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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海盗？海寇？海贼王？还是海上英雄？

　　中国历史不写的中国史
　　昔日海上中国的辉煌与苦难

　　失去海洋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沉沦
　　中外历史无数次证明
　　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重要
　　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都可认为是「失败国家」。

　　《大国海盗》是一部对中华海盗的全新解读，也是一部华人殖民的悲壮诗篇。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干、林凤、郑芝龙、郑成功……这些所谓的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着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

　　中国海盗虽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的同行。

　　其实，与其说作者说的昔日海盗的历史，不如说说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海上角逐，借古是为了讽今，在作者的字里行间里分明透露着海上中国的无奈和悲怆，也因此，作者大声疾唿：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拓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现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

　　主要着作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一九○九：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序者简介

戴旭

　　中国空军上校，国际知名战略思想家。着有《海图腾》、《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因慕海盗，自谓「天盗」。被西方称为中国最大鹰派，自称「甘为中华做鹰犬」。

程亚文

　　曾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现为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主要关注战略和国际政治问题，着有《渐入常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版）等，编有《大国》、《战略与探索》等。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序１：沉默的海啸∕戴旭
□序２：慨叹当年海上行－－为民间版本的「海上中国」立传∕程亚文

第一章　与海为敌
郑和舰队大阉割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朱家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下岗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一盘棋局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太监出洋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剷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民族去势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第二章　东海之殇
王直帝国落陷阱

诱杀陷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弃义的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第一桶金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日本争贡
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国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世贸中心」
从倒卖军火开始，王直开始了自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而走私天堂双屿岛简直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毁它，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东海称王
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

「隆庆开关」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第三章　逼下南洋
跨国通缉林道干

南澳之战
海盗们大多数誓死不降，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杀，这正是数年前政府背信诱杀王直之后结出来的「苦果」－－「海盗」们不再相信政府，宁愿抗争到底。

避难台湾
尽管林道干在官方记载中是个「膏血造舟」的恶魔形象，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间传说，充满了丰富的寓言象征……

也被招安
「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林道干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

国际围剿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发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第四章　喋血吕宋
林凤挑战西班牙

背井离乡
走投无路的林凤得知马尼拉只有七十名西班牙士兵，他决定带上全部人马，立即南下马尼拉，到那里安居乐业。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随后又感觉郁闷的是，庞大的中国依然被划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西班牙人就只能打擦边球了。

攻击马尼拉
西班牙人彻底被这群中国海盗吓坏了。一支小小的海盗船队就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强大的明政府突然对这个群岛发生兴趣，太平洋上还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吗？

血战玳瑁港
被围困中的林凤，居然带领手下在据点内重新打造了三十艘船，并且从据点的背后挖出了一条壕沟运河，成功逃脱。

中国贵宾
追剿林凤至马尼拉的王望高，与西班牙人有了接触，这是西班牙殖民东扩以来，中西两国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同意给这个「助讨有功」的、被「佛郎机人」占领的吕宋重新纳贡的机会。

排华屠杀
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侨民的毫不关心，便把比他们更早来到菲律宾的华人，当做了下蛋的鸡。当需要贸易时，就让这只金鸡下蛋；当需要安全时，就立即宰了牠。

无处为家
侨，无非过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员之辽阔、以华人开拓之日久，华人在此却居然无处为家。

第五章　飞龙在天
官盗一家镇大洋

入伙下海
年轻的郑芝龙来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不久，郑芝龙娶了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崭露头角
在收复澎湖的保卫战背后，多方利益角逐，年轻的郑芝龙为李旦担任翻译，周旋于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逐渐成为集团内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迅速崛起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地位后，其行为却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一时声望大着，人心思归……

接受招安
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大明政府还得面对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

金门炮战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洋战争爆发。在郑芝龙的优势舰队面前，荷兰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第六章　台海对峙
龙困浅滩国姓爷

风云突变
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天下无主，正好给了郑家兄弟施展的天地，手上正好有个唐王，立即拥戴为帝，此即隆武皇帝。郑氏一门至此执掌中枢大政。

东南易帜
郑家兄弟父子，虽然在是否降清上意见分歧，但目的是一致的：如何在这乱世保存乃至壮大自己的势力，所谓的君上无非是他们高高举起的旗帜而已。

艰难求生
这不仅仅是抗击清军的外战，也是争夺地盘的内战。郑成功四处出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对于与清廷的和谈，在郑成功看来，更是一种保护父亲安全的特殊方式：「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

争霸海上
郑成功拥有「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地区不过四十艘船，远远不及他。郑成功下令对迫害华商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封锁。

攻取台湾
郑成功本就是现实主义者，讲求「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虽然部下众将领与清军杀红了眼，亦不愿背井离乡，但郑成功还是发出了进军台湾的号令。

英雄末路
被内部动乱牵扯了大量精力的郑成功，既无力反攻大陆，也无力攻击菲律宾、惩罚屠杀华人的西班牙人。英雄末路，怒火攻心，也只能望洋兴叹。

第七章　亮剑越战
海上民兵撼西山

安南不安
作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阮文惠自然要发动一场越南版的「玄武门兵变」，自己来坐一坐龙椅。

海盗从良
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清军败走
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向干隆皇帝派出了使臣，谢罪恳求，希望得到清廷册封。

雄才大略
阮文惠提出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血海征战
西山政权与法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之间发生的激烈海战中，到处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决定下，展开了拉锯战。

日落西山
海盗们兵败顺化之后半个多月，五十多艘大帆船出现在广东海面，清廷官员们准确地估计出，这是海盗们落叶归根了。

第八章　罂粟花开
英军越界剿华寇

大英「鸵鸟」
英国人忍受了中国海盗们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英国商界群情激愤，英国政府却依然保持了「鸵鸟」般的沉默，并公开宣布与中国海盗「井水不犯河水」。……

英舰发威
两广总督亲自致信港督，为英军的胜利欢欣鼓舞。香港的英文报则说，中国村民们满含热泪地请求英军继续追击海盗，救回被掳的亲人。

英式腐败
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反省：或许正是英国政府刺激了英国人採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为娼、拥寇自肥，制造出更多的中国海盗。

第九章　从良血路
中葡海盗战宁波

护航生意
宁波道台并没有欺骗丁韪良，当地的欧洲人没有遭遇任何报复行为。

海盗立功
布兴有是广东潮州人，与别的大多数海盗一样，他的名字在官方记载中也有很多种写法，有时是「兴佑」、有时又是「星佑」。他的活动地盘，并非自己老家广东，而是浙江。官兵无能，布兴有就在浙江洋面上成了一霸，「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光绪朝《定海厅志》）。布兴有的海盗船，据说超过百艘，部众过千。

「国营」护航
就在布兴有忙着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的海上护航生意再度被人夺走。这回，他的竞争对手－－西方列强海军，强大到他根本不敢对抗。

第十章　大国海盗
骷髅旗下建强国

「一海两吃」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牙」帝国，发明了「一海两吃」，成为争夺大洋的标准菜谱。以海盗名义吃第一遍，再以「反海盗」名义吃第二遍海盗－－当然反的只是当地的「海盗」。

新陈代谢
当英国人面临着西班牙的巨大压力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囊中羞涩，无法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西班牙人的舰队。此时，海盗和私掠成为英国的救星……

望洋兴叹
海盗、海商、海军，自古皆有，大凡沿海国家皆有。而能将这些海洋力量整合、淬炼为国家力量的，却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

后记

后记

望海

1

　　澳洲和中国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从雪梨（Sydney）出发，无论是到上海还是北京，直航的飞行时间大约都在十小时左右。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这十小时中，在澳洲上空、中国上空以及分隔中澳的南洋诸国上空，时间的分配几乎是三三开。

　　这说明：一、中国是个大国，在中国的海域上至少要飞三小时以上；二、澳洲也是个大国，在澳洲陆地上空也要飞行三小时以上；三、中澳之间的最短距离，也就是从澳洲最北端到中国最南端，其实很近，最多只是飞越南洋诸岛所需的三小时左右。

　　常常地，我会靠在舷窗向下看，薄薄的云层下，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从过了菲律宾群岛开始，这种湛蓝色就会一直陪伴左右，直到渐渐变黄。
 
2

　　这种色调的变化，曾经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

　　十年前，澳洲最主要的英文报纸之一《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用三个对开整版的篇幅，转载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长篇文章，全面回顾郑和下西洋对世界的影响。当时我已在一家金融公司主持亚洲市场工作，却还兼任着雪梨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我把那张郑和「宝船」与哥伦布首次环球航行时的旗舰的对比图，放上了头版头条，那高达三十多倍的巨大反差，令哥伦布的旗舰看起来就像是个澡盆中的玩具。但这个澡盆中的玩具，却最终赢得了世界，而那伟岸的郑和舰队，却成了历史澡盆中的一个渺小的玩具。

　　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问读者：如果当年郑和定居在澳洲，一切将会如何？我们的排版员说：「废话！移民就不用靠英文了，全考中文！」我用同样的问题问金融公司的老外同事们，他们哈哈笑道：「那我们发行债券就不用美元计价，而用人民币了。」

　　我无语。因为，我的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历史不存在假设，而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常常愿意在心里去假设，以致长吁短叹，拍案而起。
 
3

　　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是我在澳洲打交道的唯一一个与我的工作、生活无关的政府部门。

　　那时我在收集澳大利亚殖民地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资料，就给国防部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些线索。

　　不久，我收到了厚厚的一个包裹。国防部的官员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储存地点，而且直接帮我复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极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单，而其中的六名死难者，更是被详细地记录了死亡原因、过程等。

　　在当年的文献中，澳大利亚人对参与八国联军的动机，既不认为是侵略中国，也不认为只是为了大不列颠祖国凑份子尽忠，而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免受俄国人的入侵：中国被他们看作是抵御沙俄的第一道防线，而中澳之间那辽阔的海域，似乎丝毫没有成为他们心中可以依赖的天然屏障。

　　我们华人的祖先通过建造长城这样的人工障碍物，试图阻遏外敌的铁蹄，进而更是把大海当作隔绝陌生人的屏障。但是，依靠长城与大海这两个千年不漏的安全套，在面对这个充满了强暴荷尔蒙的世界时，真的就能保住中华民族的脆弱贞操吗？
 
4

　　十多年的海外定居，至少改变了我对一个单词的看法：殖民（colony）。

　　我曾经以为，这个单词是如此的贬义，甚至充满罪恶。即使这个单词不被列入澳洲的必须遮罩的敏感词行列，那些殖民者的后裔们也一定会羞于提起。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单词不仅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教科书中，甚至还成为一些银行及公司的名号，金光闪闪。

　　原来，那种贬义的感觉，只来自我们作为中国人那从历史深处继承的耻辱。

　　这种耻辱，其实应该有两层含义：我们被「殖民」了，太窝囊了，一耻；我们居然没有去「殖民」，也太窝囊了，二耻。但是，我们总是记得「一耻」，却忘了「二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二耻」才是根本之耻，也几乎就是导致「一耻」的根源。要么成为狼，要么成为羊，有第三种选择吗？

　　更令人悲凉的是，「受害」这种「耻辱」，却被我们成功地转化为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资本。在指责加害者的义正辞严中，彻底忘却了更该自省自责的部分──为什么「我会受害」？如同我们总是控诉日本之对中国施暴，却很少自责：我为什么总是被强暴？眼泪和控诉莫非能抹平任何创伤？能杜绝下次被再度强暴？指责豺狼凶残，毫无意义，若不凶残，还能算是豺狼吗？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成为豺狼呢？尤其是当我们本具有豺狼的体魄、能力，却甘心自断爪牙，不仅披上一张羊皮，甚至将所有器官都做了移植，从里到外都散发着羊的诱人腥膻，而那无可置换的硕大体型，则除了令这头羊显得更为肥硕、鲜美之外，别无用处。

　　当我们说自己爱好和平时，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窝囊寻找借口；当我们说自己追求正义时，其实是在告诉别人我很愿意被忽悠。这个世界，和平与正义，从来连遮羞布都谈不上，真正能令自己免遭宫刑的，只有两个词：一是实力，二是勇气。
 
5

　　梁启超曾作《中国殖民伟人列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併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但这种表面上强撑出来的自豪，却丝毫无法掩饰内心的痛楚：这些「殖民伟人」们，不仅最终能成大事者极少，其中不少甚至连生命的善终都不可得。因为，他们不仅要与天奋斗、与海奋斗，还要与人奋斗──包括作为竞争对手的西方「殖民伟人」和「殖民凡人」，更包括那在背后死死追杀的「伟大祖国」。

　　一个总是被「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子的先驱，除了充当先烈之外，别无出路。如果要避免充当先烈，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充当先驱。于是，蔚蓝色成了中国最需遮蔽隔绝的「敏感色」，黄土高原的漫天沙尘，从海参威一直遮蔽到曾母暗沙。整个羊群集体背对大海，假装它并不存在，却满嘴黄沙地哞哞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勐士兮……」
 
6

　　《大国海盗》最早动笔于二○○七年。那年，我从英国政府的档案中，看到了那打遍世界的英国海军，居然想方设法去避免招惹强大的中国「海盗」──不久，看似更为强大的中国官方却输掉了鸦片战争。

　　这令我几乎失眠，整夜地思考「海盗」这个中文贬义词的真正含义。

　　于是，逐渐地有了这本《大国海盗》。

　　当我在为香港某电视台制作《大国海盗》的专题片时，曾提到：为什么海外的华人，经历了几百年的开拓，很长时间内却依然只能「侨居」、「客居」在那些早已可以当作家园的地方，他们其实就是土着，却如同一个行人、如同一个房客，甚至还经常要遭受「主人」、「房东」的打骂甚至屠杀呢？

　　在电视台列印好的场记上，这段话后面用括弧加了四个字──「（情绪激动）」。其实，面对着摄影机，我已经泪流满面、哽咽无语。当时，摄影棚内十分安静，只有机器运行的细微电流声，我看到，摄影师的眼中，也是湿润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后人们提起「中华民族的大海」，能够不再落泪呢？

7

　　我写的历史小书，是不能称为论着的。

　　我的书和报刊专栏，本来完全隔绝。书的处女作《大东亚的沉没》，按照相当严格的论文标准写作，几乎可称「无一字无出处」，引文密密麻麻。但是，无论大陆的还是台湾的媒体及出版商，最后都建议我改写，删除了那些引文出处，令读者能更轻松阅读，居然受到了读者的热捧。自此，我的书也就与我在报刊上的读史专栏一样，成了「历史现场报导」，细节第一、史料第一，彻底摒弃学术八股，有媒体将其总结为所谓「新闻史学」。

　　这本书也不例外，就是我作为「记者」深入到历史现场给您发回的报导。如果学术圈内的朋友责怪我行文不列出处，我承认并抱歉，但如果要因此责怪我信口开河，可就请三思了：书中细节，依然可说是「无一字无出处」，您如果不知道出处，那就再多读点书吧──这点自信，就是我的小书与时下流行的历史说书的区别之一。

　　当然，还要感谢：

　　好友戴旭、程亚文，为本书写出了激情四溢、精彩纷呈的序言，新一代中国军人握起笔桿子来，丝毫不亚于枪桿子；

　　「汉唐阳光」尚红科先生，作为这家着名民营出版公司的掌门人，他长久地关注着我的写作，并耐心地等待着我的钝笔；

　　《中国经营报》的兄弟们，作为我最为持久的报刊合作伙伴，他们一如既往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就提供了大版面作为舞台，令我能够与他们的百万读者提前分享历史心得……

　　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我正在澳洲「中部海岸」（Central Coast）起劲地寻觅新家。我告诉房产仲介，房子无所谓大、无所谓豪华，只要能让我坐着看海、躺着听潮、出门踏浪，就知足了。据说，实现这个梦想的代价，只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厕所加上海的一个厨房。难题在于，我该为澳洲的价廉物美而窃喜，还是该为祖国的资产增值而自豪呢？我相信，这种对大海的极度向往，一定会有更多的同胞感同身受，但究竟是什么令我们与大海的亲近变得如此艰难？

　　秋风已起，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

雪珥＠南洲雪梨北石斋，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由山望海途中

序１

沉默的海啸∕戴旭

　　关于海，当代中国人中，我似乎是说得最多的一个，已经「说」累了。但没想到，「读」关于海的文章，也让我感到无法释怀的沉重。看到雪珥先生发来的《大国海盗》，忍不住一声长叹！

　　我是军人，雪珥先生是商人；我在大陆，他在海外。不同职业，不同视角，但对于海，雪珥先生竟和我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观感：中华民族不懂海。它游戏海、轻蔑海、疏远海、畏惧海，最终遭受海的吞噬与卷击；而同一时期，西方却亲近海、征服海，最终大海给他们奉献了整个世界。

　　因为与海隔绝，与世隔绝，中国错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整整一个阶段，一个从近代到现代的阶段，直到今天，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还是「现代化」。中国由此付出的进化代价磬竹难书──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有一块屈辱近代史的伤疤，我八岁的女儿春游圆明园，看到柳绿花红之下的残垣断壁，竟然也「思绪万千」！那是中国人的「哭墙」。

　　没有海洋就没有未来──当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不仅属于公海的部分已全部被别人占有和控制，天经地义属于中国自己的海域，也被街坊四邻掠夺得面目全非。当代中国最多的外交烦恼，几乎全部与海有关。这是一种报应，是我们在为历史上的短见，继续支付着的现实代价。

　　大约是出于和我一样的焦虑和不甘，在繁忙的商务之外，在幽远的海天之间，雪珥先生向他的同胞捧献出了《大国海盗》。

　　我的理解，这是一本说海的书，海盗只不过是雪珥先生旁敲侧击的噱头。和其他钩沉历史的着作一样，雪珥先生一如既往，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当他素描般地写完朱棣斩杀郑和献上的华人海盗之后，笔锋轻轻一转：「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断了海洋中华的命根。」

　　说到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中国辉煌的古代史是从海上突然结束，近代史又从海上一页页展开的──那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漫长血泪史，它一直延伸到今天，并将继续向未来展去。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当郑和从海上空空归来，世界第一的海上雄师疲惫地蜷缩在陆地上的时候，西方下海了；当我们被西方由海到陆一步步挤压在本土，像老鼠一样找食、挖煤的时候，他们又从海上起飞了。

　　中国落后西方，当年是从陆地到海上的一步；今天则是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的两步。

　　海之上，国有殇。二○○五年，有感于全球华人都在纪念和歌颂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我写下这样的感慨。在郑和梦游一般虚幻的光荣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简直不忍卒读。

　　由于远离海洋蜗居黄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无一不带着黄黄的土色。仅以军事论，中国漫长的战史几乎就是一部彻底的陆战史，只有现代一星半点的空战点缀。海战的篇章单调而悲怆，除郑成功的「成功」之外，仅有的一次对外敌的大海战，竟以全部海军覆灭载入史册。这一次失败也直接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但是，五十年后民国海军自沉长江，又第二次全军覆没。这样的军事遗产，让今天中国军队无法拥有现代化的基因，也是十三亿人数十年来魂牵梦萦唿唤航空母舰的前世情由。

　　自一八四○年至今，中国军队从来没有与列强军队进行过装备对等的战争，总是处在「以劣胜优」的状态。接力赛进行到今天，欧美已经在筹备太空战网路战，我们还在学习陆海空联合作战，理念上落后了六十年；欧美是飞行化的军队，我们是爬行化的军队，空间上的差距更无法计算。他们军衣的主基调是蓝色的，我们军衣的主基调是黄色的；这种情况和鸦片战争时期中西军队形态的对比大同小异。只是因为有着核武器的威慑，双方军队未有全面对撞，常备军的本质性差别才无法形象地体现出来。但如果打开世界地图，仍然会一目了然：中国军队以大陆划分的七大战区都是在陆地上；美国以全球划分的六大战区，囊括了世界所有的陆地和海洋。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核心。由军事的视角，稍微踮一下脚跟便可窥出当今中国与西方本质的差别。我相信，往来于中国与澳洲的雪珥先生，在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途中一定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今天中国与世界在外观上的「天壤之别」：飞在天上的客机不是欧洲的空中巴士就是美国的波音；而在中国大陆，到处却是忙碌的工地。欧美仍在□翔，中国还在刨地。

　　建国初期的大跃进也好，改革开放年代的房地产也好，本质上都是中国试图在自己的那一小片黄土里（去除藏疆等很不适合大规模居住的部分，中国的有效国土面积其实特别小）试图寻找「现代化的奇蹟」。

　　对海的态度，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兴衰；而对海的态度，主要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航海人和海外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对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其实也是个海盗）举国敬仰；英国授予海盗枭雄德雷克（Francis Drake, 约1540-1596）以「上将」军衔，让他领军赢得海上霸权；美国把海权理论的创始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其实是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奉为先师；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则在出海时是一位肩负追剿前朝政敌的使命，归航时则却只成了外交使节，在今天则被宣传为伟大的航海家和和平使者。

　　欧美航海英雄的背后，是成群结队的商船，汹涌澎湃的海盗，浩浩荡荡的海外开疆的征伐大军，广阔富饶的海外殖民地。

　　中国航海先驱的背后，则是大舰队被付之一炬后冰冷的灰烬；是片帆不许下海的严令，是对海外同胞被杀的冷漠无视；是对敢于违抗海禁之人的痛剿绝杀；是汹涌波涛撞击在滩头上绝望的叹息。

　　雪珥先生的《大国海盗》，写的是「正史」大多不屑的故事。

　　中国历朝历代的所谓正史，写的都是皇帝如何圣明，功绩如何伟烈。到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近代，东西方对撞在即，中国政治内耗自戕依然如故。大英帝国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在率领庞大使团觐见干隆后，以惊奇的语气写下「停滞的帝国」（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据此写下《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一书），而天朝面临天崩地裂竟浑然不觉。中国在近代之被西方肢解，其实包含着历史注定的政治必然，甚至地理和物理性的必然：拥有无限进取冲动的海浪波涛，当然要不断吞噬静态的岸线。可惜，中国官家的《资治通鉴》和坊间评书里，乐此不疲的永远都是宫廷内斗，权谋诈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最多不过是陆战场上的格斗拚杀。即如今天，举世推崇的仍是孔子，满口治世名言而绝无兴国大略。中国之重内治、尚空谈，根深蒂固，千秋万代。历史上的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战略；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战略思想家。

　　但大陆之外，居然、幸好有一个雪珥先生，这个自谦为「历史拾荒者」的华人，在海外默默地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历史的碎片。正是这些正史不屑的故事，包含着国运兴衰的真正秘密。《绝版甲午》如此，《国运一九○九》如此，眼前的这部《大国海盗》亦如此。

　　在第一章说完「郑和舰队大阉割」后，雪珥先生发出了他的第一声质问：「他有选择吗？中国有选择吗？」随后的「东海之殇」和「逼下南洋」，我几乎听到雪珥先生急促的喘息：「这是挺进东南亚并落地生根的第一个华人武装团体，但在林道干的背后，却是一个政治极度腐败的祖国，『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而政府却不惜联合外人，对他进行越洋追杀……」在「林凤挑战西班牙」的那一章，雪珥先生说：「在这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马圈地竞赛中，凭借数百年来积累的航海技术、海商网路及毫不逊色的军事能力，中国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于西欧的海洋国家，而获得在海洋上的更大空间……」

　　雪珥先生曾经也想振作一下，给他的同胞一个历史的惊喜，所以在写到第五章「飞龙在天：官盗一家镇大洋」时，他忍不住激动：「这是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页。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下，『海盗』郑芝龙终于成为中华帝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两百年来，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

　　可是，接着我又听到了他近乎悲伤的惋惜：「几乎控制了整个太平洋的郑氏海上王国，再度因中国大陆的政治动荡而失去了坚实的根基。与清政府隔海对峙，销蚀郑成功的实力、也销蚀了中华海权那灿烂而短暂的辉煌……」

　　雪珥先生看似在写海盗，实际是在舒展一种精神──我称之为海盗精神，即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加诸个人，则充满进攻和战斗性，极致则杀人越货横行霸道；化身国家，则开疆辟土，威震八荒，乃至称王称霸。不幸的是，雪珥先生是在写中国海盗，写他们被阉割、被砍头、被彻底剿灭的故事。一部近代史，已经足够中国的男儿把酒凌虚，而这杯苦酒，现在又被添进血腥的咸味。

　　像一部悲情的交响乐，在历史的悲声沉落到谷底的时候，雪珥先生连续以「亮剑越战」、「中葡海盗战宁波」等激越的章节，试图在绝望中点亮某种激励的火苗。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以文史大家的点悟功力，缓缓抖出「包袱」底下珍藏的条幅：

　　「大国海盗：骷髅旗下建强国」！

　　雪珥先生意味深长地写道：拥有强大的「海盗」力量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海盗」不仅是拓殖扩张的先驱，也成为引领海军以「反海盗」名义而进一步拓殖扩张的借口。中国错过了「当海盗」和「打海盗」的两次历史机遇……

　　图穷匕首见，书尽真意出！

　　雪珥先生顺着那些海盗的血迹，不动声色地揭开那些龙袍蟒带裹盖着的思想的僵尸，用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评论，一下接一下地鞭笞着。

　　而他最后抖出的那七个字「骷髅旗下建强国」，在我看来既如历史深处传来的暮鼓晨钟，又如响彻今世的霹雳绝响。雪珥先生说，「英国人并不用Pirate（海盗）来形容德雷克，而是另用一个与Pirate很相似的单词──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盗）与Privateer（私掠）的区别，在于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掠船制度，是英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诞生相媲美。这台『海权』蒸汽机，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从此，『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这是多么深刻的揭示！大宋只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过全球大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排枪猎杀……一部万马奔腾的历史，到此万籁俱寂！中国在明朝失去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之后，事实上已永无可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原因很简单：地球上已经再没有了无阻力扩张的基本空间。非仅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在逃过历史上的海啸吞噬的惊险之后，依然面临着再次被海啸扑击的危机。

　　但是，时下的中国，正弥漫着和雪珥先生的历史感觉完全不同的情绪，海军的一位将军级歌唱家，以一曲《好日子》，把幻想唱成了现实。当雪珥先生写完这本书，我在二○一一年初春写着以上文字的时候，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正在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远航的地方打击一群在海上抢劫的农民和渔民；中国的航空母舰正在建造。

　　雪珥先生的书会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感到惭愧，假如他们看到这部书，他们就会忽然发现，现今的中国还没有人能够创造出和本书中那些海盗相比的「殖民」业绩。只要我们还在将「殖民」视为贬义词而口诛笔伐，我们的见识其实就和本书中那些可笑的、自断民族命根的刽子手半斤八两。

　　美国着名历史学家、《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在写到中国与海洋这一页时仍然忍不住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这个世界级的历史学家的笔下，「殖民」一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

　　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它在历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中仍然被扩张者欺凌和压迫。中国仍然只是满足于做反对者，永远不去学习征服者的优点和长处。这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内向性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经济就是内部争夺，房地产是没有外部掠夺性的，既赚不了日本的钱、也赚不了美国的钱，而美国的飞机和日本的汽车却可以赚全世界的钱。这背后，根本上说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国的战争史中内战占了绝大部分，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国古代王朝，汉代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对外开拓」的贡献，一个文武双全的孔子，被后人取掉宝剑，悄悄地进行了文化阉割。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那尊雕像双手作揖，慈眉善目低眉唱和，正是某些中国精英的自我写照。

　　中国没有人去真正思考民族未来问题，只满足眼前和脚下。中国已经重新钻进历史的黄土堆里，在遮天蔽日的烟尘中迷失了现代化的方向。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先生在〈中国景观〉（《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氾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中国从来如此，至今如此。中国已经在那片过于拥挤的土地上累断了无数个世代的人的腰，但是，现在的中国人还在房地产上竞折腰。而此时的世界，正向着太空世代、奈米世代和云端世代风驰电掣。中国周边，一个绵延数万公里的C字型海陆包围圈已经形成；美国在当年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演练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日本站在一百多年前併吞的球球群岛上，跃跃欲试准备西进；南海那些蕞尔小邦，曾经的西方和中国海盗们的进贡者，今天也啸聚哄抢中国的岛礁海域。

　　可是，中国本来可以不如此！上天给中国安排了海陆大国的天然地理，将统治全球的使命交给中国，而中国也的确曾经无意中在世界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领先了一千八百多年，但是，最近两百年却突然跌到了谷底。至于其中的原因，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渐渐揭开真相，如近代梁启超、周恩来，现代的倪乐雄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也看到了那一片流满中华民族鲜血的深蓝。

　　我经常绝望地想：为什么鸦片战争的炮声、甲午战争的炮声都唤不醒中国人？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的宿命？也许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全人类使命的民族，至少历史上是这样。我们甚至也对历史赋予的其他使命视而不见。我们只知道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已经足够聪明，也不过知道了做生意可以赚钱，GDP第一，就是第一强国，为此我们要不顾一切地韬光养晦……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在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二十年中，我从空中俯瞰最多的是大海；在给我招致惊涛骇浪的一次军校演讲中，我疾唿「中国海军正处于囚徒困境」，中国六百年来没有人懂海军；随后更出版《海图腾》，大声唿喊「开天辟海，再造一个蓝中国」。这种唿喊的高分贝，激起日本的点名批判和激烈攻击。之后我的处境变得恶劣而微妙，不得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一如中国多年来的闭关锁国。

　　恰于此时，看到《大国海盗》。思想的援军来得正是时候。所以，当雪珥先生嘱咐我写序言的时候，我虽明知冒昧难当，还是一口应承。

　　粗略扫过《大国海盗》，心中犹如山唿海啸。在地理大发现、世界大融合的趋势之下，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安然地固步自封坐守危城。那种希图以贸易实现强国的梦想，不过是幼稚的幻想，一部世界贸易史，只是附在那部世界扩张史上骗人的美丽封面。那种试图不想经过血火拚杀而赢得强国地位的幻想，更是可笑的痴人说梦……美国今天的地位和它在历史上的作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已经说明了问题。

　　英国军事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在评述一五八八年英西海战时，动情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

　　之后，大英帝国以两百多年持之以恆的海上进击战略，连续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叶门、安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以及非洲的埃及、苏丹、黄金海岸（迦纳）、乌干达、索马利亚、肯亚、尼亚萨兰（马拉威）、罗得西亚（尚比亚、辛巴威）、贝专纳（波札那）、南非、巴苏陀兰（赖索托）、史瓦济兰，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

　　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三千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的一百多倍，殖民地人口达三万九千三百五十万，相当于英国人口（四千六百五十万）的九倍，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

下岗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文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溃裂以出。」（《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横插一杠，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这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着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桿子，结成武装商团。

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的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桿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明代两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

「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在西方却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弔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在一三七三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