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有不同的起因与表达方式。亚里斯多德则认为由于希腊天性自由, 该文化圈外的民族比较适合担任奴隶。基于宗教理由, 西方世界也有排斥不同信仰人群的传统,如所谓反闪族主义。因此,文化往往塑造了同一族群的价值观,形成他们对外族特定看法的根基,也形成这个价值圈内对圈外的选择性迷思,以免自身资讯「超过负荷」。
不过, 由于古代基于文化所形成的歧视并没有制度化区分人类阶级,故也有学者认为那不属于当代种族主义的范围,而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展现。种族中心主义属于偏见,与十六世纪后的当代种族主义有很大不同。论者以为当资本主义兴起加速对劳力的剥削与生产工具的独占,贫富的差距也使经济制度形成对人类的阶级划分,才成了歧视的温床。
就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经验而言,资本主义不但加剧歧视,更促使奴隶的使用体制化。人类的发展中虽有奴隶使用,但在此之前从未建立使奴隶身份世代相传的规范。为了配合资本主义发展,只好认定有色人种尚未完全进化为人。因此十六世纪起的当代种族主义,强调白人与有色人种在身体与道德上的先进与落后,建构白人优越感之余,也因而将奴役肤色最深的「最下等」黑人合理化。
世界许多文化中,肤色明暗往往意味着生活优沃与劳苦的差异,原本就有暗示社会阶级的功能, 加入肤色的种族主义也加强了原有的「色泽主义」。学者Kathy Russell-Cole等因而认为,只要西方持续控制经济与媒体,对明亮肤色的偏好会持续形成阶级歧视,并使有色人种病态地「力争上游」。Frantz Fanon 的巨着《黑皮肤,白面具》更生动地把黑人因长期被殖民自认为落后愚昧,造成黑人普遍渴望将自己提升到白人的位阶,一心求取白人的认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及价值。
文化与资本主义两个因素似乎就足以使种族优越的欧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择,生来是将文化与信仰传递到世界, 但学者Carter A. Wilson 认为对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来自政治,包括政府、法律、与公共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 然而同样的力量亦可迅速改变种族优越的地位,也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英国也有类似经验,她曾是最大海上贩奴国,但政策改变后,不但是第一个以海军武力强迫世界禁奴的国家,也促成了废奴成为国际公法。而南非种族隔离得以迅速结束,也和冷战结束密切相关。
种族、偏见与歧视可因为文化、政治、与经济等众多原因形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特定观念,必定也会影响到行为。然而,可能也正因为其成因复杂,相较于各种政治经济、软硬实力为主轴的研究,种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少受到重视。
由于美国是由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多民族组合的国家,美国人民组成也与世界各族群有联系,因此有不少学者研究美国国内的族群团体,如何为了族群利益,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Nathan Glazer 与Daniel P. Moynihan即认为移民族群决定选民族群,决策者在面对外交上其它压力前,需先对身份做出回应,故强调族群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这样的论点不一定正确,但可以用来解了美国建国初期寻求独立的大英子民们与法国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而飘洋过海到新大陆开拓的大英子民继而创造出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天命论」,成为后来在美洲大陆的扩张与屠戳印弟安人的重要心理基础。
种族思考也是美国在19世纪末向海外扩张的重要心理建设:因为西班牙人是落后的南欧人,统治手法十分拙劣, 为了拯救西班牙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盎鲁撒克逊人必须去拯救古巴,同样基于高等民族的心态,后来亦能合理的以残酷手段镇压菲律宾人的反抗。
种族与肤色视角探讨美国对外关系相当多元。以东亚的关系而言,John Dower强调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与对德国及义大利完全不同,把日本人动物化是美军对日军特别残酷的理由, 而Gerald Horne 则从日本的角度出发, 认为白人优越感是刺激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Matthew Jones则指出, 由于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经验,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声称要动用核武时,特别担心引发歧视亚洲人的质疑。
除了区域关系,种族观点也可以用来检讨国际关系的其他面向。就对外援助而言,Paulette Goudge发现西方援助第三世界的行为中,由于受援者多为有色人种,事实上有强化肤色优越感的效果。 此外,援助行为也不一定基于种族平等的信念。Martin Gilens的研究指出,许多对有黑人有负面印象的白人,十分支持提供黑人更多福利,其根源即在于白人认为黑人是很懒惰的人种,需要外界帮助。 换言之,白人对黑人的协助,并不表示没有种族歧视,可能还隐藏更深的贬意。
在种族与美国对外关系中,最广受学界关心的应是冷战时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对外关系的联结。 美国黑人长期受白人压迫,也看到殖民主义纵横全球压迫有色人种,因此惟一取得多数的方法,即为与世界其他有色人种结合。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着名黑人学者W E B Dubois 即预言,廿世纪国际关系史的主轴将是深肤色人种与淡肤色人种的对抗, 而二十世纪的许多主流发展也的确如此。
美国黑人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 一部份致力发展黑人国际主义等反殖反帝运动,与全球受压迫的有色人种互相声援, 后来也成功争取联合国宪章中的反种族歧视声明。另外也有许多在冷战时期迫使华府面对平权的声浪,挑战南方各州的歧视与反抗。
华府对外政策除了与共产党在全球的竞争, 也必需争取盟国与各战略据点。 特别由于黑人遭受歧视,使美国在争取数量庞大的非洲新兴独立国家时缺少説服力。而欧洲白人在非洲仍试图维持种族优越,对美国而言更是父子骑驴的困境。支持白人虽可掌握战略据点,巩固冷战中关键的欧洲盟邦力量,但却与黑人及反殖反帝力量形成对抗。 但是放任黑人自行追求国家前途,基于种族的理由,也担心「不成熟」的黑人让共产党虚而入。特别是针对实施种族隔离但经济与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要的南非,华府对该国黑人人权问题,显得十分伪善。
在美国黑人争取民权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之时,中华民国也透过着名的「先锋案」提供非洲国家农业援助,争取台北与华府共同关心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票源。早期的学术作品偏向强调台湾独自提供非洲援助,也只注意非洲友邦票数上的配合,到了近期一些学者还不脱这个框架。虽然早在1970年即有美国学者怀疑美国事实上是这个计划的幕后金主, 但首位正式谈论幕后金主的应是台湾学者王文隆。他于2005年透过详尽史料提供美国金援数据、台美双方对援助非洲的看法、农业援助的成就、与非洲国家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中华民国在冷战结构下,由美国支持援助非洲,同时捍卫中国代表权,学者将这段历史放在台湾的政治利益下讨论也颇为自然。 可是由于美国幕后金主的身份,使这段历史不但有关美国的东亚政策,也有关美国对非洲政策,更是外援政策。如果学界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可以从种族角度出发,那么台湾援助非洲的这段历史应也可以在种族的框架下讨论,重新检讨这段白人-黄种人-黑人「互相帮助」的历史。
本书将以自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与非洲蒐集到的一手官方档案资料为基础,分为以下几个章节撰述。第一章「失之毫釐」将重解1971年中国代表权的胜负问题,以1960年代台湾逐渐接受两个中国为背景, 强调当年台湾已接受美国建言推动双重代表权,1971年投票结果的胜负差距也比一般想像小。
回顾这段历史时学界较常检讨中美关系,作者则认为失之交臂的投票结果不该只检讨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也应检讨最重要的票源。故第二章「黑人兄弟」回顾票数中最为北京所称道的非洲票源,检讨毛泽东的名言「黑人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透过投票纪录,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成效,显示所谓黑人兄弟情在北京与台北的分佈状况。
第三章「从白人认识黑人」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中国近代史上如何透过向白人学习,努力「与欧美并驾齐驱」, 在进口欧美知识的同时,也把黑人定位成落后人种。即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有色人种大团结,仍有许多排斥与歧视黑人的事实,证实喜白厌黑已为中华文化之一部份。
第四章「模范有色人」将回顾美国传统上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并强调美国白人如何在黑人民权运动压力下,创造出「模范少数民族」概念, 用同为有色人种的黄种人吃苦耐劳的特色,拆解黑人反抗之基础。而同时期的相同概念之下,华府在对外关系上则运用在台湾的中国人的肤色优势,到排斥白人的新兴独立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对抗共产主义之余,也当黑人的典范。
第五章「教黑人」指出美国利用提供资金给台湾援助非洲,缓和台美间「两个中国」的争执。而台湾受到日本、美国、与中国近代史影响,倾向欣赏白人,视黑人为落后人种。结果虽然台湾的援助实际上是运用廉价劳力取得短期效果,但「教黑人」的心态,不但使台湾忽视援助的效率问题,也确认中国文明中的吃苦耐劳文化高懒惰的黑人一等,更加强了代表中国的信念。
第六章「当白人」则强调一个效益有限的援助,在种族视角下使台湾成为非洲领袖,在心理上达成了「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历史任务。不但使台湾认定农业援助是在非洲超英赶美的王牌,且把大量的非洲支持用在巩固一个中国,打击欧美盟邦推动两个中国的努力,延缓台北认清国际现实。
结论「被黑人抬出联合国」则认为原本没有机会与黑人接触的台湾,在美国的协助下于1960年代初得以进入非洲进行农业援助,产生的种族歧视与不相配的政治实力,虽然暂时阻档北京入会,但同时也延缓台北认清国际现实。在非洲骄傲的结果就是被「黑人抬出联合国」,造成至今难以挽回的国际承认问题。
前言
第一章: 失之毫釐
第二章: 黑人兄弟
第三章: 从白人认识黑人
第四章: 模范有色人
第五章: 教黑人
第六章: 当白人
结论: 被黑人抬出联合国
参考书目
《种族观下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非洲、与台湾农业援助,1961-1971》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历史课本中那些模糊却又至关重要的片段。19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无疑是影响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一件大事。我一直好奇,当时非洲国家在这场投票和辩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种族观”的引入,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它是否意味着作者认为,种族身份和认同,在当时的联合国决策过程中,起到了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是否会因为与中国大陆有某种“受压迫者”或“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性,而倾向于支持其加入联合国?而美国,作为全球格局的另一极,其在非洲的农业援助,我一直知道是其重要的外交手段,但这本书能否揭示出,这种援助是否与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上的支持,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让我期待的是,书中关于台湾农业援助的部分。在那个两岸关系紧张、国际空间被压缩的年代,台湾的农业援助,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它是否是一种“以民养政”的策略,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一个积极的形象,从而影响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最终走向?这本书似乎能够串联起一条我从未真正理解过的历史脉络。
评分《种族观下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非洲、与台湾农业援助,1961-1971》这个书名,让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的交织。1960年代,是冷战格局下世界格局剧烈动荡的十年,而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演变,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和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书中“种族观”的提出,让我好奇作者是否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不同文化背景和族裔群体,在看待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的视角差异?美国在非洲的农业援助,我一直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本书是否能揭示出,美国是如何通过这种援助,去影响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的决策,进而影响中国代表权的归属?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台湾农业援助”的出现。在当时,台湾的国际地位并不稳固,经济基础也相对薄弱,但却能够进行农业援助,这本身就值得深入探究。这本书是否能通过这些援助案例,展现出台湾在有限的国际空间中,如何通过“软实力”来提升自身能见度,并间接影响了关于中国代表权的讨论?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的书,更像是一部关于身份认同、文化交流和历史选择的史诗。
评分这本《种族观下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非洲、与台湾农业援助,1961-1971》的书名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光是看到“种族观”和“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这两个关键词,就能想象其中必然涉及了大量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尤其是在1961-1971这个时间段,正是全球冷战格局的深度影响期,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在发生剧烈变化,而台湾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实体,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更是牵动着每一个台湾人的心弦。作者能够将目光聚焦于这个敏感的议题,并将其与“美国”、“非洲”的农业援助联系起来,这样的切入点非常新颖。我非常好奇,书中是如何描绘美国在这一时期利用农业援助作为外交工具,试图在非洲国家中扩大其影响力,以及这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的辩论?而台湾的农业援助,虽然篇幅可能不如前者,但它的出现无疑为本书增添了另一层地方色彩,可能揭示了当时台湾在有限的国际空间中,如何试图以“技术输出”或“经验分享”的方式来争取国际认同,或许也影射了当时台湾自身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挑战。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透过“援助”这一经济行为,去审视更为宏观的政治博弈和身份认同的挣扎。
评分读到《种族观下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非洲、与台湾农业援助,1961-1971》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1960年代,是全球去殖民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期,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并急切地寻求发展,而这一时期,联合国也正经历着中国代表权“易主”的巨变。书中“种族观”这个概念的提出,让我尤为感兴趣。它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分析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不仅仅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更深入挖掘了不同种族群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认知和互动?美国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其在非洲的农业援助是否也带有某种“文明优越感”或“人道主义”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又如何被非洲国家所解读,又如何被北京和台北所利用?更何况,书中还提到了台湾的农业援助,这绝对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在当时,台湾经济尚未腾飞,物质条件也远不如今日,但它却能向非洲输出农业技术和经验,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是希望以此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还是作为一种“证明台湾存在”的方式?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以及身份认同如何在援助的背后悄然运作。
评分当我看《种族观下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非洲、与台湾农业援助,1961-1971》这个书名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1961-1971这十年,对台湾来说,既是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是国际地位备受挑战的时期。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一直是萦绕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历史谜团,而这本书将其与“种族观”、“美国”、“非洲”和“台湾农业援助”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简直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我一直好奇,在那个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一些国家在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是否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例如,基于文化认同或者历史经验,一些国家对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吗?而美国在非洲的农业援助,我总觉得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援助,它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这本书能否揭示出,这种援助与美国在联合国支持谁、反对谁的立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台湾在那个时候,是如何进行农业援助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能在非洲有所作为,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这本书是否能深入挖掘这些援助背后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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