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诗经国风新绎 一
本书重新译解《诗经.国风》,主要是依据拙着《白话诗经》联经版三册增订加注而成。译文仍採直译,解析更求详尽,所加新注则以简明为主。
回想从中学时代接触《诗经》,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诗集传》入手,后来兼採众说,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进台大中文系读书后,从大学本科到研究所,系中开设《诗经》专书课程,先后由屈万里老师、何定生先生讲授。屈老师是我敬爱的经师,治学严谨,望之俨然,对经史之学及先秦文献的研究,特别重视资料的辨伪考证,真可谓深造有得,成就可观。可是因缘凑巧,我选修过屈老师讲授的《尚书》及「古籍导读」等其他课程,却独漏他讲授的《诗经》一科。何定生先生是顾颉刚的入室弟子,讲《诗经》是由礼乐切入,据说他讲课非常活泼,与屈老师大异其趣,但那时我正日夜忙于赶写博士论文,连去旁听也不可能。也因此,严格说,对于《诗经》的研读,我其实并无「师承」可言,顶多算是「私淑」而已。
后来在台大等校中文系教书,适值同事前辈裴溥言教授偕其夫婿糜文开先生出版《诗经欣赏与研究》等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让我觉得用白话来译注解说《诗经》,要比传统的文言简注方式,更便于初学者阅读。这是一项看似容易却艰难的工作。
一九八○年前后,石永贵先生入主台湾新生报,邀我撰写《白话论语》一书,在该报连载,后由该报出版单行本。因为获得读者热烈的反应,因而增加了我以白话译解《诗经》的信心。一九八六年我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联经出版公司刘国瑞董事长来访,发现我办公桌上正摆着一叠《白话诗经.国风》的初稿,立刻要我答应该书将来由联经出版。不久之后,石永贵先生调任中央日报社长,梅新担任副刊主编,他们都邀我写稿。于是《白话诗经》的〈国风〉部分,就以每週一篇、每篇两三千字的方式,连载于《中央日报》的副刊「长河」版。刊出后,多家书店曾表示有意出版,我都以早已答应联经婉拒。那时候我承蒙吴大猷院长的好意,正为中央研究院筹设中国文哲研究所,同时在台大中文系专任,工作非常忙碌,眼睛又不好,曾住院手术,联经出版公司的编辑吴兴文先生自动为我剪报配图,累积到一定的篇数,即由联经正式出版发行。《白话诗经》的第一、二两册,就是这样出版的。出版后也还受到读者欢迎,分别印行三至五版,每版两三千册。
后来我离开台湾,到香港中大、城大任教,因为眼疾未癒,教学工作又非常冗繁,《白话诗经》的撰写,不得不暂时停顿。这一停顿,就是好多年。一直到二○○九年初,我在决定香港退休、回台湾定居的同时,才终于完成十五〈国风〉的所有部分,交给联经公司出版《白话诗经》第三册。第三册的「新绎」部分,引证比前二册详细,是基于读者的建议。
退休返台之后,闲居多暇,几乎每天清晨六点左右就起床撰稿,至傍晚才休息,除吃饭、午休外,很少外出活动,也不应酬。虽然有时觉得累,却乐在其中。这几年间,不但完成了我《论语新绎》、《老子新绎》、《六祖坛经新绎》所谓「人生三书」的修订工作,同时也完成了一些新着作,包括由远流公司出版的《诗经雅颂新绎》(出版社建议易名为《诗经新绎.雅颂编》)二册。
《诗经新绎.雅颂编》是《白话诗经》的后续之作。以前联经版的《白话诗经》三册,只有十五〈国风〉,没有二〈雅〉、三〈颂〉;只有语译,没有音注。如今,在我用「新绎」之名重新阐述古代经典的计划中,《诗经新绎》成为我必须最早完成的工作目标。预定先完成〈雅〉、〈颂〉的部分,再回头修订十五〈国风〉,同时加注。
二
以前我受囿于时代风气,只愿意把《诗经》视为纯文学,现在我认为它不只是春秋中叶以前民间的风土歌谣、朝廷的献诗乐歌、庙堂的祭祀舞曲,不只与礼乐的关系密切,而且它确实是周朝用以宣扬政教风化的一本诗歌总集(说是选集也可以。请参阅拙着《诗经与楚辞》一书)。它在孔子整理编订以前,应该至少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宣王中兴、平王东迁前后三次的编订过程。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到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这个过程,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无论如何,它在孔子採为教本、奉为经典以后,两三千年来一直成为读书人不能不接触的传统文化教材。历代为它注疏解说的学者及着作很多,所谓汉儒、宋儒、清儒,所谓「毛诗」、「三家诗」、《郑笺》、《孔疏》、《朱传》等等,都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风气。在不同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几乎《诗经》的每一篇,甚至每一句,都各有不同的解释。所谓「诗无达诂」,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现象。
对于十五〈国风〉,我也一直以为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与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以及周公召公受封的关系,非常密切。武王伐纣克商之后,为了化异求同、封藩建卫,曾经分封功臣及同姓亲属。例如封功臣吕望姜太公于齐(今山东临淄附近),封周公旦于鲁(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今北京),等等。并且褒封古代帝王的后裔。例如封黄帝的后裔于祝(今山东历城附近),封神农氏的后裔于焦(今安徽亳州附近),封祝融的后裔于郐(一作「桧」,今河南密县附近),封尧的后裔于蓟(今北京一带),封舜的后裔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封禹的后裔于杞(今河南杞县)。对于商纣的后裔也没有赶尽杀绝,仍旧封其嫡子武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续殷祀」,只是将商朝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驻守监管,合称「三监」。
没有想到克商之后,武王西归镐京,建立周朝不久就死了。继立的成王,因为年幼,由周公、召公等人辅政。管叔、蔡叔不服,散播谣言,说摄政的周公将篡夺大位,加上纣子武庚也想复国,于是联合奄(今山东曲阜)、徐(今江苏北境)等等方国起兵叛乱。周公奉命东征,豳地之人从征的很多,经过三年,终于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同时,由于成王后来对于周公的公忠体国,已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也认为确是治国理政之方,所以沿用了武王、周公所规划推行的分封制度。
首先为了消灭残余的殷商势力,命令诸侯在雒邑(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号称「成周」,并迁殷商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另外,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改封武王弟康叔于朝歌,合邶、鄘、卫之地,国号卫。各赐以殷商若干遗族。又以周公、召公辅政,与毕公为三公,并将奄国旧地封周公长子伯禽,国号鲁;以北燕之地封召公之后裔,国号燕,其用意皆在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巩固周朝的统治。周公旦死于成王在位之时,召公奭则活到康王之世。成王、康王是西周分封诸侯最盛最多的时期。据传所封有七、八十国,其中与周同为姬姓的,即有四、五十国左右。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除上述之外,还封王季(季历)之兄太伯、虞仲(仲雍)的后裔于吴(今江苏苏州);封文王之弟虢仲于东虢(今河南荥阳附近)、虢叔于西虢(今陕西宝鸡附近)。其他封给文王子辈的诸侯国,有叔振铎的曹国(今山东曹县),叔鲜的管国(今河南郑州),叔度的蔡国(今河南上蔡),叔处的霍国(今山西霍州)、叔郑的毛国(今河南宜阳),以及郕(今山东汶上县附近)、聃(今湖北荆门附近)、郜(今山东成武附近)、雍(今河南焦作附近)、滕(今山东滕县)、毕(今陕西咸阳附近)、原(今河南济源附近)、酆(今陕西西安附近)、郇(今山西临猗附近)等等。封给武王子辈的诸侯国,有成王同母弟叔虞的唐(今山西太原),还有邘(今河南沁阳附近)、晋(前身即唐,今山西曲沃附近)、应(今河南鲁山县一带)、韩(今山西芮城一带)等等。封给周公子辈的诸侯国,除伯禽之鲁国外,还有凡(今河南辉县)、蒋(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胙(今河南延津)、祭(今河南郑州附近)等等。这些姬姓国,上至燕,南至江、汉中下游,主要就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境内。和十五〈国风〉的地域基本上是重叠的。
此外,还有很多异姓国,包括有功于周朝和有亲戚关系的,最着名的是自古与姬姓联姻的姜姓国,分封于齐、纪、向(俱在山东境内)和申、吕(俱在河南南阳附近)等地;其他还有莒(嬴姓)、郯(己姓)、鄫(姒姓)、鄢(妘姓)、挚(任姓)、邓(曼姓)、楚(芈姓)等等,分布大江南北各地,真是不胜枚举。总括而言,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俱在其中矣。
分封诸侯的结果,使周王室通过血缘关系,建立了宗法制度,有了一定的礼制,可以统辖各地方的行政系统,大大地提高了周朝王权的地位。西周初年的成王、康王,可以说已由夏商王朝的诸侯之长,一跃而成为诸侯之君,拥有了天子之尊,真的可以号令诸侯。周公旦和召公奭也真的成为国之大臣。所谓「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可以想见当日概况。他们的后代也都同样拥有尊崇的地位。后来的周厉王,因暴虐失政,国人起义,他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出奔彘(今山西霍县)时,据说朝中即由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号称「共和」(一说:「共和」是指由共伯和执政)。这两位执政大臣,就是召公奭和周公旦的后裔。当人民起义时,厉王的太子姬静,即后来的周宣王,更曾躲在召穆公家中;赖召穆公之助,才得以脱险。后来又靠召穆公等大臣的拥护和辅佐,也才能登上王位。
周宣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号称「宣王中兴」,开始起用西陲的秦人。先是以秦仲为大夫,后来又重用其子秦庄公,让他们带兵攻伐西戎。另外还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出兵征讨玁狁;更派南仲、皇父、程伯休等,率军沿淮水东下,征伐徐国。先后几次大胜利,奠定他的中兴大业,也因此成为〈风〉、〈雅〉诗人歌颂的对象。
宣王虽然号称中兴,但其实西周王朝从昭王、穆王开始,已趋于衰落。周夷王即曾下堂见诸侯,可见诸侯已渐坐大,不听中央的节制命令,而厉王的出奔,周、召的共和,更说明了周王朝早就出现内部矛盾和社会对立的情况。到了周幽王时,由于宠褒姒、黜申后、废太子宜臼,最后被申侯联合西戎、犬戎等外族,攻杀于骊山之下。西周遂告灭亡。太子宜臼不但被申侯、鲁侯等拥立为天子,而且在秦襄公、郑武公、晋文侯等拥护下,由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迁都到东方的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进入东周,亦即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是依孔子所纂鲁国史书《春秋》来命名的。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在他出生以前,周王朝和诸侯之间,还维持一定程度的宗法关系,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也还存在,《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所说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以及诸侯在政治外交场合的赋诗风气,也依然时而有之,并没有灭绝。真正的礼崩乐坏,是在孔子长大以后才深切感受得到的。孔子向往西周的礼乐文明,崇尚周公的制礼作乐,因而他蒐集整理当时流传的《诗》或《诗三百》(《诗经》早期的本子),来做为弟子研读的教本。《论语.子罕篇》所谓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对整理《诗经》的贡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到这时候才可以说有了定本。
不只十五〈国风〉的很多篇章,和上述种种关系密切,即使是〈雅〉、〈颂〉部分,例如〈鲁颂〉、〈商颂〉,也多渊源于此。
三
我一向不喜欢作偏胜的主张,研读《诗经》的基本态度也一直是:兼採众说,不主一家;只要古注旧说讲得通的,就觉得应该兼容并蓄,不应该偏废。例如周代有周代的礼制,只要诗篇中有可考定的,就应该信从,没有凭空臆测的道理。读书做学问,本来就应该尚友古人,实事求是。
为了帮助读者在阅读《诗经》之前,对《诗经》的内容概况及其流传情形,先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因此我除了保留旧版《白话诗经》的「前言」之外,还参考近人的研究论着,另编〈诗经学关键人物及着述书目举要〉一种,列于书前,提供给有志于研究的读者,作参考或对照之用。杜甫诗说得好:「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愿与读者共勉。
最后,要对远流编辑曾淑正的费心配图和再三校对,表示诚挚的谢意。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初校后
二○一八年二月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