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詳述杜葉錫恩對香港教育的貢獻，興辦慕光英文書院的學理念、經過及影響。
本書為研究香港教育家杜葉錫恩的專著。全書共分十一章，前三章重點敘述她的成長經過，包括求學、信仰及傳道工作，從中突出她堅忍、不屈不撓、不易放棄、關懷民生等優點。第四至八章交代杜葉錫恩如何在艱苦及種種挫折下創辦各所慕光學校及中學的經過，以及申請各種資助，開辦免費診所、為基層人士提供食物、設立公共圖書館等福利事業，同時交代她出任市政局議員，為市民爭取權益，推動教育課程改革、教學語言改革、爭取為少數族裔兒童就學等，為師生謀福利。作者從中分析她的教育理念，肯定她對改善香港基層兒童教育的無私貢獻，公私如一的大愛精神。第九章始，着重敘述杜葉錫恩有教無類的辦學理念及「慕光」五育兼備的教育精神與實踐。作者通過與十四位「慕光人」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摘錄他們與杜葉錫恩女士的相處經歷及對他們的人生影響，饒有教育意義。書末附件包括大事年表及學生畢業照片等。全書圖文並茂，詳盡敘述一代教育家的成功之由，發人深省之餘，更值得關心教育者借鏡。
具体描述
《智慧之光：古代哲人教育理念的现代回响》 引言：溯源与反思 在信息洪流裹挟的现代社会，教育的本质与目标愈发成为一个复杂而紧迫的议题。本书《智慧之光：古代哲人教育理念的现代回响》并非聚焦于某一特定教育家的生平与著作，而是试图搭建一座桥梁，连接古代智慧的深厚土壤与当代教育实践的迫切需求。我们选择的视角是宏观的、比较的，专注于探究那些跨越时空的教育哲学基石，以及它们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与挑战。 本书将引导读者深入探索西方古典哲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教育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教育）与东方儒家（孔子的“仁”与“礼”的统一）、道家（老庄的“自然无为”教育观）思想中，关于“何为人格完善”和“如何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的核心论述。我们着重分析这些古老观念是如何塑造了不同文明的教育传统，并探讨其在面对全球化、技术变革和个体化需求加剧的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与转机。 第一部分：古代教育哲学的基石——德性与心性 第一部分聚焦于古代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关切：德性（Virtue）的培养。 第一章：形而上的追求——柏拉图的理念与教育的净化 本章细致剖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教育阶梯。我们着重讨论其“洞穴寓言”的教育隐喻，而非仅仅停留在对哲学王选拔的描述。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教育是灵魂对“善的理念”的回归，是一个从现象世界走向实在世界的认知净化过程。本章将分析其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在培养理性能力和道德定力方面的作用，并对比这种等级分明的、目标明确的教育模式与现代义务教育体系在目标设定上的根本差异。我们探讨的是，当今的通识教育是否在无意中继承了柏拉图对“高级心智”培养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如何与大众化教育相冲突。 第二章：实践中的德性——亚里士多德的习惯养成论 与柏拉图的抽象理念相对，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植根于实践伦理。本章深入阐释“习惯”（Habit）在德性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德性非天生，而是通过在特定情境中反复实践“中道”而形成的内在品质。我们详细梳理亚里士多德对具体德目（如勇气、节制、公正）的界定，并探讨其“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概念。在现代，如何设计有效的、融入日常生活的教育情境，以培养学生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是本章留给当代教育者的核心议题。我们还将审视亚里士多德对教育对象的划分，及其对现代教育公平观的挑战。 第三章：东方心性的涵养——儒家“仁”与“诚”的内化 转向东方，本章聚焦于孔子思想中对“内圣”的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仁”，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达成。我们细致区分“学”与“思”、“知”与“行”，重点阐述“克己复礼”的实践过程，以及“吾日三省吾身”在个体自我反思和修正中的作用。本章特别关注朱熹等理学家如何将心性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探讨“格物致知”在古代知识获取与现代探究式学习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着眼于古代私塾教育中对师道尊严和人格感染力的依赖，反思现代师生关系中权威与平等的微妙平衡。 第二部分：自然与自由——教育的边界与目的 第二部分将目光投向了对外部约束和内在自然流露的探讨，即教育的边界何在。 第四章：无为而治的教育——老庄的自然本真观 本章探讨道家思想对传统功利性教育的深刻反思。老子的“道法自然”为教育提供了“去雕饰”的视角。教育不应是强行灌输知识或塑造僵化的社会角色，而应是顺应个体天赋和自然倾向的生长。我们将分析“抱朴守真”的教育理想，以及“不言之教”在当代教育环境中的解读。如何理解和运用“无为”的教育智慧，避免过度干预和焦虑式培养，是本章的核心议题。我们对比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教育观与道家超然物外的教育观，揭示了两者在培养“理想公民”与“独立个体”之间的张力。 第五章：文艺复兴的回响——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体解放 虽然人文主义在时间上更贴近现代，但其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重新发掘，使其与古代精神遗产紧密相连。本章分析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人对“完整人”（L'uomo Universale）的塑造追求。重点讨论人文主义如何将教育的重心从神学转向人自身的能力发展、语言的精炼和历史的借鉴。这代教育家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古典文本的直接对话，是现代高等教育博雅教育的直接源头。我们审视其局限性——精英色彩和对女性教育的忽视，并讨论现代人文教育如何努力实现其“全面发展”的承诺。 第三部分：古代智慧的现代回响与挑战 第三部分将前述古代思想的元素进行整合，讨论它们在当代教育体系中所面临的现实检验。 第六章：知识的结构与心智的塑造 本章对比古代以“文”为核心的知识观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古代教育重在知识的融会贯通，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贯性。现代学科割裂（Specialization）的趋势如何影响了学生对知识整体性的把握？我们分析古代教育家对“博”与“专”的辩证理解，并探讨如何通过跨学科学习（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重塑知识结构，以期达到古人所追求的“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的统一。 第七章：技术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德性重塑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教育面临的伦理挑战空前。本章以古代的“中庸之道”和“仁爱精神”为参照系，探讨当代教育体系中对数字素养和计算伦理的培养。古代哲人关注人的内在道德指南，现代教育则必须装备学生应对外部技术异化的能力。我们审视，当代教育是否过于侧重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内在道德罗盘的校准？如何将古代强调的“慎独”精神，转化为面对虚拟世界诱惑时的自我约束力，是本章聚焦的难题。 结论：走向更具深度的人文教育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总结古代教育思想的共同价值：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关怀，对超越物质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及对个体生命完整性的重视。我们主张，当代教育不应是抛弃传统的激进革新，而应是一次审慎的“回望”——从古代哲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更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更深远的人文关怀，来应对现代教育的复杂性与碎片化倾向，最终目标是培养出既能适应时代、又保有独立思考与高尚德性的现代公民。本书旨在激发读者对教育本质的重新思考，而非提供任何现成的、一劳永逸的实践方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區志堅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旅遊業議會課程評審委員、香港小童群益會品牌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助理課程總監兼高級講師，並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德堡大學東亞歷史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高等院校及學術機構訪問學人，著作有：合編《香港海關百年史》、《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古蹟與文化保存：中日及台港的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五四百周年》、《北學南移》、《從多元角度看中國與世界》、《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歷史教育及教科書》、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及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主要從事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社會文化史、香港歷史的教研工作。
區志堅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旅遊業議會課程評審委員、香港小童群益會品牌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助理課程總監兼高級講師，並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德堡大學東亞歷史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高等院校及學術機構訪問學人，著作有：合編《香港海關百年史》、《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古蹟與文化保存：中日及台港的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五四百周年》、《北學南移》、《從多元角度看中國與世界》、《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歷史教育及教科書》、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及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主要從事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社會文化史、香港歷史的教研工作。
图书目录
張雅麗序
黃華康序
李子建教授序
自序
第一章、緒論
一、介紹杜葉錫恩女士
二、香港教育研究發展
三、本書架構
第二章、葉錫恩的成長(1913-1937)
一、英國社會背景
二、家庭成員教育及影響
三、求學經歷
四、認識宗教
第三章、施教傳道之見聞(1937-1949)
一、英國教學經歷
二、前往中國傳教的見聞
三、目睹中國艱困環境
第四章、創立慕光學校(1950-1957)
一、慕光根基──帳篷學校
二、慕光正式成為註冊學校
三、慕光復校
四、開辦夜校
第五章、帶領慕光成長(1958-1971)
一、慕光遷至衙前圍道樓宇
二、開辦慕光心如分校
三、開辦慕光樂富小學
四、租用太子道唐樓
第六章、推動慕光發展(1965-1986)
一、建成功樂道校舍
二、開辦慕光荔景小學
三、擴建校舍新翼
第七章、見證慕光變革(1986-2015)
一、改革課程、出版《火炬》
二、提高教師待遇、推動中文教育
三、杜學魁榮休、慕光薪火相傳
四、成立教育基金、慕光轉制直資
第八章、對整個香港教育界的貢獻
一、關注私校發展前景
二、為文憑教師爭取權益
三、改革教學語言制度
四、要求改善幼兒教育質素
五、積極為教育議題發聲
第九章、慕光精神創立與實踐
一、慕光精神始創者──杜葉錫恩與杜學魁
二、慕光精神的體現
三、慕光精神的實踐
第十章、慕光精神的傳承
張雅麗主席（慕光英文書院校董會主席、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主席）
黃華康校監（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監、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永遠榮譽主席及監事）
梁超然校長（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長）
黎念慈校董（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友校董）
吳道邦先生（慕光英文書院前任校長）
魏俊梅先生（慕光校董會前主席、校友）
鄧慶鎏先生（前慕光荔景小學校長）
戴婉屏女士（慕光創辦人之一戴中校董女兒）
扈小潔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金禮賢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林麗萍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吳賢發教授（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游紹永教授（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陳庇昌先生（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第十一章、結語
附錄
一、杜葉錫恩女士大事年表
二、慕光教育機構發展大事年表
三、1962至2019年慕光學生畢業照片摘錄
參考書目
黃華康序
李子建教授序
自序
第一章、緒論
一、介紹杜葉錫恩女士
二、香港教育研究發展
三、本書架構
第二章、葉錫恩的成長(1913-1937)
一、英國社會背景
二、家庭成員教育及影響
三、求學經歷
四、認識宗教
第三章、施教傳道之見聞(1937-1949)
一、英國教學經歷
二、前往中國傳教的見聞
三、目睹中國艱困環境
第四章、創立慕光學校(1950-1957)
一、慕光根基──帳篷學校
二、慕光正式成為註冊學校
三、慕光復校
四、開辦夜校
第五章、帶領慕光成長(1958-1971)
一、慕光遷至衙前圍道樓宇
二、開辦慕光心如分校
三、開辦慕光樂富小學
四、租用太子道唐樓
第六章、推動慕光發展(1965-1986)
一、建成功樂道校舍
二、開辦慕光荔景小學
三、擴建校舍新翼
第七章、見證慕光變革(1986-2015)
一、改革課程、出版《火炬》
二、提高教師待遇、推動中文教育
三、杜學魁榮休、慕光薪火相傳
四、成立教育基金、慕光轉制直資
第八章、對整個香港教育界的貢獻
一、關注私校發展前景
二、為文憑教師爭取權益
三、改革教學語言制度
四、要求改善幼兒教育質素
五、積極為教育議題發聲
第九章、慕光精神創立與實踐
一、慕光精神始創者──杜葉錫恩與杜學魁
二、慕光精神的體現
三、慕光精神的實踐
第十章、慕光精神的傳承
張雅麗主席（慕光英文書院校董會主席、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主席）
黃華康校監（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監、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永遠榮譽主席及監事）
梁超然校長（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長）
黎念慈校董（慕光英文書院現任校友校董）
吳道邦先生（慕光英文書院前任校長）
魏俊梅先生（慕光校董會前主席、校友）
鄧慶鎏先生（前慕光荔景小學校長）
戴婉屏女士（慕光創辦人之一戴中校董女兒）
扈小潔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金禮賢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林麗萍老師（慕光現任教師）
吳賢發教授（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游紹永教授（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陳庇昌先生（慕光英文書院校友）
第十一章、結語
附錄
一、杜葉錫恩女士大事年表
二、慕光教育機構發展大事年表
三、1962至2019年慕光學生畢業照片摘錄
參考書目
图书试读
序
1962 年，在一位朋友遊說下，葉錫恩加入革新會（Reform Club），革新會招她為會員的原因，是因為希望找一位在教育界中的女性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葉錫恩本來並無擔任議員的想法，她當時已註冊為選民，一心準備投票支持革新會。後來，得到革新會邀請她代表參選，葉錫恩亦覺得當時香港社會太黑暗，貪污風氣嚴重，她希望通過議員身份，在更大的平台為香港市民爭取權益。而且她十分欣賞革新會的創辦人貝納祺（Brook Antony Bernacchi），他關注貧窮階層的生活狀況，也有志建設更民主和公正的體制，與葉氏一直的努力的方向契合，故同意出選。當年革新會及公民協會（Civic Association）為當時較具聲望的團體，以往多次選舉中革新會與公民協會是競爭對手，1963 年市政局直選，雙方決定改為合作，聯手出擊，組成「革新公民聯合陣綫」，葉錫恩成為兩會聯合派出的四位候選人之一。該年市政局選民從六名候選人中選出四人，結果葉錫恩獲2,287 票排名第四當選。
葉氏從政後，杜學魁自是需要承擔更多校政工作，但杜校長不僅鼓勵葉錫恩參選，願意擔任葉氏的選舉代理人，為她拉票，給予葉錫恩很大的支持與鼓勵。葉錫恩最終勝出，慕光全體師生均喜不自勝，與有榮焉。葉氏從政後，保持關注香港的教育發展，並積極就不同教育議題發聲。慕光校監之身份，不僅使她更切身了解教育界辦學困難，慕光學校也協助葉氏在社會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本章闡述杜太如何以她的影響力，為香港教育界發聲。
一、 關注私校發展前景
七十年代以前，官立和資助學校，跟私立學校為兩大壁壘分明的系統，兩者在學生來源、師資水平、校舍設備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別。因應時代發展與社會需要，時任教育司簡寧（John Canning）曾承諾會在1971 年會為學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此後政府採取津貼辦學方法，每年增加數萬個津貼小學學位，他認為所有學童均「渴求」免費學校的教育機會。杜葉錫恩雖不反對政府推行免費教育，卻對簡寧的說法提出質疑。她認為政府忽略了私立學校的處境及香港教育發展的真正需要，葉錫恩更指教育局此舉無疑是差別對待私立學校與資助學校，單方面以為學生及家長必然「渴求」免費教育，無視當時二十四萬正在私立學校就學的小學學童、廣大學生家長及一眾在任教師的利益。
葉錫恩身為慕光英文學校的創辦者之一，比一般的從政者更能切身體會到私立學校發展的困難。葉氏通過報章撰文，向教育局反映對廣設資助學校的憂慮，她先指出，共有三種類型的小學會因被視為私立小學而不納入政府資助或津貼學校的範圍內，包括本身具有良好聲譽與師資的學校—這些學校的發展雖不會太差，但仍因與資助學校的待遇不平等而有所影響；二是在遍遠地區的私立小學—這些學校因位置偏僻，即使師資情況未如理想，仍有一定的生存價值，政府似乎沒有為它們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三是當時十分普遍的天台學校，香港自五十年代起，因石峽尾大火廣置徙置大廈，加上戰後人口膨脹等因素，徙置大廈多在天台開辦學校，慕光在1964年開設的慕光樂富幼稚園等均屬天台學校。高峰時期，全港十二個徙置區合共有一百四十七所天台小學，學童數目更逾四萬。儘管天台小學環境大多參差，但在教育機會匱乏的時代下，貧窮的孩子能得到入讀機會已是十分難得，天台學校雖設備十分簡陋，但已成為當時常見的辦學形式。
1971 年3 月10 日，葉錫恩藉着她市政局議員的身份，再次去信市政局成員，表達她對小學落實行免費普及教育的看法，並指出這項政策的不足，如全民免費小學教育政策，忽視了全港佔20-30%的私立學校，且這些學校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補助；該政策無法惠及那些因家庭貧困而必須工作或因父母工作而必須在家看管小孩而無法上學的孩子；實行義務教育必須面對最低生活工資及社會福利津貼等問題。此外，她也提到了現行教育政策的問題，如過分着重考試及過於強調英文等。
政府推行免費小學教育改革，提高社會教育質素，是香港教育發展的必要舉措，但另一方面，這也為慕光等平民私立學校之營運帶來極大困難及負擔，更犧牲了廣大私立小學學生的利益。當時入讀慕光的學生太多來自貧窮家庭，部分家長難以負擔慕光學校每月二十元的學費，葉氏亦會設法為這些家庭提供一定的經濟援助讓學童得到教育機會。葉錫恩很希望能以盡量低廉的學費為這些孩子提供教育機會，這卻令慕光難以支付日常營運開支以及巨額的政府貸款。而且因收入緊絀，學校也難以用較高的薪金吸引優秀教師加入。儘管葉氏曾多次向教育署申請補助或津貼，但都以慕光的「收生情況良好」而拒絕。慕光的學生並非來自富裕家庭，他們若想轉校到資助學校就學亦是相當困難的。以上種種困難對當時承擔着一千一百多位慕光學子的葉錫恩帶來沉重壓力。葉氏認為政府所謂的免費教育政策不但無視私立學校的價值，也使那些私立學校中普通以至貧困的家庭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該政策實際是犧牲了如慕光這種早期立志為低下階層提供教育機會的平民私立學校以及其就讀的學生，因此葉錫恩稱這個政策為「盲目的政策（blind policy）」。
1973 年，港英政 府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和擴大中學教育，確立通過資助學校以達到發展教育的原則。普及教育政策確能惠及廣大香港學童，但葉錫恩認為政府在政策推行上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檢討。她與馬文輝先生遂在《華僑日報》上公開批評當年政府推出的白皮書，指出當時社會仍有十多萬中國兒童無法上學，反映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仍然不足，也沒有重視中國學童的教育需要。葉錫恩所屬的革新會更指這是一份「以商業角度處理教育問題」的白皮書。為了向政府表達教育政策的訴求，葉錫恩身為慕光校監也不惜呼籲教師們以罷工手段，為學童爭取權益。
港督麥理浩、教育司陶建在1978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貧窮家庭的孩子一直很難得到教育機會，僅有如慕光等以平民辦學為目的之學校為這些孩子提供教育。葉氏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十分關切貧窮學童的教育需要，她除了經營慕光學校，更以議員身份，代表廣大市民發聲。誠然，實踐免費普及教育是教育制度向前發展的必然階段，葉錫恩對此制度有所質疑甚至批評，並非因為免費小學教育損害到她的利益。她真正緊張的是在私立學校任教的老師福祉以及學生的前景，慕光等私立學校的師生們不應成為香港普及教育發展的犧牲品。
二、 為文憑教師爭取權益
葉錫恩除了關心慕光校務外，對教育同仁福祉亦甚關注。1972 年，政府推動中學教育發展，大幅增加中一至中三的學位，以及新增四所中學。此後，香港逐步實現普及教育。然而，教師的待遇卻沒有得到相應提升。當時的教育司陶建代表港府，更醞釀改革教師薪級制政策。當中包括起薪點由原來的1,044 元大幅降至889 元，減少晉升機會，並嘗試取消過往文憑教師薪酬與護士掛勾的做法，使教育界十分不滿。
教師對政府的積怨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經形成，港英政府因有「借來時間、借來地方」的心態，對香港發展缺乏長遠打算。政府雖在戰後大量擴充學額，卻為了極力節省民生開支，寧願低稅率及累積巨額儲備，也不打算增加教育經費。教師們對港英政府的「斂財」作風日益不滿，在小學普及教育目標基本完成時，政府卻在極需進一步發展教育的時間選擇降低教師薪金，此舉終於引發教師們的抗爭行動。
葉錫恩遂在報章中批評港英政府的做法，她指出政府一方面希望增加學額，卻又不願意提高財政預算，因而選擇削減教師的薪金，這對教師不公平也不合理。而且，為了迎合1975 年全面推行的九年免費教育政策，教育司署自七十年代起才逐漸提出教學改革的建議，並有意提高教師的專業資格，因而開始推行「職員培訓」（Staff Development）。社會對教師的專業要求提升，政府卻有意削減教師工資，自然引起教育界不滿，葉氏更指出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將「政府高級官員高薪略為削減」。
1962 年，在一位朋友遊說下，葉錫恩加入革新會（Reform Club），革新會招她為會員的原因，是因為希望找一位在教育界中的女性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葉錫恩本來並無擔任議員的想法，她當時已註冊為選民，一心準備投票支持革新會。後來，得到革新會邀請她代表參選，葉錫恩亦覺得當時香港社會太黑暗，貪污風氣嚴重，她希望通過議員身份，在更大的平台為香港市民爭取權益。而且她十分欣賞革新會的創辦人貝納祺（Brook Antony Bernacchi），他關注貧窮階層的生活狀況，也有志建設更民主和公正的體制，與葉氏一直的努力的方向契合，故同意出選。當年革新會及公民協會（Civic Association）為當時較具聲望的團體，以往多次選舉中革新會與公民協會是競爭對手，1963 年市政局直選，雙方決定改為合作，聯手出擊，組成「革新公民聯合陣綫」，葉錫恩成為兩會聯合派出的四位候選人之一。該年市政局選民從六名候選人中選出四人，結果葉錫恩獲2,287 票排名第四當選。
葉氏從政後，杜學魁自是需要承擔更多校政工作，但杜校長不僅鼓勵葉錫恩參選，願意擔任葉氏的選舉代理人，為她拉票，給予葉錫恩很大的支持與鼓勵。葉錫恩最終勝出，慕光全體師生均喜不自勝，與有榮焉。葉氏從政後，保持關注香港的教育發展，並積極就不同教育議題發聲。慕光校監之身份，不僅使她更切身了解教育界辦學困難，慕光學校也協助葉氏在社會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本章闡述杜太如何以她的影響力，為香港教育界發聲。
一、 關注私校發展前景
七十年代以前，官立和資助學校，跟私立學校為兩大壁壘分明的系統，兩者在學生來源、師資水平、校舍設備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別。因應時代發展與社會需要，時任教育司簡寧（John Canning）曾承諾會在1971 年會為學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此後政府採取津貼辦學方法，每年增加數萬個津貼小學學位，他認為所有學童均「渴求」免費學校的教育機會。杜葉錫恩雖不反對政府推行免費教育，卻對簡寧的說法提出質疑。她認為政府忽略了私立學校的處境及香港教育發展的真正需要，葉錫恩更指教育局此舉無疑是差別對待私立學校與資助學校，單方面以為學生及家長必然「渴求」免費教育，無視當時二十四萬正在私立學校就學的小學學童、廣大學生家長及一眾在任教師的利益。
葉錫恩身為慕光英文學校的創辦者之一，比一般的從政者更能切身體會到私立學校發展的困難。葉氏通過報章撰文，向教育局反映對廣設資助學校的憂慮，她先指出，共有三種類型的小學會因被視為私立小學而不納入政府資助或津貼學校的範圍內，包括本身具有良好聲譽與師資的學校—這些學校的發展雖不會太差，但仍因與資助學校的待遇不平等而有所影響；二是在遍遠地區的私立小學—這些學校因位置偏僻，即使師資情況未如理想，仍有一定的生存價值，政府似乎沒有為它們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三是當時十分普遍的天台學校，香港自五十年代起，因石峽尾大火廣置徙置大廈，加上戰後人口膨脹等因素，徙置大廈多在天台開辦學校，慕光在1964年開設的慕光樂富幼稚園等均屬天台學校。高峰時期，全港十二個徙置區合共有一百四十七所天台小學，學童數目更逾四萬。儘管天台小學環境大多參差，但在教育機會匱乏的時代下，貧窮的孩子能得到入讀機會已是十分難得，天台學校雖設備十分簡陋，但已成為當時常見的辦學形式。
1971 年3 月10 日，葉錫恩藉着她市政局議員的身份，再次去信市政局成員，表達她對小學落實行免費普及教育的看法，並指出這項政策的不足，如全民免費小學教育政策，忽視了全港佔20-30%的私立學校，且這些學校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補助；該政策無法惠及那些因家庭貧困而必須工作或因父母工作而必須在家看管小孩而無法上學的孩子；實行義務教育必須面對最低生活工資及社會福利津貼等問題。此外，她也提到了現行教育政策的問題，如過分着重考試及過於強調英文等。
政府推行免費小學教育改革，提高社會教育質素，是香港教育發展的必要舉措，但另一方面，這也為慕光等平民私立學校之營運帶來極大困難及負擔，更犧牲了廣大私立小學學生的利益。當時入讀慕光的學生太多來自貧窮家庭，部分家長難以負擔慕光學校每月二十元的學費，葉氏亦會設法為這些家庭提供一定的經濟援助讓學童得到教育機會。葉錫恩很希望能以盡量低廉的學費為這些孩子提供教育機會，這卻令慕光難以支付日常營運開支以及巨額的政府貸款。而且因收入緊絀，學校也難以用較高的薪金吸引優秀教師加入。儘管葉氏曾多次向教育署申請補助或津貼，但都以慕光的「收生情況良好」而拒絕。慕光的學生並非來自富裕家庭，他們若想轉校到資助學校就學亦是相當困難的。以上種種困難對當時承擔着一千一百多位慕光學子的葉錫恩帶來沉重壓力。葉氏認為政府所謂的免費教育政策不但無視私立學校的價值，也使那些私立學校中普通以至貧困的家庭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該政策實際是犧牲了如慕光這種早期立志為低下階層提供教育機會的平民私立學校以及其就讀的學生，因此葉錫恩稱這個政策為「盲目的政策（blind policy）」。
1973 年，港英政 府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和擴大中學教育，確立通過資助學校以達到發展教育的原則。普及教育政策確能惠及廣大香港學童，但葉錫恩認為政府在政策推行上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檢討。她與馬文輝先生遂在《華僑日報》上公開批評當年政府推出的白皮書，指出當時社會仍有十多萬中國兒童無法上學，反映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仍然不足，也沒有重視中國學童的教育需要。葉錫恩所屬的革新會更指這是一份「以商業角度處理教育問題」的白皮書。為了向政府表達教育政策的訴求，葉錫恩身為慕光校監也不惜呼籲教師們以罷工手段，為學童爭取權益。
港督麥理浩、教育司陶建在1978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貧窮家庭的孩子一直很難得到教育機會，僅有如慕光等以平民辦學為目的之學校為這些孩子提供教育。葉氏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十分關切貧窮學童的教育需要，她除了經營慕光學校，更以議員身份，代表廣大市民發聲。誠然，實踐免費普及教育是教育制度向前發展的必然階段，葉錫恩對此制度有所質疑甚至批評，並非因為免費小學教育損害到她的利益。她真正緊張的是在私立學校任教的老師福祉以及學生的前景，慕光等私立學校的師生們不應成為香港普及教育發展的犧牲品。
二、 為文憑教師爭取權益
葉錫恩除了關心慕光校務外，對教育同仁福祉亦甚關注。1972 年，政府推動中學教育發展，大幅增加中一至中三的學位，以及新增四所中學。此後，香港逐步實現普及教育。然而，教師的待遇卻沒有得到相應提升。當時的教育司陶建代表港府，更醞釀改革教師薪級制政策。當中包括起薪點由原來的1,044 元大幅降至889 元，減少晉升機會，並嘗試取消過往文憑教師薪酬與護士掛勾的做法，使教育界十分不滿。
教師對政府的積怨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經形成，港英政府因有「借來時間、借來地方」的心態，對香港發展缺乏長遠打算。政府雖在戰後大量擴充學額，卻為了極力節省民生開支，寧願低稅率及累積巨額儲備，也不打算增加教育經費。教師們對港英政府的「斂財」作風日益不滿，在小學普及教育目標基本完成時，政府卻在極需進一步發展教育的時間選擇降低教師薪金，此舉終於引發教師們的抗爭行動。
葉錫恩遂在報章中批評港英政府的做法，她指出政府一方面希望增加學額，卻又不願意提高財政預算，因而選擇削減教師的薪金，這對教師不公平也不合理。而且，為了迎合1975 年全面推行的九年免費教育政策，教育司署自七十年代起才逐漸提出教學改革的建議，並有意提高教師的專業資格，因而開始推行「職員培訓」（Staff Development）。社會對教師的專業要求提升，政府卻有意削減教師工資，自然引起教育界不滿，葉氏更指出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將「政府高級官員高薪略為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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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初次接觸到這樣聚焦於特定教育家思想的書籍，我其實有點擔心內容會不會過於學術化、晦澀難懂，畢竟要將複雜的哲學思辨轉化為大眾能接受的文字，是件非常考驗功力的事。然而，這本書在敘事上的流暢度著實令人驚艷。作者並沒有直接拋出艱深的理論，而是採用了一種很「接地氣」的方式，彷彿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在課堂上娓娓道來，用生動的實例和貼近生活的觀察，將那些看似深奧的教育觀念一一拆解。讀起來的節奏掌握得非常好，不會讓人有「讀不下去」的壓力感，反倒是一種被引導著不斷探索的樂趣。這種敘事手法，讓原本可能只吸引特定圈子的內容，一下子變得廣泛而親切，這大概是它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吧，讓人忍不住想推薦給身邊所有關心下一代成長的朋友。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很有味道，光是拿在手上的觸感就讓人覺得是本用心製作的書。封面那種溫潤的色調，配上簡潔卻有力的書名，給人一種沉靜中蘊含力量的感覺。我特別欣賞作者在排版上的細膩處理，字體的選擇和行距的掌握都非常舒適，讀起來絲毫不費力，這在現在很多書籍設計中已經很難得見到了。翻開內頁，你會發現作者不只是把文字堆砌起來，更像是在精心佈局一個知識的空間。那些引用的文獻和圖片，擺放得恰到好處，既不會顯得擁擠，又能有效地輔助理解。對於我這種在教育界打滾久了的人來說，光是欣賞這本書的「形」，就已經是一種享受了，這顯然是經過編輯團隊和設計師的深思熟慮，才能呈現出如此高水準的視覺體驗。它不像某些學術專著那樣冷硬，反而帶著一種人文的溫度，讓人願意一頁一頁地細細品味。
评分這本書的論述結構，展現了一種紮實的田野調查功力，讓人讀來心服口服。作者顯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去爬梳歷史文獻，追溯這位教育家的思想源流，並且非常細緻地梳理了其思想體系內部的邏輯聯繫。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觀念轉變時的史觀，他們沒有用簡單的「好」或「不好」來評判，而是將其置於當時的社會脈絡下進行客觀的分析。這種多維度的考察，使得書中的論點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有血有肉、有因有果的堅實論證。對於任何想深入了解教育史或想從歷史中汲取未來方向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極為可靠的參照點，它不是在賣弄學問，而是在認真地建構一個清晰的知識地圖。
评分從台灣在地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啟示性非常高。我們現在面臨的教育困境，諸如升學主義的壓力、本土文化認同的建構等，其實都能在書中找到歷史上類似的經驗和應對策略。作者的分析視角，雖然源自於對特定人物的研究，但其探討的「如何平衡傳統與創新」、「如何回應時代需求」等普世議題，與我們當前所處的環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它提供了一種「他山之石」的參考，讓我們在面對本土改革的焦慮時，能多一雙能看見長遠格局的眼睛。這不是一本照抄照搬的工具書，而是一份提供深度思考框架的文獻，對於想推動教育改革或關注教育本質的夥伴來說，絕對是不可多得的寶藏。
评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簡直就像是進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對話。它不只是在介紹「別人的」教育理念，更像是一面鏡子，反射出我們當代教育體制中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價值或失落的本質。每當讀到關於「人」的培養這個核心議題時，我都會停下來反思自己過去的教學或親子互動方式。書中文字裡蘊含的對教育初衷的堅持和理想主義的光芒，很有感染力，它讓人重新審視「教化」與「引導」之間的微妙差異。這種能夠激發讀者主動思考、不斷內省的書籍，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知識載體，它賣的不是資訊，而是思想的催化劑，讓我感覺自己的教育觀念也被重新校準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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