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记忆 成了21世纪的新议题
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国际政治上，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勾起了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记忆，黄祸论又成了当前热门的议题，引发热烈的讨论。
本书在诸多的黄祸论相关书籍中，是由中国人撰着，除了在研究与写作上表现了高水准的品质，在角度上也有别于西方学者的研究。
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记忆，是来自亚洲人种、文明、经济、政治、资源与环境的威胁。
「黄祸」也就成为欧洲人对中世纪的一个历史记忆，它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优越情怀，在充分运用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之后，西方论述从知识论、人口论、进化论、国民经济学说、贸易和币值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开启了「黄祸论」东西历史宣战之端。
但此一议题，在中国自5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上仅止于哥尔维策尔所着的《黄祸论》译本，以及由吕浦、张振鵾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集》一书，与专题论文十余篇。本书作者因此对于「黄祸论」的历史背景做了完整系统的研究。
※本书原书名《黄祸论》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罗福惠
1945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史学硕士，目前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长领域为近代思想文化史、中日关系史、地域文化史、中日关系史。着有《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中日文化为中心》(1988)等。
罗福惠
1945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史学硕士，目前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长领域为近代思想文化史、中日关系史、地域文化史、中日关系史。着有《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中日文化为中心》(1988)等。
图书目录
前言
引言
（一）历史记忆与现实焦虑的倒错重叠
（二）围绕「黄祸论」的论辩史
（三）有关「黄祸论」的研究史
1 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2 俄国的「黄祸论」
3 法国及比利时的「黄祸论」
4 英国与澳洲的「黄祸论」
5 美国的排华浪潮与远东战略
6 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黄种人形象
7 西方社会的不同声音
8 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回应
9 辜鸿铭的「文明论」回应
10 孙中山先生的综合回应
11日本与「黄祸论」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引言
（一）历史记忆与现实焦虑的倒错重叠
（二）围绕「黄祸论」的论辩史
（三）有关「黄祸论」的研究史
1 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2 俄国的「黄祸论」
3 法国及比利时的「黄祸论」
4 英国与澳洲的「黄祸论」
5 美国的排华浪潮与远东战略
6 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黄种人形象
7 西方社会的不同声音
8 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回应
9 辜鸿铭的「文明论」回应
10 孙中山先生的综合回应
11日本与「黄祸论」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前言
「黄祸论」是十九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其败坏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困扰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和日本对「黄祸论」不乏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原西德的海因茨．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中国有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的译稿）、美国汤普森的《黄祸论》（未译成中文）、英国亨斯曼的《中国，是黄祸还是红色希望》（未译成中文）、日本桥川文三的《黄祸论》（未译成中文），是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四本着作。此外有关研究文章更不胜枚举。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很少，甚至基本没有涉及当时中国人的回应情况。
而在中国，五十年代以来，此一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出版的资料文献，也只有两种一是翻译过上面提到的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因是内部读物，传播范围有限），一是吕浦、张振鵾等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该书收集了部份国内外有关资料。可以说，对这一问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详见引言中之黄祸论论辩史和黄祸论研究史）。
作者对此问题关注和研究前后已有七年之久，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和学术现状，该项研究二○○三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计画，本书稿就是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也可以说是迄今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研究「黄祸论」的作品。
本书稿建立在充分利用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国内资料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的报刊上、专着中有涉及黄祸论者，几乎全部收齐并作了认真辨别；国外方面，我们在中译资料外，设法收集各种外文文献，前面提到的四本代表作中未译的三本，我们全部找到并做了中译。因此，在资料的完备性上，有充分的信心。
书稿的内容，十分之四用于再现和分析近代几个西方国家喧嚷「黄祸论」的背景、言论及其特色；另十分之四则系统发掘并分析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的各种回应；十分之二写日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一结构安排，既弥补了外国成果中对「中国回应」的研究不足，又可让今日的读者对西方、日本相关情形有所了解，写作中尽可能集中体现出「黄祸论」这一特定思想文化问题的动态的攻辩过程，并在这种历史轨迹中寻找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
作者写作意图和结论，书稿的具体结构，请参看目录、引言和结语。
「黄祸论」是十九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其败坏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困扰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和日本对「黄祸论」不乏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原西德的海因茨．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中国有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的译稿）、美国汤普森的《黄祸论》（未译成中文）、英国亨斯曼的《中国，是黄祸还是红色希望》（未译成中文）、日本桥川文三的《黄祸论》（未译成中文），是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四本着作。此外有关研究文章更不胜枚举。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很少，甚至基本没有涉及当时中国人的回应情况。
而在中国，五十年代以来，此一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出版的资料文献，也只有两种一是翻译过上面提到的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因是内部读物，传播范围有限），一是吕浦、张振鵾等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该书收集了部份国内外有关资料。可以说，对这一问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详见引言中之黄祸论论辩史和黄祸论研究史）。
作者对此问题关注和研究前后已有七年之久，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和学术现状，该项研究二○○三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计画，本书稿就是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也可以说是迄今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研究「黄祸论」的作品。
本书稿建立在充分利用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国内资料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的报刊上、专着中有涉及黄祸论者，几乎全部收齐并作了认真辨别；国外方面，我们在中译资料外，设法收集各种外文文献，前面提到的四本代表作中未译的三本，我们全部找到并做了中译。因此，在资料的完备性上，有充分的信心。
书稿的内容，十分之四用于再现和分析近代几个西方国家喧嚷「黄祸论」的背景、言论及其特色；另十分之四则系统发掘并分析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的各种回应；十分之二写日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反应，这一结构安排，既弥补了外国成果中对「中国回应」的研究不足，又可让今日的读者对西方、日本相关情形有所了解，写作中尽可能集中体现出「黄祸论」这一特定思想文化问题的动态的攻辩过程，并在这种历史轨迹中寻找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
作者写作意图和结论，书稿的具体结构，请参看目录、引言和结语。
图书试读
引言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有希腊和希伯来精神。而「两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对人类（实指自我）无法避免的「命运」之预言。预言原本是「神启」或由「祭司」表达出来的对自己可能遭遇厄运的忧患意识，此后西方历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带有这种特征。所谓「黄祸」就是来自外部灾祸的预言；所谓「白种人的衰落」和「欧洲的没落」，则是出自内部灾难的预言。此类预言对于人们的思想影响，并不在于预言实现与否或者以某种变形出现，而是首先在于使人产生忧患和惕憷，或先发制人预杜外部可能出现的所谓灾祸，或设法疗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应对灾祸的能力。预言、历史记忆、现实感受三者结合，从消极面来说会使「灾祸」的阴影挥之不去；从积极面来说，则有可能转化为持续不断的进取力。
近现代的西方人既然以支配世界、按照其价值观安排世界的等级秩序为「使命」，就决定了他们尽管对别人知之不多不深，却依然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自古希腊开始的「好辩」传统一脉相承，使得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一般都辩才无碍，而现代化的社会更造就了一大批或专门「生产思想」，或以舞文弄墨为职的才俊之士，普及的教育和发达的舆论，更有助于将各种学说、观点、思想传播给大众。这当中当然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合理性的价值，但也会有谬误、偏见和谎言。在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看来是子虚乌有、不值一驳的「黄祸论」，在西方世界却长期占有一定的市场，其中应有多种原因。
「黄祸」由欧洲人对中世纪的一个历史记忆，在十九世纪后期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学说，显然与当时欧美国家各种「学说」的发达有关。阅读西方有关「黄祸论」的着作或论文，即可发现「黄祸论」者在援引为根本依据或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时，广泛运用和涉及到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种学、政治学。具体地说是涉及知识论与思维方法、人性论、人口论、进化论、国民经济学说、贸易和币值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外交学说、军事与战争学说等等。反映出当时的西方不仅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而且也是各种「学说」、思想、舆论的产生和发散中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西方掌握了「话语霸权」。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有希腊和希伯来精神。而「两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对人类（实指自我）无法避免的「命运」之预言。预言原本是「神启」或由「祭司」表达出来的对自己可能遭遇厄运的忧患意识，此后西方历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带有这种特征。所谓「黄祸」就是来自外部灾祸的预言；所谓「白种人的衰落」和「欧洲的没落」，则是出自内部灾难的预言。此类预言对于人们的思想影响，并不在于预言实现与否或者以某种变形出现，而是首先在于使人产生忧患和惕憷，或先发制人预杜外部可能出现的所谓灾祸，或设法疗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应对灾祸的能力。预言、历史记忆、现实感受三者结合，从消极面来说会使「灾祸」的阴影挥之不去；从积极面来说，则有可能转化为持续不断的进取力。
近现代的西方人既然以支配世界、按照其价值观安排世界的等级秩序为「使命」，就决定了他们尽管对别人知之不多不深，却依然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自古希腊开始的「好辩」传统一脉相承，使得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一般都辩才无碍，而现代化的社会更造就了一大批或专门「生产思想」，或以舞文弄墨为职的才俊之士，普及的教育和发达的舆论，更有助于将各种学说、观点、思想传播给大众。这当中当然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合理性的价值，但也会有谬误、偏见和谎言。在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看来是子虚乌有、不值一驳的「黄祸论」，在西方世界却长期占有一定的市场，其中应有多种原因。
「黄祸」由欧洲人对中世纪的一个历史记忆，在十九世纪后期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学说，显然与当时欧美国家各种「学说」的发达有关。阅读西方有关「黄祸论」的着作或论文，即可发现「黄祸论」者在援引为根本依据或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时，广泛运用和涉及到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种学、政治学。具体地说是涉及知识论与思维方法、人性论、人口论、进化论、国民经济学说、贸易和币值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外交学说、军事与战争学说等等。反映出当时的西方不仅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而且也是各种「学说」、思想、舆论的产生和发散中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西方掌握了「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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