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锐思录：13位香港大学访问学者的演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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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十三位传媒工作者及学者在香港大学演讲文稿的结集。他们关心内地的传媒生态，旁及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诸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文稿集中起来，让我们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也深明有良知有职业操守的传媒工作者的艰难处境。

　　中国在大变局的前夕，国人无不对国家前景忧心忡忡，向前是活路，后退是死路。传媒工作者是时代洪流的弄潮儿，他们对社会公平、言论自由、历史真相和政治空间的追求更敏感、更迫切，他们也往往看得更广，想得更深，因此他们的看法对普通读者来说，更具暮鼓晨钟的意味。中国是盛世还是末世，这真是一个问题。与其争论这个问题，不如实实在在去直面现实：追寻社会不公的原因，撑开言论自由的铁网，呈现历史真相，扩阔政治空间。像本书十三位作者一样，做实际工作，说真心话，坚守良知的底线，积小步为大步，集涓滴为长河，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前进方向是人民意志的集大成。

　　处此纷乱时势，如何安渡迷航，读这本书，更使精神振奋，思想澄明。

作者简介

陈婉莹

　　资深新闻工作者及教育家，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及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曾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23年。1999年受聘港大，创办新闻硕士、博士和本科课程和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等。2003年兼任广东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创院院长。回港前曾任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客座教授、自由论坛传媒研究中心学者。1990 至1997年间，陈婉莹在美国第一大地方报纸《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任资深记者，专注移民新闻，完成华人国际性偷渡问题系列报导，赢得美国George Polk Awards 等多项全美新闻大奖。她曾从事电视新闻纪录片制作，2004年获邀出任美国国际电视权威大奖PEABODY评委。

钱钢

　　中国大陆报告文学作家和记者，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从事专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解放军报》记者处负责人。1989年后，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週刊》（任执行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任总策划）。1998至2001年任《南方週末》报常务副主编，主持该报笔政。出版于一九八六年的《唐山大地震》，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部分章节），是美国和香港若干大学的新闻写作课参考教材。其代表作还有《大清留美幼童记》（与胡劲草合作）、《大清海军与李鸿章》（原名《海葬》）、《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与耿庆国合作主编）、《旧闻记者》、《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等。

翻墙者言：长「骨头」，还是长「肉」？──代序言　朱学勤

中国没有柏林墙，但有投资浩大的「金盾工程」。就在那道看不见的“Great Wall”墙下，有无数年青人手操键盘十指翻飞，日日夜夜在「翻墙」。「长墙」每时每刻在加高，却挡不住「翻墙者」众，「墙」褢「墙」外众声喧哗。收在这里的是十三位中国大陆传媒工作者和学者在访问香港大学时的演讲，即为部份翻艢者奋力攀登的记录，或可称「翻墙者言」？

「翻墙者」内部也在争论。乐观者认为互联网是「大众麦克风」，是「新广场政治」；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区」，网络必能改变中国。谨慎者认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巨大进步，但仅仅只有网络还不够；社会每天都在成长，但更要长「骨头」；没有「骨头」的「肉」，是站立不起来的「肉」。

我们且看于建嵘给出的这一组数据：

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宽带网民规糢达到3.46亿人，较2008年增长 7,600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年增加1.2亿，达到2.33亿人，佔整体网民的60.8%。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0,681万，佔整体网民的27.8%。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国税总局七部委近日联合发佈《关于推进光织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三年内光织宽带网络建设投资超过1,500亿元，新增宽带用户超过5,000万。*

有这些数据支撑，于建嵘认为互联网是「新广场政治」，要让「民主插上科技的翅膀」：

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精英的权力，更多的恰恰是草根的权力，很多草根最后又会变成意见领袖。中国现在有很多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方式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自动自发地上栽传统媒体不想、不能或尚未来得及报道的内容。第二是「广场评论家」是就某一事件使用「大众麦克风」进行评论，通过网络发文或高数量的跟帖等左右舆论，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及其处理。

新广场政治，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一方面，网络广场通过舆论压力对社会权力的执行过程和方式进行了影响，从而缓解公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最终避免街头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网络广场可能会掀起更大的民愤。所以网络广场是介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是在这种 有序与无序之间博弈。

再看学者熊培云的观点，他的「翻墙者言」直接将互联网的功用与突破柏林墙相连，写得很尖鋭：

* 这个数据在不断刷新，于建嵘先生演讲后，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上网的网民人数达到3.56亿。

就像当初柏林墙砌下第一块砖的时候，就有卫兵冲过去，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民众随时可以端起键盘，成为表达自己公共意见的网民。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仍然受到了政府的严厉管制。古往今来，中国人热衷办两件大事，一是修坝－所以从天上看，如今的大江大河都修成了梯子；二是修墙。过去在月球上看到长城，现在在月球上可以看到「功夫网」（Great Firewall）看到一个网络「墙国」（Wall state）。与此同时，在月球上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不分日夜「翻墙」。

80年代如果政府要禁止某样东西，能够动员一些人为政府捉刀，比如「反对『精神污染』」，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相聚的时候公开讨论更多的反而是甚么样的「翻墙」软件最有效，甚至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默契。通去借助意识形态完成的政治统治，现在不得不更多依赖技术。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当他们也掌握了技术，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以技术对抗技术」的层面。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仅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人们通遏互联网交流是平等、自治的。当然我也注意到，由于大家接受的信息不一样，「翻墙」运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一个「民意的分裂」。不过，我相信这种分裂会在信息的不断流动中得到克服。

互联网是中国最大的特区，也是最大的社会组织，是改造中国的最重要平台。从表面上看，互联网只是技术与工具，但它同样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是引领时代的一种精神气质，势必缔造互联网文明。

《南方都巿报》前任总编程益中的遭遇早已为香港读者所熟悉，为了言论自由，身陷囹圄，系狱经年。但他对前景的判断却能突破个人遭遇，倾向于乐观。收集在此书的文章中，他挑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后自问自答：「在中国大陆，可以言説到甚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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