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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ack Swan

　　所谓黑天鹅，是指看似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它具三大特性：不可预测性；冲击力强大；以及，一旦发生之后，我们会编造出某种解释，使它看起来不如实际上那么随机，而且更易于预测。Google的惊人成就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九一一也是。作者认为黑天鹅潜藏在几乎每一件事的背后——从宗教之兴起，到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为什么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认得出黑天鹅现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应该注意普遍现象时，人们长久以来却习惯注意特定事件。我们习惯注意已经知道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法真正地评估机会；我们很容易将事情简化、予以叙述、分类；而且我们不够开放，没能珍视那些能够想像「不可能事物」的人。

　　多年来，作者一直在研究我们是怎样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上知道的还多。我们总是只看到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大的事件却继续在你我的惊叹声中出现，并形塑着这个世界。本书试图解释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所知道的一切。作者提出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技巧，协助读者面对黑天鹅现象，并从这些意外的大事件获益。

　　优雅、惊艳，且应用广泛，《黑天鹅效应》勐力冲击了文化业、社交圈和知识界，成为琅琅上口、被广为引用的概念和词汇。作者在扩充新版中新增五万余字，提出违反直觉却实用的作法，能提高社会和我们自己对黑天鹅事件的免疫力，得以在极端世界中生存。《黑天鹅效应》已改变了许多人的世界观，生活在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世界，每个人都该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

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Nassim Nicholas Taleb

　　把最多时间花在游手好闲上，在全球各地的咖啡馆里沉思冥想。拥有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的企管硕士及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的博士学位。做过交易员，现于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任特聘教授。着有《随机的致富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和《黑天鹅效应》，后者盘踞《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各大畅销书榜多年，俨然已成为文化业、社交圈、知识界的一个试金石。新着《黑天鹅语录》更是作者的机智警语录，道出了最精准的预言，塔雷伯无疑已是世上最炙手可热的思想家。

译者简介

林茂昌

　　喜欢读原文书，竟发现自己热爱翻译，其乐无穷。学历：台大经济系学士，美国西北大学管理科学硕士。经历：牛顿杂志、花旗银行、美商保富管理顾问公司、中国信託商业银行、台証证券衍生性商品部、投资本部副总经理、台証期货总经理、期货商公会理事。现从事价值投资及创作。译有《沃尔玛效应》、《我们的新世界》、《决定未来的10种人》（大块文化）等多本畅销书。

VII 要怎么对付第四象限
别用错地图：医疗伤害的概念

　　现在，我可以产生智慧决策（phronetic，亚里斯多德认为这是一种决策智慧）的规则。也许，我这一生的故事就在下面的两难问题里。用丹尼‧康尼曼的说法，为了心里舒服，有些人在阿尔卑斯山迷路时，宁愿用庇里牛斯山的地图，也不要什么地图都不用。他们并非公开地这么做，但当他们在处理未来和使用风险测量值时，其实做得更糟糕。他们比较喜欢一个不完美的预测多过于没有预测。所以，把一个机率测量值提供给一个笨蛋，就可以让他冒更多的险，履试不爽。我以前计画和丹‧高思坦做一个测试（做为我们整个研究计画的一部分，了解人类在极端世界下的直觉）。丹尼（和他一起走路很棒，但他不做漫无目的的散步，法文叫”flâner”）坚持我们没必要自己做实验。给某人一个错误的风险估计数是有害的定锚，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很多实验提供证明，专业人士显着地受到他们明知与决策无关的数字的影响，例如，在估计股市可能的变动点数之前，先写下吾人的社会保险证末四码。一些德国法官，非常受尊敬的人，在他们下判决之前掷骰子，如果骰子出现高点数，则他们的判决有百分之五十的刑期会比较长，但他们却没有察觉到。

阴性建议
　　很简单，别让你自己进入第四象限，黑天鹅的领域。但我们很难注意到这个安全的建议。心理学家把投入（于我们所做的事）的行动，和略过的行动加以区别。虽然这些行为的损益数，在经济上等值（少赔一块钱就是赚到一块钱），但我们的心里，却没有给予同等看待。然而就像我所说的，「不要做」这种风格的建议，在实证上比较牢靠。你如何活久一些？答：避免死掉。然而人们不了解成功主要是靠避免损失，而不是试着去取得利润。

　　阳性建议通常是江湖郎中的国度。书店里摆满了讲某个人如何成功的书；几乎没有书会取名《我从破产中所学到的教训》或《生活中应该避免的十个错误》。

　　人们需要阳性建议，和此有关的是，我们偏好必须做点事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即使在做点事是有害的情况下。

　　我最近上了一次电视，某个金玉其外的人不断地骚扰我，要我提供明确的建议，如何从这次风暴中脱困。要跟他们沟通我的「不要做什么」的建议，或沟通说，我的专长是避免错误，而不是急诊室开刀，而且避免错误可以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样有价值——根本不可能。其实，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试着要解释，在许多状况下，没有模型，比用我们现有的数学杂耍要更好——也更有智慧。

　　不幸的是，这种不严谨弥漫在我们预期要最严谨的地区：学术界的科学。科学，尤其是学术界的科学，从来都不喜欢阴性的成果，更不用提去宣告和广告自己的限制。报酬体系不是为阴性成果而设的。你因从事走钢索特技或热门运动而得到尊敬——照着正确的路子走，成为「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或「下个达尔文」，而不是透过打破迷思或记录我们的知识极限，来给社会真正实在的东西。

　　让我回到哥德限制。在某些状况下，我们会接受知识的限制，并大声宣扬，例如，哥德「突破」数学限制，因为那显示公式的高雅和数学的高超——虽然这个限制的重要性，被我们在预测天气变化、危机风暴、社会动乱、或是用来赞助这种未来「高雅」限制之研究的捐赠基金给矮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宣告我的第四象限的解法，最适用于这种限制。

医疗伤害学和虚无主义标签
　　我们来看看医学（哲学的姐妹），不到一百年前才开始救人活命（我已经很宽容的讲了），而且救人活命的程度，并不像通俗文学最初所广告的那么大，因为死亡率的下降，似乎来自注意卫生和抗生素的（随机）发现，远比来自诊疗的贡献多。医生，受到可怕的控制错觉所驱使，花很长的时间在杀害病人，而不考虑「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一个正当、有效的选择（那是「虚无」）——而史拜罗斯‧马克利达基斯所编着的研究显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今天仍然如此，尤其是在某些疾病上的过度诊疗。

　　虚无主义标签一向被用来伤人。认为可以让自然来发挥医疗作用的保守执业医生，或是公开表示我们的医学知识有限的医生，在一九六○年代以前，被指控为「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行动派的路线，建立在对人体的不完整了解上，而不拥抱这条路线的人——声明「这就是极限；我的知识就到这里而已」——则被视为「不科学」。一些想要卖产品的学术骗子，就一直用这招来对付本书作者。

　　医疗伤害学（iatrogenics）就是在研究医治者所造成的伤害，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词，我从未见过这个词用在医学以外的地方。尽管我一生都沉浸在所谓的型一错误（type 1 error），或称伪阳性（false positive），一直到最近才有人向我介绍医疗伤害的观念，感谢散文家布莱恩‧艾波雅（Bryan Appleyard）和我谈话。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怎么能够一直隐藏起来，没让我们知道呢？即使在医学里，这里指的是现代医学，「不伤身」这个古老观念也是非常晚近才悄悄地熘进来。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代才想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谜：执业人员如何能够在知识的名义下，如此长期地造成伤害，却还能逃过批判。

　　遗憾的是，进一步调查之后显示，这些医疗伤害学只不过是科学在启蒙运动下变得太过傲慢之后的再发现。呜唿，再一次，姜是老的辣——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对知识的极限，有一个内建的尊重。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兼医师的阿—鲁哈威（Al-Ruhawi）写了一篇论文，一反我们所熟悉的地中海文化，谈医疗伤害学。我以前曾经推测，宗教把病人带离医生，以解救他们的生命。你可以到太阳神庙，而不去看医生，照样满足你的控制错觉。有趣的是，古地中海人可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两者间的取舍问题，而且可能已经部分地接受，以宗教做为驯服控制错觉的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知识在什么地方没用，也不知道使用知识的成本，那么知识对你就没有用。后启蒙运动科学，以及其后代的超级巨星科学，很幸运地在（线性的）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上做得很好。但有时候我们必须放弃骄傲，把焦点放到一些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无人闻问的东西：地图显示目前的知识和目前的方法对我们没用；这也是对泛化科学伤害的严谨研究，探讨科学可能造成什么伤害（或更好的，展示科学已经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去探讨的东西。

　　主管官员伤害学。呜唿，要求对经济活动做更多（无条件）的管制，看起来好像是个正常回应。主管官员所作所为的结果，就是我最恶劣的梦魇。他们提倡信赖信评机构所出的信用评等，并要我们信赖「风险测量」，而当银行家用这个来建立后来会走样的部位时，就使得系统脆弱化了。然而每次一出问题，我们就用苏联—哈佛风的做法，採取更多的管制，使得投资银行家、律师、和由主管机关转任华尔街顾问的人士变有钱。他们也为其他团体的利益做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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