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新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操作，更是网络与个人传播设备普及后一个方兴未艾的现象。公民记者的出现，代表专业记者在报导和评论公共事务上已脱离人民的期待。

　　不管是民主或集权国家，跟传统新闻记者一样，公民记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别。公民，而为记者，这是另类新闻的建构，对建制新闻的一种不满和挑战。

　　「匆促的记者」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着重公民记者「舍我其谁」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专业记者「唯利是图」的急就章。两者的互动牵涉公民社会与主流新闻媒体的为与不为，关系人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生活经验的取舍。

　　由于历史因素、结构和环境使然，中港台的新闻媒体与公民社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论是追求利润的异化，或依附权势的腐化，主流新闻媒体的堕落都有脉络可寻，公民新闻的理念和实践也因此有相当差异的走向，反映出整体需求与个人机会安排的分野。

　　这是第一本比较中港台公民新闻、媒体和社会的专着。透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匆促的记者」尝试在名词和行动之间，检视公民新闻的促因、守门人和新闻界限、公民社会的扩张、微博与新闻自由、独立媒体和财团垄断、公民记者和国家机器、与新闻何去何从等问题。
 

作者简介

张赞国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

第一章
冒牌记者？公民记者的理论与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闻的促因：商业媒体的堕落

第三章
新闻无界限：消失的守门人

第四章
公民社会的扩张：人人都是记者

第五章
中国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独立媒体：夹缝中的声音

第七章
台湾公民记者：爱拼才会赢

第八章
结论：新闻与公民记者何去何从

匆促的记者：由名词到行动

公民记者，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新闻报导工作的公民。

这个定义简洁明了，但定义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一个名词（公民记者）与其所指涉的行动（新闻报导）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特别是网络时代。公民记者这个名词被普遍使用，大约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论是普通用语或专门术语，一个名词的产生与使用，往往脱不了特定的时空背景，总有历史的轨道和复杂的当时社会因素使然。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情境交互牵扯、修订和塑造，名词及现实就有理论的原则和操作实证的基础关系。

举例说，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个急性流行性传染病毒，最早爆发在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省。由于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间认为是种难以解释的「怪病」，乡里市井遂流传毫无科学依据的预防偏方，如以醋熏对抗病毒，以讹传讹。

既然怪病无以名之，未知的事务便代表某种异象，穿凿附会之下，人为灾难或天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国官方以谣言惑众，混淆视听，封锁了新闻媒体与网路对疫情的报导和讨论。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关疫情症状的任何名词因而并未见诸中国的新闻报导，但病毒继续流窜。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个广州访客带入香港，再传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扩散到世界许多华人聚居的城市。在几个月内，病毒横扫，受感染的人数激增，重者死亡，轻者住院，弄得危机四伏。

最后，全球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国（348人）、香港（299人）、台湾（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为惨重，包括前三地区的17位医护人员殉职。中国于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扩散，全世界的最后一个病例（2003年7月13日）则出现在美国（《南华早报》，2013年3月2日，页A16）。