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之地，
　　钱财在那儿高高堆起，人们却衰败凋零。」
　　这首诗，描写的不就是当下的世界？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般困境的？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去？
　　《战后欧洲六十年》作者东尼•贾德，从历史里找寻未来的答案

　　当下年轻人面对的世界
　　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比过去更严酷的世界。毕业即失业，不然就是得迁就低到谷底的薪资，才能获得仅可煳口的工作，甚至别无选择，只能勉强接受非典型就业形态；想买房，房价贵得吓人；想贷款，有钱人能得到的贷款额度竟然比底层人民还高；机会变少，挫折变多。富者越富，穷者恆穷；钱财如潮水流过，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追究这人类社会发展的失序现象，作者说，这不是年轻人不够努力的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在某个时间点丕变了。在这个剧变的世界里，敌人不明确，不知道要跟谁讨公道；一切回归市场竞争法则，一失足就落入深渊，没有依靠之岸。

　　历史教我们的事
　　这番局面，我们人类其实在十九世纪末便曾面临过；当时帝国主义正盛、工业化带给都市工人贫富不均惨况，许多人类心智为此一困境绞尽脑汁，推陈出各式各样应对之策。二次大战后，人类曾经以社会安定为政治目的，政府在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大幅提升，那是人类生活发展的黄金期：贫富差距小、社会较稳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比较深厚。

　　直到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义以真理之姿席卷世界、渗透社会福利国家。让看不见的市场力量主导一切，社会运作以　　效率为师，资本以全球尺度到处流窜，牺牲的是社会正义，抛弃的是社会安全网。金钱的重要性超越价值选择，成为推动政策方向的引擎，私有化优于公部门变成一种迷思。

　　困惑者指南
　　二○○八年金融危机是这波困境的高潮，「社会共同体」变成碎片。在无力感充斥的后金融危机世界，作者提出他的「困惑者指南」，那就是重新思考「共同体」的意义，透过政治重建人类相互依赖的公共生活。

　　首先，作者主张，当代知识分子不该只对容易做出抉择的伦理议题发表意见，而是应该掌握公共政策的精确细节与本质，不该把治理的问题留给政策专家与「智库」，例如：数学化的经济问题看似晦涩，但其实是被专家的态势过分威吓了。又例如：我们应该从非常实际与技术细节的角度讨论：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金计划、失业补贴、文艺赞助、低学费的高等教育吗？还是这些福利与服务的耗费已经超过可以承担的程度？

　　其二，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关心「分配」问题，我们应投注精力消解贫富不均。「比起把玉米的价格压低到穷人能买得起的范围，还不如让穷人有钱到能买得起玉米。」作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运作起来越没效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共同目的而一起行动，可以带给个人巨大的满足感。如果我们一直忽视社会的不均状态，很快就会丧失对同胞之爱的感受力；而同胞之爱，尽管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时无比的愚蠢，却是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各种不均的社会里，嫉妒与怨恨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然而在较平等的条件下，这些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显着的缓解，平等主义的国家其监狱人口较少就是一个例证。

　　作者提供非常多关于如何重新思考「共同体」的线索，那些新创的语言将反转我们思考公共事务的方式，可做为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指南，深化台湾各处社会运动的努力，不论是反贫穷、反核、1985联盟、反媒体垄断、反迫迁（关心居住正义）、农村再生。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夺回监督政府的权力，强化公部门的正义施行，都可以在这本书找到启发。

作者简介

东尼．贾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于伦敦，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教育，在剑桥、牛津、伯克莱、纽约大学执过教鞭。2008年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2010年病逝于纽约。在纽约大学任职时，担任雷马克研究所所长。雷马克研究所是他于1995年所创设，专门研究欧洲事务。

　　他常为《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杂志、《纽约时报》撰文。其名着《战后欧洲六十年》名列《纽约时报书评》2005年十大好书，并赢得外交关系理事会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围普立兹奖决选名单，和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获颁汉娜．鄂兰奖，2009年赢得欧威尔奖（Orwell Prize）的终身成就特别奖。

译者简介

区立远

　　台大哲学硕士，德国杜宾根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目前为政治大学外语中心教师。翻译作品《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行人）、《疾病与权力》（左岸）

导论　困惑者指南
第一章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我们失去的世界
第三章　政治的不可承受之轻
第四章　向所有那些告别？
第五章　该做些什么？
第六章　未来事物的样态
结语　在社会民主主义里，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第六章  未来事务的样态（节录）

关于政府
如果我们真的将见证一个政府重新抬头的时代，将见到人们更强烈地需要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安全与资源，那么我们就得更加关注政府可以做那些事情。过去半个世纪的混合经济已经让年轻的一代把安定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求来自政府的「妨碍」应该排除，包括赋税、规范、以及普遍说来政府的一切干预。这种裁减公部门的要求，在已开发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成了预设的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以必要的规模来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回应。这些困境不是任何一个民间的企业主或单一产业能够掌握的挑战，遑论着手处理甚至解决。私部门对此最多能做的，也只是进行短期游说，以挽救特定工作，或向他们偏好的部门提供保护──通常被冠在国有事业或公共服务头上的那些病症与无效率的问题，得到的正好也是一样的药方。

晚期维多利亚的改革者跟他们二十世纪自由派的后继者，在着手面对市场的缺陷时，都仰赖政府的干预。如果一项改革目标不能被期待在市场中「自然」发生，就必须通过计划、管理以及──在必要的时候──由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实现。（实际上，他们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被市场的自然运作制造出来的，所以本来就不能指望市场会自然实现他们的目标）。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类似的困局。在过去三十年的期间里我们缩减了国有事业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现在却发现我们自己事实上希望政府採取重大行动，规模堪比上一次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不受节制的金融市场──以及少数人不成比例的高额利得与如此多人的损失构成的骇人反差──引来的批判声浪，已经迫使各国政府必须介入。但是从一九八九年起，我们一直在庆祝终于击倒了大政府主义，也因此找不到适当的立场来对我们自己解释，到底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政府介入，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再度思考政府是怎么回事。毕竟，我们一直都有政府。在美国，即使这个最喜欢在人民事务中藐视政府角色的国家，华盛顿也支持甚至资助了一些其所选定的市场参与者：铁路大亨、小麦农夫、汽车制造商、航太工业、钢铁厂以及其他许多部门。不管美国人天真地相信什么，他们的政府一向都把手指插在经济的大饼里。美国相对于所有其他已发展国家不同之处，一直是他们广泛相信这个与事实相反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