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厄运之地，
钱财在那儿高高堆起，人们却衰败凋零。」
这首诗，描写的不就是当下的世界？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般困境的？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去？
《战后欧洲六十年》作者东尼•贾德，从历史里找寻未来的答案
当下年轻人面对的世界
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比过去更严酷的世界。毕业即失业，不然就是得迁就低到谷底的薪资，才能获得仅可煳口的工作，甚至别无选择，只能勉强接受非典型就业形态；想买房，房价贵得吓人；想贷款，有钱人能得到的贷款额度竟然比底层人民还高；机会变少，挫折变多。富者越富，穷者恆穷；钱财如潮水流过，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追究这人类社会发展的失序现象，作者说，这不是年轻人不够努力的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在某个时间点丕变了。在这个剧变的世界里，敌人不明确，不知道要跟谁讨公道；一切回归市场竞争法则，一失足就落入深渊，没有依靠之岸。
历史教我们的事
这番局面，我们人类其实在十九世纪末便曾面临过；当时帝国主义正盛、工业化带给都市工人贫富不均惨况，许多人类心智为此一困境绞尽脑汁，推陈出各式各样应对之策。二次大战后，人类曾经以社会安定为政治目的，政府在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大幅提升，那是人类生活发展的黄金期：贫富差距小、社会较稳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比较深厚。
直到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义以真理之姿席卷世界、渗透社会福利国家。让看不见的市场力量主导一切，社会运作以 效率为师，资本以全球尺度到处流窜，牺牲的是社会正义，抛弃的是社会安全网。金钱的重要性超越价值选择，成为推动政策方向的引擎，私有化优于公部门变成一种迷思。
困惑者指南
二○○八年金融危机是这波困境的高潮，「社会共同体」变成碎片。在无力感充斥的后金融危机世界，作者提出他的「困惑者指南」，那就是重新思考「共同体」的意义，透过政治重建人类相互依赖的公共生活。
首先，作者主张，当代知识分子不该只对容易做出抉择的伦理议题发表意见，而是应该掌握公共政策的精确细节与本质，不该把治理的问题留给政策专家与「智库」，例如：数学化的经济问题看似晦涩，但其实是被专家的态势过分威吓了。又例如：我们应该从非常实际与技术细节的角度讨论：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金计划、失业补贴、文艺赞助、低学费的高等教育吗？还是这些福利与服务的耗费已经超过可以承担的程度？
其二，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关心「分配」问题，我们应投注精力消解贫富不均。「比起把玉米的价格压低到穷人能买得起的范围，还不如让穷人有钱到能买得起玉米。」作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运作起来越没效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共同目的而一起行动，可以带给个人巨大的满足感。如果我们一直忽视社会的不均状态，很快就会丧失对同胞之爱的感受力；而同胞之爱，尽管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时无比的愚蠢，却是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各种不均的社会里，嫉妒与怨恨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然而在较平等的条件下，这些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显着的缓解，平等主义的国家其监狱人口较少就是一个例证。
作者提供非常多关于如何重新思考「共同体」的线索，那些新创的语言将反转我们思考公共事务的方式，可做为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指南，深化台湾各处社会运动的努力，不论是反贫穷、反核、1985联盟、反媒体垄断、反迫迁（关心居住正义）、农村再生。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夺回监督政府的权力，强化公部门的正义施行，都可以在这本书找到启发。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东尼．贾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于伦敦，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教育，在剑桥、牛津、伯克莱、纽约大学执过教鞭。2008年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2010年病逝于纽约。在纽约大学任职时，担任雷马克研究所所长。雷马克研究所是他于1995年所创设，专门研究欧洲事务。
他常为《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杂志、《纽约时报》撰文。其名着《战后欧洲六十年》名列《纽约时报书评》2005年十大好书，并赢得外交关系理事会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围普立兹奖决选名单，和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获颁汉娜．鄂兰奖，2009年赢得欧威尔奖（Orwell Prize）的终身成就特别奖。
译者简介
区立远
台大哲学硕士，德国杜宾根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目前为政治大学外语中心教师。翻译作品《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行人）、《疾病与权力》（左岸）
图书目录
导论 困惑者指南
第一章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我们失去的世界
第三章 政治的不可承受之轻
第四章 向所有那些告别？
第五章 该做些什么？
第六章 未来事物的样态
结语 在社会民主主义里，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图书序言
导论
困惑者指南／东尼•贾德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里， 有某种非常错误的地方。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利益的自私行为贴上体面的标签：事实上，我们对集体目的所剩无几的理解，就是从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自私追求而来的。我们知道事物的价格，对于其价值却没有丝毫概念。对于一项司法裁定或法案制定，我们不再问：这是善吗？这公平吗？这正义吗？这样对吗？这能帮助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从前都是政治唯一关心的问题，即便答案往往并不容易。我们必须重新学着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所呈现的这种物质主义与自私，并非内在于人类根本的构成条件（human condition）里的。许多今天我们看起来很「自然」的东西，都是从一九八○年代才开始的：对创造财富的偏执、对私有化和私人部门的膜拜、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而且，特别是伴随这些现象的修辞：一面倒地赞美不受限制的市场，却蔑视公部门，以及幻想经济将永远成长下去。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二○○八年的小崩溃提醒我们，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早晚资本主义将因为自身的过度贪婪而受到损害，并再一次向政府求救。但如果我们仅仅收拾残局而没能有所改变，那么未来不久我们还会遭遇到更大的颠簸。
然而我们似乎也想像不出替代的办法。这个窘境也是新的。直到不久之前，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的运作，是垄罩在「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与批判者间的争论之下的；这些批判者通常被界定为某种型式的「社会主义」。到了一九七○年代，这场争论对双方阵营而言大致上都丧失了意义；但是即便如此，「左派—右派」的区别仍然颇为实用，彷彿挂衣服的挂钩一样，你可以把关于当代事务的批判意见挂在上面。
在左派这边，马克思主义对许多世代的年轻人充满吸引力，只因为这让他们能跟眼前的现况保持距离。古典的保守主义这边情况也差不多：那些不愿意放弃长久以来既定秩序的人们在其中找到很好的基础，来坚持他们对于过快改变的厌恶。但是今天，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找不到立足点了。
三十年来，学生们一直对我抱怨，「这对你一点也不困难，你们的世代有很多理想跟理念，你们相信某种东西，你们能够改变一些事，但是『我们』（八○年代、九○年代以及两千年代的孩子们）什么都没有。」确实，这对我们这一代真的不困难，就像对我们的上一世代，一样地容易。再往前，上一次成群的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以及对世界的漫无目的表达出与今天类似的挫折与气馁，是在一九二○年代，历史家们称他们为「失落的世代」并非出于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感到失落，那并不是因为缺乏目标。跟任何大学生或中小学生聊天，你都能列出一长串令他们焦虑的事。事实上，成长中的这个世代对于他们即将继承的这个世界感到极端的忧虑。伴随这些忧虑的，还有一种普遍的挫折感：「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而且有很多东西并非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有什么是我们能相信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办？
跟老一辈的人相比，这种态度的翻转是很反讽的。回到充斥着自信与激进教条的年代，年轻人完全不会感到徬徨与不确定。六○年代典型的语调都带着几近傲慢的自信：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改造世界。就是因为这种不够资格的傲慢，后来才出现了反动力量的反击；如果左派能够重新恢复势力，应该要更谦虚一点。但是不管怎样，如果你想解决问题，你得先能把问题指出来。
这本书是为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而写的。对于我一再提到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美国的年轻人也许会感到奇怪。这是美国这边很少被提到的。当报人与评论者提倡对社会福利做更多公共开支时，他们更常形容自己是（也被他们的批评者形容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但是这制造了一些混淆。自由主义是一个值得崇敬与尊重的标签，我们全都应该为身上有这个标签而感到骄傲。但是就像一件设计精良的外套，这个标签含藏一些表面上没有展示的东西。
自由主义者反对干预他人事务，他会容忍异议的态度与反传统的行为。考察历史，自由主义者从来就是赞同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受其他人干预，让个体享有最大的空间，能依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与发展。今天这类态度最极端的型式，常常被跟「自由论者」 关联起来，但是这个辞汇很大程度是没有必要的。绝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是不去干预其他人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social democrats），在另一方面，却是某种混合体。他们跟自由主义者同样致力于文化与宗教的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集体的善进行集体行动既是可能的，也是一种优点。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民主义者支持累进税率，以便支应公共服务以及其他一般个人无法自行负担的社会财。不过，两者的差异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把这类征税或公共支出视为必要的恶，而社民主义者所设想的美好社会，却从一开始就要求政府与公共部门必须扮演更大的角色。
不难了解的是，社民主义在美国是难以推销的。我的一个目标是，提议政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强化的角色，而同时又不致威胁到我们的各项自由，而且主张，我们既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没有政府，就应该好好想想，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政府。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二十世纪里美国所制定的最好的法律与社会政策（也就是今天有人以效率与「少一点政府」之名而强力要求我们废除的那些东西），在实践的层次上，对应的就是欧洲人向来所说的「社民主义」。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该做什么，而在于该如何谈论这件事。
欧洲的困境跟我们有点不一样。许多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都实行某种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已经忘记该怎样鼓吹这件事。今天的社会民主人士都在防卫与辩护，而那些主张欧洲模式过于昂贵或在经济上无效率的评论者，已经不再受到挑战了。不过，福利国家在受益人之间受欢迎的程度不曾稍减。如果说要废除公共卫生服务、终止免费或补助的国民教育或缩减大众运输与其他重要公共服务的提供，你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选区会支持这种主张。
我想要同时挑战大西洋两岸的传统见解。诚然，我想打的目标已有明显的软化。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占据着主流地位。不管走到哪里，你都能遇到一位经济学家或「专家」向你阐释，撤销管制、小政府以及低税率有哪些优点。彷彿是这样，公部门能做的任何事，私人个体都能做得更好。
这套华盛顿信条在所有地方都受到意识型态啦啦队的欢迎：从在「爱尔兰奇蹟」（即「塞尔提克之虎」〔Celtic tiger〕的房地产泡沫暴涨）中获取暴利的人，到前共产主义欧洲信奉教条主义的极端资本主义者。就算是「老欧洲人」也被这一波风潮席卷。欧盟的自由市场计划—所谓的「里斯本策略」（Lisabon agenda）、法国与德国政府热衷推动的种种私有化计划，这一切都证明了这种信条的影响力，被法国评论界形容为新「唯一思想」（pensée unique）。
今天我们已经见到部分的觉醒。为了防止国家破产以及大批银行倒闭，许多政府与央行总裁们已经显着地进行了政策翻转，慷慨地投注公共预算以追求经济的稳定，而且果断地将濒临倒闭的公司纳入政府接管。一群原先拜倒在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们脚底下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者，为数可观地排成负荆请罪的队伍，重新宣示要忠诚地纪念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这些都令人非常满意。但这几乎算不上思维革命。刚好相反：如欧巴马政府回应所显示的，这些返回凯因斯经济的动作不过是战术撤退。新工党（New Labour）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们跟从前一样普遍关注私部门，特别是伦敦的金融市场。诚然，这场危机造成的效应之一，就是降低了欧洲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同样是那些中间右派政党，而曾一度热切仿效华盛顿共识的也就是他们。
简言之，我们实际上需要强势的国家与干预型政府，这一点无需争辩，但是没有人「重新思考」这样的政府该是什么模样。大家仍然明显地不愿意为了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缘故，为公部门辩护。引人注目的是，在金融崩溃后欧洲进行的一连串选举里，社会民主政党得票的状况都很糟糕；尽管市场崩溃了，他们却拿不出比别人更好的办法来因应。
如果左派要重新成为可以被认真考虑的选项，就必须找到自己的声音。有太多值得愤怒的事：财富与机会的不平等日益扩大；阶级与权贵的不正义；国内与国外的经济剥削；阻塞民主政治血脉的腐败、金钱与特权。但是如果只是指出「体制」的缺失然后就撤退，像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的行政长官彼拉多（Pilate）那样，在现在是不够的，那等于是对后果的漠不关心。过去数十年左派总是不负责任地使用讨好群众的修辞，现在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警觉，但这并不能带来安慰：一九一四年时很少人预料到，他们的世界将彻底崩溃，经济与政治的灾难将随之而来。不安全会孳生恐惧。而恐惧—对改变的恐惧，对衰败的恐惧，对陌生人以及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信赖与互相依赖，也就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
一切改变都会制造破坏。我们已经看到，光是恐怖主义的幻觉就足以让稳定的民主社会陷于混乱之中；气候变迁将会带来更剧烈的影响。人们将被迫倚靠国家的资源。他们将寻求他们的政治领导者与民意代表来提供保护，他们将要求这个开放社会站到被检讨的位置上，要求为了「安全」必须牺牲自由。人们的选择将不再是政府或市场，而是只能在两种政府之间选择一个。因此，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别人就会代我们决定。
下面提出的论述，最早是我在二○○九年十二月《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中概略拟定的。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得到许多有意思的评论与建议，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同事给我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批判。她写道，「你那篇文章最令人感到当头棒喝的，不完全是内容，而更是形式。你说到对我们在政治上默不做声感到愤怒；你写到有必要对我们由经济驱动的思考方式做出异议，以及迫切需要找回一种对伦理议题有所了解的公共对话。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话了」。因此我写了这本书。
图书试读
第六章 未来事务的样态（节录）
关于政府
如果我们真的将见证一个政府重新抬头的时代，将见到人们更强烈地需要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安全与资源，那么我们就得更加关注政府可以做那些事情。过去半个世纪的混合经济已经让年轻的一代把安定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求来自政府的「妨碍」应该排除，包括赋税、规范、以及普遍说来政府的一切干预。这种裁减公部门的要求，在已开发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成了预设的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以必要的规模来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回应。这些困境不是任何一个民间的企业主或单一产业能够掌握的挑战，遑论着手处理甚至解决。私部门对此最多能做的，也只是进行短期游说，以挽救特定工作，或向他们偏好的部门提供保护──通常被冠在国有事业或公共服务头上的那些病症与无效率的问题，得到的正好也是一样的药方。
晚期维多利亚的改革者跟他们二十世纪自由派的后继者，在着手面对市场的缺陷时，都仰赖政府的干预。如果一项改革目标不能被期待在市场中「自然」发生，就必须通过计划、管理以及──在必要的时候──由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实现。（实际上，他们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被市场的自然运作制造出来的，所以本来就不能指望市场会自然实现他们的目标）。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类似的困局。在过去三十年的期间里我们缩减了国有事业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现在却发现我们自己事实上希望政府採取重大行动，规模堪比上一次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不受节制的金融市场──以及少数人不成比例的高额利得与如此多人的损失构成的骇人反差──引来的批判声浪，已经迫使各国政府必须介入。但是从一九八九年起，我们一直在庆祝终于击倒了大政府主义，也因此找不到适当的立场来对我们自己解释，到底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政府介入，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再度思考政府是怎么回事。毕竟，我们一直都有政府。在美国，即使这个最喜欢在人民事务中藐视政府角色的国家，华盛顿也支持甚至资助了一些其所选定的市场参与者：铁路大亨、小麦农夫、汽车制造商、航太工业、钢铁厂以及其他许多部门。不管美国人天真地相信什么，他们的政府一向都把手指插在经济的大饼里。美国相对于所有其他已发展国家不同之处，一直是他们广泛相信这个与事实相反的信念。
用户评价
当我拿起《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这本书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新闻里那些关于年轻人买房难、就业难的报道，还有朋友圈里不时出现的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抱怨。这本书的书名，就像是直接抓住了这些普遍存在的焦虑。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常常感到渺小和无力。但同时，我也相信，即便是身处“厄运之地”，也总会有一些智慧和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或者至少，让我们能够更从容地应对。所以，我非常好奇，这本书的“建言”会是怎样的？是提供一些具体的理财技巧，还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建议？作者的写作风格，是偏向学术的严谨，还是更具感染力的叙事？我期待它能够提供一些让我眼前一亮的观点，能够颠覆我对现状的固有认知，并且真正地启迪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如何不被“崩塌”，而是能够稳健地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不厄运”的土地。
评分《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这本书，让我最先联想到的，是那种在风雨飘摇中，有人能递过来一张地图，告诉你哪里有避风港，哪里可以找到补给。我们这一代人，好像确实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过去那些“努力就能成功”的励志故事，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苍白。书名里的“厄运之地”，确实能够引起很多共鸣，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不安和迷茫。然而，更吸引我的是“建言”这两个字。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抱怨和描绘，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希望它能带给我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不仅仅是空泛的鼓励，而是能够具体到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变迁，如何调整个人心态，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甚至如何去影响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现状。这本书是否能够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一本“生存指南”，又或者是一剂“心灵良药”，我非常期待去探索。
评分收到《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好经历了一段职场上的低潮期，每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有那些似乎永远看不到头的加班，真的感到很疲惫。书名乍一听，以为会是很负面的内容，但翻开后，我发现它更像是一场深刻的对话。作者没有回避我们这个世代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难，从经济压力到社会结构性的问题，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剖析。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崩世代”这个词的解读，它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更是一种对过去几十年发展模式的反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问题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放大绝望感，反而是在寻找突破口。那些“建言”部分，虽然有些是需要我们跳出舒适圈，甚至挑战既有观念的，但读起来并没有感到遥不可及，反而有一种“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启发。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心态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抱怨，而是开始思考，在这样的“厄运之地”里，我们还能为自己争取什么，又该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
评分这本书名《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光听就有一种沉重又充满现实感的冲击力。我是在社群里看到有人在讨论，说这本书直指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什么低薪、高房价、职场压力，还有对未来的迷茫，感觉像是把我们这代人心里藏着的话都揭开了。书名里的“厄运之地”，听起来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里，但又有个“建言”的出现，这让我想，作者是不是有什么破解之道？或者至少，能给我们一些方向？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社会好像总是把年轻人的问题归咎于他们自己不够努力，但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分析这些“厄运”是怎么形成的，然后给出一些可行的“建言”，那真的太重要了。我期待它能不仅仅是抱怨，而是有建设性的讨论，能让我们看到一丝希望，或者至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挑战。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很有意思，不是那种华丽的，反而带着一种朴素但深刻的质感，这似乎也预示着内容会是扎实的，不玩虚的。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到《厄运之地：给崩世代的建言》这个书名，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抗拒的。毕竟，“厄运”这个词太沉重了，而且“崩世代”听起来也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悲观。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看一些轻松愉快的读物，总觉得生活已经够累了，书里至少能让我暂时忘掉烦恼。但我的朋友极力推荐，说这本书虽然名字听起来很丧，但内容其实非常扎实，而且能给人力量。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买来看看。读完之后，我必须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作者的文字非常有穿透力，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一种非常直接、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方式，揭露了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问题的呈现，而是非常用心地提出了各种“建言”。这些建言有些是从宏观的社会政策层面出发，有些则是聚焦于个人如何在不利环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我尤其欣赏作者那种不回避现实、但又积极引导的姿态。这本书不是让你更加沮丧，而是让你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并找到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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