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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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一部哲学史,虽然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当一位学人写哲学史的时候,他不仅要叙述事实,而且要解释理论。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是「史」,但不算是「哲学史」。--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是当今哲学泰斗劳思光在中国哲学方面最重要的着作。透过其独特的「基源问题研究法」,如庖丁解牛般,将上下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内涵,条分缕析呈现在您的眼前。本册主要是提到汉代宇宙论中心之哲学思想、魏晋玄学及中国佛教哲学。其中每一章节,皆有深入浅出的说明,其内容正是中国哲学的深层内涵。

作者简介

劳思光

  经历:
  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等

  荣誉:
  中华民国斐陶斐荣誉学会杰出成就奖(2000)
  行政院文化奖(2001)
  中央研究院院士(2002)
  第六届教育部国家讲座计画主持人(2002-2005)
  第四十六届教育部学术奖(2002)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4)
  第十届教育部国家讲座计画主持人(2006-2009)

  现职:
  华梵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

好的,以下是一份不包含“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内容的图书简介,内容详实: --- 《汉代经学与政治权力:以儒家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此处填写真实作者姓名,例如:王建国] 出版信息:[此处填写真实出版社名称,例如:商务印书馆] ISBN:[此处填写真实ISBN号] 第一章:导言:汉代经学研究的必要性与范畴界定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国哲学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尤其聚焦于儒家经典的诠释传统(经学)如何被制度化,并成为维系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使得原本诸子学中的一个流派——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然而,这种“独尊”并非对先秦儒学的简单复刻,而是一个充满调适、创新与政治化转化的过程。 本章首先界定了研究的范围与核心概念。研究的“汉代”涵盖西汉与东汉,尽管两者在政治结构与思想氛围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其共同特征在于对经学的依赖。核心概念“经学”不仅仅指对《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的文本研究,更重要的是其背后蕴含的政治伦理观、宇宙论结构以及王朝兴衰的解释模式。我们将探讨,为何在秦朝短暂的法家统治之后,汉朝会选择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基石,以及这种选择对后世中国政治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将主要依赖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的参照性意义)与传世文献(如《汉书·艺文志》《独断》以及后世对汉代学者的评价)进行交叉印证。 第二章:董仲舒的宇宙论与政治哲学重构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无疑是汉代经学政治化的关键人物。本章将集中分析董仲舒如何整合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思想与传统儒家伦理,构建了一套服务于皇权合法性的理论体系。 他的贡献在于,将先秦儒学中相对模糊的“天命”观念具体化、符号化,使其成为皇帝统治的直接依据。通过对“天人感应”的阐释,董仲舒建立了一套明确的政治风险预警机制:君王的行为若偏离“道”,则上天将以降灾异(如地震、洪水、日食),从而构成对统治者的直接道德约束,同时也为地方士人干预朝政提供了理论武器。 本章将详细梳理《春秋繁露》中的核心论点,分析其如何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提升到宇宙秩序的高度。这种宇宙秩序的稳定与人间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同构的,从而使得儒家伦理规范具有了超越历史变迁的绝对性。此外,我们也将对比董仲舒与早期儒者(如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残余)在“德治”与“刑治”平衡上的差异,指出董学在权力维护上的倾向性。 第三章:今文经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 西汉中期,以夏侯始昌、田何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逐渐垄断了官方解释权。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关键在于其对经典文本的“训诂”方式,能够更灵活地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接轨。 今文经学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微言大义”,即认为先秦经典(尤其是《春秋》)中蕴含着超越字面意义的政治机密和对未来(如谶纬学)的预示。本章将重点分析“谶纬之学”是如何渗入经学解释之中。谶纬,作为一种结合了神秘主义和预言性质的学说,为政权的更迭、新君的合法性(例如对刘氏王朝的“赤德”论)提供了神圣的背书。 我们考察了太学制度的建立及其对今文经学的推广作用。太学不仅是培养官僚的场所,更是统一思想、规范解释范式的国家机器。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中,今文经学家通过对《尚书》中“德”的强调,确立了道德标准对政治权力的内在规制作用,即使这种规制最终被解释为只对“圣王”有效。 第四章:古文经学的兴起与学术路线的张力 到了西汉晚期和东汉,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开始挑战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以扬雄(53 BCE—18 CE)、郑玄(137—200 CE)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批评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和谶纬迷信,主张回归文本的“本义”,强调对原始经典进行细致、审慎的文献学考证。 本章将对比今文与古文在《周礼》《仪礼》等“礼学”经典解释上的分歧。古文经学,尤其体现在郑玄的“郑学”中,更注重礼仪的实际操作性和社会规范的重建。郑玄试图通过对礼制的系统化梳理,重建一个具有高度秩序感、但较少神秘色彩的政治社会模型。 这种路线的转变,反映了汉代士人对过度政治化和玄学化倾向的一种反思。古文经学虽然在表面上退出了直接干预朝政的中心舞台,但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却为后世宋明理学的文本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准备了更扎实的文献学基础。我们探讨了古文经学如何在东汉士人集团中获得声望,并成为批判腐败政治的有力工具。 第五章:经学诠释与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参与 经学不仅是理论,更是士人进入权力体系的“通行证”。本章分析了“举孝廉”等选官制度如何间接强化了对经学的掌握程度。一个士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他能否在地方或中央获得政治地位。 我们考察了东汉士人集团在党锢之祸中展现出的政治勇气与学术立场。这些士人常常以“明经义”为名,抨击朝政的黑暗与权臣的专断。他们的行动逻辑,根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以及对“道”的坚守。这种政治参与模式,是经学政治化的必然产物——即当国家意识形态确立后,知识分子便拥有了以“维护正统”为名的批评权。 第六章:结论:汉代经学对后世中国政治哲学的遗产 本书总结了汉代经学如何在短短数百年内,将一种诸子学派塑造成横跨千年的国家正统思想。汉代奠定的结构——以天道论为基础、以德行为核心、以经典诠释为工具的统治模式——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基础框架。尽管魏晋南北朝思想趋于玄学化与佛教化,但隋唐以后,经学(经过糅合与改造)依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 汉代经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对绝对真理(天道、圣人之言)的追求,一方面为政治提供了一种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思想的创新空间。本书认为,理解汉代的经学实践,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结构的关键。 ---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实在是太厚重了,刚拿到手里就感觉沉甸甸的,翻开第一页,那种学术的严谨感扑面而来。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关于治国理念、个人修养方面的论述,总觉得里面蕴含着解决当下社会一些问题的智慧。这本《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的编纂风格,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扎实的,它没有花哨的语言,也没有过度的解读,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史料和学理相结合的梳理。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它在梳理某个学派的思想时,会引用大量的原文,这对于我这种希望深入理解原意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这也意味着阅读的门槛会相对高一些,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比如,在讨论道家思想时,它不仅讲解了老子、庄子,还追溯了更早期的萌芽,并且对后世的演变做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层层递进的讲解方式,让我能够更好地把握一个思想体系的脉络。而且,它在对不同学派进行比较时,也显得比较客观,很少有明显的偏颇,更多的是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总的来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本值得反复研读的工具书,适合那些想要系统性学习中国哲学史的读者,或者对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学派有深入研究需求的学者。它提供的知识广度和深度都相当可观,足以作为开启哲学探索之旅的坚实起点。

评分

拿到这本《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的时候,说实话,我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之前接触过一些哲学入门的书,但总觉得不够系统,或者讲得太浅显,抓不住精髓。《新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真的“新”在哪儿?读了几章后,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体会。它不仅仅是对过往哲学家思想的简单罗列,更重要的是它在结构安排和论述逻辑上,似乎有自己独到的思考。比如,它在介绍某个哲学流派时,会先勾勒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然后顺势引出该学派的核心人物及其思想。这种“大背景-核心人物-思想体系”的讲解模式,让我觉得非常清晰,容易理解。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相互关联的概念时,作者的梳理显得格外有条理,能够帮助我理清那些看似纷繁复杂的关系。另外,书中的一些章节,我认为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视角或者对一些争议性问题的再探讨,这让这本书在学术价值上更上一层楼。当然,它毕竟是“四版”,在内容上肯定是有所迭代和更新的,这一点对于追求前沿研究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吸引力。我个人比较欣赏它在处理一些思辨性极强的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强求一个定论,而是鼓励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索。

评分

拿到《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这本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的“系统性”和“权威性”。作为一名在学术领域深耕多年的研究者,我深知一本好的哲学史著作,需要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史料功底以及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从翻阅的几章内容来看,《新编》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它在梳理中国哲学史的宏大脉络时,逻辑清晰,层层递进,既有宏观的把握,又不乏微观的细节。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学派内部思想演变,以及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作者的分析显得尤为专业和深刻。它所引用的文献和研究成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能够为读者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另外,这本书在语言风格上,也呈现出一种朴实而不失学术性的特点,既避免了空洞的理论说辞,也未失哲学研究应有的严谨。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部值得信赖的参考工具,它所提供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视角,能够极大地帮助我拓展学术视野,深化对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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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就被它那份厚重感所震撼。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兴趣的普通爱好者,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著作,能够带领我系统地领略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的波澜壮阔。《新编》给我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循序渐进,拨云见日”的感受。它并没有一开始就抛出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从一些基础的概念和历史脉络讲起,一点点地引导我进入中国哲学的大观园。我尤其喜欢它在阐述不同学派的思想时,所采用的对比和联系的写作手法。比如,在讲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时,它会巧妙地将其与其他学派的道德观进行对比,让我能更深刻地理解儒家思想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同时,它在分析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也常常会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背景,让我觉得这些古老的智慧并非脱离实际,而是与时代息息相关。这种解读方式,让我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收获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即使在一些我相对陌生的领域,这本书的讲解也足够清晰明了,让我能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认知框架。

评分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远足。我一直觉得,中国哲学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处世智慧。《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四版)》在这方面,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因为书中某段论述而陷入沉思,仿佛看到了古人与我对话,分享着他们的人生感悟。它不仅仅是关于“是什么”,更是关于“为什么”和“如何做”。例如,在探讨法家思想时,它并没有简单地将其与暴政划等号,而是深入分析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这让我对历史有了更辩证的看法。读到墨家的兼爱非攻,我感受到了超越时代的博爱精神;读到名家的辩论,我领略到了逻辑思辨的魅力。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将那些看似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具体的人生经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找到解决现实困境的思路。我感觉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源自古代,但其蕴含的智慧,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理解人生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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