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从「蕃地」到「山地」，原住民族社会如何被国家机器收编为「地方」？
战前日本政权的「蕃地」统治和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山地」行政，是为推动地方化而设的过渡性体制；两者均以「国民形塑」为基础，将原住民族居住区域收编及整合至一元式统治、行政体系底层为目标，而设计各种制度实施政策。但过程中却把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带进原住民族居住区域里，并剥夺原住民族文化自律性生产的安定性，使其深陷低劣处境。
本书透过分析「蕃地」统治与「山地」行政，这两项看似断裂、无关，却又具承继性、共通性的政策，探讨其在原住民族居住区域所建构的统治、行政体制及政策施行内容；同时釐清及佐证由现代国家主导之下，台湾原住民族社会「地方化」与「单纯化」这复合危机的开展情况和结果。
名家推荐：
伊万‧纳威（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
林修澈（政治大学名誉教授）
胡台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経済学术院教授）
浦忠成（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暨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依姓名笔划顺序排列）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松冈格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曾任早稻田大学台湾研究所常勤研究员，现任独协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地域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近年来从事台湾原住民族的相关研究和调查，2010年于东京创设讨论民族、族群有关学术话题的研究会（EMS研究会）。论文等研究成果散见于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及台湾研究相关论文集、学术期刊、研讨会等。着有《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2012）。
译者简介
周俊宇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日本东京大学区域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现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早稻田大学）。着有《党国与象征》（2013）及学术论文十余篇，并译有《战后台湾政治史》（2014，合译）、《国旗、国歌、国庆》（2014）等书。
松冈格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曾任早稻田大学台湾研究所常勤研究员，现任独协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地域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近年来从事台湾原住民族的相关研究和调查，2010年于东京创设讨论民族、族群有关学术话题的研究会（EMS研究会）。论文等研究成果散见于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及台湾研究相关论文集、学术期刊、研讨会等。着有《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2012）。
译者简介
周俊宇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日本东京大学区域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现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早稻田大学）。着有《党国与象征》（2013）及学术论文十余篇，并译有《战后台湾政治史》（2014，合译）、《国旗、国歌、国庆》（2014）等书。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
序章 单纯化、地方化与台湾原住民族社会
「原住民族运动」开始前：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围
现代国家主导的单纯化：地方化──本书的视角
从战前持续到战后的地方化
课题、方法与先行研究
使用史料
田野调查
称唿与记载方式：关于「原住民族」
第一部 追求地方化的「蕃地」统治：从启动到形式完成前
第一章 原住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国家夺取「蕃地」有效控制权
部落和首长：原住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
雾台事件：部落和国家在有效控制权上的攻防
第二章 有效控制确立后的「蕃地」统治和做为地方的整编过程
有效控制确立后的「蕃地」统治体制
改变部落的方法：设置可视性单位「村」
地方化做为「蕃地」统治的主轴
第三章 稻作普及带来的农业单纯化、地方化，以及文化单纯化
本章课题与方法
台湾「平地」稻米政策及其影响
理蕃事业「授产」和稻米
理蕃事业「交易」与稻米
涂白：农业单纯化与文化单纯化
稻作普及与地方化：对迁移、水田配套的批判及其结果
另一种稻作与米食的普及
小结：稻作普及与单纯化、地方化
第一部总结 战前地方化政策与单纯化的作用
第二部 推动地方化的「山地」行政：从形式完成到实质化
第四章 「蕃地」统治与「山地」行政的连续性
承继性与共通性
连续与非连续的并存：「山地」自治制度和乡长、村长民选
第五章 「山地」行政与施政的基本特性
分割行政背后的政治施政：社会控制的强化与国民形塑
「山地」行政的过渡性和「山地」自治的单纯化：国民形塑和地方化的连动性
第六章 「山地」行政体制：整编为「地方」的实施过程
「山地」行政体制中的山地乡定位
山地乡的组织和营运体制
地方化完成的宣告与地方化政策的失败
第二部总结 战后地方化政策与单纯化的作用
终章 结论与展望
结论
课题和展望
谢辞
参考文献
索引
序章 单纯化、地方化与台湾原住民族社会
「原住民族运动」开始前：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围
现代国家主导的单纯化：地方化──本书的视角
从战前持续到战后的地方化
课题、方法与先行研究
使用史料
田野调查
称唿与记载方式：关于「原住民族」
第一部 追求地方化的「蕃地」统治：从启动到形式完成前
第一章 原住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国家夺取「蕃地」有效控制权
部落和首长：原住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
雾台事件：部落和国家在有效控制权上的攻防
第二章 有效控制确立后的「蕃地」统治和做为地方的整编过程
有效控制确立后的「蕃地」统治体制
改变部落的方法：设置可视性单位「村」
地方化做为「蕃地」统治的主轴
第三章 稻作普及带来的农业单纯化、地方化，以及文化单纯化
本章课题与方法
台湾「平地」稻米政策及其影响
理蕃事业「授产」和稻米
理蕃事业「交易」与稻米
涂白：农业单纯化与文化单纯化
稻作普及与地方化：对迁移、水田配套的批判及其结果
另一种稻作与米食的普及
小结：稻作普及与单纯化、地方化
第一部总结 战前地方化政策与单纯化的作用
第二部 推动地方化的「山地」行政：从形式完成到实质化
第四章 「蕃地」统治与「山地」行政的连续性
承继性与共通性
连续与非连续的并存：「山地」自治制度和乡长、村长民选
第五章 「山地」行政与施政的基本特性
分割行政背后的政治施政：社会控制的强化与国民形塑
「山地」行政的过渡性和「山地」自治的单纯化：国民形塑和地方化的连动性
第六章 「山地」行政体制：整编为「地方」的实施过程
「山地」行政体制中的山地乡定位
山地乡的组织和营运体制
地方化完成的宣告与地方化政策的失败
第二部总结 战后地方化政策与单纯化的作用
终章 结论与展望
结论
课题和展望
谢辞
参考文献
索引
图书序言
序章 单纯化、地方化与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摘录）
「原住民族运动」开始前：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围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原住民族的关注日益增加，这可说是联合国相关工作推动的成果。1990年代以来，做为全球非殖民化计画的一环，联合国借由与各国原住民族运动连动，推动包含提升原住民族权利在内等多项解决原住民族问题的工作。具体而言，联合国将1993年订为「世界原住民国际年」，尔后又订定「国际原住民十年」（将1995至2004 年订为第一个「十年」，2005至2014年为第二个「十年」），持续推动解决原住民族问题的各项工作，2007 年更在总会决议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联合国所推动的这些工作，也对原住民族自主发起的运动造成影响。「台湾原住民族」亦在其后参与联合国的这些工作，与世界性的非殖民化潮流汇集。不过，他们早在1980年代便独自展开「原住民（族）运动」。要谈原住民族运动的展开，必须先指出原住民族在1970至1980年代间所置身的社会状况，是一个复合性的危机。而原住民族运动就是为了克服这个状况而展开。这个复合性危机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首先是经济方面，为了维持家计、追求现金收入而从「山地」下山的原住民族青年们，男性只能从事渔船船员、工厂作业员、工地现场的肉体劳动等所谓高风险低所得的工作；而女性只能从事低薪的工厂劳动或高风险的陪酒行业。换句话说，在山下等待原住民族青年的，不过是平地汉族社会中最底层的生活。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城市或观光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汉族位居核心，原住民族屈处周边的经济性内部殖民主义状态，也就是以汉族和原住民族的文化差异为界，前者在经济上位居优势（经营者等），后者则处于劣势（体力劳动者等），而前者在经济上压榨后者的结构。
不仅在经济方面， 针对1970年代以来的危机， 孙大川（Paelabang Danapan）这位出身卑南族的哲学家及杂志编辑便指出：除原住民族居住区域「山地」被编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还有原住民族式姓名的丧失、母语能力的丧失、传统祭祀的衰退、社会制度的瓦解、外来宗教的介入等。此外，揭开原住民族运动序幕的《高山青》杂志（1983年创刊）也在创刊号中，指出当时原住民族所置身的危机如下：
「原住民族运动」开始前：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围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原住民族的关注日益增加，这可说是联合国相关工作推动的成果。1990年代以来，做为全球非殖民化计画的一环，联合国借由与各国原住民族运动连动，推动包含提升原住民族权利在内等多项解决原住民族问题的工作。具体而言，联合国将1993年订为「世界原住民国际年」，尔后又订定「国际原住民十年」（将1995至2004 年订为第一个「十年」，2005至2014年为第二个「十年」），持续推动解决原住民族问题的各项工作，2007 年更在总会决议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联合国所推动的这些工作，也对原住民族自主发起的运动造成影响。「台湾原住民族」亦在其后参与联合国的这些工作，与世界性的非殖民化潮流汇集。不过，他们早在1980年代便独自展开「原住民（族）运动」。要谈原住民族运动的展开，必须先指出原住民族在1970至1980年代间所置身的社会状况，是一个复合性的危机。而原住民族运动就是为了克服这个状况而展开。这个复合性危机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首先是经济方面，为了维持家计、追求现金收入而从「山地」下山的原住民族青年们，男性只能从事渔船船员、工厂作业员、工地现场的肉体劳动等所谓高风险低所得的工作；而女性只能从事低薪的工厂劳动或高风险的陪酒行业。换句话说，在山下等待原住民族青年的，不过是平地汉族社会中最底层的生活。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城市或观光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汉族位居核心，原住民族屈处周边的经济性内部殖民主义状态，也就是以汉族和原住民族的文化差异为界，前者在经济上位居优势（经营者等），后者则处于劣势（体力劳动者等），而前者在经济上压榨后者的结构。
不仅在经济方面， 针对1970年代以来的危机， 孙大川（Paelabang Danapan）这位出身卑南族的哲学家及杂志编辑便指出：除原住民族居住区域「山地」被编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还有原住民族式姓名的丧失、母语能力的丧失、传统祭祀的衰退、社会制度的瓦解、外来宗教的介入等。此外，揭开原住民族运动序幕的《高山青》杂志（1983年创刊）也在创刊号中，指出当时原住民族所置身的危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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