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授变成学生：一位大学教授重读大一的生活纪实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原文作者： Rebekah Nathan

在大学教书十五年之后，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学生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同事们和她一样都有个相同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越来越难教？…」
于是，她让时光倒流，重返新鲜人生活……

　　本书作者匿名的丽贝嘉．纳珊（Rebekah Nathan），是美国一所大规模的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教了15年书之后，她发现自已无法了解当前大学生的行为举止。她和同事商谈，发现大家都很困惑：为什么今日大学生变得那么难教？现在的大学生比以前爱作弊，更无理，更无精打彩吗？他们到底关不关心成绩和教育？纳珊决定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以高中毕业的良好成绩，获准註册入学，混迹在大一新生之间，「刺探」现代大学生是怎么回事？

　　为了体验学生生活，她搬进学生宿舍，登记了全读课程。她在学生餐厅吃喝，加入学生俱乐部，并且以五十来岁的年纪坚持参加体育活动，定期玩翻翻滚滚的排球和拉拉扯扯的美式足球。纳珊成功地处理她的身份问题，发现班上同学难得问她私人生活，或是她为什么以这种年纪上大学。

　　纳珊的这项举动，危险性不下于情报员，因为一旦被人识破，后果可能破坏一生学术。此外还有个更大问题，学术伦理和一般道统如何看待资深学者伪装做学术研究？一九四零年代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与后来的电影「变蝇人」也有类似将自身置入研究的情境中。匿名丽贝嘉．纳珊在这本书中，是个真实的化身博士，冒着变蝇人的危险，从事人类学研究。

　　她也自问人类学界和学生能允许学者这样做「化装刺探」吗？她算不算欺骗？学校赞同吗？然而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什么？对美国大学和全球教育界，有什么启示和警惕？本书「后记」也花了不少篇幅来讨论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相尊重关系。可以说是对读者上了一堂人际、法律和人权的课程课。

　　《当教授变成学生》是纳珊与学生、教授和其他大学教职员的访问、交谈、互动，以逐日细心观察为基础，所撰写的珍实大学生活。是学生，家长，教授，大学行政人员，以及今日任何关怀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读的书。

相关推荐

苏珊 H. 莫菲 (康乃尔大学，学生与学术部，副校长)

　　「丽贝嘉．纳珊运用她的人类学家素养，以及教授当学生的技巧，呈现给我们大学一年级新生体验的特殊面貌。她还展现今日大学生面对学生文化，社会规范和大众期望时，未经过泸的纯洁看法。对当前所有从事大学教育者，这是本有深度的书。」

露依丝葳丝 (作家，《同学会》作者)

　　「这是本让人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完的书。主题牵涉广泛，横跨友谊和群体生活，地点涉及大学教室和宿舍生活，经验涉及少数民族，以及人数日益增加的国际学生。丽贝嘉．纳珊遂以其熟练的人类学技巧来研究这个‘大学村’。当我们亲近的这些大学生，参与这个社会的大团体时，老师、学生、父母会发现本书的光芒。」

玛格丽特爱森哈特 (科罗拉多大学包德分校教授)

　　「首先要说明，坊间极少这类书。作者住进学生宿舍，在教室上课，而她原本却在此担任多年教授，多么神妙。从她註册为新生开始，透过她的人类学者眼光，我们始得知学生世界有多不同，不是教授能想像的。我想，每个对大学生生活感兴趣的人，不管是否为了学术，都会想看这本书，都会欣赏这本书。」

爱蜜丽托丝 (路易斯安纳大学，作家)

　　「这是本杰出的书，也是我在本世纪阅读过最重要的书。我深知它会改变我的教课，激发我的写作。丽贝嘉．纳珊隐藏自己，当个学生，住进校舍，可谓胆大心细，特别是她已是个五十来岁的人类学女教授。她那些同学的故事非常迷人，而这些学生是多么疲惫，却又聪明地适应着当前的制度………大学系所人员多半浑然不觉的世界。她的记载揭露，也解决了不少神秘的事，像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生不读指定的书？为什么星期五的课如同大难？什么原因学生不愿意参加课堂讨论？为什么多半大学生不愿意在课外讨论观念问题？为什么国际学生见到美国大学生的举止那么吃惊，甚至惊吓？本书值得我们重视，在于它对于私人事物的道德疗方，例如醉酒和欺骗。纳珊擅于说故事，她描述人们努力在大学营造共同体之际学生方面的发展，读来既有趣又伤感。《当教授变成学生》就是一本既有趣又伤感，令人眼前一亮，心智挣扎的好书。如果我知道作者是谁，我会热切而诚恳地向她祝贺。」

约翰范马能 (麻省理工学院)

　　「《当教授变成学生》观察敏锐，充满睿智，但是毫不做作。它可当成小说，参考书来读。尤可喜的，它说出许多我们关心的事。丽贝嘉．纳珊细心的实地调查访问，以及精明地慎选主题研究，为美国大学生活带来动人而重要的收益。」

作者简介

丽贝嘉．纳珊(Rebekah Nathan)

　　人类学博士，曾在美国海外广泛进行实地研究工作。目前是“某大”人类学教授，教大学部及研究所课程，兼任大学毕业生辅导协调人。

译者简介

张至璋

　　政大法律系毕业，曾在中广，华视，澳洲国家广播公司任新闻主播，主编，制作主管及《读者文摘》翻译多年。获澳洲联邦及台湾文学奖项，出版《镜中爹》，《何凡传》等书。

道德伦理与人类学

Afterword: Ethics and Ethnography

　　这篇后记记载的是件我在完成研究工作和写完本书后，才感觉到的事，因此或可视为「事件之后」的事。那是关于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亦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超越正规的研究规范的问题。也是道德伦理的范围能及于多远，也是对蒐集真实资料的研究者，以及后来的写作不经意中所下的决定，却要承受揭发人们私事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开始于我的研究和写作之前，我在自己的大学当学生，写自己的经验时，问题就已经明显地落在我身上了。

事前

　　我明白，工作开始后，在道德方面会有潜在的风险，所以我在展开研究前尽力将其化小。这些有关诚实和信赖的问题必将突显我的学术关系，我挣扎于如何不透露我的身份，却能保有诚信的美质。

　　当我在构思如何由研究者转变为学生之际，主要问题似乎清晰起来。毫无疑问，访问者记录下他们的谈话，都需要说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解释自己从事的研究，得到书面许可才进行访问，把被访问者的话引用在出版品中。这是基本道德规范（亦即取得同意），当然也是我过去所做的。现在每当我征求对方接受访问时，都说明我是个研究者，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大学生文化的研究，还说明我的研究并非为了课程，也不是独自私下研究，而且有意出版研究结果。我这所大学的学术研究委员会和我都同意，没有必要说明我的职业身份，也就是「某大」的教授。关于这点，我进行这项研究时，正处于长达一年的教授休假期间。

　　同时我决定，除非人们问起，我没有必要说明身份。我对自己的承诺是，不主动说谎，也不编造我的生活细节。「被问起来就告知实情。」以及「别假造身份。」是我自定的规则，是与学术研究委员会协议以外，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及于我个人对诚信关系了解的基本原则。如果有人追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会这样回答，除了其他事外，我是作家（这是真的），要写一本关于大学文化的书，这是我住进学生宿舍的理由之一。如果对方继续追问，我会说，我本来是个教授。这状况只发生过一次，发问者是个念新闻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她问的一连串有关我个人的问题，似乎只是为了得到比我先前回答较完整的答案。我请她为我守密，她做到了。然而，大部份人对我的身份并没多大兴趣。

　　我是个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深知需事先採取一切步骤以保护可能后来被公开的消息来源。我做了学生，预期会目睹或听到有人会不顾学校规定，在宿舍里养宠物、行动乖戾、欺骗、饮酒或吸毒。虽然我也尽量像一般学生一样，遇到请求时坦诚相助，同时避免涉入个人可能会遭遇的麻烦，我不要也不表现出任何具有校方代表性的色彩；我也不要此项工作被视为公众资材，而可能被学校行政部门为了调查制订政策或计划等目的加以採用。

　　因此我正式向大学提出，「停止我在本大学的职员角色」（系所教员是职员），并且事先致函校方，说明我在研究中遇到任何违犯学校政策或公众法律的事件，不会记录下姓名，也不会向校方报告。

　　我也明确决定，自付学费、膳宿、课程费和书本费，不申请校内或校外基金补助。因为我不能确定，如果得到这类补助，提供补助的机构往后会对我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有什么权利。因此，这一年是我进行过的实地考察以来，花费最昂贵的一年。

实地考察过程

　　似乎我已顾及所有基本道德问题。直到我的研究不再停留于抽象事物，一切才会明显。我们一旦和人群住在一起，一起工作，每天接触互动，就要承受引导着我们生活的情感，尽管这与我们职业伦理中的规范不同。在真实生活中，我们交友，互相信赖，能够感受此种生活情况和关系。我允许这一切多少改变我的规则。

　　我遇到的许多情况和关系，都能让我轻松且容易地把持住我不是学生的事实。很少人有意问我个人资料，我对自愿说明细节也不感到有道德或社会压力，即使可能对我的研究工作不利。我以前进行的调查研究也一样，不说明我有犹太人血统。比如，有次我在海外参加的基督教社团，就是极反犹太人的。时间久了，发现我的「不问，不说」原则一直行得通。

　　我守住个人资料的单纯行动发生了几件事，可能会伤害或至少会干扰与我相关的人。其中三件事，后来我都说出了身份。每一件都使我觉得，自己正在跨越个人秘密是否心安的界限，因为关乎与朋友的亲切关系，以及守密不宣的责任态度。

　　最早的一件事，有名学生，也是我的读书伙伴，后来与我成为非常亲近的好友，就是本书最后一章里称为雷伊的，正在申请一项奖学金。雷伊曾劝告我，要为了求学而研究，不要为了实验的目的。我们共同上一门经常考试的课，定期一起温书。一天晚上，我们温书后，雷伊告诉我，他正在填写一份奖学金申请书，需要有三位系所教职员的推荐信做为支持。

　　雷伊说，他无法找到第三人为他的申请担任性格方面的推荐人，因为没有对他个人了解深刻的适合人选。他向我吐露，如果他只是请求一位在一节大讲堂班上给过他Ａ分数，但是未必认识他是谁的老师，问我认为是否合适。我诚恳地回答，「我想他不会给你，对你私人了解有利的推荐信。」我心里明白，对他「个性了解的教职员」就是静静坐在他身边的我。当时我没说话，不过经过几天的思考，在一天温书到很晚后，我对雷伊说，要告诉他一件令他吃惊的事。向不知情的雷伊说明我实际上是个教职员（教授），并不容易解释。起初他不信，以为我在开玩笑。我继续说，如果他愿意，我很高兴以我对他求学的态度和负责的情况，写一封支持他的推荐信。就这样，我为雷伊写了第三封推荐信。

　　第二件事例发生在本书第五章讨论过，我所上的「性学」课上。这门课有个团体规定，每个讨论小组里密切相处的同学间，都受制于严格的秘密协议，在学期间绝不可向外透露个人的私事或消息。开课几週后，我发现，我在小组里对自己的角色很自在。我明白，不可以在小组讨论时做笔记，而且要奉行不断向团体详细说明我的私人事情。

　　学期进行到一多半的一个星期里，我们有项作业是互相访问，说出个人生活中性方面的亲密事情和想法。我访问的人，对他们个人的过往和看法都说得很清楚，我也一样。我们完成了作业。当然，我不想在本书中採用任何这类资料。然而我又感觉到，如果我的同学后来知道了我是个教授，而且写书，可能会使他们警觉，产生被人背叛的想法。因此，我从小组里「挺身而出」，说明本班对守密的协议坚如磐石，他们的私生活以及我们讨论的细节，绝不会出现在我所写的书中。我向大家说出自己私生活中最私密的事，化解了紧张情势。他们也相对保证，绝不会把我的性生活细节，告诉我未来的学生。

　　第三件事的「发生」情节与我的住宿助理（第二章所说的RA），也就是负责管理我住的这层宿舍走廊的高年级特权生有关。第二学期，像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为了有时间进行我的正式访问计划，我停掉了若干课。RA担心我可能遭遇了学业上的困难，因此来找我，说明愿意帮助我，给我些指引。我果真有问题，无法赶得上课业吗？她又怎能帮得上我的忙呢？我觉得我必须让她知道，她无需担忧，我并非坠入求学的深渊，无法自拔。她的真诚关心，使我对不暴露自己这件事产生新的顾虑。于是我把她拉在边上告诉她，她必须知道，我的情况并非如外表所看到的。我已经拥有更高的学位，我只是为了完成写作出书才返回大学。我告诉她，这一学年结束时，我就会向她说明原委。

　　除了透露身份问题外，还有别的事，是关于进行研究时的合法性问题。我研究得来的资料有许多形式，包括正式进行的访问，签署了同意书的文件，在公共场合（例如餐厅）观察所得，公共场合出现的（例如墙上涂鸦）。与别的比较起来，这些似乎不造成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同，关于自己每天的笔记，也就是我以学生身份在宿舍和教室里的个人逐日记载。我每件事都记录，从我在教室外面大厅与人们的谈话，到上课前后在教室里面听到的对话，以及我参加的团体作业活动中同学的私下交谈。

　　我还听到不少寝室薄薄墙壁另一边的对话。事实上，几乎每天晚上我睡觉前，都会听到隔墙传来嘻嘻哈哈声，或是东家长西家短一类私人性质的聊天。这类谈话听多了，使我觉得不应该记下内容，就如同我当大一新生其他方面许多经验一样，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偷听。然而，大厅里的公开谈话又如何？教室里的呢？分组作业中的私人对话呢？我总不能仅以是不是在宿舍或教室发生，做为合不合法的依据，而决定是否记录所听所见吧？或是我只把它当成私人日记中的见闻？然而又是这问题，我能否记录以参与者兼观察者身份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如此说法是否公平？我在日记中记载个人事件，但是其中涉及他人说话和情事，可以吗？我蒐集的资料里，如果有我参与其中，是否在假设我是个学生（只是学生，不是教授）的情况下？

　　蒐集的资料为我带来的疑惑，随同做个学生产生的关系，似乎与时俱增。这些问题的答案，非但不会越来越清晰，反而更加难以釐清。我明白，我的研究工作是否感觉轻松，以及是否内心笃定的程度，取决于我与这些人和事之间的关系的深度和品质，以及我所见到的此种人类生活内容的强度如何。所谓此种人类生活的内容，就是随同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接触所发生的事情、故事、对话。直到我着手写本书之前，我没有对这些问题下结论。然而，它们是在逼迫着该说出来、该有所决定。

着手写作

　　我着手写本书时，随时心存学生。就是为了他们，我才去重当新鲜人。他们有的成为我的朋友，有的只是认识，有的仅止于教室里的面孔，但是在校园里仍能够认出来。然而，如果我把写在书中的事情告诉他们，我还能说内心很自在吗？如果从对方角度来想：如果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学生，知道自己与同学之间非正式的私下谈话，要被自己读的这所大学的教授写在书中，我会全然不在意吗？这些单纯的考虑，很快改变了我要如何下笔。我不理会心中原先有的写作规则，坐下来，心中想着一个个「相识的学生读者」面孔，提笔写下。我发现我的写作变了，新的规则油然而生。

　　回想起第六章中讨论的欺骗作弊，事实上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到过。当时我是学生，和同学有过许多奇妙而发自内心的谈话，讨论的是对欺骗的看法和个人的作弊经验，我没有写在书中。他们只不过是学生随口交谈，我在个人的研究日记里记录下与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没记人名。在第五章里提到学术生活，学生说的话和事情都对我想写的很有帮助。可是当我想採用他们的私事，或直接引用说话内容时，想到这些曾与我共处的学生，不禁内心不安起来。我得到这些私事和谈话内容，是基于和这些学生的个人关系，而这种个人关系，部份是因为他们相信我是学生，是他们的同学。因而很明显，我不能引用他们的事情或谈话。

　　这种使我内心感觉不安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主题不同，而且不只是作弊才算突出的事。举例来说，进行这项研究，我具有人类学「参与者」地位的优势，得以成为班上的小组一员，参与作业。这些作业包括展现演出、制作录音、研究计划等，都是关乎学业成绩的活动。这些小组往往在教室外活动，对我都是极好的学习或了解经验。我加入了讨论班级和课程中怎样才会有效的分组讨论会，大家交换对社会生活和校园事务的意见。可是当这些资料进入我的写作程序中时，我发觉好像在校外说故事。材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又来了，错误的前提。我和学生的互动关系基于彼此是朋友，是同学，不是别的。尽管有着丰富的大一学生生活经验，我发现自己理智而且大量地缩小了资料和经验的运用范围，而这些却是我很想写进书里的。

　　结果是，我的私人记载和记忆中的体认，要比我直接写在本书中的多很多。尽管这些体认极有助于我的写作，但是当我在写作中接触时，它们却未出现于书中。读者对本书内容及出版有此种了解后，阅读起来方有全面的认知。也许可说是个原则吧。

　　总之，可以这么说，我把资讯表现给读者的方式，取决于资讯怎么得到的方式。为求合理也合宜，我以研究者和教授的身份向学生征询资讯的次数并不很多。举例来说，为了征求国际学生接受访问，我透过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在网上发出电子书信通知。让教室里的学生认为我是学生（因为我在班上的表现是个学生）是一回事，可是让网上看到信件的人（他们与我彼此不认识）认为我是个学生，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网上写信告诉学生，我是个学生，正在从事研究，这个观念似乎违反了我不直接说谎的承诺。因此我不这么做，也就是，和我交谈的国际学生知道我是教授。基于此，我觉得有权完全逐字採用他们说的话。因此第四章中，大量引用国际学生的观念这一部份，採用的是他们说的话，叙说的是他们的事情。读者会发觉，经由公众过程得来的资料来源常会直接加上引号。

　　我看重公众资讯甚于私人资讯。举例来说，第六章中讨论的作弊，引用学生个人事例的数量，远比匿名而写的、公共网站上说的以及全国调查的资讯为少。同样道理，我採用教室里大声表达，或是在公开场合疾唿的，多过于私下说的同样事情。总体来说，我很注重引用从公开场合表达得来的资料，而不是私下透露的。

　　读者也许注意到，书中不论是对话片段，或是修饰叙述，我常採用集体资料，这是为了刻意避免引用个人意见，或「转述」情景，以减少窥探隐私。举例来说，关于性学课我偶然会以「参与者所见的立场」代替学生对话，以及我掩饰教授当学生的行为。因为这个主题微妙，因此需要顾及隐私。我经常以直觉告诉读者，我听到什么、看到什么，而不是告诉他们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总之，许多事是无法肯定的。我无法确定这样的想法和作法是否能满足被引用故事或说话的人，或是认为我引用了他们的故事或谈话的人。我也无法确定，学生读者看了某本书中关于大学、班级甚至对话的描述后，觉得甚为面善，是否会有受骗的感觉。

　　我完成研究工作后的那个学期，有天走出教室大楼，正好有个我念大一那个学年的同学走进来。我们两人以前曾在同一小组，成功地做完一项作业，因此在班上我们比其他同学熟悉。当时我们互相问声「好」后，她问我去哪儿？
　　　　「上课。」我回答。
　　　　「上什么课？」她又问我。
　　　　「哦，人类学课，……事实上，我在教这门课。」
　　　　「开玩笑！」她兴奋地叫道，「妳怎么会去教课？我也要去教！」
　　　　「好吧，」于是我向她解释，但是有点腼~#Ue0c0，「因为，事实上，我也是个教授。去年我是学生，是为了做一项研究。现在，我回来做教授了。」
　　　　「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着，停了下，又说，「我被骗了。」

　　那次之后，我对她说明，我为什么这么做，做了些什么。我相信，她改变了初听到时感觉受骗的心情。可是，那仍然是她的最初反应，这点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想，必定还有些同学有和她同样的感受，而我却永远没有机会向他们说明 了。

　　无可避免，也不知何时，学生必定会有如此反应，而我的写作也容或有瑕疵之处。我的保证方式是，尽量隐藏其名，包括大学、学生和我自己。多半有关人类学的工作，谈到某「村庄」（本书的例子为「大学」）多以匿名方式出现。但是如此的民族志（ethnography），多少有点曲意。如果用我的本名为本书作者，自然就会认出我的大学，影响所及，我所写的内容人物也就唿之欲出。在此情况下，以笔名以及不特定的大学名，似乎对大家是个合理的办法。

　　我但愿能把我的真实姓名放在书上，我也未必有多担忧资料曝光。可是当下，我那些成为朋友的学生仍在上大学，住学校宿舍的人可能认出来浴室板子上，或寝室门上涂的写的怪玩意儿，同学也许会猜出书中某些对话来源，这样又会造成某种不安和隐私问题。因此，这本以化名大学、化名作者写的书，虽然有些怪异，但却是最好的方式了。

　　　　　　　　　　　　　　　　　　　　　　　　　　　丽贝嘉．纳珊，某大，二○○四年十月

1欢迎来到「某大」 Welcome to ＂AnyU＂
十年前，我绝不会想到要写一本书来谈有关我在「某大」的大学生涯。我是个文化人类学者，毕生大部份的教书生涯是在美国之外的一个偏远乡村里（不说明地点是为了尊重所有本书中的匿名者及更改姓名者）。我是个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者，花了好几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另种文化习俗。我参与村里的活动，观察人们的生活。我加入村里的组织，访问当地人，还跟他们建立起长期的友谊。我记载下人类社会演进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写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况，希望能捕捉到造成这个社会生命及文化改变的个人动力。从美国的学校宿舍换到国外村庄生活，真是个大改变，然而也许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写本书的一些理由。

我记载下人类社会演进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写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况，希望能捕捉到造成这个社会生命及文化改变的个人动力。从美国的学校宿舍换到国外村庄生活，真是个大改变，然而也许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写本书的一些理由。在大学教了十五年书后，我发现我对学生越来越不解。为什么那些大学生除了有必要解决的课业问题外，不再到我办公室来聊聊？为什么他们对我真诚邀请，在我指导下做些课外研究，没有反应？为什么在我进行大班级讲课时，有些学生不做笔记？怎么会有学生带了整套午餐进教室，居然在上课时吃喝起来？这时班上有些学生还把头或脚搁在书桌上，小睡起来，丝毫不觉得难为情？

我开始记下自己和同事的教课情形，努力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学生的古怪行径。只是我们自己不喜欢？还是今日的学生大不同了？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在欺骗吗？不讲理吗？不用功吗？他们不是在自我扩张权利吗？为什么我们要去教室引导学生讨论时，有种进诊所拔牙的感受？为什么学生不事先读读指定的课业，使得讨论时大家能畅所欲言？可是尽管我们找出许多学生懒于读书的原因，其中有些予人「啊，原来如此！」之悟，也尽管学业结束两年后，我收到了学生的感激信，然而那段期间我记下的例子却越积越多。

在当前弥漫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校园里，我对学生接受教育的态度，越发感到忧心。全国各地大学教授越来越常听到，大学管理当局的口吻好像是企业经理，他们认为自己身处教育商场，在做商业竞争，学生都是顾客。大学的主持行政者，除了照顾学生住校、註册入学，以及如何使学生感到亲切舒适之外，他们改变了教书本质，背离了教育法则、课程安排，以及学位颁授的原则，代之以迎合学生口味，满足他们的慾望，为的是吸引更多学生入学。在这种气氛中，学生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所了解的教育是怎样的，反倒成为当前大学的重心了。

最后激励我来做这项研究的是，我参加了期待已久的同事间非正式的旁听课程。得到指导教师的允许后，我参加了电脑设计班及佛教班。这两班的课程内容显然大异其趣，吸引的也是不同兴趣的学生。我按时间上课，做笔记，读书。不过我跳过交作业，不参加测验和评定学位的考试。我在以螺旋串绕的笔记本上写笔记，举手发问，坐在位子上静候老师进入教室。我觉得这样已足够让我看来像个大学生，即使是个老学生。让我兴奋的是，我开始听到一些学生间的谈话，有时他们把我也扯了进去：「嘘 ……嘘 ……，对不起，妳星期五来上课吗？我不能来，要去滑雪。回来后能不能借一下妳的笔记？」「嗨，妳知道他说要在这次考试时怎么做吗？我听了吓呆了。」「在一个星期里，又交报告又考试，妳觉得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