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口述历史的扛鼎之作
唐德刚经典名着崭新再现
唐德刚经典名着崭新再现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风云人物，曾为桂系军事首领，国民党中央领导阶层的重要成员，国民政府行宪后的第一任副总统，大陆沦陷前夕的代总统。读历史的人，纵使以成败论英雄，对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历史制造者，也不能等闲视之。
一九五八年暮春，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亲自口述了他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及所参预的军国大事，由该校特派的研究员、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这本书是李宗仁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全纪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这本书也是唐德刚个人已出版的着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经作者近七载的苦心孤诣，合李氏「传记」与「自传」于一书，以中、英双语撰成。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约六十万言，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并间接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或军事祕闻。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唐德刚
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英文版现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张学良口述历史》（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寿八十九岁。
唐德刚
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英文版现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张学良口述历史》（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寿八十九岁。
图书目录
【下】
第六编 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43章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第44章 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第45章 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
第46章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第47章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第48章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第七编 八年抗战
第49章 暴风雨的前夕
第50章 「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第51章 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第52章 台儿庄之战
第53章 徐州会战
第54章 武汉保卫战
第55章 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第56章 欧战爆发后之宜、枣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第57章 珍珠港事变后之五战区
第58章 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第59章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第八编 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60章 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第61章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第62章 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第63章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第64章 急转直下的内战
第65章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第66章 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第67章 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第68章 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第69章 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第70章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第71章 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第72章 纽约就医和华府作客
结论
附录一：李宗仁声明
附录二：邵力子、章士钊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劝降书
附录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唐德刚
第六编 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43章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第44章 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第45章 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
第46章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第47章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第48章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第七编 八年抗战
第49章 暴风雨的前夕
第50章 「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第51章 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第52章 台儿庄之战
第53章 徐州会战
第54章 武汉保卫战
第55章 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第56章 欧战爆发后之宜、枣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第57章 珍珠港事变后之五战区
第58章 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第59章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第八编 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60章 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第61章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第62章 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第63章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第64章 急转直下的内战
第65章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第66章 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第67章 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第68章 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第69章 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第70章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第71章 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第72章 纽约就医和华府作客
结论
附录一：李宗仁声明
附录二：邵力子、章士钊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劝降书
附录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唐德刚
图书序言
自序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纪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着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我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纪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机关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画，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一九六五年夏，祕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就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祈读者知而谅之。
＊ ＊ ＊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逾五十万言的「巨着」。「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曾另有文字纪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底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底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地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呢？我们试翻史策，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 ＊ ＊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一九二五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禁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 ＊ ＊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干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斯时党内各派系如精诚团结，则今日中共在大陆上的局面，也正是当年国民党的形势。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一九三○），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 ＊ ＊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一九三三年的「闽变」，一九三四年的红军「长征」，一九三六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据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山西的阎钖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嘛。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 ＊ ＊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地，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底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 ＊ ＊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
国军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划江而治。一九四九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史达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越江南侵，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军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顾，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 ＊ ＊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作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倖致的。
＊ ＊ ＊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勐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底上级的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勐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 ＊ ＊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薰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毛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 ＊ ＊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不能和蒋、毛二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个反反覆覆、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 ＊ ＊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着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 ＊ ＊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预执笔，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着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纪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着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我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纪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机关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画，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一九六五年夏，祕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就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祈读者知而谅之。
＊ ＊ ＊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逾五十万言的「巨着」。「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曾另有文字纪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底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底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地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呢？我们试翻史策，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 ＊ ＊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一九二五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禁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 ＊ ＊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干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斯时党内各派系如精诚团结，则今日中共在大陆上的局面，也正是当年国民党的形势。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一九三○），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 ＊ ＊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一九三三年的「闽变」，一九三四年的红军「长征」，一九三六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据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山西的阎钖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嘛。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 ＊ ＊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地，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底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 ＊ ＊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
国军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划江而治。一九四九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史达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越江南侵，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军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顾，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 ＊ ＊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作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倖致的。
＊ ＊ ＊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勐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底上级的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勐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 ＊ ＊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薰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毛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 ＊ ＊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不能和蒋、毛二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个反反覆覆、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 ＊ ＊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着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 ＊ ＊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预执笔，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着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镇寓庐
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镇寓庐
图书试读
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祕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Grayson L. Kirk）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底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憧憬当年拿破崙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争霸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祕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乐在法国政坛登台之时，正值「金门炮战」，华府、北京的紧张关系，已达使用原子弹的边缘；这时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显然有另觅友邦的意图。法国乃乘虚而入，戴高乐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请──来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牵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决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李宗仁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祕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Grayson L. Kirk）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底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憧憬当年拿破崙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争霸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祕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乐在法国政坛登台之时，正值「金门炮战」，华府、北京的紧张关系，已达使用原子弹的边缘；这时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显然有另觅友邦的意图。法国乃乘虚而入，戴高乐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请──来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牵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决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