的夜风在三人之间往返奔窜，像在编织离情别绪。
送别鸿史，姑姑和时澄在渐无人迹的街道上紧靠着身子走了一段，才挥手叫车；姑姑说了一个陌生的地名，时澄没听清楚，但直觉车子会开往海的方向。上了首都高速二号线，一路上灯火犹然辉煌耀眼；往来的车子仍多，但走得很通畅，没多久就置身早已恢复夜晚之平静的湾岸地带。车子最后停在一座被海岸防风林层层包围的水族馆。时澄纳闷这么晚了还能做什么，但姑姑一向行事诡异，自有打算，时澄早已习惯，何况问也是白问，人都已经来到这里。
他们在入口处等了一会儿，不久从里面有一个人脚步轻盈地走过来，迅速开了门请他们进去。看来姑姑早前已经和这边联络好，做了安排。
姑姑边走边向时澄介绍，这个人是沖绳与那国岛渔村长大的楠，她以前的游泳教练，现在是水族馆的技术顾问。与那国是日本国境的西陲，距离台湾东海岸百来公里，一年里面总有几天能见度特佳的时候，与那国居民肉眼即可望见台湾耸立的青色山岳。对与那国人而言，日本反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国。
楠知道姑姑爱海、亲水、喜欢鱼，答应她随时可以为她，单单为她，开放整个水族馆。时澄想，他们一定有非比寻常的交情。
楠穿得很简洁素净，有着习于亲近大地的人特具的寡言和安笃感；他的体态令人联想到阳光下的救生员，优雅的骨架和肌肉，匀称而收敛。
水族馆是一栋有如特大型蒙古包的玻璃穹顶建筑，约莫十层楼高，远望好像在夜色覆盖中发出深蓝幽光的大气泡。当他们走进玻璃屋大门，立刻嗅闻到一股有如自深海涌出的潮湿温暖气息。楠将照明打开，这才看到环绕着他们的，是一座超级甜甜圈般圆筒形的透明水族箱，有如科幻影片里面的幽浮一样从他们四周的黑暗中浮现。
楠在大厅中央为他们准备了两张椅子，让他们可以慢慢观赏，然后将主照明关掉，只留下水族箱的照明，就礼貌地告退。临走前跟他们说，水槽的贮水量超过两千吨，里面单是鲭科的大型鱼类像鲔鱼、鲣鱼就有一千五百条以上。
送别鸿史，姑姑和时澄在渐无人迹的街道上紧靠着身子走了一段，才挥手叫车；姑姑说了一个陌生的地名，时澄没听清楚，但直觉车子会开往海的方向。上了首都高速二号线，一路上灯火犹然辉煌耀眼；往来的车子仍多，但走得很通畅，没多久就置身早已恢复夜晚之平静的湾岸地带。车子最后停在一座被海岸防风林层层包围的水族馆。时澄纳闷这么晚了还能做什么，但姑姑一向行事诡异，自有打算，时澄早已习惯，何况问也是白问，人都已经来到这里。
他们在入口处等了一会儿，不久从里面有一个人脚步轻盈地走过来，迅速开了门请他们进去。看来姑姑早前已经和这边联络好，做了安排。
姑姑边走边向时澄介绍，这个人是沖绳与那国岛渔村长大的楠，她以前的游泳教练，现在是水族馆的技术顾问。与那国是日本国境的西陲，距离台湾东海岸百来公里，一年里面总有几天能见度特佳的时候，与那国居民肉眼即可望见台湾耸立的青色山岳。对与那国人而言，日本反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国。
楠知道姑姑爱海、亲水、喜欢鱼，答应她随时可以为她，单单为她，开放整个水族馆。时澄想，他们一定有非比寻常的交情。
楠穿得很简洁素净，有着习于亲近大地的人特具的寡言和安笃感；他的体态令人联想到阳光下的救生员，优雅的骨架和肌肉，匀称而收敛。
水族馆是一栋有如特大型蒙古包的玻璃穹顶建筑，约莫十层楼高，远望好像在夜色覆盖中发出深蓝幽光的大气泡。当他们走进玻璃屋大门，立刻嗅闻到一股有如自深海涌出的潮湿温暖气息。楠将照明打开，这才看到环绕着他们的，是一座超级甜甜圈般圆筒形的透明水族箱，有如科幻影片里面的幽浮一样从他们四周的黑暗中浮现。
楠在大厅中央为他们准备了两张椅子，让他们可以慢慢观赏，然后将主照明关掉，只留下水族箱的照明，就礼貌地告退。临走前跟他们说，水槽的贮水量超过两千吨，里面单是鲭科的大型鱼类像鲔鱼、鲣鱼就有一千五百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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