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出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国耻,如何缔造了民族主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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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Robert B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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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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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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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世纪中国
  • 十九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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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 总是在要求别人道歉的中国 ★★★★★
  ﹡瑞典脱口秀讽刺中国游客习惯不佳,中国怒称用心险恶!
  ﹡义大利精品D&G「起筷吃饭」广告引起公愤,上海大秀被迫取消!
  ﹡APEC高峰会要求修改领袖会议宣言,中国官员怒闯巴纽办公室!

  集粗暴、愤怒、野心与矛盾于一身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从何而来?
  亟欲摆脱,又同时紧抓不放过去耻辱历史的中国,又将前往何方?

  「中国以民族主义为重,而中国重视者,人人不得轻忽。」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了一面竖立在外滩河岸公园入口的告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自此这面由博物馆虚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当李小龙在电影《精武门》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国人无不拍手叫好。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响遍及国际、广至各阶层,它象征着那段列强入侵、掠夺与歧视的降格过往。波涛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国近代史专家毕可思爬梳一战结束至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掌权间的历史,进一步述说北京政府如何站在过往基础上推进「新中国」,外强如何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建立关系,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又是何模样。

  本书呈现的并非中国现代史的全貌,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在国际各处以强权姿态横行,不断上演着古怪、敏感、霸道又爱闹脾气的外交风格。然而强国的背后,却是两百年来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华伟业。使用「玻璃心」一词时,我们亦无法忽略「中国」这个名字身上背负着讨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脉络。

  「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

名人推荐

  (按姓名笔划排序)
  王信贤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吴启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忠信 历史学者、政治评论家
  陈凤馨 News98财经起床号节目主持人
  陈仪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好评推荐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本书描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反帝的社会、文化与心理根源。作者试图探索像义和团那样的狂热排外心态是如何产生?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超英赶美?对作者而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冲击不只是船坚炮利或外交折冲导致的丧权辱国,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这些一点一滴的传播使中国国内的历史充满了国际的因素,藴育出波澜壮阔、爱恨交织的民族情绪。本书既能掌握历史细节,又不忘记思考宏观议题,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上乘佳作。

  吴启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往一个多世纪,观察和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西方着作几乎都无法控制自己将中国放置在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设想出的「应有」的位置之上,强迫性地加「批判」或「同情」的慾望。《滚出中国》是一部从中国以外的角度理解中国,但克服了这种慾望的着作。

  王信贤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作者毕可思不仅从史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此书,也透过细腻与鲜活的笔锋,如报导文学般让人亲临历史现场;每个场景的串连,刻画过去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艰苦历程,以及民族主义得以滋长的养分。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原因。对台湾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能检视自身认同以及评估台湾在两岸关系处境的好书,值得一读。


 
《未尽的征途: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社会与文化转型》 本书聚焦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这一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与深刻转型的时期。它旨在深入剖析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所经历的复杂、曲折且充满张力的现代化尝试。 本书不探讨特定历史事件的民族主义叙事建构过程,而是将视角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塑、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内在演变。 第一部分:帝国的黄昏与现代性的入侵 本部分首先勾勒了晚清帝国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的初始状态。重点分析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层面如何逐步瓦解,以及地方精英(如士绅和乡绅阶层)在维护传统秩序与应对外部压力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审视了中央政府(从道光、咸丰到光绪时期)在财政、军事和外交领域所采取的各项改革举措——从洋务运动的实践及其内在矛盾性——例如,技术引进与制度革新之间的脱节,以及地方权力对中央指令的抵制与利用。 特别地,本书详细考察了租界、协定关税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主权和法律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不仅仅将此视为简单的外部强加,而是深入分析了中国内部的官僚体系、商人群体和地方势力是如何在既有结构下与这些新的经济规范进行互动、适应甚至被重塑的过程。本书试图揭示,现代性的“入侵”并非单向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博弈的互动场域。 第二部分:权力结构的重塑与治理的困境 在这一部分,我们关注国家机器如何试图适应一个由民族国家、国际法和现代军事力量主导的世界格局。重点分析了清末“新政”的复杂性。新政不仅是军事和教育的改革,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本书详细比较了预备立宪的进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一转型期的紧张态势。例如,地方督抚权力的高度膨胀,与中央试图通过建立现代化的中央机构来控制局面的矛盾,如何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 我们对新式军队的建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了湘军、淮军的形成过程,以及袁世凯所代表的军事精英如何在国家权力真空期崛起。这不仅是军事技术的升级,更是军事领导权与传统文官政治权力体系的冲突与融合。此外,本书还探讨了晚清在税收制度、司法体系(如修订法律的努力)方面的现代化尝试,并分析了这些改革在面对庞大、贫困且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结构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和效率低下问题。 第三部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知识的裂变 本书将目光投向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我们考察了晚清时期商人的崛起及其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些新兴的商业阶层如何利用新的贸易机会积累财富,并试图从传统士绅的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争取政治发言权。他们的现代化诉求与传统士绅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 同时,本书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我们不再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细分考察了早期留学生、致力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式官员、以及新兴的报刊杂志作者在面对西方知识体系时的不同反应。本书着重分析了翻译活动的巨大影响——新概念、新术语(如“科学”、“民主”、“阶级”等)是如何进入中文语境,以及这些概念在不同知识社群中的意义是如何被重新诠释和本土化的。 第四部分:日常生活与文化的在地化变迁 最后一部分,本书转向探讨现代性对普通民众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我们审视了城市化进程在沿海通商口岸的初期表现,以及这些城市如何成为传统与现代生活模式并存的试验田。 书中详细探讨了教育体系的变革,特别是新式学堂的建立,对家庭结构和社会性别角色的初步冲击。例如,对女学的推广,虽然旨在培养“现代”公民,但也必然触动了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我们还分析了大众传媒(如报纸、小册子)的兴起,如何塑造了公众对“中国”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即便这种认知尚未完全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框架。 总结而言, 《未尽的征途》力求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观察框架,理解近代中国在压力下进行社会工程和文化再造的复杂历程。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权力、社会精英、新兴阶层和文化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展现一个在继承与断裂的拉锯中艰难前行的近代中国社会图景。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毕可思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教授,出生于英国威尔特郡,曾旅居德国、香港,并曾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中英殖民史。着有《帝国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瓜分中国》(The Scramble for China)两部赞誉不绝的作品。

译者简介

胡䜣谆


  中正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翻译研究硕士。译作十余,如《香吉士一家人》、《漫游欧洲一千年》、《心碎史》、《理想的告别》等。译作指教:hsinchun.hu@gmail.com。
 

图书目录

致谢
名词使用说明
前言
第一章  停战
第二章  搞革命
第三章  大地
第四章  协商
第五章  心目中的中国
第六章  猴子骑灵𤟥
第七章  所谓的盟友
第八章  外国专家
第九章  亚洲之光
第十章  野兽与恶魔
 

图书序言

前言

  中国以民族主义为重,而中国重视者,人人不得轻忽。过去三十年来,愤怒的示威抗议与激烈的谴责抗争持续不断,似乎预告着中国站上世界舞台,以崭新且强势的姿态揭开序幕。这一连串的事件导火线包括领土争议、北约组织战机意外轰炸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二○○八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抗议、中美撞机意外等许多纠纷。其中不乏领导者与外交官尖锐的文字声明,以及中国政府审慎规画的牵制行动。中国各城市的外侨住宅同时可见和平抗议或暴力攻击。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言论蔚为风潮,鼓吹中国对外国政府「说不」(或更难听的话)。但背后的缘由很大程度来自平民百姓的直觉反应,而非单纯的国家立场。

  这些激动的情绪与严厉的言词,常使从旁观察的外籍人士为之咋舌,然而更令众人费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议必定特别强调过去──愤怒是一回事,这种历史意识绝对又是另一回事。这些纷争部分肇于过去本身与过去所象征的,例如日本的教科书内容,或国际拍卖会推出了中国文物。国与国之间的争执、意外与大小事件可谓家常便饭,然而,为何中国经常如此愤慨地回应这些事件?或为何必须如此愤慨?为何过去如此重要?在各国侵略中国的当时,部分中国沦为日本或英国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国、美国与法国的砲舰驶进长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国、俄国及德国的掌控之下。然而,那个年代已经结束了,结束七十年了,难道不能纯粹把它们当成随风而逝的历史?

  我们须认识且理解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它伴随着中国撼动世纪的经济发展,它也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注入崭新且强盛的力量。我们也能想见经济强盛的中国将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许此情此景需要花点时间适应,但势必发生。然而,除非我们能理解这个现象其实并非奠定在中国今日的力量,而是扎根于过去的软弱,否则我们定然想不通这个现象,也不得与之交手的门道。这些争议埋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脉络,以及一八四○年代以来受制外国强权的经验。中国透过历史的稜镜展望二十一世纪,以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挑战面对眼前的现况。如果我们也透过这面稜镜,就能看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如何深植外部帝国占领的主要都市、殖民地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本书欲表达的不仅是单单承认此事实,而是在真正深入了解这段过去后,眼前的现象才会合理。这并非只是论点,而是他们的历史,他们赖以生活的历史。

  让我们以一度竖立在上海外滩河岸公园入口的告示牌为例。一九五○年代起,这块告示牌曾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馆准备搬迁。博物馆某位员工后来谈到,当时的他并不晓得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还满心困惑地询问资深同事,为何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准备丢弃的废弃物里。全球任何博物馆的确都会为了让现代参观者贴近体会历史,而仿造过去的文物。几年后,这件事情被写成一篇杂志短文,文章写的不是这块告示牌的复制品遭到丢弃,而是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当时的公园确实贴着一块告示牌,但博物馆展示的那面告示牌却是以简体中文与英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告示牌曾经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数十年前,上海的中国居民确实因种族歧视而规定不得进入公园,其他受外国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规定。过去的入园规定众所皆知,刊载入园规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写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别容易激怒他人的辱骂)。这个坚信告示牌为真的部分历史可透过报纸与报导追溯。然而,告示牌实则是都市传说,其简化了复杂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关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经相当重要,而且影响遍及国际,上面的字词应该就要是那样。一九二○至九○年代的数十年来,尽管告示牌影响的层面略有不同,但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即便至今,依旧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兴的热门历史杂志《世纪》刊登这篇语调嘲讽但内容严肃的奇闻,外国报纸很快便发现了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开头就说明种族排挤的真实历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张告示牌只是迷思、引发了什么回应。他指出,许多人宣称亲眼看过告示牌,但他们看到的与记忆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馆的假造品。这篇文章不仅论点合理,而且陈述清晰,然而引发轩然大波。指出博物馆的告示牌是假造品,并驳斥传说,此举等于主张歧视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后来为此匆忙召开研讨会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挞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报纸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产党新闻发表的长篇文章,文章大力驳斥薛的说法。这篇文章从当代报导与回忆录列举证据,证明告示牌恶意的字眼乃是历史事实。《世纪》也被迫刊登这篇文章,承认错误且立即道歉。以知识辩论为主的全国报纸《光明日报》也刊出了刻薄的评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公园入口前的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他们犯罪的首要证据。」作者特别担忧地指出:「有些人不懂过去中国历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怀疑,甚至想要轻描淡写带过,此举非常危险。」

  我也老早就撞进这起事件,不过不在上海,至少一开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伦敦皮卡迪利柏林顿府的皇家文物学会会议厅。当时我正准备在午餐时间演讲,内容关于我的研究:上海英人与华人关系史,听众是每个月聚会一至两次的中国社社员。中国社于一九○七年成立,宗旨是「促进中国语言、文学、历史与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国科学、艺术、商业和社会事务。」创社当年的第一位讲者是中国的驻英特使。多年来,这个社团曾经邀请了多位知名讲者,社员在各式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英国商人、外交官、政客、传教士与学者等,还有许多中国访客。听众聚集在温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这才发现,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团集会几乎变成了聚会场所。在场的老英国人,不是在中国出生,就是过去也曾居住于中国。我决定在演讲进入研究主题之前,先从上海告示牌的传说谈起,以及公园规定与传说中那块告示牌使用的字词。

  我以为临时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现场听众兴趣,没想到适得其反。演讲结束后,他们明白地表达对我的观感: 我被指控对于英人身在中国的过去──也就是他们的过去、家庭、人生与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种种不必要的质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说谎并捏造证据以支持我的论点。他们不想再听到这个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说他们制造问题,每次听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厌烦。他们说,自己也有中国朋友,有些社员事后还提供事例与照片,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老朋友。他们会说,自己还有和以前的家仆联络。怎么会有人认为他们曾对中国人做出这种奇怪的侮辱?我把他们当成什么人了?

  真相需要讨论,虽然台下并非对的听众。我选择提起那块告示牌,是因为它已成为强而有力的象征,代表中国经历外国强权的过去,留下长久且问题重重的后遗症:真实纪录留下什么后遗症?纪录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遗忘与否认将导致什么问题?我们不可能在面对历史的档案与报纸时,回避这个议题。至少打从中国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国报纸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标示用词一直都是不断相互诘辩的主题。上海当地当然引发论战,国际报章亦是。一九○七年,这个故事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间流传。一九二○与三○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祕书处发给记者大批照片与资料,解释真实的告示牌为何。一九五○至八○年代,过去住在中国的外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争辩此事。同时,上海的导游与告示牌不断向外国游客重述这个故事。一九七二年,国际知名的香港电影《精武门》,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龙一脚踢碎那块告示牌。中国观众看了无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虽然踢碎了,但没有消失。告示牌象征中国过去被贬低的地位,至今仍经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对于蔑视过去、视之虚构的人而言,当然不堪一击。再者,因为告示牌在意识型态的驱使之下,已经成为「不容遗忘」的历史象征,不禁令人想要干脆忽视。我们为何还要严肃看待政治宣传?而且,既然列强已经撤出这里,背后的真相大可轻易忘记。上海公共租界于一九四三年交还。外人占领广大通商口岸的时代已成过去,在中国社这种场合才会重提,甚至现在连中国社也不想提了。过去已经过去,外人占领的社会已不复存在。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难道一切还不能一笔勾消?

  我们须记得并了解造成这个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并非我们只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可以让过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了解二十世纪国际化的中国,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义和野心。本书谈的是外国的入驻与之后的余波。影响直至一九九○年代的历史论战,持续到香港与澳门两个殖民地回归中国。我们越是有深入的了解,就越能了解中国现在(以及未来)是如何利用过去。我从一战结束后开始追溯这些故事,历经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国共产党茁壮并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我会说明这些元素在共产党的「新中国」如何推进、过去的后遗症如何被理解与重新呈现,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国留下后遗症的外强又是如何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建立关系,还有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情况。写作期间,中国境内的两个外国殖民地脱离控制还未满二十年。一切依旧是当今的故事。

  上海告示事件的确是个迷思,但是,其背后所牵涉得更广,那背后是各国联盟挟着武器背书的条约和协议,控制这个中国核心地区、建立行政区,并发展成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这个行政区开发了着名的江边地区,俗称外滩,并在北端设立了一座公园,公园订定了数条规定,禁止狗和自行车、禁止摘採花朵、禁止华人入内(除了伴行外侨的家仆)。公园雇用英国人、钖克人、俄国人、日本人与华人,组成执行上述等规定的警队。居住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他们的社交与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掺杂着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态度、作风与政策。必要时,他们当然也必须包容中国居民,他们会在商场事务对中国人妥协,与中国人合作、谈判或合伙。那些公园规定有历史背景,也倍受争议。租界中的各国媒体在公开集会或透过社会政治组织,争论这些规定。一九二八年六月,公园规定改为所有人皆可在小额付费后进入公园。此事件捕捉到许多中国现代经验的元素,这正是本书关心的议题:抗议与抵抗、形象与无法理解的形象、中国境内由外国治理的复杂世界,以及此复杂世界长久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主题是外人的居留与这些时期的经历,此外,也必须讨论日渐重要的民族与个人尊严,当然还有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国耻」,以及中国与西方长久的暧昧关系(这里也包括日本)。所以,举例来说,这个故事是关于控制上海的是谁?何时?如何控制?着手打造可与外强竞争之新中国的是谁?何处?何时?如何打造?我们还须关注帮助中国的外国人、评论中国的人、人道主义者、政治运动者与雇佣等人的故事,更别遗漏了银行家与技师。本书也关于主导中国形象表现的是谁?如何呈现?由谁呈现?在何处呈现?好莱坞与皮卡迪利两地的重要性和上海与广州同等,一样重要的还有居留了传教士的九成中国县市。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故事,这些关系在城市与乡村皆鲜明;为国家发言的是谁?如何?何处?中国「问题」如何表达?提出什么解决方法?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中国受到的西方诱惑,那股拥抱外国事物、想法与作风的渴望,例如中国如何开始跳舞?以及中国抵抗诱惑的力量,例如炸了舞厅的是谁?为何?烧了书籍或打压音乐的又是谁?这也是一个外国如何与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结合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如何调整失衡的乡村和西化的都会区;外国与本土、自立与外援之间孰轻孰重,也是本书的主题。此外,一九四○年代之前,除了眼光极为独到的人,几乎无人想把中国当成模范,然而,一九四九之后,中国成为革命的灯塔。新中国似乎成为能够教导旧世界的新世界,启发全世界的想像。同时,新中国迷倒并启迪了从巴黎到祕鲁的观察者。同时,新中国也史无前例地孤立。一九七○年代,中国再度开放,过去显然仍旧是未竟之业,过去不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议题,过去更同时影响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身分认同。本书集结所有将告示牌故事视为己出的各种视角:谨慎的学者想在《世纪》杂志提供真实无误的国家历史;当地人强调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这也是相当必要的理解);外国社区的居民(他们做了什么?为了什么?)我们也将在本书见到一九四九年后,以上视角的继承者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关系。这不是全盘的中国现代史,却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部分,这些主题对于了解广大历史影响至深,这些主题塑造了中国现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书取材中国、英国与美国的档案。本书部分源自中国的资料,在我第一次检视后就遭限制读取,主要因为后人发现过去的证据与今日官方的宣传版本相差太大。那些资料和告示牌故事一样,使官方说法矛盾或不攻自破。尽管如此,我仍能取得大量资料。海外资料相当丰富,这也证明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规模。

  一九九四年六月,公园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众媒体收到的大量投书划下句点。三天后,我竟然收到邀请函,邀请我前往上海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演讲关于告示牌的主题。历史学家努力不懈。当时我不晓得《世纪》杂志引起的轩然大波,而我在演讲后的秋天才发现,我之所以受邀正是为了支持上海怀疑论者的论点。我和怀疑论者一样,我相信必须接受那个故事实是迷思。我也相信,除了过去外侨美好的回忆与后革命意识型态促成的坚固敌意(当然还有许多是革命前的),我们必须确实地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中国和西方互动的历程需要适切讨论,这个历程也需要中国之外的人记住。这段历史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迟早──前帝国心脏地区的各国人必然拥有遗忘的特质。外人在中国居留的意义和冲击,更是容易被当成普通历史,为人遗忘或忽视。在美国,这件事往往被当成欧洲或日本的现象,美国并无共谋,或者美国是以不同的姿态,是帮助而非压迫中国。我们该了解,这段历史更为复杂。我们也该了解,这段历史至今仍然生动且重要。

  本书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史,而是广大的民族主义中,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扮演的历史角色。虽然,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后遗症持续深远,而且由于政治理由,这样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观合理。现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险。

  《瓜分中国》出版后,我问了一位前英国外交官,他们平常谈论到该书里的事件时,他的中国同事与其他同事互动情形如何。他们很常谈到这些事件吗?他微笑看着我,回答:「好些年来,他们几乎只谈这个。」他们现在当然会聊聊其他话题,但是这类话题从未消失,依旧鲜活,而且火辣辣的。
 

图书试读

猴子骑灵缇

正在跳舞的朋友们,你们有的跳狐步,有的跳华尔滋,为何不上前线去杀敌?你们有的畅饮白兰地,有的饮下威士忌,为何不给军队捐点钱给军火去杀敌?

正在跳舞的朋友们: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的腐气,为何还把钱花在化妆品?根除这种腐气,就只有将热血献给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今宵我们就以炸弹作为薄礼,为你们增添欢娱。

正在跳舞的朋友们:假如你们喜欢这礼物,我们舞厅见!。

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夜晚。九点二十五分,第一颗炸弹在上海南京路东方酒店的窗户爆炸。约莫一个小时后,第二颗落在涌泉路仙乐斯宫殿夜总会(Ciro’s palatial nightclub)前院,另有两颗在国泰(Cathay)和天堂(Paradise)夜总会外,以及南京路大东方舞厅(Great Eastern Ball Room)入口。那是作戏,那只是包在香菸罐里的烟火,创造的声响大于致命。除了炸弹,还有这段甜美的话,油印在传单上,在公共租界街道投掷,致在上海跳舞的朋友。

执行者自称「血魂除奸团」,一九三○与四○年间,反日攻击队多次使用这个称号。蒋介石的效忠者组成了这个受法西斯主义鼓舞的邪恶组织,在国民党的国家运作。一九三八年夏季,上海毫无日军侵略的消息,这个组织派遣武装小队进入危机四伏的上海,提醒人们应该效忠的对象是谁。传单针对此事大作文章:

国家正值存亡之际,你们不过是生活在「孤岛」的奴隶。你们相信或幻想跳舞就能救国,还是想像自己已经赢得胜利,正在跳舞庆祝?

这个组织搜查的叛国有三种,一种是实际与日本合作的叛国;一种是面对侵略採取被动而不以武力抵抗的常见叛国;第三种则是灵魂中微妙的叛国,身上带有西方现代的「腐气」。对于受过教育的都市人而言,狐步和华尔滋曾经代表社会与文化革命,例如一九二○年代蜂拥到广州参与革命的人;透过全面现代与西化,「跳舞」也许真的能救国。当时他们这么想,但现在这些舞步却被视为叛国的动作。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度对话。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阅读文字,更像是在与那些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作者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梳理,并非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充满了对历史事件背后逻辑的思考。他巧妙地将一次次看似独立的事件,串联成一条清晰的脉络,最终指向了民族主义的勃兴。 我特别欣赏书中对“民族国家”概念的阐释。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是如何一步步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如何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这些过程被描述得十分生动。书中对“羞耻感”的转化,以及这种情感如何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种从屈辱中汲取力量,从痛苦中寻求新生,正是民族精神觉醒的强大动力。

评分

坦白说,刚开始翻开这本书时,我预设自己会看到一些陈旧的史实,但这本书给我的惊喜远超预期。它以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将“国耻”这一沉重的历史话题,与“民族主义”的形成紧密地联系起来,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十分到位,那些被遗忘的事件,那些被忽略的人物,都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了生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群体在面对国耻时的反应的细致描绘。从晚清官员的保守与无力,到维新派的激进与理想,再到革命党人的决绝与牺牲,每一个群体的努力与失败,都构成了民族主义生长的养分。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黑暗面,也没有粉饰太平,而是以一种客观而深刻的态度,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读到书中关于“民族情感”的探讨时,我更能理解为何今天的中国会有如此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评分

这是一部充满力量与启迪的书籍。它以一种非常宏观的视角,审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作者没有回避那些令人心痛的“国耻”,反而将它们视为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关键。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正是这些一次次的打击,让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自身民族的独立和强大是何等重要。 我特别赞赏书中对“民族认同”形成过程的细致描绘。在那个国家内忧外患的年代,如何将分散的人民凝聚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共同情感的民族,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者认为,“国耻”正是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们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奋斗的决心。这种从屈辱到奋起的历史逻辑,被作者讲述得极为精彩,让人读来热血沸腾,也深刻理解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历史并非是冷冰冰的事件堆砌,而是充满人性、情感和意志的流动。作者在讲述“国耻”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屈辱是如何一点点侵蚀中国人的尊严,又是如何最终点燃了反抗的火焰,催生了强大的民族主义。 我尤其被书中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所吸引。它不是狭隘的排外,而是一种对自身文化、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自豪,同时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国家发展动力。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这种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不断演变和成熟的。我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国耻,成为了后来民族复兴的基石,这种“化耻为荣”的转变过程,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评分

这真是一本令人深思的书!读完之后,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充满了挣扎、屈辱,以及最终的觉醒。作者以一种非常细腻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将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程娓娓道来。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罗列,更像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情感体验。 我尤其被书中对“国耻”的解读所震撼。它不是简单地罗列条约、战争和割地赔款,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事件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民族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我仿佛能感受到普通民众在外国列强侵略下的无助和愤怒,能看到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艰难探索。书中对民族主义兴起的论述更是点睛之笔,它清晰地展示了,正是这些共同的伤痛,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命运的民族。这种从被欺凌到觉醒,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反抗的转变过程,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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