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效应（扩充新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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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Nassim Nicholas T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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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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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
• 稀有事件
• 非线性

The Black Swan

　　所谓黑天鹅，是指看似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它具三大特性：不可预测性；冲击力强大；以及，一旦发生之后，我们会编造出某种解释，使它看起来不如实际上那么随机，而且更易于预测。Google的惊人成就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九一一也是。作者认为黑天鹅潜藏在几乎每一件事的背后——从宗教之兴起，到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为什么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认得出黑天鹅现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应该注意普遍现象时，人们长久以来却习惯注意特定事件。我们习惯注意已经知道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法真正地评估机会；我们很容易将事情简化、予以叙述、分类；而且我们不够开放，没能珍视那些能够想像「不可能事物」的人。

　　多年来，作者一直在研究我们是怎样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上知道的还多。我们总是只看到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大的事件却继续在你我的惊叹声中出现，并形塑着这个世界。本书试图解释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所知道的一切。作者提出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技巧，协助读者面对黑天鹅现象，并从这些意外的大事件获益。

　　优雅、惊艳，且应用广泛，《黑天鹅效应》勐力冲击了文化业、社交圈和知识界，成为琅琅上口、被广为引用的概念和词汇。作者在扩充新版中新增五万余字，提出违反直觉却实用的作法，能提高社会和我们自己对黑天鹅事件的免疫力，得以在极端世界中生存。《黑天鹅效应》已改变了许多人的世界观，生活在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世界，每个人都该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

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Nassim Nicholas Taleb

　　把最多时间花在游手好闲上，在全球各地的咖啡馆里沉思冥想。拥有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的企管硕士及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的博士学位。做过交易员，现于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任特聘教授。着有《随机的致富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和《黑天鹅效应》，后者盘踞《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各大畅销书榜多年，俨然已成为文化业、社交圈、知识界的一个试金石。新着《黑天鹅语录》更是作者的机智警语录，道出了最精准的预言，塔雷伯无疑已是世上最炙手可热的思想家。

译者简介

林茂昌

　　喜欢读原文书，竟发现自己热爱翻译，其乐无穷。学历：台大经济系学士，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科学硕士。经历：牛顿杂志、花旗银行、美商保富管理顾问公司、中国信託商业银行、台証证券衍生性商品部、投资本部副总经理、台証期货总经理、期货商公会理事。现从事价值投资及创作。译有《沃尔玛效应》、《我们的新世界》、《决定未来的10种人》（大块文化）等多本畅销书。

前言

第一部 艾可的反图书馆，或我们如何寻求确认
1 一名经验怀疑论者的见习
2 尤金尼亚的黑天鹅事件
3 投机者和妓女
4 一千零一天，或何如才能不当傻瓜
5 确认确认个头！
6 叙事谬误
7 活在希望的等候室里
8 卡萨诺瓦永不失灵的运气：沉默证据的问题
9 戏局谬误，或书呆子的不确定性

第二部 我们就是不能预测
10 预测之耻
11 如何寻找鸟屎
12 知识政体，一个梦想
13 如果你不能预测，该怎么办？

第三部 那些极端世界里的灰天鹅
14 从平庸世界到极端世界，再回来
15 钟形曲线，知识大骗局
16 随机性的美学
17 洛克的狂人，或放错地方的钟形曲线
18 假学究的不确定性

第四部 完结篇
19 一半一半，或如何向黑天鹅事件报仇

后记 尤金尼亚的白天鹅
谢词
词汇表

后记随笔：谈坚固与脆弱，哲学和实证上的深层思考
Ⅰ 向大自然学习，最古老的智慧
Ⅱ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步行，或系统如何变脆弱
Ⅲ 明珠配猪猡
Ⅳ 亚斯伯格症和本体论的黑天鹅事件
Ⅴ （或许是）现代哲学史上最有用的问题
Ⅵ 第四象限，那最有用问题的解
Ⅶ 要怎么对付第四象限
Ⅷ 黑天鹅坚固社会的十个原则
Ⅸ 热爱命运：如何变成坚不可摧

註释
参考书目

后记随笔
谈坚固与脆弱，哲学和实证上的深层思考

I 向大自然学习，最古老的智慧

　　如何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交朋友——谈当祖母——生态—极端世界的魅力——「小」外有「小」——哈佛—苏维埃热

　　我写这篇文章，离《黑天鹅效应》的完成，已经有三年——除了釐清几个註释之外，我对此书不做任何更动。这本书写完后，我还为黑天鹅观念的某些面向，写了十几篇「学者型」的文章。这些文章读起来非常、非常乏味，因为几乎所有的学术性论文都註定要乏味、引经据典、提供可信度、甚至要令人生畏，那是用来发表的，没有人会去读，除了笨蛋（或恶意诋毁者），或更等而下之的研究生。还有，我在这里要强调「接下来怎么办」这部分——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而且，你还可以要它喝水。因此，我要在这篇文章中，更深入地探讨某些观点。这篇文章和前面的主文一样，一开始是所谓的文学性，然后渐渐转为技术性。

　　这篇文章的长度有如一本书，里头的观念，我要感谢丹尼．康尼曼（Danny Kahneman），他所给我（和我的观念）的比世上任何人还多。他让我相信，我有义务试着要马儿喝水。

谈又慢又长的步行

　　过去三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致上是变得更好。出一本书，就像参加派对一样，让你有不经意的发现；甚至让你收到更多派对的邀请。当年不得志时，我在巴黎被叫做交易员（某种极其粗鄙的东西），在伦敦被叫做哲学家（意思是太理论派），在纽约被叫做预言家（这是一种反讽，因为我当时的错误预测），在耶路撒冷被叫做经济学家（某种非常唯物论的东西）。如今我看到自己面临一种压力，我现在必须去符合另一些我完全不够格的头衔：我在以色列被叫做预言家（非常非常有抱负的计划），在法国被叫做哲学家，在伦敦被叫做经济学家，在纽约被叫做交易员（交易员在纽约是受人尊敬的）。

　　这样的曝光，带来了恐吓信，至少有一封说要杀我（那是雷曼兄弟这家已破产券商的一名员工所写的），我对此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比暴力恐吓更糟糕的是，土耳其和巴西的新闻记者不时要求访问我。我必须花很多时间，很礼貌地亲自婉拒一些晚宴邀约，这种晚宴要我和穿西装的当红名人、穿西装的过气名人、穿西装的未来名人、以及各式各样穿西装来交换名片的人共餐。不过出名之后也带来一些好处。与我有类似思想的人，和我联系上了，这些人，我以前连做梦都想不到会遇见他们，或是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人，他们的学术领域完全不在我的正常接触范围之内，他们以最令人料想不到的点子，帮助我的探索有所进展。经常有我所尊敬的人，或是我非常了解他们作品的人来找我，他们成了自然而然的合作者和评论者；我永远记得，我意外接到来自这些人电子邮件时的激动情形：第十章提到的「Ｍ竞赛」（M-Competition）的史拜罗斯．马克利达基斯（Spyros Makridakis），他揭发了错误预测的真面目；另一封来自乔恩．艾斯特（Jon Elster），一名博学且有见地的学者，他相当罕见地把古代智慧融进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我见到了我曾经拜读过且对他们相当景仰的小说家和哲学思想家，如路易．德．贝尼雷（Louis de Bernieres）、威尔．塞尔夫（Will Self）、约翰．葛雷（John Gray，哲学家，不是通俗心理学家）、或是马丁．芮斯会长（Lord Martin Rees）；当我听这四位谈我自己的书时，很罕见地，我必须捏自己一下，以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雷曼兄弟是一家金融机构，有非常漂亮的办公大楼，突然在二○○八年的风暴中倒闭。

　　然后透过一连串朋友的朋友、卡布奇诺、餐后甜酒、和机场的通关排队，我体会并了解到口头知识的力量，因为讨论远比书信往返更为有力。人们会私下说一些绝不形诸文字的事。我碰到了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真正预测到二○○八年风暴的专业经济学家，恐怕也是那一行里唯一一位的独立思想家）。我还发现各种我原先以为不存在的人：优秀的经济学家（以科学标准来看），如迈可．史宾塞（Michael Spence）和巴克礼．罗瑟（Barkley Rosser）。还有彼得．贝弗林（Peter Bevelin）和叶策兹克．吉伯（Yechezkel Zilber），不断地把我正在寻找、却不知道名称的论文餵给我，首先是生物学，再来是认知科学——于是乎，他们把我的思想推向正确的方向。

　　总之，我和许多人对话。问题是，我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在一大段路的步行（而且走得非常慢）当中和我交谈：史拜罗斯．马克利达基斯和叶策兹克．吉伯。呜唿，大多数的人走得太快，错把步行当运动，不知道步行应该慢慢地走，步调要好像忘了在走路一样——因此我必须不断地到雅典去（史拜罗斯住在这里），就为了享受我最喜爱的活动：做个散人。

我的错误

　　当然，人们还是会细读文章。在检查过许多讯息和报告之后，我不觉得初版里头有任何部分是我必须撤除的，或是有任何错误必须修正（打字错误和极细微的错误不算），除了两个相关问题。乔恩．艾斯特对我指出第一个错误。我写说，历史分析里，充满了叙事谬误，因为我相信，历史论述，根本就不可能用预测和否证去检验。艾斯特向我解释，在一些状况下，历史性的理论可以跳脱叙事谬误，而且可以用实证去否定——在这种历史学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去找文件和考古遗址，产生能够反驳某个叙事的资讯。

　　因此，从他的论点引伸，我才了解到阿拉伯思想史并不是很明确的东西，而且我以前掉进一个陷阱，忽略了过去所写的历史持续在变化，而「过去写的」，本身大都也是一种预测。我（意外地）发现，有关阿拉伯哲学，我上了教科书学者传统之见的当，传统看法和现有文献相牴触。我夸大了阿威罗伊（Averroes）和阿尔加惹尔（Algazel）辩论的重要性。和其他人一样，我认为(1)这是一件大事，(2)这件事毁了阿拉伯哲学。结果这是错误的观念，最近已经被一些研究者（如迪米特利．古塔斯〔Dimitri Gutas〕和乔治．沙里巴〔George Saliba〕）给揭穿真相。大多数对阿拉伯哲学提出理论的人并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他们（例如李欧．史特劳斯〔Leo Strauss〕）很多东西都是靠想像的。我有点惭愧，因为阿拉伯文是我的母语之一，而我却用不懂阿拉伯文（且过度自信却学养不足，不知道自己不懂）的学者所发展出来的第十手资料，在这里做报导。我掉进了古塔斯所看到的确认偏误毛病：「对于阿拉伯哲学的看法，我们似乎总是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出发，然后只集中注意力在那些看似支持吾人偏见的片段文件，然后从这些文字本身来看，好像证实了我们那先入为主的偏见。」

　　再一次，对历史要小心。

坚固性和脆弱性

　　《黑天鹅效应》一书完成后，我花了些时间沉思我在第十四章所提到的一些东西，即某些系统有很高的集中度，让人有稳定的错觉，这样的系统具有脆弱性——这让我相信银行体系是所有即将发生之意外的母亲。我在第六章用老象的故事来说明，教智慧的最好老师，自然是最老的人，只因为他们可能掌握了许多我们看不见的技能或灵感，被我们知识领域所遗漏，这些技能，帮助他们在这个比我们所能理解还要复杂的世界里存活下来。因此，老意味着对黑天鹅事件有更高的抵抗力，虽然，诚如我们在火鸡故事里所看到的，这并不保证没事——比较老，几乎就等于比较安稳，但未必十全十美。不过几十亿年的生存，远比一千天的活命更有抵抗力，而眼前最老的系统，显然就是大自然。

　　从某方面来看，这个道理，就是后古典地中海学派的医学经验主义者（如曼诺多图斯〔Menodotus of Nicomedia〕）之完结篇主义（epilogism）基础，而这些医药经验主义者，只是执业医师，把怀疑论和现实世界里的决策做结合。他们也是唯一一群把哲学用在有用的地方的人。他们建议历史（historia）应该是：尽量记录事实，尽量不去解释或提出理论，描述事实，不要谈为什么，并拒绝做泛化推论。他们这种非理论性的知识形式，遭到中世纪士林学派（Scholastics）所贬抑，士林学派喜欢更明确的学习。历史只是记录事实，比哲学（philosophia）或科学（scientia）低等。在那之前，即使是哲学，和决策智慧的关系程度也比今天密切，那不是用来讨好教授聘任委员会的，医学才是这种智慧的操作（和学习）场所：Medicina soror philosophiae：「医学，哲学的姐妹」。

　　经验主义并不是不要理论、信仰、和因果；而是避免成为书呆子，并对于你要你的错误落在哪儿——也就是系统默认值——有一个坚决且预设的偏见。一个经验主义者在面对许多系列的事实或资料时，会把系统默认值设在暂不相信（于是经验主义和较老的庇罗派怀疑主义〔Pyrrhonian〕传统有关），而其他人则喜欢把系统默认值设在一个特性或一个理论上。其整个概念是为了避免确认偏误（经验主义者比较喜欢错在否认 / 否证偏误这边，他们比卡尔．波柏〔Karl Popper〕早了一千五百年发现这点）。

　　对一个偏好特例多过于通则的学科，赋予从属的地位，这就是自士林哲学以来之形式知识所做的事，在此之下，必然对经验和年龄（累积太多的个别细节）毫不重视，而有利于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例如约翰博士。这在古典物理学里也许还行得通，但在复杂领域就不行了；这在医学史上已经害死了许多病人，尤其是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并在社会领域里，造成了许多破坏，特别是在我写这篇文章期间。

　　老派教师和你沟通的重点东西，用宗教术语来说，就是教条（一些规则，你必须照着做，不一定要懂）而不是教理（你能够了解的规则，你很清楚这些规则的目的）。

　　大自然显然是一个复杂系统，有许多交互相依的网络、非线性特性、和强壮的生态系（否则老早就爆掉了）。这是一个很老的老人，记忆力好得不得了。大自然不会罹患阿兹海默症——事实上证据显示，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随着年纪增长而丧失脑部功能，如果我们按照养生法去做的话：随时运动且经常空腹，长距离步行，避开糖、面包、白米、和股市，并戒掉经济学的课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东西。

　　让我简述我对大自然如何对付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事件——大自然比人类更懂得利用正面黑天鹅事件的好处。

以多余做为保险

　　首先，大自然喜欢多余，而多余有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也是最容易了解的形态，是防卫性的多余，这是保险型的多余，由于有备用零件，让你能在逆境中存活下来。我们来看人类的身体。我们有两只眼睛、两个肺、两颗肾、甚至于两个脑（企业执行长可能例外）——而且每种器官单一颗的功能，就超过一般状况之所需。因此，多余就等于保险，而维护这些备用零件的成本，还有，即使这些零件只是备而不用，它们还是需要能量，这显然没效率。

　　多余的相反就是天真的最适化。我告诉每个人，不要去上（正统的）经济学课，还说，经济学会让我们破产倒闭（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事实证明经济学的确已经把我们搞到破产了；不过正如我在本文里所说的，我们并不需要这些证明；我们只须去看经济学缺乏科学严谨性——也缺乏道德观——就够了）。理由如下：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天真的最适化上，由保罗．萨缪森（Paul Samuelson）将这（拙劣地）数学化——而这套数学，对于建立一个有出错倾向的社会，具有重大贡献。经济学家会认为维持两个肺和两颗肾是无效率：想想看，带着这些沉重的东西跨越非洲大草原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这样的最适化，在第一次意外事故，也就是第一个离群值发生之后，就会让你丧命。还有，假如我们把大自然交给经济学家，会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的肾脏会被省掉：既然我们不是随时都需要肾脏，如果我们把两颗肾卖掉，并以分时（time-share）的方式使用一个中央肾脏，就会更有「效率」。你还可以在晚上把双眼租出去，因为你做梦时并不需要它们。

　　几乎每个经济学里的重要概念，在修改一些假设之后都会变成错误（但比较不重要的概念就没有这么多比例出问题）。修改一些假设，就是所谓的「扰动」（perturbation），即改变一个参数，或是把原本理论里假设固定不变的参数，改为随机变动。我们的术语把这叫做「随机化」（randomization）。这就是模型误差的研究，以及对这种变动结果的检验（我正式的学术专长，现在是模型偏误或「模型风险」）。例如，如果有一个用来处理风险的模型，假设随机性的类型是来自平庸世界，那么这个风险模型就会忽略大偏误，而且还促成许多因忽略大偏误所造成的风险；于是乎，风险管理就会问题丛生。这种情形，打个比方，就是「坐在一桶炸药上」，我用这来形容房利美（Fannie Mae，现在已经爆掉了）。

　　再举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型偏误，我们来看比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概念应该是李嘉图（Ricardo）所发现的，是带动全球化的基础。这个概念是说，一个国家应该把焦点放在，如企管顾问所说的，「你做得最好的地方」（更明确的说，焦点放在这里，所丧失的机会最少）；因此，一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酒，而另一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衣服，虽然其中一国可能在这两样产品上，都做得比另一国好。但我们做一点扰动，以产生其他情境：我们来看看，如果酒的价格会波动，那么专门生产酒的那个国家会怎样。只要对这个假设做一个简单的扰动（譬如说，考虑让酒的价格随机波动，而且可能发生极端世界类型的变异），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和李嘉图相反的结论。大自然不喜欢过度专业化，因为这会限制演化，并让动物变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发现当今的全球化概念（如新闻工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提出的），对社会来说，是太天真也太危险的一步——除非吾人考虑副作用。全球化或许带来表面上的效率，但各个部分之间的操作力道与互动程度，会在某一点上造成小裂缝，再渗透到整个系统。结果就像脑袋因为有太多的细胞在同一个时间发号施令而造成癫痫。看看我们的脑，一个运作良好的复杂系统，它并没有「全球化」，或者说，至少没有天真地「全球化」。

　　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负债——债务让你脆弱，在扰动之下是非常脆弱，尤其是当我们把假设从平庸世界转为极端世界时。今天，我们在商学院所学的，要我们从事借贷（同样的教授还教我们各种假科学，包括钟形曲线这个知识大骗局），这违反了所有的传统，长期以来，所有的地中海文化都发展出反对负债的教条。罗马谚语说：「快乐是一个人没有负债」（felix qui nihil debet）。捱过了大萧条时代的老祖母，劝我们做和负债正好相反的事：剩余；她们要我们在做个人的冒险之前，要把好几年的收入以现金存起来——这正好就是我第十一章的槓铃概念，我们以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去冒较高的风险，同时还要保有高额的现金准备。如果银行当初这么做，那么历史上就不会发生银行风暴了。

　　自巴比伦时代以来，就有很多文献证明负债的祸害；近东地区的宗教禁止负债。这告诉我，宗教和传统的目的之一，是执行禁令——只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知识傲慢所害。为什么？负债意味着对未来有一个强烈的主张，而且对预测有高度的依赖。如果你借了一百元去投资一个计画，要是你的计画失败了，你仍然欠一百元（不过如果成功了，就会赚很多钱）。因此，负债是危险的，如果你对未来有一点过度自信，而且对黑天鹅事件眼盲的话，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的倾向。预测是有害的，因为人们（尤其是政府）是根据预测的情形去借贷（或是用预测做为借贷的认知借口）。我在「预测之耻」这章所说的（假预测似乎是为了满足心理需求而存在），若再加上了「负债之耻」，就会加倍恶化：借贷造成你更容易遭受预测错误的伤害。

大就是丑陋——而且脆弱

　　第二，大自然不喜欢太大的东西。最大的陆地动物是大象，那是有缘故的。如果我横冲直撞，开枪射死一只大象，我可能会被抓去坐牢，还被我母亲臭骂一顿，但我几乎不会对大自然生态造成任何扰动。另一方面，我在第十四章中对银行的看法——如果你射杀了一家大银行，「后果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如果一家倒了，全都会倒」——后来在下面的事件中呈现出来：二○○八年九月，有一家银行倒了，就是雷曼兄弟，把整个银行界都拖垮了。大自然并不会限制个体间的互动；它只限制单位个体的大小（因此，我的想法不是去阻止全球化和禁止网际网路；我们将会看到，阻止政府，别再协助大公司，并把好处还给小家伙，就会达到更大的安定性）。

　　但人造的结构不要弄得太大还有另一个理由。「规模经济」——公司变大时可以省钱，从而比较有效率——通常，这个想法显然是企业扩张和购併的背后理念。这个想法没有证据支持，却在集体意识里广为流行；事实上，证据是站在相反的一方。然而大家还是一直在购併，这基于很明显的理由——不是对公司有好处，而是对华尔街的奖金有好处；公司变大了，对执行长是件好事。好吧，我知道当公司变大时，看起来会比较「有效率」，但也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偶发事件的伤害，这些偶发事件通常就叫做「黑天鹅」，来自一本书的书名。这全都是在比较安定的错觉之下。再加上当公司变大了，就必须进行最适化调整，以满足华尔街分析师。华尔街分析师（MBA那种）会给公司压力，要公司把多余的肾脏卖掉并把保险丢掉，以提高「每股盈余」，并「改善获利数字」——于是最后就导致破产。

　　查尔斯．泰培罗（Charles Tapiero）和我已经用数学证明，某种不可预见的错误和随机性冲击，对大型组织的伤害，远远大于小组织。在另一篇论文中，我们计算出这种规模的社会成本；别忘了，这些公司，当它们倒闭时，是要花我们的钱的。

　　政府的问题在于，政府偏向支持这些脆弱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大雇主」，也因为他们有游说人士，巴斯夏（Bastiat）抨击他们的贡献是假的，却到处打广告。大型公司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脆弱，政府便在某种方式上受制于这些大企业，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个预言。另一方面，美发厅和小店家倒闭就没人在乎了；它们必须有效率，并遵循自然法则。

气候变迁和「太大的」污染者

　　我经常被问到，如何对付气候变迁，从黑天鹅概念及我所研究的不透明状况下之决策来探讨。我建议我们的态度应该以无知和服从大自然的智慧为基础，因为它比我们老，从而比我们有智慧，而事实也证明，大自然比科学家聪明。我们对大自然还不够了解竟然就去惹它——而且我不信任用来预测气候变迁的模型。很简单，我们所面对的是非线性特性和放大的偏误，来自我们第十一章所谈之蝴蝶效应，而这个效应，其实是罗伦兹在使用气象预测模型时所发现的。输入值的微小变化，来自测量误差，能够导致预测值的大幅发散——而这还是很宽容地假设我们有正确的公式。

　　我们搞污染已经很多年了，对环境造成许多破坏，然而，目前制作这些复杂预测模型的科学家，却没有挺身而出，阻止我们营造这些风险（这些专家就类似经济领域里，为前节所述问题奋战的「风险专家」）——而这就是科学家想要我们接受的解决方法。不过，我对模型的怀疑，并没有导致由反环保主义者和市场至上基本教义派所背书的结论。相反的：我们在生态上必须持超级保守主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造成的破坏是什么。这是在无知与知识不透明状况下的一个好策略。有些人会说：「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正在伤害大自然。」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没有在伤害大自然。」要负举证责任的，不在自然生态保护者这一方，而在破坏旧系统的那些人。此外，我们不应该去「矫正」已经造成的伤害，因为我们可能又创造另一个我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的问题。

　　我曾经提过一个实际的解决方式，根据破坏具有非线性特性（假设伤害程度随污染量的增加，不成比例地大幅增加），以及应用导致我反对「太大」之观念的同一个数学推论，就是把破坏按照污染物做分散——当然，假如我们一定要污染的话。让我们做个思考实验。

　　状况一：你把一剂的氰化物、毒芹、或某种有毒物质给病人服用，假设这些毒药的毒性相等——并假设，只针对这个实验，这些毒药没有超总和性（super-additivity，也就是说，没有一加一大于二的综效）。

　　状况二：你拿十种这些有毒物质，每种剂量为十分之一，总剂量和上个状况一样，给病人服用。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状况二把服用的剂量分散到各种毒物，最坏的情形就是和状况一一样（如果各种有毒物质的作用都同方向），最好的情形就是对病人完全无害。

物种密度

　　大自然不喜欢太多的连结和全球化——（包括生物的、文化的、或经济的连结和全球化）。我因为这本书而得到的特权之一，就是和内森．麦沃德（Nathan Myhrvold）见面，我希望他这种人能够被复制，然后我可以在纽约有一个、在欧洲有一个、在黎巴嫩有一个他。我开始定期和他会面；每一次的会面，都得到一个大观念，或是透过一个比我更聪明的脑袋，重新发现我自己的想法——他可以说就是我下本书的共同作者。问题是，他和史拜罗斯等的少数人不同，我和他的对话，不是在步行中进行的（虽然我和他是在非常好的餐厅会面）。

　　麦沃德启发我用其他方式去解释和证明，全球化把我们带进了极端世界：物种密度的概念。很简单，大型环境比小型环境更具有规模可变性——透过我们在第十四章所看到的「偏好连结」（preferential attachment）机制，牺牲最小的，可以让最大的变得更大。证据显示，小岛单位面积里的物种数目高于大岛，当然，更高于大陆。当我们在地球上的旅行越来越频繁时，流行病也跟着越来越厉害——我们将会有一大堆的微生物，被少数几个菌种所称霸，杀手级的成功者，其散播繁衍远比其他种类有效率。文化生活将会被少数几个人所称霸：在英国，平均每个读者的书本数比义大利少（连坏书也算进去）。公司的规模大小将会更不一致。而流行时尚会更剧烈。当然，银行的挤兑也一样。

　　再一次，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停止全球化并阻止旅游。我们只需注意其副作用和代价——但很少人去注意。我看到了风险，一只非常奇怪的兇勐病毒正散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其他类型的多余

　　另一种多余，比较复杂也比较深奥，解释了自然界的元件如何利用正面的黑天鹅事件（并有其他工具，在负面黑天鹅事件中存活下来）。在此我先做个非常简短的讨论，我下一本书谈黑天鹅事件的利用，大致上以此为观念基础：透过修补或对不确定性的驯化。

　　经生物学家研究，功能上的多余，意义如下：不同于器官多余——有备用器官，能以同样的元件执行同样的功能——通常，同一个功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结构来执行。有时会用简併（degeneracy）这个词（如艾德曼〔Gerald Edelman〕和盖里〔Joseph Gally〕等人）。

　　还有另一种多余：有时候，一个器官可以被用来执行主要功能之外的某种功能。我朋友彼得．贝弗林把这个概念叫做「圣马可教堂的拱侧」（spandrels of San Marco），语出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一篇文章。在圣马可那威尼斯式的大教堂里，拱和拱之间必定有个空间，这个位置，已经发展成我们现在到该教堂参观时所要欣赏的一个重要美学艺术品。某个适应上的次要分支，衍生出一个新功能，就叫拱侧效果（spandrel effect）。我还看过一种适应力，具有一个被暂停掉的潜在功能，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中再度被唤起。

　　说明这种多余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看多采多姿的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Paul Feyerabend）的人生故事。费耶阿本在一次战争中受伤而变成永久性无能，然而他还是结了四次婚，而且是个沉溺于女色的人，女人被他横刀夺爱而惨遭遗弃的男人，可以排成一长队，可见其厉害程度，被他抛弃而伤心欲绝的女子，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学生，也同样可以排成一长队（在他那个年代，教授可以有某种特权，尤其是当红的哲学教授）。由于他是性无能，这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成就。因此，身体一定有其他部位让他和女人黏在一起，管它是什么部位，反正能让人满足就行了。

　　大自然最初创造嘴是用来吃东西的，或许也用来唿吸，或许用在和舌头存在有关的功能上。接着新功能就出现了，很可能不是原先设计的一部分。有些人用嘴巴和舌头接吻，或是去做类似传说中费耶阿本所做的事。

　　过去三年来，我一心在思考下面这个想法：在知识有限下——未来具有不透明性——没有这些种类之一的多余，进步（和生存）就无法发生。你今天并不知道明天可能需要什么。这和我们从亚里斯多德所读到的目的论设计的想法有尖锐的牴触，而亚里斯多德思想塑造了中世纪的阿拉伯—西方思想。亚里斯多德认为，东西具有非常清楚的目的，此目的由其设计者所设定。眼睛是用来看的，鼻子用来唿吸。这是一个理性的论点，也是我所谓的柏拉图式思想（Platonicity）的另一个表现形式。然而任何具有第二用途而且不用你多花钱的东西，表示如果出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应用，或是在新环境出现时，你就多了一个机会。具有最多种第二用途的器官，在随机环境和知识不透明之下，具有最大的优势！

　　以阿司匹灵为例。四十年前，阿司匹灵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其解热（退烧）效果。后来，阿司匹灵用来镇痛（止痛）。它也曾经被用来消炎。现在它最常被用来做血液稀释剂，以避免二次（或首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所有的药都有这种情形——现在很多都使用其第二和第三药性。

　　我刚看了一下我商用、非文学用办公室（我用美学来区分功能）的书桌。笔记型电脑架在一本书上，因为我喜欢有个倾斜度。这是一本法文书，美艳女郎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尼采和佛洛依德的朋友）的传记，我可以非常笃定的说我绝不会去读；会选这本书是因为厚度最合适。这让我想到，以为书是给人读的，可以用电子档取代的这个想法很愚蠢。想想看书所提供的多余功能有多少。你没办法用电子档来让你的邻居留下书香印象。你没办法用电子档来支撑你的自尊心。东西似乎具有看不到、却很重要的附属功能，而我们却习而不察，但这附属功能让东西保持兴旺——而且有时候，附属功能会变成主要功能，就像装饰用的书一样。

　　因此，当你有许多功能性多余时，总的来说，在随机之下是有帮助的，但有一个条件——你从随机中所能得到的好处，多于所受的伤害（我用对不确定性具凸性〔convexity to uncertainty〕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术语来称唿这个论点）。当然，很多工程应用就是这样，许多工具是从其他工具衍生出来的。

　　还有，我目前正全力研究医学史，医学在亚里斯多德的目的论错觉下历尽沧桑，加伦（Galen）的理性主义方法医死了许多人，而医师还以为是在治病救人。我们有一个心理上的计谋：人们喜欢往明确的目的地走，而不喜欢面对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纵使这不确定性有好处。而研究本身，即研究的设计方式和资金来源，似乎是採目的论，以明确的结果为目标，而不是去找有最多岔路的机会。

　　除了凸性之外，我还对这个概念取了更复杂的名字，例如可选择性（optionality）——因为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从随机性取得免费的好处——不过我还没完成，只是半成品。来自第二种随机性的进步，我称之为修补（tinkering）或随性修补（bricolage），这是我下一本书的主题。

没有差异的区别，没有区别的差异

　　这是复制本的另一个好处。我整本书都不去区分运气、不确定性、随机性、资讯的不完整性、及偶发性之间的实际分别，只用简单的可预测性做为标准，在这标准下，它们就功能而言，都相同。机率可以是相信的程度，我们用来下赌注，或是更实体的东西，具有真正的随机性（又叫「实体的」〔ontic〕随机性）。以下改编自捷尔德．盖格瑞泽（Gerd Gigerenzer）：「明天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下雨」，在伦敦的意思是明天将会下半天的雨，在德国的意思是有一半的专家认为明天会下雨，而在布

VII 要怎么对付第四象限
别用错地图：医疗伤害的概念

　　现在，我可以产生智慧决策（phronetic，亚里斯多德认为这是一种决策智慧）的规则。也许，我这一生的故事就在下面的两难问题里。用丹尼‧康尼曼的说法，为了心里舒服，有些人在阿尔卑斯山迷路时，宁愿用庇里牛斯山的地图，也不要什么地图都不用。他们并非公开地这么做，但当他们在处理未来和使用风险测量值时，其实做得更糟糕。他们比较喜欢一个不完美的预测多过于没有预测。所以，把一个机率测量值提供给一个笨蛋，就可以让他冒更多的险，履试不爽。我以前计画和丹‧高思坦做一个测试（做为我们整个研究计画的一部分，了解人类在极端世界下的直觉）。丹尼（和他一起走路很棒，但他不做漫无目的的散步，法文叫”flâner”）坚持我们没必要自己做实验。给某人一个错误的风险估计数是有害的定锚，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很多实验提供证明，专业人士显着地受到他们明知与决策无关的数字的影响，例如，在估计股市可能的变动点数之前，先写下吾人的社会保险证末四码。一些德国法官，非常受尊敬的人，在他们下判决之前掷骰子，如果骰子出现高点数，则他们的判决有百分之五十的刑期会比较长，但他们却没有察觉到。

阴性建议
　　很简单，别让你自己进入第四象限，黑天鹅的领域。但我们很难注意到这个安全的建议。心理学家把投入（于我们所做的事）的行动，和略过的行动加以区别。虽然这些行为的损益数，在经济上等值（少赔一块钱就是赚到一块钱），但我们的心里，却没有给予同等看待。然而就像我所说的，「不要做」这种风格的建议，在实证上比较牢靠。你如何活久一些？答：避免死掉。然而人们不了解成功主要是靠避免损失，而不是试着去取得利润。

　　阳性建议通常是江湖郎中的国度。书店里摆满了讲某个人如何成功的书；几乎没有书会取名《我从破产中所学到的教训》或《生活中应该避免的十个错误》。

　　人们需要阳性建议，和此有关的是，我们偏好必须做点事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即使在做点事是有害的情况下。

　　我最近上了一次电视，某个金玉其外的人不断地骚扰我，要我提供明确的建议，如何从这次风暴中脱困。要跟他们沟通我的「不要做什么」的建议，或沟通说，我的专长是避免错误，而不是急诊室开刀，而且避免错误可以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样有价值——根本不可能。其实，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试着要解释，在许多状况下，没有模型，比用我们现有的数学杂耍要更好——也更有智慧。

　　不幸的是，这种不严谨弥漫在我们预期要最严谨的地区：学术界的科学。科学，尤其是学术界的科学，从来都不喜欢阴性的成果，更不用提去宣告和广告自己的限制。报酬体系不是为阴性成果而设的。你因从事走钢索特技或热门运动而得到尊敬——照着正确的路子走，成为「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或「下个达尔文」，而不是透过打破迷思或记录我们的知识极限，来给社会真正实在的东西。

　　让我回到哥德限制。在某些状况下，我们会接受知识的限制，并大声宣扬，例如，哥德「突破」数学限制，因为那显示公式的高雅和数学的高超——虽然这个限制的重要性，被我们在预测天气变化、危机风暴、社会动乱、或是用来赞助这种未来「高雅」限制之研究的捐赠基金给矮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宣告我的第四象限的解法，最适用于这种限制。

医疗伤害学和虚无主义标签
　　我们来看看医学（哲学的姐妹），不到一百年前才开始救人活命（我已经很宽容的讲了），而且救人活命的程度，并不像通俗文学最初所广告的那么大，因为死亡率的下降，似乎来自注意卫生和抗生素的（随机）发现，远比来自诊疗的贡献多。医生，受到可怕的控制错觉所驱使，花很长的时间在杀害病人，而不考虑「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一个正当、有效的选择（那是「虚无」）——而史拜罗斯‧马克利达基斯所编着的研究显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今天仍然如此，尤其是在某些疾病上的过度诊疗。

　　虚无主义标签一向被用来伤人。认为可以让自然来发挥医疗作用的保守执业医生，或是公开表示我们的医学知识有限的医生，在一九六○年代以前，被指控为「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行动派的路线，建立在对人体的不完整了解上，而不拥抱这条路线的人——声明「这就是极限；我的知识就到这里而已」——则被视为「不科学」。一些想要卖产品的学术骗子，就一直用这招来对付本书作者。

　　医疗伤害学（iatrogenics）就是在研究医治者所造成的伤害，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词，我从未见过这个词用在医学以外的地方。尽管我一生都沉浸在所谓的型一错误（type 1 error），或称伪阳性（false positive），一直到最近才有人向我介绍医疗伤害的观念，感谢散文家布莱恩‧艾波雅（Bryan Appleyard）和我谈话。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怎么能够一直隐藏起来，没让我们知道呢？即使在医学里，这里指的是现代医学，「不伤身」这个古老观念也是非常晚近才悄悄地熘进来。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代才想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谜：执业人员如何能够在知识的名义下，如此长期地造成伤害，却还能逃过批判。

　　遗憾的是，进一步调查之后显示，这些医疗伤害学只不过是科学在启蒙运动下变得太过傲慢之后的再发现。呜唿，再一次，姜是老的辣——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对知识的极限，有一个内建的尊重。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兼医师的阿—鲁哈威（Al-Ruhawi）写了一篇论文，一反我们所熟悉的地中海文化，谈医疗伤害学。我以前曾经推测，宗教把病人带离医生，以解救他们的生命。你可以到太阳神庙，而不去看医生，照样满足你的控制错觉。有趣的是，古地中海人可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两者间的取舍问题，而且可能已经部分地接受，以宗教做为驯服控制错觉的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知识在什么地方没用，也不知道使用知识的成本，那么知识对你就没有用。后启蒙运动科学，以及其后代的超级巨星科学，很幸运地在（线性的）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上做得很好。但有时候我们必须放弃骄傲，把焦点放到一些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无人闻问的东西：地图显示目前的知识和目前的方法对我们没用；这也是对泛化科学伤害的严谨研究，探讨科学可能造成什么伤害（或更好的，展示科学已经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去探讨的东西。

　　主管官员伤害学。呜唿，要求对经济活动做更多（无条件）的管制，看起来好像是个正常回应。主管官员所作所为的结果，就是我最恶劣的梦魇。他们提倡信赖信评机构所出的信用评等，并要我们信赖「风险测量」，而当银行家用这个来建立后来会走样的部位时，就使得系统脆弱化了。然而每次一出问题，我们就用苏联—哈佛风的做法，採取更多的管制，使得投资银行家、律师、和由主管机关转任华尔街顾问的人士变有钱。他们也为其他团体的利益做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