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最后一片天空之后鸟儿能往哪飞？
最后一线边界之后我们能往哪去？
---戴尔维什（Mahmoud Darwish）
这本书可以说是巴勒斯坦自1948年以来的民族传记，萨依德以其深厚的学养，精崭的文字，加之亡国之痛，娓娓道来，因此它除了是一本历史的叙述书，也是一本流亡者之书，又是一本充满忧伤的文学杰作。我们觉得这本书极有可读性。
萨依德1999年：
「《最后一片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 （本中文书名为：《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是一部流寓者之书，写于一九八Ｏ年代中叶，是我站在巴勒斯坦地区远距离外主观诠解巴勒斯坦人面貌的一个尝试。我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随父母永远迁出耶路撒冷，当时我十二岁，还是个多少受到大人保护的懵懂小孩。到一九四八年仲春，我的整个家族连同其他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巴勒斯坦。这场不折不扣的「浩劫」（nakba）揭开了我们社会毁灭和民族流散的序幕，其发生的时间跟以色列的立国完全一致。」
萨依德称本书为「流亡者之书」，虽然是在1980年代中叶完成的，1999年萨依德为它再写了一个序。如今又过了10年余，巴勒斯坦的处境，却还没有改变，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仍然被压缩。去年(2009)年初以色列仍以优势的军力空袭迦萨，试图压制巴人的反抗，造成近四百人死亡。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屠杀以色列国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倖存的百万巴人，成为难民，流离于附近地区的几个国家，他们不但在外地流亡，而且还在自己的家园流亡，持续至今。
也是在这次大流离中出亡埃及，辗转到美国的萨依德，曾于1999年完成《乡关何处》一书(原书名为Out of place)痛述失去家园，成为四处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的处境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在这部杰出而动人的作品中，，萨依德和摄影师摩尔检视了，在今时今日，何为巴勒斯坦人。虽然报纸没有一天不多多少少的提到巴勒斯坦人，然而，纵使有那么多关于他们的书写，世人却仍然对他们了解不多，而且几乎是不为人知。或是被描绘为兇残的恐怖分子，或是被描绘为可怜的难民，巴勒斯坦人成了这些意象的囚徒。
以摩尔拍摄的精彩照片为出发点，萨依德为自己的族人勾画出一幅引人动容的肖像。他追溯了自以色列建国至贝鲁特陷落以来，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接二连三地丧家失产。
不过，他也看出一种新的巴勒斯坦人身分认同正在形成，这种身分认同不是奠基于流离四散和受害意识，而是奠基于希望、坚持和觉醒中的共同体意识。
数十年来，萨依德完成了东方研究，后殖民论述，以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奔走唿号，成为巴勒斯坦建国运动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被誉为「巴勒斯坦之音」。只是壮志未酬身先死，2003年，他不幸罹患癌症病逝，空留遗恨。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志业仍有待同志继续努力。
拜传播媒体之赐，全世界已成地球村，地球任何一端的事务皆与我们息息相关，地球上任一人类的不幸，也是我们自身的不幸，对之付出关怀，乃为天职，本书之出版意义在此。
作者简介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 Said）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评论大师、后殖民思潮先驱、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集大成人物。萨依德1935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学者，也公认为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2003年9月24日萨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萨依德着作等身，尤以「中东三部曲」：《东方主义》（Orientalism）、《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兰》（Covering Islam）开启「东方学论述」场域，影响了整个西方对东方研究的思考与研究的方向。萨依德尚着有《世界．文本．批评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Out of Place）等书。其作品已被译为二十四国语言，并在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等地区出版。
摄影者简介
摩尔（Jesn Mohr）
自由摄影工作者，与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合着有《幸运的男人》（A Fortunate Man）和《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
译者简介
梁永安
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东海大学哲学博士班肄业。目前为专业翻译者，共完成约近百本的译着，在立绪文化出版的有《文化与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现代主义》(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 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文版导读
被出卖的巴勒斯坦人 / 林长宽 006
美帝与以色列恐怖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 / 周世瑀 009
一九九九年版序言 / 萨依德 011
前言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态 / 萨依德 019
我何以会对「为巴勒斯坦人请命」感兴趣 / 摩尔 027
国家 STATES 031
里面INTERIORS 087
浮现EMERGENCE 141
过去与未来PAST AND FUTURE 199
后记 贝鲁特的陷落THE FALL OF BEIRUT 259
中文版导读全文 271
内容简介 294
图书序言
一九九九年版序言/爱德华．萨依德（E.W.S）
最后一片天空之后
《最后一片天空之后》是一部流寓者之书，写于一九八○年代中叶，是我站在巴勒斯坦地区远距离外，主观诠解巴勒斯坦人面貌的一个尝试。我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随父母永远迁出耶路撒冷，当时我十二岁，还是个多少受到大人保护的懵懂小孩。到一九四八年仲春，我的整个家族连同其他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巴勒斯坦。这场不折不扣的「浩劫」（nakba）揭开了我们社会毁灭和民族流散的序幕，其发生的时间跟以色列的立国完全一致。
然后，在一九九二年，也就是我离开巴勒斯坦的四十五年后和本书初版于英国的六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巴勒斯坦∕以色列，随行的还有太太和两个儿子。对我而言，这趟旅程意义重大，让我可以带家人去看我出生的地方和成长的房子，去看我念过书的学校（我爸念过同一所中学），去看我叔伯、姑母、伯母、堂兄弟、祖父母住过的小镇和村庄。在今日以色列的国境内四处旅行时，我再一次惊觉，哪怕我还认得那些房子、教室、沙滩和花园，却已连一个故旧都不剩下。当然，很多我年轻时候认识的人都已作古。
我满怀惆怅，但没有灰心绝望。因为，就在本书初版的一年后，被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佔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地带爆发了抗暴运动（intifada）。参与者主要是些年轻人（投掷石块的男孩女孩、学生和年轻夫妻等），他们的勇气和深具象征意义的行动动摇了以色列和震惊了整个世界。所以，以色列虽然百般抹杀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分，但我们继续以民族的身分存在和反抗。当我和家人在以色列本土和佔领区旅行的时候，这方面的迹象随处可见。例如，我们走访了比尔泽特大学（Bir Zeit University），它在四○年代原是一家中学（由我父母的一些密友与远亲管理），但如今佔地广阔，建筑物布满离拉马拉（Ramallah）十公里外的一座山丘，规模绝对够得上一所国立大学。这大学和其他机构组织的存在让我宽慰，反映出民众的需要受到照顾，也反映出巴勒斯坦社会的活力仍然旺盛和有韧性，并不像我在远距离外担心的那样糟糕。
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自己此生始终只会是一个流寓者，不可能重回故土，落叶归根。我会迟迟才回到巴勒斯坦，早先是因为不情愿（你也可以称是「胆怯于」）回到一个已经被迫改头换面的地方，后来则是因为根本无法取得入境许可：以色列政府因为我加入了「巴勒斯坦国民议会」而把我列入黑名单（这个相当于巴勒斯坦人流亡议会的团体被以色列视为「恐怖组织」）。一九九一年，我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而我也因为不满巴解组织在波斯湾战争的立场，与之分道扬镳。在我看来，阿拉法特在海珊（Saddam Hussein）侵略和併吞科威特之时採取支持态度，乃是愚蠢和犯罪行为，也是最大的战略错误。战后，他困处突尼西亚，受「抗暴运动」边缘化，遭美国惩罚，因此，为了保有权位，他不惜向以色列和美国作出一切让步。我侧闻巴解组织的官员和以色列政府已经有过一些祕密接触，而从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径判断，我知道巴解组织已经准备好拱手让出「抗暴运动」的一切成果，以便可以参加美国所发起的「和平进程」（这个所谓「和平进程」关心的基本是以色列而非我们的利益）。我以身体有病和反对阿拉法特的政策为由，辞去「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席位，因此得以在一年后进入巴勒斯坦，不再被以色列拒之门外（不过，当飞机降落于台拉维夫机场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还是极端紧张和焦虑，担心会受到盘问甚至拘留，幸好，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我此行所目睹的当然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我无法忽视的实体，哪怕它许多方面都让人蹙眉，到处都看得到带刺的铁丝网和丑陋的建筑。更糟的是，像太巴列（Tiberias）和萨法德（Safad）等许多城镇的阿拉伯居民都被强制迁出，变成了犹太人聚居的中心。我震惊于看到今日竟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使用希伯来语，反观懂阿拉伯语的以色列人却非常少，他们也懒得学。可以作为这种不对称关系一大表征的是，虽然以色列境内有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公民（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则为数约二百五十万），但当局却不把他们当一回事，所有路标一律以希伯来文和英文标示，看不到半个阿拉伯文路标。尽管如此，当我们去过我妈妈的家乡城镇拿撒勒（Nazareth）一趟，拜访过哈比比（Emile Habiby）和札耶特（Tawfik Zayyat）之后（两人都会在后文被提及，也都当过以色列国会议员），我们却可以窥见，虽然承受极大压力和有所缩小，但自治的阿拉伯生活还是持续着。这一点，当然是拜阿拉伯语值得自豪的强大韧性所赐，但我相信，那也是一种巴勒斯坦人主体性和历史意识的展现：我在一九八五和八六年间写作本书的时候，要谈的也是这个。
然而，正如方才说过的，无论我有多想，以色列∕巴勒斯坦已不再是一个我可以生活的地方。我生了病，年纪太老（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而且习惯了流寓生活。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条例可以供我移民返乡，因为以色列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只适用于犹太人，不适用于我这样的非犹太人。换言之，我族人民总人口的一半（包括住在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其他阿拉伯国家、欧洲、北美洲和澳洲的巴勒斯坦难民）註定要一辈子流亡。一九九三年所启动的「奥斯陆和平进程」（Oslo peace process）丝毫没有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这是那些顺口开河的政治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总是视而不见的）。我相信，「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唯一后果只是把以色列的佔领行为合法化，并把阿拉法特（一个悲哀角色）变成了佔领政策的执行者，而可以预见的是，屯垦区的数目和被没收土地的数目将会愈来愈多。为了公开宣示我对阿拉法特和「奥斯陆和平进程」的不满，我开始固定为阿拉伯读者撰写专栏，同时以英文和阿拉伯文发表──英文版发表在开罗的《金字塔週刊》（Ahram Weekly），阿拉伯文版发表在以伦敦为总部的《生活报》（al-Hayat），后者现已是阿拉伯世界的顶尖报纸。在这些文章中，我公开批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枚举「和平进程」的种种严重缺陷（整个「和平进程」后来被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所终止）。它们让我生平第一次赢得一大批阿拉伯读者，但我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一九九六年，一家埃及出版社把我的相关文章编为两部文集，刊行出版，但它们一度被阿拉法特领导的自治政府禁止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流通。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到拉马拉去看儿子（他在那里当了一年志工），才到达第一天，阿拉法特的御用电台「巴勒斯坦之音」（Voice of Palestine）便对我展开谩骂式攻击，中伤我是中情局特务，还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敌和东方主义者！
因此，说来奇怪的是，自《最后一片天空之后》初版至今，大环境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要不是跟原来一样便是变得更糟。他们之中当难民的人至今还是难民，而这些难民的总人数现已超过住在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我在本书谈到的两个人物──阿拉法特和哈兰．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后来都有了更新的发展。具有狡猾求生本能的阿拉法特至今还在掌权，但只能从迦萨和拉马拉发号司令。我自一九九二年年中便没有见过他或跟他说过话。在我看来，他在奥斯陆谈判后便应该辞去职位。正如我常常指出的，他已经变得贪腐、短视、无能和独裁，不啻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年纪老迈让他变得昏庸。当然，他早年的建树是不可抹煞的，而我在本书里亦有所述及，只可惜，这些建树在一九九○年之后即便没有被抵销，也是受到了玷污。至于哈兰．阿什拉维（我在本书里提到她的博士论文），如今已成了国际知名的人物。她曾经在一九九一年的马德里会议居间折冲，代表过巴解组织参加华盛顿谈判，又担任过阿拉法特政府的阁员（一九九八年辞职）。除阿拉法特以外，哈兰无疑是最知名的巴勒斯坦人之一，而这种知名度也来自她清晰的表达能力和有效的沟通能力。然而，就一整个民族而言，我们离「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阶段还差得远，更何况有少数的巴勒斯坦土地（九％的约旦河西岸和六○％的迦萨地带）现在是由巴勒斯坦警察负责巡逻。在以色列，右派和宗教化的政党近年来无论是规模和政治实力都壮大了不少，而虽然有一些新的合作领域出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鸿沟也变得比十年前更大。
所以，我们仍继续是一个忧患重重、丧家失产（dispossessed）的民族。在本书里，借助摩尔所拍摄那些无比优秀的照片，我反思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内在景况。如今，亲自去过巴勒斯坦一趟，亲自看到一些被他摄入镜头的人物、地点和情境之后，我更加觉得他的照片深具象征性和说明性。我们的合作体现出直到八○年代中叶为止，我的写作和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在九○年代的如今和千禧年将临之际，重温这些照片，我觉得我们的合作确实有助于指出一些巴勒斯坦人亟须改变的状况：流离、丧家失产、表述习惯、内在和外在风貌、顽固、辛酸、英雄主义。带着尽量客观的态度重阅《最后一片天空之后》，我觉得它也许可以作为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一部原始资料（source book），因为它不是从政策制定者的眼光出发，而是以回忆录方式撰写个人和无条理历史家的眼光出发。它是一部不肯妥协的书，把我们生活和经验所包含的矛盾和二律背反（antinomy）原样呈现，没有刻意组织为有条理的整体或煽情的追忆。里面有的只是断片、小回忆、不连贯的场景、私密的琐事。
萨依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纽约市
图书试读
林长宽／政治大学阿文系／宗教所
被出卖的巴勒斯坦人
一九八○年初大学毕业后，由于中华民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无正式邦交，拿不到入学许可，只好选择到约旦留学，并进入安曼市的师范学院与约旦大学深造。就在那里首次认识了巴勒斯坦的难民学生，也见识了他们所居住的难民营，其恶劣环境并非一般人可忍受。难民营深刻的印象激发我对巴勒斯坦人历史的探知，闲暇并随着巴勒斯坦裔的流亡同学阅读他们的难民文学作品如嘎善．卡纳法尼（Ghassan al-Kanafani）、玛哈穆德．戴尔维什（Mahmud Darwish）、法德娃．图淦（Fadwa Tuqan）等人的着作。几年后，再到北美、欧洲继续深造，也认识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后来更成为巴勒斯坦裔教授（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学生，研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撰写中东历史的学位论文。因为求学的因缘际会才得以结交巴勒斯坦朋友，认清了巴勒斯坦问题，也曾经协助巴勒斯坦人到台湾求学、定居。无心的协助使得台湾似乎也被纳入巴勒斯坦人遍佈世界各地离散区域的一部分。早在约旦留学时即已阅读了萨依德（Ed. Said）成名之作Orientalism（中文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彼时，并无多大的感触。学成归国，在研究、讲授有关现代中东、伊斯兰课程后，重新阅读萨依德的一些着作，才更深刻体会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及西方霸权的傲慢、欺凌被殖民者。
从西元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的多元文化
二次大战以来的以巴冲突造成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此问题的症结在于「谁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主人」，而其答案可从历史过程中去推断得知。「巴勒斯坦」（Filastin, Palaestina）此名称最早出现于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着作。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巴勒斯坦为其辖地下地中海东岸（Levant）及其南部三省之一。伊斯兰兴起之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政治势力对外的扩张，罗马人的撤离Levant地区，阿拉伯人接收了之前拜占庭罗马帝国的领土，巴勒斯坦遂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Dar al-Islam）的一部分，此为西元六三四年之事件。在阿拉伯穆斯林所建构的伊斯兰政府统治下，巴勒斯坦在地的居民保有不同的信仰如犹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兰。非穆斯林被称为dhimmi（受保护者），受到伊斯兰法的保护而拥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一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皆和平相处。而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成为三个一神信仰的宗教圣地。伊斯兰政权的伍麦亚朝（The Umayyads, 661-750 A.D.），其第一位统治者穆阿维亚（Muawiya）甚至在耶路撒冷圣城宣示为哈里发（Caliph）。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巴勒斯坦曾经几次落入欧洲的基督教徒手中，但在十三世纪末时，来自中亚突厥后裔的曼鲁克（the Mamluks）穆斯林的反攻下，巴勒斯坦重回「伊斯兰境域」（Dar al-Islam）。而在一五一六年的Dabik
战役，来自安那托利亚的欧斯曼突厥人（The Osmani Turks）打败了曼鲁克人，之后巴勒斯坦成为欧斯曼帝国的领土，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从西元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巴勒斯坦一直是在伊斯兰境域中发展出融合伊斯兰、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多元文化。
十八世纪以降，随着欧洲经济势力的入侵中东地区，欧斯曼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教徒）、基督教徒成了欧洲与中东商贸的代理人，而垄断了商业，并活跃于巴勒斯坦地区。而十九世纪后，欧洲基督教传教会随着殖民势力也进入了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西方的新式教育与科技。巴勒斯坦地区自伊斯兰政权建立之后，一直都有犹太人（教徒）的存在，虽在十字军时期因战争而人口大为减少。不过在十六世纪后，却有大量的犹太人（教徒）自不同的欧洲国家涌入巴勒斯坦，这可能肇因于基督教徒对犹太教徒的排斥。随着钖安主义（Zionism）的兴起、鼓吹运作，导致更多的犹太人（教徒）进入巴勒斯坦。犹太教徒人口从一八八○年的二万五千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八万人。
用户评价
读到“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巴勒斯坦”这个书名，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的是一种电影般的画面感。想象着，在广袤的沙漠中，一个人背着行囊，孤身一人，抬头望着早已失去色彩的天空。那不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宿命。这本书，我想它一定会是一次深刻的哲学之旅，一次关于“流亡”这一概念的解构与重塑。萨依德，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对被压迫者声音的捍卫。而“流亡者”，则是那些被剥夺了根基，在异乡漂泊的灵魂。这本书，必然会深入探讨流亡者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在陌生的文化土壤中如何挣扎求生，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如何面对被遗忘的恐惧。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这是一种绝望的极致，一种希望的彻底破灭。我想，作者一定是用意大利艺术家莫兰迪的画作那般，用最简练的笔触，描绘出最深沉的悲怆，将那种失去一切的绝望感，细腻而又残酷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本书，或许会让我重新审视“家”的定义，重新思考“故土”的意义，甚至，让我重新认识“存在”本身的脆弱与坚韧。
评分“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巴勒斯坦”，这个书名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厚重而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萨依德，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总是与那些关于后殖民、关于东方主义的深刻论述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如同手术刀般精准，直指权力结构与文化压迫的核心。而“流亡者”，更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身份，他们是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史诗，充满了离散、记忆与渴望。这本书，我想它一定是对萨依德思想的一次实践性应用，用他的理论框架来剖析巴勒斯坦人民的流亡经历。我好奇的是，作者将如何呈现“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景象？这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天空消失，还是象征着希望的完全破灭？是在描述一种极致的绝望，还是在探讨在最黑暗的时刻，流亡者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的那一丝不灭的火光？这本书，我预感它不会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会抛出更多的问题，引导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理解那种刻骨铭心的失去，以及在失去中依然保持的尊严与不屈。
评分“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巴勒斯坦”，单看书名，就觉得充满了文学的张力和历史的厚度。萨依德，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总是那么鲜明，那么具有启发性。而“流亡者”，这个词语本身就承载了太多被剥夺、被驱逐的痛苦记忆。这本书，我想它一定是对流亡体验的深刻反思，不仅是物质上的流离失所，更是精神上的漂泊不定。我尤其被“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所吸引，这是一种极度的绝望，一种连最基本的存在感都被剥夺的状态。我猜想，作者笔下的巴勒斯坦，一定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被无数个流亡者的故事所填充，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抗争，都融汇在这片失去天空的土地上。这本书，或许会让我思考，在最艰难的时刻，人性的光辉是如何闪耀的？流亡者如何在失去一切之后，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存在的意义？它会是一次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一次对苦难灵魂的慰藉，还是一次对未来希望的呼唤？
评分看到“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巴勒斯坦”这个书名，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到了那个遥远而又熟悉的国度。萨依德，他本身就是一个跨越文化与身份的学者，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一种批判性思维，一种对被遮蔽的历史的揭示。而“流亡者”，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悲剧色彩，一群失去家园的人，他们的故事总是伴随着泪水、抗争与回忆。这本书，我想它必然是一次对巴勒斯坦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挖掘，通过萨依德的视角，来解读这片土地上人民的苦难与坚守。我特别好奇“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表述，这是一种怎样绝望的境地？天空，本应是自由的象征，当它消失，意味着什么？是连最基本的希望都被剥夺了吗？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读到那些鲜活的个体故事，看到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努力生活的人们，感受到他们对家园的深深眷恋，以及在流亡生涯中，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这本书，可能会是一首哀歌，也可能是一曲赞歌，抑或两者兼有。
评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许多人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一种可以称之为“家”的存在。这本书的书名，光是读起来就充满了诗意与沉重。“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光是“萨依德”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人联想到那些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以及历史伤痕的深刻探讨。而“最后一片天空消失之后的巴勒斯坦”，更是直接点燃了读者内心深处对于失去、对于流离失所的想象。我想象着，在那片土地上，天空不再是自由翱翔的象征，而是被阴影笼罩，被绝望吞噬。这本书，或许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巴勒斯坦的书，更是关于所有在历史洪流中失去故土、失去家园的人们的集体叙事。它唤起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共鸣，一种对于和平、对于安宁的深切渴望。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萨依德的学术洞见与巴勒斯坦的现实困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笔下的流亡者，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承载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窥见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听到那些沉默的声音，理解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并最终，在字里行间找到一丝慰藉，或是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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