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智慧之書－－呂坤的《呻吟語》
蔡登山
呂坤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其著作《坤吟語》一書暢銷一時，他與沈鯉，郭正域被當時稱為為萬曆年間「三大賢」。清朝道光六年（1826），朝廷應禮部之呈請，呂坤被入祀孔廟西廡，這是他去世已逾兩百年之後，被清廷官方認定為一代「真儒」。根據劉金芳〈商丘歷史名人呂坤：一位被稻盛和夫敬佩的儒者〉文中說：「呂坤的思想不但影響國內，同樣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呂坤的著作《呻吟語》，先後被翻譯成二十個國家的文字出版發行，在日本、韓國、美國、埃及等國家也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同樣也影響了日本商業界。『深厚沉重是第一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資質。』這是呂坤在其《呻吟語》中對於人才的分類。被譽為日本四大『經營之聖』之一的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深受此書影響，直言《呻吟語》是他修煉自己與管理企業的四本書之一。」
呂坤（1536－1618），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縣人（今屬河南商丘），幼時讀書，即厭訓詁家言，謂其雜亂零落，不切實際，棄而不學，日惟默坐澄心，體認天地事物之本旨，久之便有所澈悟。到了十五歲，四子五經皆能習誦。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1）中舉人，穆宗隆慶五年（1571）中進士，但因母親去世，回鄉服喪。三年期滿，到了神宗萬曆二年（1574）才出任山西省襄垣知縣。到任之後，治尚嚴明，撫良懲暴，又設法積穀救飢，立河倉，修堤防，邑民賴之以安。又修學宮，設學田，時常召集諸生，講授經術，朞年之間，政通人和。可惜的是他在襄垣一年，又調往大同令，他除暴安良，秉公執法，時人讚嘆「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大同令」。在大同一年多的光景，調中樞為吏部主事，任事之後，崢崢直言，不稍畏忌。在部十年，論勞績應當轉升京卿，可是因他不結當道，遭同僚的忌妒和排擠，被放為山東參政，出守濟南，三年之內，濟南一帶大治，四境昇平，民安物阜。萬曆十八年，調升山西按察使，過了一年，又調為陝西布政使，再過一年，調升巡撫山西右僉都御使。在此為官期間，他都能夠「正己率屬，身體力行，不受饋遺，不取贖羨，不妄薦以官，不枉劾以職。」萬曆二十二年，調升為刑部左侍郎，任上三年，朝政日非，征斂苛雜，他就上了一道奏摺，慷慨陳詞，痛切地毫無規避隱飾的指摘時政，這份〈憂危疏〉對皇帝的攬財怠政及國家治理上的諸多弊端都有指出，也因此觸怒神宗，被留中不發，呂坤遂憤然辭職，閉門專心著述，面對朝局日漸敗壞，世風日下，他的內心充滿了憤慨和失望。他在〈自撰墓志銘〉說：「今已矣，欲有所言，竟成結舌；欲有所為，竟成齎志。卷獨知之契於一腔，付獨見之言於一炬，將一寸丹心獻之上帝，任其校勘，平生將兩肩重擔付之同人，賴其挽回世道，余謝人間世矣。」呂坤擁有一顆為國為民的正直之心，然他的公正，他的無私，他的廉潔，他的敢言，為世者所不容，黃宗羲這樣評價他：「每遇國家大事，先生持正，不為首鼠，以是小人所不悅。」
當歸林之日，他也不過四十幾歲。他在家中，度過下半世的光陰，他雖然悠游林下，但他並沒有休息，日與門弟子講經論道，切磋道德，寧陵古稱沙隨，人都稱他為「沙隨夫子」。黃宗羲曾經在《明儒學案》中讚揚他說：「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呂坤致力於倡導實學，講究經世致用，他繼承實踐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觀點，主張用真實有用的實學，來推動社會改革、躬行地方實踐，在當時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推動「致良知」對鄉民的教化。呂坤著述頗豐，主要作品除《呻吟語》、《實政錄》外，還有《去偽齋集》、《閨範》、《演小兒語》、《四禮翼》、《四禮疑》、《交泰韻》等二十多部，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女子教育、童蒙教育、修身處世以及禮法、醫學、音韻等諸多領域。
《呻吟語》共六卷，分內、外篇，前三卷為內篇，有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養生等八篇；後三卷為外篇，有天地、世運、聖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等九篇，總計十七篇。《呻吟語》分卷、分篇、分章編排，每則內容相對獨立，圍繞一個主題，集中談一個問題，多非問答之語，而以獨白為主體，雖有少量的對話，但對話的另一方常以「或問」、「人問」的身份出現。這都是呂坤自己的假設，其目的是為了凸顯問題的答案，它不同於《論語》是由孔子門人編撰的缺乏一致性。《呻吟語》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學者魏峨指出它有三大特點：一是文辭貼近口語，通俗、自然、淺顯；二是有感而發，不作無病呻吟；三是所錄要言不煩，多非長篇大論。其中所錄，有的不過三言兩語，最長一則也僅有六百三十字，言簡意賅，意味深長，字裡行間蘊藉著深刻的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譬如在〈存心〉篇，他說道：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怖；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士君子作人，事事時時只要個用心。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裡，便是空軀殼。
世之人何嘗不用心？都只將此心錯用了。故學者要知所用心，用於正而不用於邪，用於要而不用於雜，用於大而不用於小。
在〈修身〉篇，呂坤說：「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做有損於世底人」。那做人應該達到何等境界呢？他說：「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語，真耳無邪聞，真眼無錯識。」「真」是做人的標準，就是要內心坦蕩，用一顆真心來對待一切人和事。他並提出一個人有過要認過，還要改過，他說：「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而對於「貧富、貴賤、得失、榮辱」要保持平常心、曠達心，他說：「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個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
在〈問學〉篇，他主張學問貴在自得、創新，他反對「攝著人家腳跟走」，也不贊成「跟著數聖人走」，強調「各人走個人路」。他提出「學以自得為宗」的治學思想，還提出「心術、學術、政術」對一位學者的重要性，即「心術要誠，學術要正，政術要仁」，而此「三術」中，以「心術」最為重要，也就是說學者最忌諱「器度小」「小家子氣」和自欺自利等。
至於在〈應務〉篇，也就是在為人處事上，他認為「察言觀色，度德量力」這八個字最為重要。與人交往，「疑心最害事」，而做事要從「實處著腳，穩處下手」。他說：「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而所謂「五不爭」就是「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這是呂坤人生處事的經驗之談。
《呻吟語》的寫作時間長達三十年，呂坤從嘉靖四十二年（1563）開始撰寫，一直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才刊行，而刊行之後，仍筆耕不輟，到了萬曆四十四年（1616），又刊行了兩卷本《呻吟語摘》。兩本著作的寫作，前後長達五十三年，在八十三歲的生命裡，其實已經超過他的大半生了。這其中包含呂坤對人生和世情的觀察、思考、認識和探索，充滿了睿智的哲理、真情的感悟和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他大半生經驗和智慧的結晶。也為後人在啟迪心靈、品味人生、閨範道德、指導實踐方面提供了借鑑，也因此被稱為一本「人生的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