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台湾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岛名「福尔摩沙」即为欧洲语言的音译。台湾历史以移民和殖民为主轴，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触自然都有翻译活动。但翻译研究在台湾却是新兴领域，台湾翻译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台湾翻译史历经政权更迭、殖民、戒严种种政治力介入，长期的政治禁忌导致「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透过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这些基本的探问都尚未能获得清楚完整的答案。但最困难的莫过于寻找译者生平资料，许多译作没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袭中国或香港译作并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难。《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多位作者努力寻求第一手资料，正是为了在历史洪流中寻找译者的身影。
透过历史上的译者，让我们更了解这块土地上种种文化系统的接触、碰撞与发展，也让我们更了解今天的自己从何而来。
著者信息
黄美娥
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台湾研究学程主任
杨承淑
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许俊雅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柳书琴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所教授
横路启子（Keiko Yokoji）
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陈宏淑
台北市立大学英语教学系副教授
蓝适齐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王惠珍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张绮容
世新大学英语学系助理教授
单德兴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王梅香
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文化研究学会理事
赖慈芸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依文章顺序排列）
主编简介
赖慈芸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硕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研究系博士。曾任出版社编辑，出版译作超过五十种，包括《啸风山庄》（Wuthering Heights）、《探索翻译理论》（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及童书、绘本多种。着有《译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当古典遇到经典：文言格林童话选》、《译者的养成：翻译教学、评量与批评》、《翻译侦探事务所》等书。长期为台湾翻译学学会理事，曾任《翻译学研究集刊》及《编译论丛》主编，研究论文见于各学术期刊。〈还我名字！──寻找译者的真名〉一文曾获「宋淇翻译研究纪念论文奖」评判提名奖，《翻译侦探事务所》一书则获第42届金鼎奖。现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图书目录
第一章 「文体」与「国体」：日本文学在日治时期台湾汉语文言小说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译与书写错置（黄美娥）
第二章 译者的角色与知识生产：以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小野西洲为例（杨承淑）
第三章 日治台湾〈小人国记〉、〈大人国记〉译本来源辨析：兼论其文学史意义（许俊雅）
第四章 〈送报伕〉在中国：《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与杨逵小说的接受（柳书琴）
第五章 大东亚共荣圈下台湾知识分子之翻译行为：以杨逵《三国志物语》为主（横路启子）
第六章 两个源文之下的混种翻译：居间游移的无家孤儿（陈宏淑）
第七章 口译之「罪」：成爲战犯的台湾人二战通译（蓝适齐）
第八章 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场域中日译本的出版与知识生产活动（王惠珍）
第九章 他们在岛屿翻译：戒严初期在台译者研究（张绮容）
第十章 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单德兴）
第十一章 冷战时代的台湾文学外译：美国新闻处译书计画的运作（1952-1962）（王梅香）
第十二章 三城记：冷战时期沪港台的译本与译者大迁徙（赖慈芸）
作者简介
建议阅读书单
图书序言
翻译之岛
赖慈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教授）
台湾与翻译自始就难以分割。台湾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时代，岛名「福尔摩沙」即为欧洲语言的音译。台湾历史以移民和殖民为主轴，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触自然都有翻译活动。但早期与欧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译文本有限；清治时期的翻译活动以原汉通译和传教士的翻译为主，与清帝国其他边陲地区差异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为东亚最早接受欧洲文化的重镇，台湾也不能自外于亚洲的现代化浪潮，翻译局势大开，因此本论文集的起始点也就是日治初期。
台湾与中国同受日本西化影响，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格外复杂，也反映在种种的翻译活动上。二战后台湾易主，战后来台主政的中华民国反共亲美，美国遂成为主导战后台湾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势力仍在，美、日、中遂成为形塑台湾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大致按照时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触及中、日、台三方的纠葛；后四篇则聚焦在中、美、台三方的关系。
本文分为五节，第一节先略述台湾的翻译史研究进展，第二节描述翻译研究范式的转移，第三节介绍本论文集收录各篇论文，第四节讨论文化系统间的碰撞与协商，包括台湾与中国、日本、美国、东亚的关系，第五节为小结。
一、台湾的翻译史研究
虽然不同族群接触就必然有翻译活动，但翻译研究在台湾却是新兴领域，台湾翻译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1988年台湾第一个翻译研究所成立于辅大（现已改名为跨文化研究所翻译学硕士班），在翻译学科的建置上意义重大，至今全台已有八个翻译所，包括一个博士班。由于大学部和硕士班的课程大多以实务训练为主，多数学校并未开设翻译史课程，仅有辅大、师大有开设「中国翻译史」、「西方翻译史」、「译史与译论」、「台湾日治时期翻译专题研究」（2013-2015）等课程，但直到2017年师大翻译所才开设了第一个「台湾翻译史」课程。由于台湾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虽有重叠之处，但并非一脉相承，百年来台湾独特的殖民经验、语言接触史、社会、历史、政治背景皆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宜有独立开设课程的必要，也因此《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的出版在教学、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与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国出版的近现代翻译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年代文学、抗战期间、中共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后分期，最末再另辟一章「台港翻译文学」或「台港与海外翻译文学」，形成完全以中国为主体的叙述脉络。尽管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确千丝万缕，但也宜有以台湾为主体的翻译史，以正视听。
由于台湾的翻译系所以教授中英翻译为主，与英文系（外文系）的关系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长期亲美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以美国研究最盛；所以翻译所的译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译为早。1991年，余玉照的〈美国文学在台湾：一项书目研究〉开始整理美国文学的翻译书目；1994年，辅大翻译所的四位硕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导之下，陆续完成四本与台湾翻译史相关的硕士论文，初步触及台湾战后的翻译史，包括美国诗、美国小说、英国小说及英美戏剧，可说是台湾翻译史研究的开端。此后各翻译所也陆续有论文处理个别作品、个别作者的翻译史，或其他语言方向、文类的翻译史等（详见本书附录「建议阅读书单」）。
但也因为翻译系所与英美文学系关系较为密切，日治时期的翻译研究者向来多为台湾文学研究者，如黄美娥、柳书琴、许俊雅、王惠珍等，而较少翻译学者参与。语言能力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时期文本势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处理日治时期的翻译研究者较少。
2012年出现了跨领域合作的契机。辅大是少数有日文组的翻译研究所，该所所长杨承淑正是日语翻译学者。她在2012年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主持的「翻译与亚洲殖民管治」国际研究计画，主持「翻译与台湾殖民管治」子计画，翻译学界开始与台湾文学研究者、历史学者对话。从2012年到2015年，杨承淑组织了日治时期译者研究读书会（2014-2015年该读书会获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补助）。2013年6月，「译者与译史研究」工作坊在国家教育研究院举办；同年9月，台湾翻译学学会主办了「译史中的译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并出版专号，十篇与会论文收录于2014年6月出版的《翻译学研究集刊》第十七辑；2015年，日治时期译者研究读书会的成果以日文结集出版，即《日本统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动：植民地统治と言语文化の错综関系》（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与译事活动：殖民统治与语言文化的错综交汇现象），由台大出版中心发行。本论文选集作者中的杨承淑、横路启子、陈宏淑、蓝适齐均为该读书会成员，赖慈芸、张绮容也都在读书会中做过专题报告；台湾翻译史研究学群逐渐成形。
2017年适逢解严三十週年，台湾翻译学学会和师大翻译所合办了「译者的正义：解码、解严、解密、解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制作影片向胡子丹、方振渊两位身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译界前辈致敬，同时举办「戒严下的翻译：禁书与伪译」书展。当天最后一场论坛「翻译与历史的对话：建构台湾翻译史」由陈宏淑主持，论坛的内容也刊登在《编译论丛》第十卷第二期（2017年9月）。参与讨论的讲者包括杨承淑、横路启子、王惠珍、蓝适齐、王梅香等，六位学者中包括翻译研究学者、台湾文学研究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充分展现了台湾翻译史的跨领域特性；这六位学者的论文也都收在本论文集中。我们希望这本《台湾翻译史论文集》，能让更多读者接触各领域学者在台湾翻译史上的努力。
二、从对等、描述到跨领域：翻译研究的进展
翻译虽是古老的行业，但传统的翻译论述多为译者个人的心得，也不脱「对等」（equivalence）范畴，即探讨译文应该如何才能与原文对等。严复所提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思果的「信、达、贴」，也都是以信（忠实）为首。这样的观点一方面置译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译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译与外文的学习难以脱勾。1972年，荷兰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着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常常被视为翻译研究的起点。自此之后，百家争鸣，有针对传统对等范式的改革，如「动态对等」、「功能论」和「目的论」，强调译文的效果重于与原文对等；也有完全与对等范式决裂的新范式，主张把已经存在的翻译视为社会现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间的权力关系，而不再以某种标准判定译文高下，以改进译文、指导未来译文为目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动态对等、功能论、目的论都还是对等范式的延伸，没有完全放弃指导原则）。操纵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赞助者研究纷纷出现。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这个新的研究范式由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Gideon Toury）命名之后，翻译研究才能说是正式脱离语言学科的范畴，成为独立的学门。
虽然社会大众及许多不熟悉翻译研究领域的人，包括许多译者、编辑、客户、批评者、读者在内，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译即对等」，仍高举「信达雅」作为译文追求的目标，或是批评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风格是否悖离原作等等，但其实历经上一世纪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风潮洗礼之后，「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稳定的意义」已成思想界共识。既然原文没有稳定的意义，甚至在电子时代，文本都不稳定了，追求译文的「对等」自然也成虚妄。德国学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称「对等是一种假象」，澳洲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称「对等是一种信仰结构」，都与图里的想法唿应：什么是（好的）翻译，由当时当地的使用者决定，没有恆定而普世的标准。
因此，「追求对等」固然仍是语言训练课程与翻译客户的普遍要求，但学术上的翻译研究已越来越少问「应该如何翻译」、「如何更像原文」这类指导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转而问「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种翻译」、「这个时代／社会共同接受的翻译规范是什么」、「哪些力量造成了这些翻译的出现（或不能出现）」、「译者如何操纵译文及原因」等，也因此开启了赞助者的研究、译者身分认同研究、操纵研究、翻译规范与文化系统权力关系的研究等，而这些都是翻译史要研究的问题。
翻译涉及复杂的权力互动、文化认同、文化模仿及变形等等，所以翻译从来就是政治问题。中国自古以来轻视翻译，即因中国是文化中心，周边文化皆须向中国学习；日本向来重视翻译，因为日本相对于中国是边陲。美国现在是世界文化输出大国，自然也不会太重视翻译研究，重要的翻译学者往往出身以色列、荷兰、印度等多元而较边陲的地区。中国现代翻译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译学者伊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解释：若目标语系统强势，则翻译规范偏向意译，如晚清的文言翻译；若目标语系统位于边陲，或面临文化断裂危机，就会奉行直译，如1930年代鲁迅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权力位置来看，翻译批评者对于英文译中文时要求亦步亦趋，中文译英文时却容许大幅删改，只求能符合英文读者喜好，语言权力和翻译规范的关系仍处处可见。而台湾在戒严期间美国文学独大，几无俄国文学新译（坊间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几乎都是中国战前旧译或日译本转译）；反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美国文学翻译都只能「内部参考」，中国译协领导都是俄文翻译；这些趋势当然无关文学价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关系。
至于翻译史该怎么写？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在某地或某段时期内出现了哪些译者和译作？也就是什么时候、谁、从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然后呢？是否要描述这些译作的来源文本、并且（依据对等原则）评价译作？这类的翻译史隐含的价值观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还会叹惋哪一个重要作家的作品还没翻译完全，或唿吁翻译更多哪一类的作品），以及越准确越好（后出的译本理应错误越来越少，越来越接近原文等等）。但这样的价值观又回到对等翻译的老路，还是以原文为尊。
如何与对等范式划清界线，写出描述翻译研究的翻译史？答案可能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书写。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学者Frances Karttunen 写了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记录了十六位欧洲征服美洲原住民过程中的译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以口译员／倖存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些民族接触史的问题，相当有启发性，台湾清治时期的原汉翻译，以及日治时期由原住民女性担任的「藩通」，都与此书案例颇有类似之处。1995年，国际译联（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出版了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书，为该组织内翻译史委员会执行多年的计画，英法版本同步发行，以主题的方式叙述历史上世界各地着名译者的贡献，包括中国的玄奘与严复。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的宣示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目的在彰显译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
学术上的研究方法，则由皮姆第一个提出。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书中，提出翻译史研究的四项原则：
1.翻译史研究应解释为何某些翻译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也就是应该要解释其社会成因。
2.翻译史研究的对象不是翻译文本、情境脉络或语言特征，而是唯一能构成社会成因的译者本人，以及译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户、赞助者、读者），才能让我们了解究竟翻译为何出现在这个时间地点。
3.承上，翻译史研究便应以译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环境为中心，也就是目标语文化，而非来源语文化。
4.我们之所以要写翻译史，是为了表达、讨论或解决实际的问题。
皮姆也提到，翻译史当然要釐清「什么时候、谁、从什么语言、翻译了什么、为了谁」这些他所谓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史料的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译（或不翻译）什么？为什么是这些人来翻译？翻译（或不翻译）实际的影响是什么？是创新还是保守？
这本选集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出发点。虽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不同，遵循的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但每一篇论文都在回答皮姆提出的问题。
图书试读
前言
回顾台湾小说发展史，日治时代是主要的奠基时期，在此一阶段，倘就台湾文人创作而言，汉语文言小说最早出现，其后虽有汉语白话、日文作品，乃至台湾话文小说的竞争与挑战，但汉语文言小说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关于汉语文言小说，早在大正时期「新旧文学论战」乍起，张梗就曾发表〈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一文，对于汉语文言书写的「旧小说」进行抨击。他不仅贬抑这些多半刊登在新闻纸上的文言小说的价值，并指摘此类小说的书写不外乎「妖精鬼怪」、「飞檐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挂帅」，隐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节，或只是不断重复志怪、武侠、言情、历史类型的单调创作模式（张梗，1924）；然而，事实是，这些被视为通俗而不入流的「旧小说」，无论在遭逢张梗的强烈指责，或面对1920年代白话严肃小说的蔚然兴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报》，以及《风月》、《风月报》、《南方》等报刊中，依然还有另一波写作的高潮在持续着。
且，如果吾人进一步重探这些时人眼中属于「旧派」的汉语文言小说，将会惊讶发现，由于日治时代的台湾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下的新兴文化场域，故这些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小说，在写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学的刺激与影响，从而出现了「从东亚到西方」各式文本、文类、文化的跨界移植进入台湾小说界的现象，最终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产与再制，而别具意义。例如：李逸涛改写了朝鲜名着〈春香传〉，魏清德〈还珠记〉针对英国柯南道尔〈绿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页65-83）；而中国《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诸书，在台湾也有模拟续衍之作，如洪铁涛〈新西游记补〉、〈续聊斋〉系列，以及许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当然，由于殖民统治之故，日本文学也被大量传播来台，卒而成为台湾汉文小说的重要养分与渊源，箇中情形颇堪玩味。
用户评价
这本书对“殖民”这一历史阶段的解读，着实让我眼前一亮。我过去阅读台湾史，多半会聚焦在政治或经济的压迫上，但《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却将“翻译”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文化现象，提升到了解读殖民影响的核心地位。书中细致地阐述了殖民者如何通过翻译来推行其语言、法律、教育体系，如何利用翻译来构建其统治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影响台湾民众的思想和认知。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翻译”如何成为一种文化侵略和同化工具的分析感到深刻。但同时，我也看到了翻译在其中所包含的抵抗的张力。被殖民者如何通过学习、模仿、甚至挪用翻译，来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反抗的可能。这种双向的、充满博弈的翻译过程，让殖民历史的叙事更加立体和 nuanced，不再是简单的“施”与“受”，而是复杂的互动与协商。
评分我最近读了一本名为《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的书，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个章节，但它所勾勒出的宏大叙事和深刻洞见已经深深吸引了我。首先，这本书对于“翻译”这个概念的理解，就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认知。我一直以为翻译不过是语言的转换，是将一种文字的内容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出来，但《台湾翻译史》却将翻译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之中。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传递，更是思想的碰撞、文化的交流，甚至是权力的运作。书的开篇，通过对殖民时期翻译活动的梳理，我看到了语言是如何被用作一种统治工具，外来政权如何通过翻译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又如何压制和重塑原有的在地文化。那些被翻译过来的法律条文、行政命令、教育文本，无一不渗透着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抵抗，也同样通过翻译得以发生，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如何在翻译的缝隙中寻找出口，如何借助他者的语言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部分内容让我思考了很久。殖民历史的复杂性，在翻译这个视角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对台湾近现代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在探讨“殖民”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时，视角非常独特。我之前阅读台湾史，多半关注政治、经济或社会运动的宏大叙事，但《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却将目光聚焦在“翻译”这一看似微小的细节上。书中细致地描绘了在殖民统治时期，翻译如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控制和思想渗透的工具。例如，殖民者如何选择性地翻译某些西方的思想，以便更好地统治台湾；又如何通过翻译的教育文本，来塑造台湾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翻译文本如何影响人们对“现代性”和“文明”的理解的部分感到印象深刻。那些被翻译过来的概念，如“进步”、“效率”、“科学”，是如何被灌输，又如何被接受或抵制的？这种语言上的“翻译”，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传递和文化的重塑。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殖民主义的精细化运作，以及翻译在其中所扮演的微妙而关键的角色，它不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明的交锋和思想的角力。
评分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它对“国族”概念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被塑造和协商的细致描摹。在殖民统治下，原有的身份认同被动摇，新的国族意识形态通过翻译的介质被引入和推广。我读到书中关于教育文本翻译的章节，感到非常震撼。那些教科书，是如何选取、编排、再翻译的？它们所传递的“历史”、“文化”、“国民身份”，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它们又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让他们内化某种特定的国族叙事？而与此同时，书中也展现了翻译在构建“台湾人”这一主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在与不同外部力量（例如日本、国民党政权、甚至后来的全球化思潮）的互动中，翻译如何成为一种辩护、一种抵抗、一种自我定义的方式？它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界限的划定与重塑。这种关于国族身份的动态构建过程，在翻译的视角下显得尤为生动和深刻，让我对“我是谁”这个永恒的问题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评分《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一书，在探讨“国族”概念时，其对翻译在构建和维护国族认同中的作用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我原本以为国族概念是天然形成的，但这本书却揭示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实践，特别是翻译，而被不断建构和塑造的。在殖民时期，统治者通过翻译引入其国族意识形态，试图同化被殖民者。而另一方面，被殖民者也可能通过翻译来学习和借鉴，以寻求自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迁台之后，翻译在中国语境下的定位，以及如何承载不同的政治诉求，也展现了国族认同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书中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立场下的翻译实践的梳理，让我看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思想的传递、文化的融合、乃至政治权力的较量。它在塑造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方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角色。
评分我非常欣赏这本书对“认同”这一概念的深度挖掘，尤其是它如何将“翻译”作为理解认同形成过程的关键。我过去对于台湾的身份认同，总觉得有些模糊和纠结，但这本书通过梳理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让我看到了这种认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在殖民时期，翻译是文化碰撞的产物，它既可能带来外来的影响，也可能被用来表达原有的文化。而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翻译又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例如在强化某种“中国”认同，或者在探索“台湾”自身的独特性时，翻译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认同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不断的语言实践、文化交流和政治博弈中，通过无数次的“翻译”——无论是文字上的，还是文化上的——而逐渐形成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协商的、充满张力的过程。
评分《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这本书，通过一个我从未深入思考过的角度——翻译，为我打开了一扇理解“认同”的全新大门。我过去对认同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民族、地域、阶级等宏观层面上，但这本书将认同的生成与消解，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殖民语境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传递，它更是文化的殖民与被殖民，是权力关系的体现。我看到，被翻译过来的书籍、文学作品、甚至是日常用品的说明，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它们试图在台湾社会中扎根，并挤压原有的文化空间。而反过来，那些试图保留或重塑在地认同的力量，也同样需要借助翻译。他们可能翻译外来的思想来对抗殖民者，也可能翻译自身的文化来争取国际的理解。这种双向的、充满张力的翻译过程，正是“认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协商、被构建、被修正的生动写照。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在具体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中，通过无数次“翻译”的尝试与碰撞而逐渐形成的。
评分读完《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的某些章节，我开始重新审视“认同”这个词的含义。过去，我常常将认同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归属感，但这本书却揭示了认同的生成过程是多么地复杂和多元。在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击和身份重塑，而翻译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媒介。书中所探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我看到了翻译如何被用来推广殖民者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但同时，我也看到了翻译如何成为抵抗的武器，如何帮助人们在异质文化中寻找自我，并构建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认同。例如，对于一些被压抑的声音，翻译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出口；对于一些被边缘化的文化，翻译又可能成为将其带入主流的桥梁。这种认同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在翻译中的协商过程，都让我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之一，在于它如何通过“翻译”这个视角，去解读台湾的“殖民”历史。我之前阅读相关书籍，多半关注政治层面的殖民统治，但《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却将目光聚焦在更为细致的文化层面，而翻译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书中描绘了殖民者如何利用翻译来构建其统治的正当性，如何通过翻译的教育、法律、文化文本来渗透其意识形态。我看到了那些被翻译过来的西方概念，如何被引入台湾，并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我也看到了被殖民者如何在这种翻译的互动中，发展出自身的抵抗策略。他们可能选择性地接受某些翻译，也可能在翻译中融入自身的文化元素，甚至利用翻译来争取国际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翻译的双向性，以及它所蕴含的权力关系，让殖民历史不再是单向的压迫，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动态的互动过程，让我对殖民的深远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评分我必须说，《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这本书对“国族”概念的剖析，令我大开眼界。我一直以为国族概念是天然的、固定的，但通过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国族身份的构建是一个多么复杂且充满博弈的过程，而翻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殖民时期，外来的统治者往往需要通过翻译来推广其国族认同，将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强加于被殖民者。书中对这一过程的描写，让我看到了语言的权力，以及翻译如何成为这种权力的执行者。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在翻译的缝隙中，被殖民者如何利用翻译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寻找构建自身国族认同的可能。尤其是在国民党迁台之后，翻译又承担了新的使命，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构建或维护某种特定的“中华民族”认同，又如何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重新思考“台湾”自身的国族定位？这本书让我深刻理解到，国族并非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语言实践和文化互动，在翻译的动态过程中被反复协商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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