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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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台湾历史与翻译相始终,探索翻译史就是在探索自己的定位。

  台湾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岛名「福尔摩沙」即为欧洲语言的音译。台湾历史以移民和殖民为主轴,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触自然都有翻译活动。但翻译研究在台湾却是新兴领域,台湾翻译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台湾翻译史历经政权更迭、殖民、戒严种种政治力介入,长期的政治禁忌导致「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透过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这些基本的探问都尚未能获得清楚完整的答案。但最困难的莫过于寻找译者生平资料,许多译作没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袭中国或香港译作并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难。《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多位作者努力寻求第一手资料,正是为了在历史洪流中寻找译者的身影。

  透过历史上的译者,让我们更了解这块土地上种种文化系统的接触、碰撞与发展,也让我们更了解今天的自己从何而来。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黄美娥


  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台湾研究学程主任

杨承淑

  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许俊雅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所教授

横路启子(Keiko Yokoji)

  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陈宏淑

  台北市立大学英语教学系副教授

蓝适齐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王惠珍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张绮容

  世新大学英语学系助理教授

单德兴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王梅香

  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文化研究学会理事

赖慈芸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依文章顺序排列)

主编简介

赖慈芸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硕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研究系博士。曾任出版社编辑,出版译作超过五十种,包括《啸风山庄》(Wuthering Heights)、《探索翻译理论》(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及童书、绘本多种。着有《译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当古典遇到经典:文言格林童话选》、《译者的养成:翻译教学、评量与批评》、《翻译侦探事务所》等书。长期为台湾翻译学学会理事,曾任《翻译学研究集刊》及《编译论丛》主编,研究论文见于各学术期刊。〈还我名字!──寻找译者的真名〉一文曾获「宋淇翻译研究纪念论文奖」评判提名奖,《翻译侦探事务所》一书则获第42届金鼎奖。现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图书目录

导 论 翻译之岛(赖慈芸)
第一章 「文体」与「国体」:日本文学在日治时期台湾汉语文言小说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译与书写错置(黄美娥)
第二章 译者的角色与知识生产:以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小野西洲为例(杨承淑)
第三章 日治台湾〈小人国记〉、〈大人国记〉译本来源辨析:兼论其文学史意义(许俊雅)
第四章 〈送报伕〉在中国:《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与杨逵小说的接受(柳书琴)
第五章 大东亚共荣圈下台湾知识分子之翻译行为:以杨逵《三国志物语》为主(横路启子)
第六章 两个源文之下的混种翻译:居间游移的无家孤儿(陈宏淑)
第七章 口译之「罪」:成爲战犯的台湾人二战通译(蓝适齐)
第八章 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场域中日译本的出版与知识生产活动(王惠珍)
第九章 他们在岛屿翻译:戒严初期在台译者研究(张绮容)
第十章 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单德兴)
第十一章 冷战时代的台湾文学外译:美国新闻处译书计画的运作(1952-1962)(王梅香)
第十二章 三城记:冷战时期沪港台的译本与译者大迁徙(赖慈芸)
 
作者简介
建议阅读书单
 

图书序言

导论(摘录)

翻译之岛

赖慈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台湾与翻译自始就难以分割。台湾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岛名「福尔摩沙」即为欧洲语言的音译。台湾历史以移民和殖民为主轴,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触自然都有翻译活动。但早期与欧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译文本有限;清治时期的翻译活动以原汉通译和传教士的翻译为主,与清帝国其他边陲地区差异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为东亚最早接受欧洲文化的重镇,台湾也不能自外于亚洲的现代化浪潮,翻译局势大开,因此本论文集的起始点也就是日治初期。

  台湾与中国同受日本西化影响,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格外复杂,也反映在种种的翻译活动上。二战后台湾易主,战后来台主政的中华民国反共亲美,美国遂成为主导战后台湾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势力仍在,美、日、中遂成为形塑台湾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大致按照时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触及中、日、台三方的纠葛;后四篇则聚焦在中、美、台三方的关系。

  本文分为五节,第一节先略述台湾的翻译史研究进展,第二节描述翻译研究范式的转移,第三节介绍本论文集收录各篇论文,第四节讨论文化系统间的碰撞与协商,包括台湾与中国、日本、美国、东亚的关系,第五节为小结。

  一、台湾的翻译史研究

  虽然不同族群接触就必然有翻译活动,但翻译研究在台湾却是新兴领域,台湾翻译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1988年台湾第一个翻译研究所成立于辅大(现已改名为跨文化研究所翻译学硕士班),在翻译学科的建置上意义重大,至今全台已有八个翻译所,包括一个博士班。由于大学部和硕士班的课程大多以实务训练为主,多数学校并未开设翻译史课程,仅有辅大、师大有开设「中国翻译史」、「西方翻译史」、「译史与译论」、「台湾日治时期翻译专题研究」(2013-2015)等课程,但直到2017年师大翻译所才开设了第一个「台湾翻译史」课程。由于台湾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虽有重叠之处,但并非一脉相承,百年来台湾独特的殖民经验、语言接触史、社会、历史、政治背景皆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宜有独立开设课程的必要,也因此《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的出版在教学、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与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国出版的近现代翻译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年代文学、抗战期间、中共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后分期,最末再另辟一章「台港翻译文学」或「台港与海外翻译文学」,形成完全以中国为主体的叙述脉络。尽管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确千丝万缕,但也宜有以台湾为主体的翻译史,以正视听。

  由于台湾的翻译系所以教授中英翻译为主,与英文系(外文系)的关系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长期亲美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以美国研究最盛;所以翻译所的译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译为早。1991年,余玉照的〈美国文学在台湾:一项书目研究〉开始整理美国文学的翻译书目;1994年,辅大翻译所的四位硕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导之下,陆续完成四本与台湾翻译史相关的硕士论文,初步触及台湾战后的翻译史,包括美国诗、美国小说、英国小说及英美戏剧,可说是台湾翻译史研究的开端。此后各翻译所也陆续有论文处理个别作品、个别作者的翻译史,或其他语言方向、文类的翻译史等(详见本书附录「建议阅读书单」)。

  但也因为翻译系所与英美文学系关系较为密切,日治时期的翻译研究者向来多为台湾文学研究者,如黄美娥、柳书琴、许俊雅、王惠珍等,而较少翻译学者参与。语言能力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时期文本势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处理日治时期的翻译研究者较少。

  2012年出现了跨领域合作的契机。辅大是少数有日文组的翻译研究所,该所所长杨承淑正是日语翻译学者。她在2012年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主持的「翻译与亚洲殖民管治」国际研究计画,主持「翻译与台湾殖民管治」子计画,翻译学界开始与台湾文学研究者、历史学者对话。从2012年到2015年,杨承淑组织了日治时期译者研究读书会(2014-2015年该读书会获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补助)。2013年6月,「译者与译史研究」工作坊在国家教育研究院举办;同年9月,台湾翻译学学会主办了「译史中的译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并出版专号,十篇与会论文收录于2014年6月出版的《翻译学研究集刊》第十七辑;2015年,日治时期译者研究读书会的成果以日文结集出版,即《日本统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动:植民地统治と言语文化の错综関系》(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与译事活动:殖民统治与语言文化的错综交汇现象),由台大出版中心发行。本论文选集作者中的杨承淑、横路启子、陈宏淑、蓝适齐均为该读书会成员,赖慈芸、张绮容也都在读书会中做过专题报告;台湾翻译史研究学群逐渐成形。

  2017年适逢解严三十週年,台湾翻译学学会和师大翻译所合办了「译者的正义:解码、解严、解密、解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制作影片向胡子丹、方振渊两位身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译界前辈致敬,同时举办「戒严下的翻译:禁书与伪译」书展。当天最后一场论坛「翻译与历史的对话:建构台湾翻译史」由陈宏淑主持,论坛的内容也刊登在《编译论丛》第十卷第二期(2017年9月)。参与讨论的讲者包括杨承淑、横路启子、王惠珍、蓝适齐、王梅香等,六位学者中包括翻译研究学者、台湾文学研究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充分展现了台湾翻译史的跨领域特性;这六位学者的论文也都收在本论文集中。我们希望这本《台湾翻译史论文集》,能让更多读者接触各领域学者在台湾翻译史上的努力。

  二、从对等、描述到跨领域:翻译研究的进展

  翻译虽是古老的行业,但传统的翻译论述多为译者个人的心得,也不脱「对等」(equivalence)范畴,即探讨译文应该如何才能与原文对等。严复所提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思果的「信、达、贴」,也都是以信(忠实)为首。这样的观点一方面置译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译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译与外文的学习难以脱勾。1972年,荷兰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着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常常被视为翻译研究的起点。自此之后,百家争鸣,有针对传统对等范式的改革,如「动态对等」、「功能论」和「目的论」,强调译文的效果重于与原文对等;也有完全与对等范式决裂的新范式,主张把已经存在的翻译视为社会现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间的权力关系,而不再以某种标准判定译文高下,以改进译文、指导未来译文为目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动态对等、功能论、目的论都还是对等范式的延伸,没有完全放弃指导原则)。操纵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赞助者研究纷纷出现。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这个新的研究范式由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Gideon Toury)命名之后,翻译研究才能说是正式脱离语言学科的范畴,成为独立的学门。

  虽然社会大众及许多不熟悉翻译研究领域的人,包括许多译者、编辑、客户、批评者、读者在内,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译即对等」,仍高举「信达雅」作为译文追求的目标,或是批评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风格是否悖离原作等等,但其实历经上一世纪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风潮洗礼之后,「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稳定的意义」已成思想界共识。既然原文没有稳定的意义,甚至在电子时代,文本都不稳定了,追求译文的「对等」自然也成虚妄。德国学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称「对等是一种假象」,澳洲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称「对等是一种信仰结构」,都与图里的想法唿应:什么是(好的)翻译,由当时当地的使用者决定,没有恆定而普世的标准。

  因此,「追求对等」固然仍是语言训练课程与翻译客户的普遍要求,但学术上的翻译研究已越来越少问「应该如何翻译」、「如何更像原文」这类指导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转而问「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种翻译」、「这个时代/社会共同接受的翻译规范是什么」、「哪些力量造成了这些翻译的出现(或不能出现)」、「译者如何操纵译文及原因」等,也因此开启了赞助者的研究、译者身分认同研究、操纵研究、翻译规范与文化系统权力关系的研究等,而这些都是翻译史要研究的问题。

  翻译涉及复杂的权力互动、文化认同、文化模仿及变形等等,所以翻译从来就是政治问题。中国自古以来轻视翻译,即因中国是文化中心,周边文化皆须向中国学习;日本向来重视翻译,因为日本相对于中国是边陲。美国现在是世界文化输出大国,自然也不会太重视翻译研究,重要的翻译学者往往出身以色列、荷兰、印度等多元而较边陲的地区。中国现代翻译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译学者伊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解释:若目标语系统强势,则翻译规范偏向意译,如晚清的文言翻译;若目标语系统位于边陲,或面临文化断裂危机,就会奉行直译,如1930年代鲁迅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权力位置来看,翻译批评者对于英文译中文时要求亦步亦趋,中文译英文时却容许大幅删改,只求能符合英文读者喜好,语言权力和翻译规范的关系仍处处可见。而台湾在戒严期间美国文学独大,几无俄国文学新译(坊间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几乎都是中国战前旧译或日译本转译);反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美国文学翻译都只能「内部参考」,中国译协领导都是俄文翻译;这些趋势当然无关文学价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关系。

  至于翻译史该怎么写?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在某地或某段时期内出现了哪些译者和译作?也就是什么时候、谁、从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然后呢?是否要描述这些译作的来源文本、并且(依据对等原则)评价译作?这类的翻译史隐含的价值观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还会叹惋哪一个重要作家的作品还没翻译完全,或唿吁翻译更多哪一类的作品),以及越准确越好(后出的译本理应错误越来越少,越来越接近原文等等)。但这样的价值观又回到对等翻译的老路,还是以原文为尊。

  如何与对等范式划清界线,写出描述翻译研究的翻译史?答案可能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书写。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学者Frances Karttunen 写了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记录了十六位欧洲征服美洲原住民过程中的译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以口译员/倖存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些民族接触史的问题,相当有启发性,台湾清治时期的原汉翻译,以及日治时期由原住民女性担任的「藩通」,都与此书案例颇有类似之处。1995年,国际译联(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出版了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书,为该组织内翻译史委员会执行多年的计画,英法版本同步发行,以主题的方式叙述历史上世界各地着名译者的贡献,包括中国的玄奘与严复。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的宣示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目的在彰显译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

  学术上的研究方法,则由皮姆第一个提出。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书中,提出翻译史研究的四项原则:

  1.翻译史研究应解释为何某些翻译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也就是应该要解释其社会成因。

  2.翻译史研究的对象不是翻译文本、情境脉络或语言特征,而是唯一能构成社会成因的译者本人,以及译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户、赞助者、读者),才能让我们了解究竟翻译为何出现在这个时间地点。

  3.承上,翻译史研究便应以译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环境为中心,也就是目标语文化,而非来源语文化。

  4.我们之所以要写翻译史,是为了表达、讨论或解决实际的问题。

  皮姆也提到,翻译史当然要釐清「什么时候、谁、从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为了谁」这些他所谓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史料的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译(或不翻译)什么?为什么是这些人来翻译?翻译(或不翻译)实际的影响是什么?是创新还是保守?

  这本选集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出发点。虽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不同,遵循的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但每一篇论文都在回答皮姆提出的问题。

图书试读

「文体」与「国体」:日本文学在日治时期台湾汉语文言小说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译与书写错置/黄美娥

前言


回顾台湾小说发展史,日治时代是主要的奠基时期,在此一阶段,倘就台湾文人创作而言,汉语文言小说最早出现,其后虽有汉语白话、日文作品,乃至台湾话文小说的竞争与挑战,但汉语文言小说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关于汉语文言小说,早在大正时期「新旧文学论战」乍起,张梗就曾发表〈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一文,对于汉语文言书写的「旧小说」进行抨击。他不仅贬抑这些多半刊登在新闻纸上的文言小说的价值,并指摘此类小说的书写不外乎「妖精鬼怪」、「飞檐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挂帅」,隐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节,或只是不断重复志怪、武侠、言情、历史类型的单调创作模式(张梗,1924);然而,事实是,这些被视为通俗而不入流的「旧小说」,无论在遭逢张梗的强烈指责,或面对1920年代白话严肃小说的蔚然兴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报》,以及《风月》、《风月报》、《南方》等报刊中,依然还有另一波写作的高潮在持续着。

且,如果吾人进一步重探这些时人眼中属于「旧派」的汉语文言小说,将会惊讶发现,由于日治时代的台湾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下的新兴文化场域,故这些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小说,在写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学的刺激与影响,从而出现了「从东亚到西方」各式文本、文类、文化的跨界移植进入台湾小说界的现象,最终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产与再制,而别具意义。例如:李逸涛改写了朝鲜名着〈春香传〉,魏清德〈还珠记〉针对英国柯南道尔〈绿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页65-83);而中国《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诸书,在台湾也有模拟续衍之作,如洪铁涛〈新西游记补〉、〈续聊斋〉系列,以及许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当然,由于殖民统治之故,日本文学也被大量传播来台,卒而成为台湾汉文小说的重要养分与渊源,箇中情形颇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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