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于1984年进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郊的农村进行人类学研究，以一名共产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命史，描述中国自1949年后起起落落的政治风潮，透过这一名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村级干部的目光，我们可以看见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农村为适应时局所经历的曲折转变。作者以对话的方式推展情节，使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更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
本书曾于1994年由张老师出版社首度出版，此次再版增加了最末两章的内容，叙述了作者于1996年重返林村后所观察到的林村人与林村的转变。作者黄树民教授于201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本书值此之际在台湾重新出版，更加别具意义。
作者简介
黄树民
1945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长于台湾嘉义。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美，于密西根州立大学取得人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自1975年起执教于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国立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兼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等；亦曾任中国大陆厦门大学荣誉访问副教授、浙江大学荣誉访问教授。现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2010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专长为台湾汉人社会、中国华南社会、泰北社会文化研究等。着有论文三十余篇、书序和评论四十余篇，及专书《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及《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等，并译有《鉅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一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一版序
二版序
感谢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前言
第一章 林村印象
1984年11月初，我首次到达林村，认识了叶书记，他的公共形象，是个暴君般强悍有威严而又傲慢的人，但在私底下，却有温和感性的一面。
第二章 家庭历史
叶书记和我走得很慢，他不时陷入沉思。突然他对我说道：「这不公平，我父亲过了一辈子苦日子，从早到晚做得跟牛一样……」他一股脑把所有的情绪发洩出来，此时正竭力平复唿吸。
第三章 解放
叶书记娓娓述说刚解放的景况：「变化最大的就是一些大地主，简直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
第四章 饥饿岁月
「那时候，我虽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却对共产主义的讲法深信不疑。我相信，如果大家都全心全意地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就可以超越世界上其他国家。」叶书记所讲的有关大跃进的一席话，使我印象深刻。
第五章 参加政治运动
「你怎么会卷入政治运动之中？」我好奇地问。叶书记说：「我是在1963年从江头高中毕业。像我这样的乡下孩子，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考大学，第二条路是去当兵。既然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我只好再回到林村来。」
第六章 返乡
「不，」他不耐烦地说：「我并不是说农村和农民并无受到伤害。我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相形之下，对于城市人而言，那真是一场梦魇，但是在乡下情形略为好—点。」
第七章 治保主任
叶书记才是村里的统治者，他的作为像个勤政的首长。我们说他是个父母官，他负责订定全村共同遵守的法规，排解纠纷，伸张正义。
第八章 欣欣向荣
表面上看来，村里的人在生财能力、自我抬高身分方面不断激烈竞争，但他们似乎也深受传统的影响，互相帮忙合作。
第九章 解体
我慢慢了解叶书记不愿参加寺庙活动的原因，党的信条要他敌视一切迷信或是宗教事务。而且他的父亲生前曾积极参与宗教活动，更令他心中深感歉疚。
第十章 农村干部
叶书记耸耸肩，无奈地笑道：「农民根本不知感恩，他们老是希望你什么事情都帮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但却没想过自己能够为大众的利益贡献什么。
第十一章 1990年代的变化
1996年12月，我回到林村，要待上一个月，看看这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第十二章 林村何去何从？
卡拉OK音响开始放叶书记点的一首革命歌曲。他跳起来，一把抓住面前的话筒，用他的高嗓门唱了起来。
跋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一版序
我之所以会参与本书并为之作序，除了学术上的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的渊源。 1969年，我在台湾与黄教授初识。当时我正在进行关于中国文化及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黄教授此时刚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我很高兴他愿意与我共事，做我的研究助理。那次的田野调查圆满成功，黄教授功不可没。从那时候开始，多年来我们一直联系不辍，起初像师生一般，黄教授在1970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我们便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上互相切磋。
1984年11月间，我到福建去拜访刚开始在当地做研究的黄教授，虽然我只作短暂停留，却对中国农村生活有更深切而重要的认识。黄教授向我介绍村子和村民的状况，并指出近来的经济改革对乡村的影响，以及它与台湾的社经发展、变化之间的关联。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研究学者，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认为，台湾经验与中国大陆无关。两地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相差悬殊，根本无从比较。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宣导经济改革，并且「开放」之后，才有人认识到，经济重组所引起的改变，尤其是农村的改变，与台湾的发展过程相当类似。故一般认为，这样的比较，使得双方的范例都可作为诠释中国改变的起步，同时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
黄教授的研究正可作为这类比较的基础。在他早期针对台湾所作的深度研究（Huang 1981）中，记录了政府政策导致「农业衰退」（degradation of agriculture）并侵蚀社区共同体聚合的础石。他目前的研究，则突显了类似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政策的运作情形。他针对福建的农村所作的研究，敦促我们注意下列几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政府政策，农村的变化和长久存在中国研究中的几个课题──例如，政府介入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组织并加以控制的本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黄教授对农民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对此社会阶层作适当的定义，并了解中国政策中的「转变」（twists and turns）。长期以来，农民到底是非资本主义的实质生产者，还是企业资本家（capitalist entrepreneur），一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由于这个问题与国家现代化紧密相连，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站在反方的立场。中国共产党深怕一旦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会导致「资本家复辟」（Hinton 1972：9-22），所以採取了不同的，而且看似自相矛盾的角度，来看待广大的中国农民。
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以来，用韩丁（Hinton）的话来说，其领导人认为农民是「充满中产阶级意识的小规模生产工具持有人」（1972：25），满心梦想要「扩大私人土地..扩充自由市场，将计划降到家庭层级，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1972：42）。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中产阶级意识」无异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因此国家必须积极纠正农民「短视」、「倒退」和「迷信」的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三十年的历史，最引人注意的计画莫过于根除「（农民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和习惯..以及一切反映和保存此类陋习的机制」的计画。
黄教授对福建农村的研究，可作为分析这种改革力量的过程和成因的重要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变农民心态，并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改弦易辙，以强调家庭耕作的生产责任制（Responsible System）来取代过去失败的政策。本书道出原先被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根源的企业心态、「中产阶级」思想和农民的价值观等，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答案。
农民、经济的进步发展、还有中国农村社会与市场和国家之间互动的特性和方式等，一直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革命前的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课题。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毛泽东去世之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所知甚少。外人难以获准进入。而我们的资讯来源，多倚重与现实有相当差距的政府汇报，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的人士的报告。但是这些人士，在意识形态上多早已认同中国共产党及看似必要的各种政策。有些较实事求是的「中国观察家」亦获准进入中国大陆。但由于他们的行程受限于某些特定地点，而他们主要的资料来源，又经过当局的筛选，所以大为削弱了他们观察和记录中国大陆现况的能力。研究人员即使获准从事调查工作，活动区域亦受限于工作地点，而且通常不得在任何农村一次停留数週以上。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允许外国研究者在大陆从事长期研究。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便随着广泛的田野调查而增加了。西方学者通常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单一地点作田野调查，时间多延续得相当长。若要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像这样的研究条件是不能缺少的。
黄树民教授能够展开研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界的立场有了改变，使他得以客观地呈现一个农村多年来的演变。同时，黄教授本人的条件，对于他在大陆的研究也很有助益。他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并接受教育，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人类学训练；无论是汉语或是闽南语（或称福建话、厦门话）都讲得极为流利。这样的条件不但有助于他的田野调查，也使他得以深入探究分析农村的发展。
在本书中，黄教授详述了该村村中最重要的干部的生活历程，但行文时亦融入广泛的记述人类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和村里村外的人士的访谈记录。他以记述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双管齐下的方式，呈现并分析受访者的个人看法，诠释他们在经历中国革命不同阶段时，个人社会生活的改变。黄教授亦深入剖析了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所遭遇到的整体问题。他透过与受访者之间的自由交谈，道出他个人的看法，让读者体验到田野工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我肯定的心情。借此机会，读者得以了解，为何在做出最终结论时，田野调查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黄教授已移往中国其他地区作田野工作──现在他在北方的山东从事研究──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资料出现，说明我们了解中国农民在中国大陆发展和改变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着重于地域性差异的中国比较研究。像黄教授所做的研究，正可构建必要的基本资料，以便了解中国社会的多面向的本质。本书针对中国单一省份的变化进行探讨，不但对于这类知识的累积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也将成为未来比较研究的经典之一。
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
葛伯纳（Bernard Gallin）
1989年序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参考书目：
Hinton William (1972).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uang Shu-min (1981). 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二版序
自1989年本书第一版面世，我从大学生、学界同仁、朋友和普通读者那里得到热情、肯定的反响。这本书在一些大学里被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通过阅读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看到一幅关于一个人、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盪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把这些纷繁的事件交织在叶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讲述，有学生从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
普通读者的反映更加不一。有位女士的祖先一百多年前从厦门地区来美，她请我帮助寻根（我建议她和提供这种服务的厦门市政府侨办联系）。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工程师写信向我致谢，说我帮他解开了他在中国遇到的许多难解之谜。另一位读者感谢我，她因叶书记那样的基层政府官员的模范工作而对人性保持希望。东海岸的一群社会活动家问我是否愿意率团赴华旅游，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关于中国农村潜在问题的直接知识。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我在山东的研究，也使我能在 1987和1991年间常回中国。虽然，我集中研究山东的迅勐发展，但也时常会思考林村可能发生的变化。我偶尔给叶书记写信，大约一年一次。他很少回信，也许是因为他时间紧，也不会用英文写信封。我真的设法在1985年离开林村后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1990年，当时我办事路过厦门。还有点时间，就打计程车去林村。我在叶书记家和他吃午饭，再没有其他时间。随后，我于1991年夏天路过厦门，在市里和他待了一个小时。我的印象是，林村的情况不错，叶书记像往常一样，对未来表示乐观。
尽管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西方多数持非党派观点的报导表明，经济的持续发展恰可谓正在出现的另一个东亚「奇迹」，中国大陆将很快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火车头。1988年以后，台湾当局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限制，这使华南，尤其是近在咫尺、共用闽南话的福建，成为台湾劳动密集型「夕阳工业」的出路所在。台湾的资本、整个工厂和管理人员的流入，把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变成了吸引人的发展区。
最近的发展势头让林村在何种程度上受益？村民们是否顽强地依附在自己的农田上，以农事勉强维生？或许他们抓住台资带来的机遇，积极转向工业生产？村民们如何应对从台湾海崃对岸带来的移植文化？1991年我结朿了在山东的研究计画，开始考虑重返林村的可能性，来看它在如何变化。
我的重返计画终于落实下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过去为CSCPRC，它曾支持我前次的林村研究）于1995年通过了我的专案资金申请，在林村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不过，由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决定是在3月做出的，除了下一年，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旅行。1996年初，我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中国政府申请研究许可，但两次都被拒绝。我的直觉告诉我，是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毁了我的行程，因为林村位于厦门岛的东侧，正对着国民党佔领的金门群岛（那年夏天大陆向台湾附近海域试射了导弹）。
1996年8月，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我又产生了重返林村的愿望。在我过去的学生范可的帮助下──他为完成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在闽南做田野调查，在给地方有关部门写了许多信之后，隶属于厦门市政协的社会发展研究所终于向我发出了为期一个月的邀请。此时夏季将过，要考虑一个长假已经为时过晚。我改变计画，把研究放在1996年冬季，因为我的资助金属于1996年财政年度。我迅速去信通知叶书记，告诉他我想在1996年冬天成行，请他帮我找当月的住房。他让我放心，说可保证万无一失。
在那个月，我得以和许多村民重温旧谊。确实，多数村民欢迎我，就像在海外待了12年后回来的亲戚。许多人家设宴款待我。村民们急迫地让我看他们新盖的房子和新买的高级商品，例如卡拉OK音响、汽车、大萤幕电视等等。我在叶书记的帮助下，抄了村里从1992至1996年的底账。这些帐目是关于这个村子人口构成及生产力变化的清晰写照。由于村办企业的激增，我得以造访五位厂主，询问关于运营、资金和材料来源、招工和市场网路的情况。我还陪着叶书记跑大投资，和政府当局、贸易代表以及其他商业代理打交道。关于那个月的观察和资料，我在本书的修改版里增加了两章内容。第11章从总体上描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林村。我在这里分析引起变化的动因，分析因而发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村内社会分层的增加。
第12章我把焦点放在叶书记和他在村里遇到的问题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年轻的村长侯桐1994年死于肝癌，彻底改变了叶。尽管叶仍然是个独裁人物，大多数村民也怕他，但他变得越来越与大家疏远和漠然。经济繁荣也在村里引发了新的权力之争，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或近亲纽带彼此争雄。叶书记面对这些新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地待在村外──躲进新建的娱乐设施中，例如餐馆和卡拉OK厅。我看到叶在这些卡拉OK餐馆中消磨大量的时间，唱过时的革命老歌，借以逃避现实。他与歌厅小姐们的交往，显示出一个时代、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干部和把集体利益置于私利和私欲之上的那种思想的消逝。我们可以从林村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新阶段。但是，这种变化的机制却与既定的西方经验相左，这些西方经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中常常被定义为现代化过程。在中国，做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时候，建立在家庭、亲属、邻里、语言以及同事或同学的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原生纽带仍然起作用。同时，尽管国家和政府由于实行权力下放政策而弱化，失去了许多控制普通公民生活的无限权力，但一直在竭尽全力建造一个规范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以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转。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无序的繁荣发展中看到了村民们的创造性智慧，他们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拓一个较好的生活空间。
我希望用这些新增篇章来捕捉林村出现的充满跃动的变化。
黄树民
感谢
本书是我数年来在中国东南福建省南部所作研究的总结。我的经费来自几个不同组织，美国学术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赞助我在1981年时到厦门市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暑期研究计画赞助我在1981年时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一个月的图书馆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提供的奖助金（Fellowship）使我得以在1984至1985年间到福建展开田野调查计画，我非常感谢上述机构对我的研究的支持。
1985年秋天，爱荷华州立大学给我一个学期的教员研习假，使我得以开始撰写本书。促成这次假期的是当时担任学术研究的副校长克利斯坦生博士（Dr. Christensen），及社会及人类学系系主任克隆兰博士（Dr. Klonglan）。1985至1986年间，有两位研究助理协助我进行研究工作。一位研究助理的经费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粮食研究所（当时担任所长的是罗德鲁克博士﹝Dr. Roderuck﹞），另一位的经费则来自科技及社会改革计画（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gram）（现在由华仁博士﹝Dr. Warren﹞带领，但当时是由琼斯博士﹝Dr. Jones﹞带领）。我深深感谢他们慷慨提供财务支援，并对我保持信心。罗德鲁克博士还提供经费以供草稿的编辑工作之用。
我的研究生涯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教导、友谊及鼓励，我才能从研究中国农村的过程中，发展出对人类学的喜好。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教授，及日本筑波大学比较文化系主任王嵩兴教授，首先引导我从事台湾汉人农村的田野调查。他们执着所学、坚持立场的道德理念，不受政治压力左右，深深地影响我的学术生涯。在我就读研究所的那几年，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葛伯纳、葛瑞黛教授夫妇不但视我如家人，并且一直给我导引、鼓励及知识上的交流。我和他们亲密合作多年，所以才能以新的角度来面对不同的主题。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前任所长陈碧笙教授使我得以在福建展开研究。他也指派四名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帮助研究的进行：台湾研究所的葛小佳和苏为民，以及人类学计画的石裕龙和郭志超。如果少了陈教授的持续支持和适时的建议，这个计划便无法完成。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和林村的村民尽其所能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笔墨实不足以形容我心中对他们最真诚的感谢。
有几位师友曾看过本书的初稿并提供宝贵意见。葛伯纳教授首先提议本书採用目前的结构，并在看完全部草稿后，对如何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爱荷华州安梅市的嘉德纳女士（Kathy Gardner），以专业的能力，协助完成定稿的编辑工作，并在内文中加入重要的附录。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怀弗德（Whiteford）和德兰（Derman）教授，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的副总裁柏根肯普（ Dean BirkenKemp）也和我商讨书中必要的修订之处，以使本书获得广大读者的接纳，非仅流传于少数中国通之间。
最后，我要谢谢内子陈光蓓，还有我的孩子黄明心和黄明奂。因为他们愿意让我在外长期居留，并给我精神上的支援，我才能完成田野调查的工作。
黄树民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古老的大河文明之一。从最早开始农耕的北方，数千年来，勤劳而聪慧的农民，开垦了黄河流域无数丰饶的河谷和沖积平原，发展出稳定的农耕社会，并扩张到亚洲大陆东部滨海的每一个角落。（Anderson 1988）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
在传统中国里，农民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的地位，最多只能说差强人意。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学者和官员认识到农民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慨赞农民之伟大，并捧至仅次于士绅阶级的半贵族地位。在理想化的儒家世界中，这些贫困卑微的劳苦农民和士绅阶级一样受到尊敬，因为他们重视传统、和谐，而且对政府忠诚。儒家学者最早就是从踏实的乡民习得人类社会的知识，由此滋长为在政治上为公众服务的企望。
但是，这种正统的思想，只存在理论上而非现实中，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它。农民从未享有儒家学者尊奉他们的崇尚地位。而且现实差不多与理想相反。战国时的孟子在与当代的小国君主和贵族对话时，谈到农民饱受虐政之苦：
凶年饥岁，子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公孙丑下》
译文：在凶荒饥馑的年岁，您统治的人民，老弱和体弱的都不免一死，尸身被搬去填在田沟山涧里，年轻力壮逃到四方去的约有几千人。（三民书局，《新译四书
读本》）
除了居住城镇中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贷债主会祈望农民愚昧无知或发生不测，以壮一己之私外，连士绅阶级本身也常巧取豪夺农民手中仅余的粮谷，使得农民失去抗搏天灾、外敌或任何突发危机的本钱。赛珍珠（Pearl Buck）敏感地对中国农民的无力感下结论：「他们是一群没有声音的人，虽然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
他们..受到地主的压榨，政府的课税。若能躲过饥荒和洪水之害，才能生存下来。（Buck 1949, p. vi）」从孟子的时代到赛珍珠的时代，这二、三千年之间，似乎没有多少改变。
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模稜两可。此外，他们还须面对亘古以来的大敌──自然界。他们必须克服贫瘠的耕地、困难重重的山坡、敌对的游牧民族、甚至是海洋，才能取得有限的耕地。同时，农村家庭的人口不停地增长。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这正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论》一书中，悲观预测的人类惨剧的典型。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中，更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此，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将之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显着的特征（e.g. 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 1944; Elvin 1973; Perkin 1969）。此特征是，在朝代初兴时会有一段稳定繁荣期，接着慢慢产生分裂，导致骚乱及战争，最后旧的政权被推翻，由新的政权取代。在末期的动乱中，有相当的人口会死于战争、饥荒、迁徙和瘟疫，直到人口和土地重
新达到平衡，新的轮回于焉开始。
偶尔，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会有重大的革新和突破，使得农业生产的极限往上升高，于是延缓了人和自然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这种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像是铁犁或间作（inter cropping）都属于这类。
16世纪时中国引进美洲发现的农产品种，明显地助长了后来数百年间人口的增加。同样地，17和18世纪间，农民人口扩张到中国西南，19世纪时向满洲移民，也减少了潜在毁灭性因素之威胁，人地之争才不至于在20世纪前升到临界点。
传统上，农民吃尽苦头。但他们的生命却显得有意义而且易于满足，社会也就有弹性得以复原。在经历主要的朝代更替之后，农民很快地回到农村，默默建造简陋的房舍，辛劳刻苦地耕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劳苦和聪慧早被人遗忘，依然居于社会最底层。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如此稳定，默默忍受这一切？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农民不断遭受暴虐帝王和刻薄士绅之害？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可能的因素。
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对「家」的顾念。在传统农民世界中，家不仅是提供食物、舒适、保护及老年照顾等徒具物质和经济意义的房舍而已。更重要的是，家更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仪式上的意义。透过家这个实体，农民才能求得时空的连续性，并为自己死后的灵魂觅得栖身之所。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家不仅为现存的成员而存在，在现世的观念之中，家是已逝的祖先和未出世的子孙汇集的地方。所以男性在尘世上的定位，端视他联系过去和未来的能力而定。对他的祖先，要妥为安葬并定时以牲礼祭拜；对于子孙，要让他们有屋可住，娶得娇妻，生个儿子。
许多学者曾指出（e.g. Harrell 1985, Hsu 1948; and Nee 1985），由于对家的关注，促使传统的中国农民奋发工作，无止境地竞争，并从立即的消费需要中匀下一些来以备将来之用。每一个家都是一集合体的单位，各家庭成员的能力须予以仔细评估计箅，分出优先顺序，拟定长期计画以使他们共同的潜力得到最大发挥。家庭的成功，在于给各成员安身立命，并在精神世界中占一定位。因为对家的关注，使传统中国农民随时准备定居下来，建造房舍，与贫瘠的土地搏斗，累积一切可能需要的物资。
第二个有助于农民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阶级体系具有相当弹性。虽然农民长久以来一直居于社会底层，但这样的阶级划分并不僵化。在精心计画，调度可用的资源之下，农民家庭也有可能将天资聪明的儿子往上推，让他做起买卖，习得一技之长，甚至做官。既然农民并未被拒于社会升迁（social mobility）的门槛之外，他们最重要的梦想便是在既存的社会体制之中获得成功。就如同儒家学者所言，农民心中并不存在反体制的念头。
而且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也不是一直由高压、暴虐、苛刻的政权来统治。孔子所倡的仁政，的确吸引了许多能力好、又忠于职守的学者加入从政的行列。更重要的是，许多学者亦曾指出，中国在帝制时期，官僚体系实在太小，中央政府统治无法有效地深入每个角落。廷令顶多只能到达县级，县级之下则形成某种地方自治的形式。
此时地方上的名流士绅或强势家族，便成为中央政府和广大的平民百姓之间的桥樑，负起收税和征兵的任务。处于这种关键地位上，这些士绅或豪门是很可能滥用职权的。但由于中央政府密切监视这些地方权贵的作为，同时地方菁英和农民之间有多重亲属关系，滥用职权的情形不至于太严重。地方事务诸如地租的订定，放贷的利率高低都有公认的水准。契约是经由双方的认可而订定，而且在自由市场中，双方皆可各凭己意协商契约内容。农民家庭可能会受到地主或债主的压榨。但只要量入为出，勤俭奋发，总有可能还清所有的贷款和债务，甚至回过头来向人收租或放贷。
从这样的风俗民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社会的连续性、执着性和创造性。在进入 19世纪之前，中国多多少少可算是孤立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之外。当几个邻近的小国向中国挑战之时，这个天朝模型似乎运作得颇为顺利。朝代更替，从衰退、败坏到再生，这个不变的轮回，一直在考验着文化传统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因应这些变化。而传统知识分子所依循的原则，是保守而非创新。
但到了 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势力挟其船坚炮利，将中国导入了现代世界之中。该世纪后半期，面对与外国军队交战的一连串挫败，传统菁英首先想要模仿、复制「洋鬼子」的技术和器械。但当精心仿制的武器也无法抵挡步步进逼的殖民势力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不耐地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用处何在。他们提议，重新评估或干脆放弃一些最遭人诟病的传统习俗。为了鼓动这种风潮，
1919年5月4日，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终究未能抵挡1920至1930年代间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于是打着彻底革命改造中国，一洗过去令人羞愧的历史经验旗号的共产党，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于1949年完成，此后，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需要重新定义，而中国也踏出前尘，迈向未知的新页。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共产党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中。
关于本书
我希望用这本书来呈现1949年解放之后，针对中国东南部的农民生活所做的、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在解放之后，中国东南部，特别是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经济上有较好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该区在尚未进入20世纪之前便已曾试种新品种作物，并以精耕方式，使稻米生产多达一年三熟。农业商品化之后，该区发展出以现金为基础的活跃市场经济。在帝制时代，频繁的海上贸易亦使沿岸大商埠如广州、泉州和福州等，享有国际声誉。
在这样的发展之下，华南地区其实承受着农地不足及人口过剩的双重压力。此种压力迫使当地朝两个相关的方向发展：第一，本区的土地租佃制非常精致，而且区内佃农比自耕农还多。其次，在清朝后期，较为贫穷的农村，人口大量外移到东南亚、北美及台湾。
海外华人致富之后，带回积蓄，在家乡购买农地作为家产，更加深了土地租佃的问题。
共产党革命使得这一切完全改观。土地租佃制被废止了，1950至1951年间实施的土地改革，使得许多农民得到了私有的农田。但是他们还未及享受革命的果实，便先尝到挫败的滋味：农村人口不得迁移他地，不仅无法离开国境，甚至连迁往国内其他地区的自由都没有。农民突然成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不但行动受限，连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都很渺茫。
同时，新的行政系统无孔不入地伸向社会基层，频频催促各地的进展。不但正式的各级行政机构延伸到乡间，共产党本身还设置了与之平行的机构，以确保基层民众会贯彻党的决策。
1958年，集行政、经济、教育及医疗等功能于一身的公社一一成立，将所有农民整合在这种全面性的组织之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如此深入地控制农民的日常生活。
人民政府企图运用有效的政治控制力量，以现代化、创新的途径减低人地冲突。继而推动的种种运动，如集体耕作和控制生育等，其目的即为打破这种帝制时代残留下来的轮回。
从1949年开始，中国农村便关上了对外的大门，外界人士无从得知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农村所产生的变化。所以，近年来在中国从事的田野调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以实质资讯弥补这个知识真空。
在本次研究中，我採用生命史的方法（life history approach），描述「林村」在过去35年来的变化。本书的主角是在林村长大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由此侧见中国历史上骚动不安的一页重要篇章。
这个像故事般发展的情节，以叶文德为主干。我们透过他的生活来了解政府如何改变村民和村中的风俗。但我要特别指出，本书绝非只是根据某一个人的实录。固然叶文德观察入微，思想新颖，除此之外，他和一般人相似，会有先入为主、矛盾、自私的想法。
作为一个忠贞党员，他应该要能大公无私才对；作为村中的领导干部，也应该公平而开放。虽然他尽量让自己信服这些理念，并努力去做，但他常常未能如愿，而不知道其中的矛盾处。
读者们会发现，叶文德在统理村中事务时，对于执法的态度前后不一。叶文德精明地掌控村中人脉和传统象征，而成为全镇最成功的农村行政官。叶文德毫不掩饰他的关系遍及大小官员，且在适当的运用下，给他带来不少好处。但这也就是目前中国推行法治化及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特别插入几段说明，让读者清楚地看出叶文德的理想和行为之间到底有何不同。
在本书中，我以叶文德的个人事蹟来反映林村的改变和发展。但书中所讲的并非单由他本人提供的资料。叶文德的确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在我生活在林村的这七个月之中，我也和村中形形色色的人深入谈论他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增订版）”传递出一种厚重感与历史感，让我联想到那些隐藏在广袤土地深处的无数个中国乡村，它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希望。我猜测，作者一定是深入基层，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挖掘那些被时间淘洗得有些模糊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或许，故事的开篇会描绘一九四九年前的林村，为我们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农村景象，而后，便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农村政策的梳理与呈现。我猜想，书中不会仅仅停留在宏观政策的解读，更会聚焦于普通村民的个体命运，他们如何响应号召，如何适应变化，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例如，集体化时期，他们如何集体劳动，如何分配收成；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是否出现了外出务工潮，村庄的经济结构又发生了怎样的重塑。我更期待作者能够展现出不同时期农村面貌的对比，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份日新月异的变革力量。
评分“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增订版）”这个书名，仿佛描绘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时代画卷。我推测，作者的叙事风格会非常具有故事性，将复杂的农村变革过程，融入到一个具体村庄的生动叙述之中。这本书可能会以林村为载体，通过讲述林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事，来勾勒出整个中国农村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劳动，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近年的新农村建设，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可能伴随着林村村民的喜怒哀乐。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否会描绘出不同年代的农村生活图景，比如，曾经的粮票布票时代，村民们是如何生活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农村的物质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甚至，书中是否会触及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比如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状况，以及新一代农民的观念转变等等。这本书名中的“增订版”也让我期待，作者是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对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新趋势的探讨。
评分一本关于“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增订版）”的书，光听名字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土地情怀和对历史的回溯。我倾向于认为，这会是一本从微观视角切入，折射宏观变迁的佳作。也许，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到某个具体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农村——就如同书名中的“林村”，去细致地观察、记录和分析。我想象中的内容，会是对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农村所经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系统性梳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后来的集体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冲击，以及近些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故事。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这些变革是如何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林村的村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关系，甚至是用餐习惯、服饰打扮等都可能因此而改变。作者或许还会探讨，在这些巨大的变迁中，农村的传统文化是如何被保留、重塑或消逝的。
评分“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增订版）”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记录时代变迁的口述史或者纪实文学。我猜想，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可能会非常生动，不是枯燥的学术理论，而是通过鲜活的故事和人物来展现。想象中，作者可能会采访村里的老一辈，收集他们的回忆，还原那些尘封的往事。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分配，到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活，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承包和乡镇企业兴起，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充满了曲折与亮点。我非常好奇，作者会如何描绘这些变迁对普通农民家庭的影响，比如他们的饮食、居住、教育、婚丧嫁娶等等。是不是会有一些感人的故事，讲述农民在困难时期如何互帮互助，又或者在改革浪潮中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人生的跨越。这本书名中的“增订版”也暗示了作者可能对内容进行了更新和完善，或许加入了近些年来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这些新政策对像林村这样的农村带来的新变化。
评分一直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充满好奇，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究竟是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乡村面貌。在翻阅大量资料时，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的推荐，虽然当时我并未真正深入阅读，但仅仅是书名“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增订版）”，就足以勾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设想着，这本书或许会以一个具体的村庄为切入点，通过讲述这个村庄的故事，来折射出整个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想象中，作者的笔触会细腻而富有感情，将那些鲜活的人物、真实的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或许会有关于土地改革的艰辛，集体化年代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活力迸发，以及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探索。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扇窗口，让我得以窥见普通中国农民在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中，如何经历时代的风云，如何在土地上耕耘，如何在生活中挣扎与前进，最终塑造出当代中国农村的独特图景。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下中国农村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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