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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犯罪，是子女自己的责任，还是父母的责任？
　　环境被污染，是谁该负责？是企业？是国家？还是你我？

　　面对无法控制的核灾，面对尚未出生的孩子们，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又该负起什么责任？

　　这些伦理（道德）问题，是21世纪人类最深层的精神问题，也是数千年来人类生存问题的核心之一。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纵剖近代历史，横跨基督教、佛教、与西洋哲学，寻找伦理问题的答案。最后，他以康德的思想为轴，试图为21世纪的人类，寻找个人心灵的依归，以及世界和平之可能。

　　作者提出，我们必须把「认识原因」和「追究责任」分开进行，否则永远无法从历史学到教训。其次，他相信人类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依然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也因此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就无法釐清善恶，人类的文明也无法往前跃进。

　　作者所谓的伦理，指的是「自由」这个义务。伦理要求我们的，就是必须「作个自由的主体」，并且「不只把他人视为手段，同时也要将他人当作目的来对待」。我们除了要认真对待现在活着的他人，也要对尚未出生的人类负责。这是身为人类的义务，也是合乎「伦理」的生存之道。

　　从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即将走到尽头。但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崩解，人类仍要继续活下去。作者提出马克斯的「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以对抗资本主义，为人类的未来社会擘画新蓝图。

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

　　日本当代思想家、文艺评论家。1960年代参加反安保运动。1969年以讨论夏目漱石的〈意识与自然〉获得第12届群像新人文学赏。初期以文艺批评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运动衰退后，重心逐渐移向理论与思想工作。近年来站在亚洲边陲的位置，持续探讨「国家」、「资本」、「国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为对抗之理念，2000年曾组织 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重要着作有《伦理21》、《柄谷行人谈政治》、《近代日本文学之起源》《超越的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迈向世界共和国》、《世界史的构造》等等。

推荐序　无知是一种邪降
译者序　真正的原创力
前言

〔第一章〕惯于追究家长责任的日本社会特殊性
「世间」这个实体不明的东西所具有的力量
□地文子的《没有餐桌的家》中所描述的两场斗争

〔第二章〕认识人类的攻击性
精神分析不能直接应用在育儿与教育上
不论用多么和平的方式养育，在多么和平的环境下成长，人类的「攻击性」也不会完全消失

〔第三章〕自由绝对不会从「自然」中产生
认识「决定人类行为的结构」
「作一个自由的主体」之义务与自由

〔第四章〕将自然的、社会的因果性置入括号之中
从「自由」的观点来看道德性
如何负起「彻底认识原因」之责任

〔第五章〕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才是真正「公众的」
康德对于「私领域」与「公领域」的颠覆性看法
与抱持不同「共通感觉」的他者取得共识

〔第六章〕 只有用伦理的角度来看，宗教才值得肯定
世界宗教否定自由意志
五十步与百步，其差异之绝对性

〔第七章〕幸福主义（功利主义）里没有「自由」
凭借幸福主义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敬畏死者」这句话的意义

〔第八章〕责任的四种区别与其根本的形而上本质
实现康德理念之国际法
关于战争责任议题「哲学家」的欺瞒

〔第九章〕日本天皇对于战争应负的刑事责任
为什么东京大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天皇制度的结构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第十章〕「非转向」共产党员之「政治责任」
丸山真男的共产党批判
以现实的认知问题，来思考大战时的转向与非转向

〔第十一章〕「已死的他者」和我们的关系
「历史的重新认识」不可避免

〔第十二章〕我们对「尚未出生的他者」应负的伦理义务
以「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与国家

后记

第一章
惯于追究家长责任的日本社会特殊性

关于责任的问题，一开始我打算从身边取例，讨论在神户发生的中学生（少年A）事件。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病理——这一类的意见我们已经听了很多，而且相关的书籍也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点我打算之后再回头讨论。我想谈论的，并不是这个事件所展现的个人与社会最近发生的、种种新的病态；相反地，我想透过这个事件，来观察日本社会长久以来，一直不变的某些样貌。这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该事件所引起的反应，也就是每当年少者犯罪的时候，社会上必定会出现的言论。

这些言论具体来说，就是追究「家长的责任」。举例来说，该少年的双亲遭到大众媒体的攻击，一再地要求他们道歉，而事实上他们也道歉了。这里面攻击最为苛刻勐烈的新闻媒体，他们平常对于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的侵略行动道歉的亚洲诸国抱着轻蔑的态度，对于回应这些道歉的要求之日本政治家更是大加挞伐。到底，这些平常对「责任」抱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自己又不是受害者，为什么会如此热烈地追究家长的责任？究竟对这些人来说，「责任」是什么？在谈到战争责任之前，我想先从这个问题思考起。

最初我开始思考「家长的责任」，是在一九七二年，连合赤军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赤军成员的家长们在「世间」——只能这么称唿的不特定的社会压力——的责难之下，不得不辞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杀。不用说，这是因为来自周遭的人，以及大众媒体的攻击。我对连合赤军本身抱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完全不能认同。但是，却无法不关心这个事件。一九七五年我出版的第二本书《「意义」这种病》（河出书房新社）中，关于马克白的论述，虽然完全没有直接谈到连合赤军，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刺激而写作的。虽然我认为连合赤军的行为极度地愚蠢卑劣，但是一九六○年代萌芽的新左翼运动竟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自己很难置身于外。

就在那篇关于马克白的文章完稿的时候，连合赤军领导人夫妇之一的森恆夫自杀身亡。这个情形，与《马克白》的情节如出一辙。在听到了马克白夫人自杀的消息之后，马克白说了以下的一段话：

马克白：这样啊。一定会走上死亡这条路的。我一直认为，迟早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明天，明天的明天，再一个明天，时间日复一日悠悠地过去，终将走到它的尽头。所有的昨日，照亮了傻子们走向佈满尘埃的死亡之路。熄灭吧，熄灭吧，短暂的灯火！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的影子，可悲的演员，在舞台上比手画脚，登场既毕，便再也无形无踪。人生只不过是白痴讲述的故事，再怎么大声喧嚷，还是没有任何意义。

连合赤军事件中，与《马克白》相反地，「丈夫」自杀了；但我并不觉得惊讶。就像马克白说的，「迟早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森恆夫在遗书里写着，长久以来与体制战斗、抗争，没想到自己做出了同样的东西来。自杀，是他自己承担责任的作法。因此，我并不觉得惊讶。

但是，连合赤军风波中的另一起自杀事件，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不，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愤怒。那就是其中一名赤军成员的父亲自缢身亡。在这之前，虽然也知道赤军成员的家长们受到各方的非难，甚至有人因而辞去工作，但没想到竟然到了寻死的地步。赤军的那些家伙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要负起责任，但是家长们并没有任何责任。我对于把人逼到自杀绝境的「世间」感到生气，对于那位自杀的父亲也感到生气。我认为这种时候，绝对不应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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