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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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Kawahara I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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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日本知名台湾文学研究者河原功,投身台湾文学研究50年
深具划时代意义的台湾文学研究论集

  《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所收录的是继「新文学运动」之后的研究成果。

  河原功教授将殖民地文化治理,从「审查」的角度具现化,描绘出作家所置身的,是一片必须无时不与之「抵抗」的环境,而台湾文学正是在这风云摆布之中,展现挑战、超越时代束缚的个人精神系谱。

  河原功教授《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一书共收录14篇论文,结集其1994年到2008年以来在日治时期台湾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除了考察台湾作家蕴含的左翼意识与抵抗精神,也爬梳日本作家观看殖民地台湾的角度,更综观当时严峻的审查制度下台湾文坛的情势,严谨的考据与缜密的治学,提供研究者更多足以参考的见解与资料。

  第一部分「台湾作家的抵抗」中,聚焦杨逵不曾动摇的抵抗精神,详细剖析其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如何逐步发展为左翼文学经典〈送报伕〉,同时考证其受日本左翼作家伊藤永之介的两篇「殖民地作品」──〈总督府模范竹林〉与〈平地蕃人〉──影响的可能性,尤其着眼〈送报伕〉在台湾的发表经纬与遭禁始末,更加突显日本总督府当时对不利言论的箝制之严格。而在〈吴新荣的左翼意识〉一篇中,则以吴三连台湾史料中心所藏吴新荣藏书为基础,详细分类、分析其藏书,发现除《改造》、《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更多的是在日本国内遭禁的左翼刊物《战旗》、《劳动者》等,吴新荣甚至透过剪报的方式混淆官方视听,得以从中一窥作家思想与涵养的源泉,更提供研究者更多思考的空间与问题意识的发源。〈皇民化运动与吴浊流的抵抗精神〉一文则彻底考察《胡志明》到《亚细亚的孤儿》之间的文本变迁,梳理小说中对皇民化政策的不满、对日本人精神的反思以及对迎合当局的台湾人的批判,论述胡志明最终如何借由不作为的作为乃至疯狂,对时代提出最沉痛的控诉。

  第二部分「日本作家的观点」则借由日本作家观看殖民地台湾的角度,考察曾于1920年来台旅游的佐藤春夫在〈魔鸟〉与〈雾社〉两篇小说中对台湾原住民的描写,更首次提到中村古崃以书信方式呈现的〈来自蕃地〉,「应是商业性综合杂志上,正式以台湾原住民为题材的第一篇作品」。此外也着眼日治时期在台湾相当活跃的作家滨田隼雄,逐一梳理其创作轨迹,从其早年的作品到代表作《南方移民村》,乃至战争时期与战败后的创作。而〈日本作家眼中的淡水〉一文则集中考察数篇日本作家笔下与淡水相关的作品,包括中村地平的〈废港淡水〉、真杉静枝的〈淡水〉、丰岛与志雄的〈台湾的风貌〉、丹羽文雄的〈淡水的记忆〉,此外亦论及广津和郎的《续‧岁月的足迹》。这些作家在台湾成长或旅行,书写动机与情境容或有异,题材却一致指向旧港淡水,甚至不约而同与皇民化运动挂钩,突显出地方在中央政策下被消费与利用的可能。

  第三部分「不为人知的审查制度」则综观战时的审查制度对台湾文学与文化环境造成的影响,前三篇由大环境与审查制度本身着手,探讨随着战争局势愈演愈烈而加紧箝制的审查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尤其1937年各大报不约而同废止汉文栏,白话文创作也遭到禁止,对于作家与读者来说更是一大打击。后三篇论文则分别讨论杂志《台湾艺术》、出版与演剧在皇民化运动与审查体制下的发展,为当时不同领域的台湾文艺发展情形做了详实的梳理与剖析。

  河原功教授于2004年出版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一书,俨然成为每位研究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学子与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在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的爬梳与史料蒐集上可说无出其右者,他以日本学者典型的严谨治学态度,讲求考证的周全仔细、立论的言之有据,尤其贡献数十年心力从事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许多面向的空缺。本书是其第二册台湾文学论文专着,不管是台湾作家的精神、日本作家的观察或影响台湾文坛甚巨的审查制度,无一不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议题,河原功教授根据文献史料逐一解释探究,足供当代研究者参考与仿效,更启发了后续的问题意识,提示了可能的研究进路,对台湾文学研究的贡献举足轻重。

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陈芳明专文推荐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山口守、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柳书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培丰、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杨翠、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兼任教授蔡锦堂、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联合推荐

学界的肯定

  身为台湾文学研究的先驱,河原功先生以日治时期文学历史研究着称于世,堪称日本代表性的研究者。在1998年至2012年退休为止,他每年都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培育众多出色研究者,包括本书译者张文薰博士。本书能在台湾问世,实为全世界台湾文学研究之盛事。──藤井省三

  本书阐明了台湾日治时期的审查制度,并植基于此,借由丰富的史料阐述杨逵、吴新荣、吴浊流的抵抗精神原貌,以及佐藤春夫、中村古崃、滨田隼雄观看台湾的角度,堪称一幅航向台湾文学丰饶海洋的优异航海图!──山口守

  河原功教授听见了在悬崖上奔跑的台湾作家不服从的歌唱。──柳书琴
 
好的,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台湾文学史的著作简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审查制度及其对文学创作和思想流动的深刻影响,并探讨作家们如何在高压环境下进行抵抗与自我书写。 --- 书名:《噤声与回响:战后台湾文学的权力、审查与暗流》 简介: 本书深入考察了1945年至1980年代末期,台湾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侧面——权力结构如何塑造文学生态,以及审查制度如何成为形塑作家命运和作品面貌的关键力量。它并非一部简单的文学史编年,而是通过一系列精细的个案分析和宏观的制度考察,揭示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知识分子与文学创作如何在威权体制的巨大阴影下艰难求存、挣扎前行,并最终催生出独特而复杂的文学景观。 第一部分:制度的牢笼与文学的界限 本书首先从制度层面入手,详细梳理了战后初期至解严前夕,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如何构建了一套严密且无所不在的文化管制体系。这不仅包括明确的“文字狱”案例和出版审查条例,更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无形渗透上。作者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如戒严初期的高压、“白色恐怖”时期、以及后期的有限宽松)的审查重点和执行方式的变化。 我们考察了“思想改造”的机制如何通过教育体系和官方媒体植入社会肌理,迫使作家在“政治正确”与“艺术真实”之间走钢丝。具体而言,本书细致比对了官方主导的“爱国文学”或“反共文学”的叙事范式,与当时民间自发的文学实践之间的张力。例如,对特定题材的禁忌(如左翼思想、阶级叙事、或对本土历史的深入挖掘)如何系统性地塑造了文学的“安全地带”。审查不仅是去除敏感词汇,更是对作家思维方式和创作动机的深度规训。 第二部分:作家的自我规训与策略性书写 在外部压力之下,作家的应对策略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本书探讨了作家如何发展出多种“心照不宣”的沟通方式和象征性表达手法来规避审查。 1. 隐喻的艺术与双重叙事: 本书分析了大量“安全”的文本,如何在其表面之下蕴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作家们不得不成为精明的符号学家,通过对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的重新挪用,构建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对话空间。我们关注那些成功通过审查的“温和”作品,并剖析它们在形式技巧上的创新,这些创新往往是对压抑环境的直接反应。 2. 身份的重构与“在场”的困境: 战后初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面临巨大挑战。本书研究了“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在政治气候中的不同处境,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学来协商或重构自身的“中国性”与“台湾性”。审查制度加剧了这种身份焦虑,使得任何对本土经验的深入书写都可能被解读为“分离主义”的萌芽。 3. 边缘化的力量: 审查制度的铁腕通常作用于主流文学刊物和知名作家。本书也将目光投向那些在边缘地带流传的地下文本、手抄本、以及被冷遇的文学社团。这些“非主流”的声音,虽然传播范围有限,但往往代表着更直接、更少妥协的抵抗意志。 第三部分:审查的缺口与抵抗的谱系 本书的重点并不止于描述压迫,更在于梳理抵抗的可能性与文学的韧性。抵抗并非总是宏大激烈的宣言,更多时候体现为一种缓慢而坚韧的文化存续。 1. 现实主义的幽灵: 尽管官方推崇“健康向上”的文学,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困境和现代性的疏离感,促使一些作家坚持以写实手法捕捉时代纹理。本书考察了如何利用“社会写实”的名义,在不触及核心政治禁区的前提下,描摹出社会结构性的压迫与不公。 2. 现代主义的避难所: 一些作家转向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或乡土文学的象征性表达,寻求一个暂时脱离政治高压的“纯文学”空间。然而,这种看似超脱的转向,本身也是对政治过度干预的一种消极抵抗——拒绝为政治服务。本书探讨了现代主义技法在台湾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反抗”色彩。 3. 对历史记忆的重拾与重写: 面对官方历史叙事的单一化,一些作家开始秘密或以曲折的方式触碰禁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日据时期经验、二二八事件的幽灵,以及早期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些尝试如同在历史的废墟上搭建起记忆的支点,为后来的“本土化”文学浪潮积蓄了能量。 结论:噤声的代价与回响的持久 《噤声与回响》最终旨在说明,战后台湾文学并非在真空中发展,它的每一个流派、每一种风格的兴盛或衰退,都与权力机构的每一次波动紧密相关。审查制度在试图扼杀多样性的同时,也无意中雕刻出了台湾文学独特的深度、复杂性和对语言的极度敏感。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去理解在看似“平静”的文学表象下,涌动着怎样一股深刻的、关于自由、身份与真实的复杂思潮。它提醒我们,文学的价值,往往在其最受限制的时刻,才得以最清晰地凸显出来。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河原功Kawahara Isao


  1948年出生于东京,日本成蹊大学研究所硕士。2010年自成蹊高中教职退休。长年担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兼任讲师,开设台湾文学课程。现任一般财团法人台湾协会理事。

  1968年接触台湾文学后便深受吸引,多次造访戒严体制下的台湾,与杨逵、王诗琅、池田敏雄等战前知识分子有深切情谊。长年从事台湾研究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工作,深耕台湾文学五十载。从雾社事件到战败遣返、从佐藤春夫到杨逵,着作等身、成就斐然。已出版中文专书有《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全华科技图书,2004年)。

译者简介

张文薰


  台湾彰化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从事战前期台湾小说、东亚近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以及日本当代文学思想之译介工作。

林蔚儒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现任职出版社。

邹易儒

  政治大学教育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现任职翻译公司。
 

图书目录

推荐序:审查体制下的殖民地文学(陈芳明)

台湾版序:从资料到研究的渡航(河原功)
主译者序:桃李不言(张文薰)

壹、台湾作家的抵抗
‧杨逵的生涯──不曾动摇的抵抗精神
‧杨逵〈送报伕〉的创作背景──从杨逵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与伊藤永之介〈总督府模范竹林〉、〈平地蕃人〉谈起
‧被隐蔽十二年的〈送报伕〉──力搏台湾总督府言论统制的杨逵
‧吴新荣的左翼意识──关于「吴新荣所藏杂志选粹合订本」之考察
‧皇民化运动与吴浊流的抵抗精神──以《胡志明》为中心

贰、日本作家的观点
‧日本作家笔下的台湾原住民──中村古崃与佐藤春夫
‧作家滨田隼雄的轨迹
‧日本作家眼中的淡水──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与淡水

参、不为人知的审查制度
‧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与文化状况
‧一九三七年的台湾文化与台湾新文学──以废止报纸汉文栏与禁止白话文创作为中心
‧日治时期台湾「审查」的实际状况
‧杂志《台湾艺术》与江肖梅
‧书店经营与战争时期台湾出版统合──以嘉义兰记书局相关资料为中心
‧日治时期台湾戏剧运动概观

后记:回首台湾文学研究
收录论文初出一览
 

图书序言

推荐序

审查体制下的殖民地文学
陈芳明(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


  河原功可能是日本学界少有的、未曾在学术界或大学校园以专职身分执教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一个生产力如此旺盛的研究者,却是在私立高中任教。他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台湾新文学运动の展开──日本文学との接点》(即《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时,确实使台湾学界感到惊艳。当时国内的台湾文学研究已经颇具格局,但他的书翻译成中文时,才让台湾学界感到讶异。他所展现的考证工夫,以及对于文本的细读,确实使后来者深感钦佩。他可能也是日本研究者的行列中,最早访问日治时期台湾作家的,尤其对杨逵、王诗琅的接触,似乎都赶在台湾学者之前。他早期对杨逵〈送报伕〉的探索,不仅透过个人的访谈,而且还求证了当时许多不为人知的史料。他的研究成果,也使台湾第一代的研究者感佩不已。那种专业与敬业的精神,确实值得台湾文学研究者学习。

  他在二○○九年所完成的《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谱》(即本书《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可以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殖民地台湾的审查制度。这部专书触及了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站在台湾作家的立场,探讨他们文学作品的抵抗精神;一方面则相当深入点出台湾总督府对殖民地作家的监视。河原功为这本书命名时,显然已经敏锐地触及殖民地时期文学生产的政治环境。所谓殖民地社会,就意味着自由意志的丧失。从一九二○年代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每位作家提笔之际,都无法避开台湾总督府所投下的阴影。那种不自由的状态,不仅仅来自政治干涉,也来自整个语言环境的不良。身为汉人的殖民地作家,他们没有机会经历过五四运动以降的白话文变革,当然也没有办法全程走过日本近代文学的生产过程。台湾新兴知识分子在母国与帝国之间都同时落空,因此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题材,就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最大考验。

  河原功以「被摆布」一词来形容殖民地台湾作家的困境,可以说相当准确。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殖民地作家的重要主题,永远都是在寻找文化认同,以及如何建立文化主体。在这本书里有三篇论文是讨论杨逵的作品,因为这位左派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抵抗运动。而且他与日本的左翼运动,也一直维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农民运动理论,或是左翼文学的建构,杨逵的思想渊源受到日本左派文坛的影响非常巨大。河原功曾数度与杨逵见面,并且做了许多访谈纪录。在国内学界创立台湾文学所之前,河原功对杨逵的认识早就了若指掌。书中以两篇论文集中讨论〈送报伕〉的创作背景,以及杨逵曾经展现的抵抗运动。河原功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无非是感受到〈送报伕〉这篇小说所放射出来的批判精神。

  放眼全世界的殖民地社会,抵抗精神与批判意识一直是最稀罕的文化遗产。阅读河原功的论文之际,读者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位日本学者对台湾作家的肯定。当年他在研究杨逵时,台湾社会尚未解严,所有有关左派运动的探讨,似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原功所写的这三篇论文,相当鲜明地塑造了杨逵的历史形象。

  在探讨殖民地抵抗精神的论文里,还包括了〈吴新荣的左翼意识〉与〈皇民化运动与吴浊流的抵抗精神〉。从寻常的史料中,他勾勒出极为清晰的历史轨迹,确属不凡。尤其是讨论吴新荣的那篇文章,更让我们感到钦佩。对一般读者而言,这篇论文彷彿是书目的集合。因为他爬梳了吴新荣藏书中的日本左翼杂志封面,从而去推测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所涉猎过的左翼思想。从这些书目所呈现的,几乎可以清楚看见吴新荣这位诗人医师,是如何在东京穿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长期以来,有关盐分地带文学的讨论,基本上都集中在他们的作品内容。但是,河原功的研究看得更为深远,他追溯到吴新荣在留学时期的心路历程与思想转折。这可以说明河原功的研究,往往注意到一位作家的形成源头与转变过程。史料最幽微之处,正是研究者必须介入的关键。他为我们示范了细读史料的重要性,当他把吴新荣所阅读过的左翼杂志罗列出来时,正是要呈现一位殖民地左派是如何诞生的。

  这本书的另外一篇重要论文,便是〈作家滨田隼雄的轨迹〉。在青年时期成长过程中,滨田隼雄就是对社会主义非常向往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后来到达殖民地台湾时,战争已经爆发,却主动投入台湾总督府的国策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位「转向」的日本作家。他后来会撰写《南方移民村》,就不致令人感到讶异。这篇论文最为精采之处,便是战后他与中国来台左翼作家黄荣灿的相遇。河原功钩沉了这段史实,不免令人刮目相看。滨田隼雄在一九四七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黄荣灿君」──在终战后的台湾〉,又在一九八二年写了另一篇文章〈木刻画〉,为台湾文坛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史料。战后的滨田隼雄其实是相当诚实的,因为黄荣灿与他在战后相见时,曾经严厉批判他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他自己承认「被卷入战争之中,扭曲自身世界观」。面对如此强烈的批判,他坦白承认「身为陷入战争中而失去作家精神的人,我引以为耻」。这段历史,幸好由河原功重新勾勒出来,才让我们看见了稍后遭到国民党枪决的黄荣灿精神。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位日本转向作家,是如何对自己在战争中所写的小说,引以为耻。在皇民文学运动里,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在艺术品质上相当高,却也遮蔽了一位曾经是转向的皇民作家之内心痛苦。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不为人知的审查制度」,重点在于讨论一九三七年台湾总督府所颁布的「废止汉文栏」之过程。这项禁用中文的命令,并非是由台湾总督府主动提出。河原功爬梳了琐碎的史料,终于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楚的历史真相。这项禁令最早由军方提出强硬论,随后由极右派的「民风作兴协议会」做了决议。整个客观环境似乎都在配合帝国的南进政策,纵然台湾总督府并未主动提出禁令,但整个客观环境的论述已经形成。尤其是军方的强硬派,特别强调为了谋求彻底普及国语,因此要求「从报纸与杂志中排除汉文栏,统一使用日语」。这种汉文扑灭政策,对于台湾文坛的影响可谓至大且巨。河原功论文可以说是非常细节,让台湾文学研究者终于窥探了历史真相。

  河原功特别指出,台湾总督府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禁令,但是为什么《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日日新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刊登共同声明「岛内四家日报关于废止汉文栏的协议」?背后的曲折渊源,军方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总督府则是全力配合。但是战争期间,白话文杂志与白话文创作其实还在发行,包括《风月报》、《台湾艺术》,以及吴漫沙所写的小说《莎秧的钟》。具体而言,强硬规定以日文书写,为的是有利于审查制度。而容许少数的中文书写,则是为了拢络作家,并且借以推广皇民化政策。总督府的审查制度,特别强调四种发行禁止的类别:阻碍内台融合者;怂恿台湾独立、煽动民族意识者;诽谤台湾总督、致使其威信受损者;恶意宣传台湾统治与施政方针之弊、意图挑动无知岛民疑惑者。这种审查制度的施行,无非是为了进行思想控制,也是为了使南进政策得以顺利进行。河原功特别指出「台湾文学即是一页与『审查』缠斗的历史」,这段话确实说得非常精准。

台湾版序

从资料到研究的渡航
河原功


  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六九年,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来到台湾。在王崧兴、吉原弥生老师夫妇的关照下,我获得为期两个月的台湾体验。王崧兴老师时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在台湾大学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学识渊博的吉原弥生老师,则是我高中母校的图书馆员,对于「雾社事件」有着深刻的认识。

  因为这次的台湾旅行,再加上指导教授前田爱先生的鼓励,我决定以「日本治时期台湾文学」为大学毕业论文主题。然而当时,日本国内研究「台湾文学」的环境尚未整备,研究者、研究书籍、第一手资料等都极为匮乏。而做为研究必备基础知识的台湾近现代史,也只有王育德的《台湾》以及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可供参照,问题是这两本书都已绝版,连购书都很困难。同时,台湾也在同样堪称筚路蓝缕的状态之中,「台湾省立中央图书馆」(现为「国立台湾图书馆」)与台湾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都无法轻易阅览。更重要的是,无论在日本或台湾,台湾史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当时都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毕业之后,抱着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志向而继续深造的我,很荣幸地获得与杨逵、张文环、叶荣钟、吴浊流进一步交流的机缘,并多次造访台湾。在资料不足的障碍中,我完成了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为题的硕士论文。只是,指导教授成濑正胜先生善意提醒「如此一来恐怕会有人在论文审查之际指指点点」,遂让我以「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与其周边」为辅修论文而完成学业。

  这就是我开始从事台湾文学研究时的条件与环境。

  后来,以涓滴之力所累积的成果之中,起先是以作家、作品研究为重心,同时对于台湾的书籍流通以及阻碍出版资讯的审查制度产生兴趣。从这些核心所扩散出的结果包含了一九三七年的报纸禁刊汉文栏事件,东都书籍台北分店、新高堂书店、兰记书局等书店经营史,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文艺活动等议题的探究。另外,因为在台湾协会内发现了日本人遣返资料,也促使我着手在台日人遣返问题的研究。

  而让从事台湾研究之必要资料都能复刻出版,则是我一直以来的努力目标。

  这本书是我从事台湾文学研究,从起步到逐渐扩展范围的过程,可以算是我台湾文学研究的研究史。期待这一路走来的步履,能陪伴读者经历一场台湾文学研究从被否认走到今日景况的旅程,也希望能带来更多与读者交流分享的契机。

主译者序

桃李不言
张文薰(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这本书收录河原功先生的十四篇论文,写作时间跨越一九九四年到二○○八年,在二○○九年由日本研文出版社结集发行后,此刻才以中文版的形貌出现在台湾读者面前。河原功先生的前一本专着《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内容范围断代为一九三七年,在这本由学位论文改写而成的着作中,河原功先生就已经提出他对台湾文学的重要论点──一九二○年代后期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所发生的文字创作相关现象,是一场「新文学运动」。接下来进行的研究,时间范围就从中止这场运动的汉文栏废止风波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河原先生的研究总是座落于明确的历史性视野之中。本书所收录的正是「新文学运动」之后的研究成果。河原先生将殖民地文化治理,从「审查」的角度具现化,描绘出作家所置身的,是一片必须无时不与之「抵抗」的环境,而台湾文学正是在这风云摆布之中,展现挑战、超越时代束缚的个人精神系谱。

  「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则反映出河原先生的学科背景,并且是在近代文学研究巨擘前田爱的建议下,从古典走向台湾研究。日本国文学的训练,不只显现在河原先生留心日本作家的台湾经验,更在于他的研究取向与写作形式。日本学界的学术文章型态,有所谓的「解题」与「精神史」,可能是台湾学界较为少见的。「解题」是历史性研究的基础,通常是在史料文献的复刻出版时,由发掘整理的研究者执笔,来说明这部史料的问世经过、体裁、性质,提点史料利用者进入历史世界的路径与方向。河原功先生无疑是「解题」文章的个中翘楚,从文艺期刊到律令纪录,从官方机关志到作家作品集成,台湾文学、历史研究的新编史料中,几乎都有着河原先生挟着厚重资料夹与笔记本,走遍台湾全岛资料馆、旧书肆的身影。当研究者对于知识传递、文本生产、书报流通的途径感到兴趣,或在作家创作方式、文坛人脉网络之海迷航,往往可以在河原先生的「解题」中,获得指向答案的座标。

  「精神史」类型,则是如河原先生刚在东京出版的《《台湾艺术》与其时代》(村里社,二○一七年十月),透过《台湾艺术》这部杂志的身世追索,河原先生描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精神特质。
  「精神史」是从个案主角──刊物、人物、文类的兴衰生死出发,放眼集体的存在方式与历史意义。着名的栗原幸夫《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与其时代》、江藤淳《夏目漱石与其时代》都不只是左翼文学、夏目漱石文学的扎实考证,更是社会运动、日本近代思想研究的经典巨着。研究者不只需要广博的阅读量、缜密的组织力,更要具备面对历史的深刻同情与坚毅耐心,正是日本人文学实证主义研究的精髓。

  本书文章是「解题」与「精神史」研究方法的结晶。河原先生最初在二十四位亲友团的目送下,一九六九年来到台湾研究雾社事件,马上发现史料严重缺乏的问题,必须自己从头蒐集资料与资讯,来重建研究的历史背景。在研究取径与机缘造就下,河原先生认识了如今鼎鼎大名、但七○年代初分别隐身在农园、观光旅馆、文献会的杨逵、张文环、王诗琅等战前文学家。掩没于书肆与仓库中的腐朽史料,或辛酸寡言、或豪迈诉说的殖民记忆,从此交织盘旋为年少学子的研究支柱。读者如果纵览本书,会发现杨逵登场频繁,在第一部分的专论到第三部分的时代文化与审查制度,都有着杨逵身影。那正是因为杨逵的生命史,形成河原先生认识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的框架。他以作家论、作品版本论的角度进行创作层面的考察后,再从读者角度察觉到「审查」制度的重大影响,进而从律令依据、施行实情等面向勾勒出具有殖民地特性的审查与文学之链结。

  也在本书中佔有历史建构关键地位的是杂志《台湾艺术》。这名不见于文学经传,在图书馆也很难找到的史料,最能象征河原先生一路行来的艰辛与坚持。杂志销售量一度高达四万部,却被台湾蒐藏者当做居奇交易的筹码,终难复刻。但其中所保有的白话文篇幅,与不分日台籍的执笔者名单,都让河原先生相信这是建立战争时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最后拼图。因此除了详实解说刊物体裁与背景、人事递换与风格转变、内容结构与特征之外,更将解析《台湾艺术》后所得观点,延伸至同时代情境中的其他文学现象。

  书中论文写作时间横亘二十余载,因应不同主题的会议邀稿写成,各篇内文唿应交叠互见。如以论文集的角度阅读,可就各篇主题得知河原先生建构议题的资料运用与观点。如以专书的期待开启本书,则是旁观研究者如何以半生岁月酝酿一个问题意识,在资料层叠中、观点变换下,孵蕴成就为时代整体风貌的点滴历程。本书在编译过程中对各篇互涉处稍事剪裁、补以书内引介,所援用之日语文献资料,即使已有译本,也为求行文一致而迻译,期待能精确匀畅地呈现河原先生之学思长流。

  我到日本念书时,河原先生也正好开始在东京大学开设台湾文学研究课程,当时阅读的佐藤春夫台湾小说宛如天书,河原先生必须从题目着手修改我拙劣的报告草稿。一直以来,先生与洋子夫人在学业、生活上对我关照备至,视我如亲人。或许因为秉持着面对历史的谦恭原则,河原先生向来儒雅少言,只是无时不忘嘱咐发掘史料的重要性。生性耽逸疏散的我,没能承其学风,这回能连同也受过先生提点完成论文的指导学生林蔚儒、邹易儒,一起守护本书出版,冀能报师恩于万一。


后记

回首台湾文学研究


  时光荏苒,自我一九六八年开始对台湾文学及其周边的事物产生兴趣以来,倏忽已经过了四十个年头。对我而言,台湾文学是极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调查而有所发现,让我倾注心力,乐此不疲。然而时至今日,台湾文学仍旧有许多尚待釐清的问题,使得台湾文学研究面临着若干障碍与难关。

  首先,是经常得面对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尽管此际台湾文学研究蓬勃发展,但在战后二、三十年那段漫长的岁月中,「台湾文学」是完全屏除在当时的学术讨论范围外的,为了更了解「台湾文学」而在一般书店找寻参考书或索引资料也是白费力气,研究「台湾文学」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接触原本,但就算去图书馆查找,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也是付之阙如,战前的文学刊物与文艺杂志比起其他文献资料更是少得可怜。与「台湾文学」相关的杂志或出版品在战后混乱的局势中被弃如敝屣,散佚各处,最终不见天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杂志如《福尔摩沙》、《台湾文艺》(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新文学》、《南音》、《文艺台湾》、《台湾文学》、《台湾文艺》(皇民奉公会)等,后来虽然可以在台湾复刻的「新文学杂志丛刊」中一窥堂奥,但就文献资料的完整性而言仍说不上充实。

  其次,是审查制度下的发禁、删除及自我规范等做法,扭曲了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台湾文学的研究。战前的台湾文学可说是一场和总督府审查制度的奋战。战前由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发行的机密月报《台湾出版警察报》是了解当时的审查纪录及发禁状况最重要的资料,尽管现存的只有一九三○年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间短短两年六个月的资料,但从中仍得以确认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岩波书店,一九二九年)在台被禁的事实,也有《伍人报》、《赤道》、《洪水报》、《台湾文学》(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等许多左翼文艺杂志被禁的纪录。在当时的台湾,发行报纸、杂志、书刊有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会受到比日本国内更严格的法条《台湾新闻纸令》、《台湾出版规则》等规范取缔,亦即台湾总督府严格且彻底的审查制度,以各种形式阻挠了台湾文学的发展。此外,审查制度不仅影响台湾岛内的刊物,更波及从日本、其他殖民地以及外国──尤其是中国──引进的刊物。很多时候尽管在日本国内读得到,在台湾也读不到,台湾总督府将所有认为不利于台湾统治的东西悉数排除,于是不只是台湾人,连在台的日本人也无缘得见那些刊物了。

  台湾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难关在于台湾历经战后的动盪时期,加上中文的语言转换问题,又爆发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发布戒严令、反共政策,对于媒体报导也多所箝制,使得台湾在脱离日本统治、百端待举的状态下,强化了台湾文学的质变。台湾在战后初期虽然初尝台湾文学甜美的果实,却无暇回头评估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遗产,也无法重新建构战后的台湾文学,就这么错过了发展台湾文学的最佳时机。

  尤有甚者,在台湾研究台湾文学,就和研究台湾近现代史一样被视为畏途,即便对台湾文学有兴趣,但许多人却退避三舍,宁可敬而远之,最终使得台湾文学研究迈入了漫长的空白时期。在这段空白期间所失去的,不只是与台湾文学相关的重要文献与资料,还有以「台湾文学」本身为研究对象这件事。

  另一方面,战后在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情形又是如何?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并不会讨论到所谓的「台湾文学」,与其说是被遗忘,不如说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那个殖民地台湾不复存在的当下,日本人便放弃了与殖民地支配的各项问题面对面,并且基于同样的思维,将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抛诸脑后。

  值得庆幸的是,看似在日本国内遭到埋没的台湾文学研究,进入一九六○年代后,由尾崎秀树开始加以挖掘,陆续发表论文〈台湾文学备忘录〉(《日本文学》,一九六一年十月)及〈决战下的台湾文学〉(《文学》,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九六二年四月)。尾崎秀树的研究首开以日本人的观点研究台湾文学的风气,未几,《近代文学的伤痕》(劲草书房,一九六三年)出版,几年后,囊括满洲与朝鲜的巨作《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劲草书房,一九七一年)扩大了研究范围,受到了文学与历史研究者的关注。尽管书中有若干记述错误,却是日本人在战后首次将焦点投注在原本乏人关注的「台湾文学」,此外也是正式在学术面上讨论「台湾文学」的论文集,其所代表的意义至今仍无法抹灭。尾崎秀树除了是战后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先驱,也是将殖民地文学之一的「台湾文学」,置于日本文学脉络中讨论的功臣。

  以出版《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为契机,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自此有所进展,像我一样以台湾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与学生也增加了。在关西,以冢本照和为中心的「台湾文学研究会」(一九八一年九月成立)与「天理台湾研究会」(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为天理台湾学会的前身)提出了扎实的研究成果,其中下村作次郎与中岛利郎两位教授的活跃更是有目共睹。

  而一九九四年,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则以陈万益教授为中心策划了「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成为奠定台湾文学研究基础的划时代会议。这场研讨会为期3天,集结了来自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的三十九位台湾文学研究者发表论文,虽然台湾方面的研究水准尚不算高,但这场清华大学所主办的国际性会议仍旧推动了日本及欧美的台湾文学研究进展,更为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偌大的回响。

  时至今日,台湾文学研究不论在台湾、日本抑或美国都方兴未艾。

  一九九七年,「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代表为藤井省三)在东京成立,隔年则有「日本台湾学会」(第一任理事长为若林正丈)成立,展现出日本研究者正视台湾问题的态度,也揭示文学研究在台湾整体的研究中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二○○二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 : 1895-1945 : History, Culture, Memory」研讨会,台南的国立成功大学则以「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为题召开大型的国际会议,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会议相继举行,也提出了水准相当高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

  此外,赖和纪念馆、钟理和纪念馆、杨逵文学纪念馆与吴浊流艺文馆等个别作家的纪念馆陆续成立,而在文学馆为数不多的台湾,也以收藏所有与「台湾文学」相关的资料为目的,在二○○三年成立了国家文学馆(即现在的国立台湾文学馆)。作家与藏书家所赠与的台湾文学资料稳健地增加,更逐步企划展览与演讲等活动,国立台湾文学馆如今已经是从事研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在台湾,原始资料的复刻与翻印正蓬勃发展,日治时代发行的台湾文学资料逐一复刻,相当程度上弭平了过去资料不足的困境。举例来说,文艺相关的杂志有《台湾大众时报》、《新台湾大众时报》、《风月》、《风月报》、《南方》、《南方诗集》、《台湾时报》等,与作家个人相关的出版品则有《杨逵全集》、《张深切全集》、《王昶雄全集》、《龙瑛宗全集》、《张文环全集》、《吴新荣选集》等,活跃在日治时期的作家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日文原文外加上中文翻译以便阅读。而《吕赫若日记》、《叶荣钟日记》、《吴新荣日记》等资料的出版,更让人得以一点一滴拼凑出当时台湾文坛的样貌。

图书试读

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与文化状况
 

一、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
 
一九三○年代的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社会运动受到压制后,动能转向文学运动、发行文艺杂志的前提下展开的。在三○年代前期,例如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有连带关系的《南音》、日本内地留学生创刊的《福尔摩沙》、北台湾文学青年所创办的《先发部队》与《第一线》等,这些刊物虽然肩负着台湾新文学的重要使命,但其规模皆小,发行期间亦不长。然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则已经发展为全岛性规模的文艺团体,几乎网罗全台作家,可视为台湾新文学运动迈入新阶段。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创刊)沿着新文学运动的路线前进,以文学活动(日语与中文)取代了过去的社会运动,借以提升「台湾意识」。但对编辑方针抱持不满的杨逵,受到《台湾新闻》(台中)的拉拢,强烈抨击台湾文艺联盟。不久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另创《台湾新文学》,与《台湾文艺》形成对立的关系。杨逵在日本内地留学时深受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吸引,借着台湾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主要成员的经验,提倡文艺大众化,致力使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扎根台湾。
 
杨逵的小说〈送报伕〉入选东京《文学评论》小说征文的第二名(首奖从缺,因此他实际上是第一名),乃是最初在日本文坛受到好评的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以杨逵为开端,年轻作家们开始以内地文坛为目标。张文环、吕赫若、翁闹、龙瑛宗等创作出色日语作品的台湾作家从此辈出。张文环的〈父之颜〉获选为《中央公论》的佳作(一九三五年),吕赫若的〈牛车〉刊载于《文学评论》(一九三五年一月),翁闹的〈戆爷〉则获选为杂志《文艺》的备选佳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四月,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更入选杂志《改造》的征文创作,并刊登于其上。上述这些台湾作家在日本文坛登场,象征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兴盛。而受到日本文坛的认可,同时也代表着在台湾岛内将受到高度肯定。只是在台湾,日语作品的发表园地并不多,阅读市场亦不大。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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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的书名,光是读起来就有一种厚重感和故事感。它不是那种轻松愉快的读物,而更像是一部深入骨髓的探讨。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台湾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定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而文学,作为一种高度敏感的艺术形式,很难不受到时代的裹挟。这本书似乎就是要揭开这层被遮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那些曾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品,背后可能隐藏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挣扎。我特别好奇“摆布”这个词的含义,它带有一种操控、被动,甚至是被玩弄的意味。想象一下,一个作家,怀揣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写下的文字,却可能因为某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而被要求修改,甚至被禁止发表。这种感觉,我想一定非常压抑。而“审查”这个环节,我猜想书中会详细描述各种审查的机制和手段,是从源头上的限制,还是事后的禁锢?是官方的指令,还是民间舆论的压力?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抵抗”的章节,这部分似乎是书中最为精彩和鼓舞人心的部分。在重重压力之下,文学家们是如何找到出路的?他们是通过隐喻、象征,还是借用民间故事,亦或是发展出独特的叙事手法来规避审查?这种智慧和勇气,我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铭记的。而“系谱”的说法,则暗示了这本书将从历史的纵深处进行梳理,不是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追溯其发展的脉络和内在的联系,让我们看到,台湾文学在与审查的博弈中,是如何一步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价值体系的。这本书,绝对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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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真是直击人心,光看书名就让人脑海里立马浮现出各种画面。想象一下,在某个时期,有那么一股力量,像无形的手,悄悄地拨弄着那些笔耕不辍的作家们,让他们笔下的故事、情感,甚至是一些不经意的词句,都可能被审视、被筛选、被修改。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摆布”?是政治的考量?是社会道德的标尺?抑或是文化的主流话语?而“审查”这个词,更是直接点明了这本书的核心议题。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生活中的压抑和限制。我很好奇,这些审查是如何进行的?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是文字狱般的严苛,还是更隐晦的引导?那些被“摆布”的作家们,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他们是选择沉默,还是在字里行间巧妙地传递自己的声音?“抵抗”二字,则为这沉重的基调带来了一丝亮光,让人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是什么样的抵抗?是公开的挑战,还是默默的坚持?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张力,还是作家个人精神的坚守?“系谱”这个词,则预示着这本书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有脉络可循的发展过程。它会追溯历史,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让我们看到,台湾文学在不同时期,面对审查,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如何孕育出各种形式的抵抗,又如何塑造了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台湾文学的面貌。这本书,仿佛是一个历史的切片,又像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让人迫不及待地想去翻阅,去了解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去感受那些在压抑中闪烁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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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这个书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它不仅仅是关于文学本身,更关乎文学与社会、与权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我想象中的“摆布”,可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它可能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甚至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些力量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文学的创作空间。而“审查”无疑是这张网中最尖锐的节点,它直接剥夺了作者的表达自由,也可能扭曲了作品的本意。“摆布”和“审查”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幅压抑而沉重的画面,让人不禁对那些在其中挣扎的创作者产生深深的同情和敬意。“抵抗”的出现,则为这个故事注入了希望的活力。我猜想,这本书不会只停留在描绘压抑,更会聚焦于那些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身影。他们或许运用了巧妙的语言技巧,或许借助了隐喻和象征,或许通过默默坚持和不懈创作来反抗。这种抵抗,可能不像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却同样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甚至更加触动人心。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抵抗,让读者感受到台湾文学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生命力。“系谱”这个词,则为这本书增添了历史的厚度和研究的严谨性。它意味着作者并非泛泛而谈,而是要追溯历史的长河,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现出审查与抵抗是如何交织、演变,最终塑造了今日的台湾文学。这本书,一定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台湾文学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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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这书名本身就仿佛是一部微型剧。它预设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故事:一边是“被摆布”的无奈,另一边是“审查”的利刃,而夹在中间,是“抵抗”的火花,以及最终汇聚成“系谱”的历史洪流。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民国时期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文人,在动荡的时局中,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还是被限制的?“摆布”这个词,我理解为一种不自由,一种被他人意志左右的境地,这可能体现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体现在遣词造句的考究上,甚至体现在作品出版的命运上。而“审查”,则更是赤裸裸的权力介入,它可能是一纸禁令,可能是舆论的围剿,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自我规训。这让我想到,那些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是否经历过不为人知的磨难?它们是如何在审查的阴影下诞生,又如何生存下来的?“抵抗”一词,为这个故事增添了光彩。我相信,这本书不会只讲述压抑,更会挖掘出那些在困境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思想的光芒。抵抗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它也许是诗歌中的隐喻,是小说里的象征,是剧本中的讽刺,甚至是作家们在不经意间的言论和行动。而“系谱”,则让我看到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视野。它意味着作者将不仅仅关注个案,而是要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图景,追溯审查和抵抗在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这本书,无疑是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对台湾文学更深层次的理解,去感受那份在压抑中孕育出的顽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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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摆布的台湾文学:审查与抵抗的系谱”,这个名字瞬间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作为一名对文学和历史都充满兴趣的读者,我总觉得,那些我们今天所阅读到的作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付出和挣扎。这本书的书名,直接点出了“摆布”与“审查”这两个沉甸甸的词汇,这让我联想到,在台湾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创作自由可能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作家们,他们的笔尖是否也曾被无形的手所束缚?他们笔下的故事,是否也曾经历过被反复斟酌、修改,甚至是被腰斩的命运?“审查”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压抑和强制的意味,我非常想知道,这本书是如何具体地描绘出这些审查的具体形式和影响的。是直接的禁令,还是更微妙的文化引导?是针对特定主题,还是对整个文学生态的管控?而“抵抗”这个词,则像是一束穿透黑暗的光。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下,作家们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是如何通过作品传递出不屈服的精神?这本书是否会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抵抗故事?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后,是否蕴含着惊心动魄的斗争?“系谱”这个概念,更是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它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个时期或某位作家,而是将审查与抵抗视为一个贯穿台湾文学史的动态过程,去梳理其演变脉络,去探究其内在逻辑。这会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台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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